拱廊的变体：现代建筑史中的衍生形式

2023-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虽然拱廊这一建筑类型在现代主义运动之前就已经不复流行，拱廊的各种衍生变体却依然活跃在现代建筑史中。拱廊的第一个“变体”百货公司是在第二帝国时代的巴黎兴起的，经营百货公司的可能就是早期拱廊的小业主，在资本实力雄厚之后，他们非常自然地抛弃那些带顶棚的城市后街，转向更大规模的货物流动与商品展示方式。

虽然拱廊这一建筑类型在现代主义运动之前就已经不复流行，拱廊的各种衍生变体却依然活跃在现代建筑史中。在柯布西耶根据自己的“住宅单位”所发展的阿尔及尔规划中，从输水道变形而来的蛇形巨构城市横亘于整条海岸线上。整个带形城市有13层，上面6层，下面6层，当中层是一条供机动车行驶的高速公路面板。每层都包含双层空间，公寓单元如自由生长的细胞般嵌入这些双层空间中，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改造。这个巨构输水道的形象来自阿尔及尔的殖民地新城女皇大道的基座所形成的连续拱廊——它们形成了一种连绵不绝而又自我复制的空间隔断，为进一步的功能置入创造了无限可能。但是，柯布西耶对世俗的零售交易空间的习惯性忽视几乎就是盛期现代主义精神（High Modernism）的致命伤。柯布西耶把商业变成了仅仅服务于一个封闭小社区居民的附属服务设施。在《雅典宪章》的城市4大功能中，最接近商业行为的娱乐休闲被定义为公共开放空间上的非交易性的活动，这种理念同启蒙时代对公共广场的完美想象如出一辙。原本应该占据城市生活的一个关键部分被丢弃了（图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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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柯布西耶的阿尔及尔规划，从输水道变形而来的蛇形巨构城市横亘于整条海岸线上

建筑师对纯净的、绝对的公共广场的偏好来自旧制度晚期的启蒙时代。但是在真实的世界中，随波逐流的“大众”对室内化的、奇观般的商业空间的喜好则与19世纪的巴黎居民对拱廊的猎奇心理无异。拱廊以及后来的城市世俗空间自身的矛盾性并不会在历史的进程中消解，消费与娱乐所形成的主题性、体验性社区几乎至今长盛不衰。同主流的建筑学历史叙事不同的是，这些世俗的空间乏人研究，既不知何来也不知何往，它们有着自身的历史进程。

本雅明将拱廊的发生、发展、衰退比喻为一种超现实主义“梦境”，以至于研究它需要以类似大梦之后“猛醒”的方法来研究，“猛醒”创造了一种脱离出自身历史进程的清醒视角，在梦境依然历历在目的时刻，反思“昨夜”的懵懂。如果仔细审视拱廊发展史本身，那么可以看到这段“梦境”——一种无法再清晰复述的历史进程——与我们所熟知的精英现代建筑史是并行的，它时隐时现，与现代建筑史的话语发展相勾连，但并不被后者包容。这段精英现代建筑史就是本雅明所颠覆的进步的意识形态。本雅明更笃信效率与信息的进步并不相当于人文的进步。在人文领域，20世纪相对于19世纪甚至可能是退化的，如同拱廊所代表的19世纪社区形态与社会文明史实实在在存在过、繁盛过，它却在进步的意识形态的狂风骤雨中消失无形。20世纪所依赖的几乎所有的技术革新与城市空间的革新都在19世纪出现了，但是对于效率与理性的信仰让那些不见容于效率与标准的空间形式都迅速消亡了。进步历史观从认知挪移到生产领域的结果就是将多样的社会文明都推向一个共同的终点。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社会学家杰姆斯·斯各特（James C.Scott）在《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中对柯布西耶做了如下的评价：

柯布西耶的城市被设计为一座生产的车间。在这种语境下，人类的需求都被科学地规定了。他从未考虑为谁设计，或者他们是否有自己的诉求，或者空间使用者的需求是不是多样的。他对效率极度关注。他将零售交易与食品生产功能视为城市噪音，并认为这些都可以由集中化的旅馆服务所提供。虽然楼面空间可能是为社会活动提供的，他却从未谈及公民实际的社会与文化需求。^[7]

如柯布西耶想象中的“白板”巴黎、奥斯曼的第三帝国巴黎、巴西利亚、苏联城市规划，乃至当代的新加坡城市规划，都可以看作一个“国家的视角”下的整体都市。

在进步与技术的洪流过后，我们也可以说拱廊在顽强地延续着生命。拱廊的第一个“变体”百货公司是在第二帝国时代的巴黎兴起的，经营百货公司的可能就是早期拱廊的小业主，在资本实力雄厚之后，他们非常自然地抛弃那些带顶棚的城市后街，转向更大规模的货物流动与商品展示方式。百货公司采用卖家定价，一般不能讨价还价。连续的店面不存在了，买家进入的是一个庞大的货品展示廊的内部，商品分门别类。买家可以自由地比对、观察货品，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做出决定。本雅明认为，这时买家们才会将自己视为一个“大众”团体中的一分子。他们享受统一的售价，遍览多层楼面的货架，在同一种消费者身份中获取安全感。极为讽刺的是，一个大众群体身份的建立不是在城市广场，却是在大型百货公司里。百货公司是整个奥斯曼巴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消费这种不登大雅之堂却又充满活力的行为理性化的载体。

从19世纪中到20世纪中期，全球商业模式变迁的前沿阵地从巴黎转移到了纽约，又从美国东海岸转移到了西海岸，最后跨过太平洋到达亚洲的东南沿岸。美国建筑史学家理查德·朗斯特雷斯（Richard Longstreth）曾经对美国的郊区购物中心代替传统都市中心的历史（1920—1960年）进行详细的论述。20世纪中期的传统百货公司开始了新一轮的转型。这个时期的百货公司的连锁经营日益发达。随着城市蔓延，百货公司不停在城市郊区开设分部，几个百货公司分部的集中就形成了郊区购物中心的雏形。郊区购物中心往往是由几个大店构成主力店与行人街的终端，一些小店铺沿步行街布置。这些购物城构成了不断形成的美国郊区的新市镇中心，如果对比百货公司代替拱廊的那段历史，那么这两段历史都是在现当代建筑史主流叙事边缘的插曲。

美国最早的2个郊区购物中心——洛杉矶西木村与堪萨斯城乡村俱乐部广场悄无声息地改变着资本主义空间的面貌时，美国几乎对欧洲的现代主义一无所知。西木村与乡村俱乐部采用的是地中海式小镇的建筑类型，这在盛期现代主义看来无疑是一种倒退。但是如果深入考察这些购物城的平面布局与经营方式，却可以发现资本的运作、租赁与业权转移中的控制、业态的布置等等都比未经规划的市镇中心具有更多的理性与标准。由于均好性与利润率的趋同，商业的高度密集成为合理选择，商业体量从单一建筑延伸到了多街区乃至超街区规模。这种消费空间内核披挂起一个更温情并“合法”的殖民地西班牙风格外衣。就像19世纪的拱廊披挂起象征华贵的连续柱廊的外衣。进一步，这种空间类型的起源更接近洛杉矶的农夫市场以及美国各地所建的同类临时市场。由此，现代性是多面相，甚至是多线程的，拱廊从最初崛起于城市的内街，到变身为富丽堂皇的百货商厦，再到被现代主义运动压制以至于化身为其他变体，每一次历史的选择都未必在进步或理性的意识形态导引下。文化、习惯、建筑规范、技术、经济乃至宗教都影响着它们各方面的面貌。这些因素的拆解是认知层面的，在现实层面它们依然形成一个社会整体，如同一个梦境般难以解码。

196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的制造业外移，高速公路与城市快速干道替代了轨道交通，并将城市切分成互相独立的区块。整个西方经济进入服务经济与消费主义时代。拱廊的变体几乎就是盛期现代主义所忽视的那些世俗的空间类型，除了百货商店与大型购物中心外，到20世纪还出现了步行街、社区中心购物中心、人行专属区等。这些概念都有各自的定义与历史（包括运行方式与空间上的），不能仅仅从字面理解。它们的意义都在于将传统的街道、市镇中心与广场室内化或商场化。某些市镇中心的业主会集结成公司化的开发与管理主体以统筹整个市镇中心的经营，业主之间的竞争关系变成了共谋的关系，比如洛杉矶的圣塔莫尼卡第三街、卡尔弗城等。

传统的百货公司依然存在，只是它们改头换面，以更亲近体验与展示的形象出现。在商场化的过程中，一些原本与消费无关的社会机构也参与进来，例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与延斯（Harold Janss）所开发的西木村密切相关，斯坦福大学曾经参与斯坦福购物中心的开发。“商场化”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社会与空间两层含义：商场化在社会层面是将整个城市街区变成一个大资本控制下的零售店。在空间层面，商场化则意指类同18世纪的建筑师建造公共柱廊那样地对城市的步行化改造，人行道与内巷被抽离出来成为一个放大的公共区域，甚至走向三维空间。人行道与车行之间完全隔离。这种空间类型的涌现几乎印证了理查德·塞内特与马克·奥吉对“超现代”空间的判断：空间是人群流动的衍生物；空间已经不是为了停留，而是为了通过；在共同的消费活动中，人群获取了一个集体身份与归属感。启蒙时代的公共广场由于排斥零售行为，也排斥了构成“大众”概念的经济基础，拱廊的出现弥补了这种建立在经济行为上的公共性，拱廊不仅是一种空间类型，也是一种社区组织形式^[8]。

拱廊的变体：现代建筑史中的衍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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