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1850年拱廊的消亡与城市建筑学的技术与文化视野

2023-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采用二层连廊贯通所有部分图7-2工业家高登所建设的合作式住宅——社会宫，是以法郎吉为原型的社会空间实验拱廊在第一帝国与波旁王朝复辟时出现，最初并不是一个符合社会规范的机构或空间类型。图7-3法国皇家宫殿中的奥尔良廊，1840年。对拱廊而言，这种“合法性”来自教堂中殿的隐喻与公共广场柱廊的借用。而“不合法性”则来自拱廊的建造本身是没有市政当局许可的。

在本雅明的晚期笔记汇编——《拱廊计划》中，拱廊是作为诸多19世纪新涌现的建筑与空间类型之一种被描述的，以拱廊为原型，百货公司、林荫大道、玻璃展览大厅、全景舞台等类似的室内化空间（不一定在室内）均被细致地审视。19世纪初的拱廊依然是民间智慧的产物，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社会单元“法郎吉”受到了拱廊潜移默化的影响，但直到1830年代才正式提及拱廊这一建筑类型（图7-1）。法国工业家让·巴普蒂斯特·高登（Jean-Baptiste André Godin）在1859年以法郎吉为原型建造了“社会宫”^[3]（图7-2）。傅立叶、圣西门及其跟随者对新社会形态的持续探索也让包括拱廊在内的新空间形式发扬光大。拱廊汇聚了各种大型室内空间的共有特征，是19世纪建筑学成就的集大成者。拱廊本身是室内化改造的“城市后街”，是百货公司的前身，是玻璃展览大厅应用于零售商业模式的典范。拱廊的连续环绕的店铺更能引起全景舞台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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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傅立叶的社会单位——法郎吉。采用二层连廊贯通所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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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工业家高登所建设的合作式住宅——社会宫（1859年），是以法郎吉为原型的社会空间实验

拱廊在第一帝国与波旁王朝复辟时出现，最初并不是一个符合社会规范的机构或空间类型。拱廊是一些小店主以投机的方式集资建造的“违章”构筑物，其目的是为了形成贯通一个城市街区的商业街巷，并让面对面的两排临时性的店铺呈现出只有官式建筑（宫殿、图书馆等等）才能拥有的华贵立面，比如柱廊、壁柱与线脚。最初，拱廊的商业行为仅占据首层，二、三层为楼上的公寓，供楼下商户居住用，公寓之上再覆盖铸铁玻璃顶棚，各铺面各自有独立楼梯通往二、三层，类似如今的联排式多层住宅，早期巴黎的拱廊多属于这一类型。之后，随着拱廊建筑类型的正规化并向英美等国家推广，拱廊的商业部分延伸到了二、三层，随着城市区划法的实施，租户也不复愿意居住在一个纯商业建筑物中，各铺面的楼梯从室内独立出来，方便上下层铺面租给不同的业主。最终，整个拱廊变为一个整体商业建筑物，楼梯变为共有。楼梯形式的演变标志着拱廊所容纳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拱廊从法律边缘的灰色建筑物开始，不断向上流社会阶层移动，它们的服务对象是日渐勃兴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它所排斥的是城市中不断无序聚集的底层民众与公共卫生威胁。拱廊使得临时店铺变成了时尚精品店，店主可以培养稳定的客源与现金流，并长时间地、有组织地持有货物而不必担心滞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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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法国皇家宫殿中的奥尔良廊，1840年。早期民间的拱廊多模仿官方建筑中的有盖柱廊形式

在拱廊之前，连续的拱券或半室外柱廊在欧洲城市已经出现了几百年，但是那些场所往往是贵胄所建，如圣彼得教堂广场上的柱廊、法国皇家宫殿的柱廊等（图7-3），它们代表的是贵族与市政当局方的审美品位，是一种有效的美化空间的手段。拱廊是一个服务于世俗的零售行为的社会机构（虽然是在法律管制边缘的）^[4]。零售交易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是个不入流的社会活动，零售行为的发生地往往是简陋的木质售货摊位，没有资格进入永久性建筑内部。由于还没有大玻璃橱窗，临时摊位也比较小，购买者很难直接观看或触摸货品，必须通过问询、阅读商品广告等了解货物，所以就不存在逛街这种行为^[5]。本雅明发现，19世纪初期，有收入的闲逛人开始出现，由于有固定收入的人增多，社会生产力提升，人们的闲暇时间增加，逛街变成了一种对空间本身进行消费的活动，原本徒有交易功能的沿店面空间日趋精致化、室内化，变成了可供把玩畅游的景观，而百无聊赖的逛街人自身也成了被他人观看并“消费”的对象，淹没于形形色色的人潮中。在《公共人的衰落》（The Fall of Public Man）中，美国哲学家理查德·塞内特认为在工业革命前15—18世纪（即所谓的旧制度时期，主要指18世纪中叶前）的知识分子们所主张的公共领域理想已经在大生产下消费主义的急剧发展中徒剩躯壳。在旧制度时期，作为公共领域代表的广场是试图排斥大众的商业行为的。密集城市中心区的广场常常被想象为世俗世界中的净土。塞内特所言的公共空间的衰落其实是一个启蒙时代绝对的、博物馆化的公共领域不断被大生产与消费行为庸俗化的过程（图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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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楼梯形式的演变标识着拱廊所容纳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

奥斯曼改造前的19世纪初的巴黎是一个零乱、泥泞、马车横行、街道拥塞的中世纪城市。由于经历快速的城市化，大量底层人口涌向巴黎的街道上谋生，街道成为各种肢体矛盾与社会矛盾发生的现场。与人口的城市化相伴的是基础设施的滞后，当时的巴黎的建筑缺乏通风与照明，街道几乎没有硬质的现代铺地、给排水与垃圾处理设施，更不用说交通管理设施。在路边行走时，巴黎的居民必须跳过污水塘并闪躲来自檐口的滴水。擦鞋匠随处可见的原因是鞋袜随时会被弄脏。人行道只在少数的高规格道路才有配置，马车根本不避让行人。在很多情况下，路上会有一些界石，类似于隔离带，行人在过街时可以临时依靠这些界石避让马车。街道只设浅浅的中央排水明沟，没有下水道，直到1838年中央排水的街道才被全部改造为现代的两侧排水模式，并加建人行道^[6]。同时，城市中的独立住宅已经完全不见，肩并肩的多层公寓成为主流，居住密度随着人口涌入迅速提高。

在城市资产阶级的私人居室不断缩小并被挤压的同时，客厅与环廊式庭院却越来越多地出现。这其实表现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形态的悖论，一方面他们将真正的私人空间压缩到最小，另一方面又倾注巨资来装点那些外露的公共半公共功能的空间；一方面新的社会机制与相应的空间形态不断产生，另一方面大众冀望借助前一个世代的“合法性”外衣掩饰“不合法性”的新空间。对拱廊而言，这种“合法性”来自教堂中殿的隐喻与公共广场柱廊的借用。而“不合法性”则来自拱廊的建造本身是没有市政当局许可的。这种矛盾一直存在于现代建筑的整个发展进程中，并且被全盛期现代主义思想压制。在这个过程中，昙花一现的拱廊成为自发的公共生活面相丰富的载体，拱廊将内街变成了市民阶层可以以消费逛街为名优雅地进行社交的场所。

拱廊的出现得益于几种19世纪的发明与材料革新——边缘平直的玻璃、燃气灯与铸铁结构。平直的玻璃边缘与天棚的铸铁结构更好地搭接，拱廊内便免受漏雨之苦；燃气灯使得一个街区的内部不再受制于自然的采光条件；铸铁使得结构与装饰的自由度大大提升。直到19世纪中期建筑师拉布鲁斯特（Henri Labrouste）与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才将这些技术大规模地用于大型建筑物的建造上（巴黎圣日内维夫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水晶宫等）。由于地处干燥明亮的半室内环境，因泥泞道路而带来的种种行走中的失态行为都见不到了，王公贵族与庶民百姓都可以在一个玻璃顶棚下以一个共同的逛街人的面目出现。在一个公共的环境下，这种因共同的消费活动而获得的社会身份——逛街人，又可以将私人身份置于安全的经济身份的庇护下，逛街这一行为掩饰了这种经济身份的短暂，并将街面上的拥挤与冲突隔离在外。这时，拱廊的社会机制与空间形态到达了短暂的统一。拱廊也是乔治·齐美尔所谓的大都会密集视觉刺激的集中体现。拱廊表现了一种廉价工业制品的华贵，一方面容纳来自商品的刺激，一方面刺激“崇高”与“优雅”的体验，是密集的当代技术的炫耀式呈现。拱廊是在现代工业密集涌现当中的产物，因为数量的生产已经不能满足人的体验需求。品质的差异化渐渐取代数量的生产，变成愉悦人群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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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美国第一个拱廊——普罗维登斯拱廊，建于1828年

巴黎的第一个拱廊——全景廊街出现在1800年前后，其余大部分拱廊出现在1826—1834年之间。法国之外的西方拱廊式建筑多数在1850—1900年之间建成（图7-5）。在1850年前后的巴黎，兴盛一时的拱廊式商业模式渐渐被空间更宏阔敞亮、营销方式更先进、资本实力更雄厚的百货公司所取代。百货公司大多是独立的建筑物，这和嵌在城市街区之内的不受法律保护的拱廊有着根本的区别。今人所见的大多数欧美国家的商业拱廊其实已经是大资本营建的百货公司的一部分，如巴黎的乐蓬马歇百货公司（图7-6）。这类早期购物中心可以让拱廊的商业部分延伸到二层以上，形成V字剖面的室内化谷地，二层乃至三层的两侧环廊在某些部位通过天桥连接。这些百货商厦的体量比1830年左右的拱廊要大许多，比如克利夫兰大拱廊、莫斯科的国家百货公司、米兰伊曼纽尔二世拱廊等（图7-7）。位于香港上环的西港城建于1906年，曾用于西环街市，是东亚地区的早期拱廊建筑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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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巴黎的乐蓬马歇百货公司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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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美国的克利夫兰大拱廊，建于1890年，是19世纪末的购物中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于西方主要国家的建筑防火规范日趋严苛，相邻建筑之间已经不能再建造这种产权模糊的建筑物，同时城市对卫生、通风与日照的需求日益迫切，花园城市、城市美化、进步主义等社会运动之后，小型自发建造的拱廊建筑几乎绝迹。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社会组织的拱廊的历史从百货公司出现后就已经终结了。但是，作为一种建筑空间类型的拱廊延续到了20世纪初，一直渗透进柯布西耶的“住宅单位”（Unité d’Habitation）的概念，但是柯布西耶完全剥离了拱廊的世俗交易功能，徒留居住功能，其实这种剥离从傅立叶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法郎吉的时代就开始了。1960年代，在经典现代主义遭遇巨大危机的时刻，“拱廊化”的城市改造方案又大量出现，比如英国的第二代新城坎伯诺尔德的市镇中心、伦敦的皮卡迪利广场、埃德芒·培根（Edmund Bacon）所主持的费城的东市场街改造等。

1800-1850年拱廊的消亡与城市建筑学的技术与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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