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单位的社会学角度：邻里范式中的城市建筑学

2023-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邻里”一词的出现远远早于“邻里单位”这一概念的确立。现代城市规划将邻里作为研究对象其实源自社会学对该话题的关注。佩里的邻里单位理论之所以将有孩子的家庭作为建立社区的导向，根源来自他早年对社会中心区域内小学配置状况的研究。学区的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构成了佩里邻里单位理论的重要原则。在建设郊区以及重建贫民窟的过程中采取邻里单位模式，将推动这类群体进程。

“邻里”一词的出现远远早于“邻里单位”这一概念的确立。作为对英文neighborhood的翻译，“邻里”二字本身在中文语境中就已经带有社区、户籍等含义。孔子所谓的“邻里乡党”，基于古代的民户编制“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汉书·食货志上》）。在西方，邻里概念亦早已有之，甚至可追溯至圣经。

邻里容纳着一定数量的人口与家庭，为了趋于稳定，它或多或少会形成自我的边界。这种边界可能是实体的道路、围墙、绿化带等，也可能是由契约形成的法权范围或责任边界。这类边界促使邻里成为独立的单元，一方面方便管理，另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利益的共同体。比如，唐长安城奉行里坊制，将作为贸易区的东西二市与居民区严格分开。19世纪初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建立的类似“法郎吉”（phalanstère）社区，推崇的是集体利益。前现代概念的邻里是某种熟人社会，生活联系紧密，遇灾难靠众志成城以避祸，遇诉讼则靠族长乡绅来仲裁，实行基层伦理治理。现代概念的邻里只剩地理毗邻之含义，血缘、宗族、宗教等联系已减弱。历史上的威尼斯犹太人隔离区（Ghetto）、客家圆形土楼里的宗族社区、柯布西耶的巨大居住机器马赛公寓，甚至当今的深圳富士康厂区，都可以归为邻里，只不过人口规模有别、物质形态有别、意识形态有别。

现代城市规划将邻里作为研究对象其实源自社会学对该话题的关注。教科书上公认邻里单位概念的创立者是美国人佩里，实际上他引入了不少同时代美国社会学研究的成果。从1909年起，佩里被罗素·赛奇基金会^[2]聘为研究员，负责研究社区中心。佩里的邻里单位理论之所以将有孩子的家庭作为建立社区的导向，根源来自他早年对社会中心区域内小学配置状况的研究。他关于社区中心尤其是学校的最早研究是于1912年发表在期刊《小学教师》上的调查报告——《社区中心运动调研》（A Survey of the Social-Center Movement）。在社会调研过程中，佩里曾参考过美国20世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很多观点^[3]，来论证小学配置与社区的关系。在关于邻里与社区氛围的研究中，佩里承认，学区虽然作为一种邻里，但并不能归为社会学家库利（Charles Cooley）所谓的“首属群体”（primary group）^[4]的家园。佩里援引社会学家帕克（Robert Park）的观点，认为学区不是带有地方情感与传统的文化区域。鉴于此，佩里没有直接将他的邻里与学区等同，而是使用“邻里社区”这样的标签来论述邻里单位理论，因为他认为很多地方的学区都表现出了作为首属群体家园的若干特征。从这一点看，库利和帕克等学者的社会学思想为佩里提供了社区感、邻里交往、情感共同体等社会心理维度的启发。

学区的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构成了佩里邻里单位理论的重要原则。这套理论的现实背景是，佩里将它应用于纽约市向外延伸的新区建设指导上。在1920年代，纽约市及周边规划委员会系统地出版了一套《纽约及周边的区域规划》集。在1929年出版的第7卷《邻里与社区规划》（Neighborhood and Community Planning）中，佩里首次以名为《邻里单位》（The Neighborhood Unit）的长文详细阐述了该理论。佩里明确表示，该理论的研究目标是通过实体的规划设计来组建有质量的社区生活，既包括家庭之间的互助，也需保证每个家庭的子女得到良好的教育和社区环境。邻里单位理论的其中一项准则是根据一所小学需要的生源数量来反推家庭数量，从而控制一个邻里单位的模式^[5]。它的出发点是迎合当时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对社区及子女教育问题的综合期待。美国中产阶级从1910—1920年代起开始形成父母加上两三个小孩的典型家庭模式。父亲在外工作，母亲作为家庭主妇料理起居并照看小孩，每个家庭都重视子女在童年阶段的教育。以学区作为导向的邻里单位理论在被推广到新住区的建设与售卖时，确实起到指导和宣传的效果（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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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儿童参与邻里社区的日常生活

同年，佩里发表了一篇名为《服务邻里生活的城市规划》（City Planning for Neighborhood Life）的短文，不过一两千字，是《邻里单位》的浓缩版。他简明指出了邻里单位理论的潜在意义，并通过引用社会学研究，提出了邻里单位的未来应用前景：

麦肯齐（Rodericke D.Mckenzie）指出，以“种族、经济、社会与职业界线”隔离城市人口是一个常见的进程，并且一直生效。不同的职业群体已经采用不同的住区合作模式，在不同的族群、宗教群体中也有类似迹象。在建设郊区以及重建贫民窟的过程中采取邻里单位模式，将推动这类群体进程。

需要注意，佩里邻里单元理论的潜台词是进行相对严格的分区，这导致邻里单位理论后来曾一度被诟病助长城市分区与种族隔离。虽然佩里提供了邻里单位的多种实施形态，比如多层公寓楼，但现实中该理论引导的始终是占有独立地块的独栋家庭住宅（single-family house）。由于该理论以城郊作为理论试验起点，所以它的很多布局原则都是以小汽车为导向的。这些因素意味着邻里单位理论自诞生起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对住户及建成环境的潜在的同质化需求，即便所谓“多样性”等字眼会出现在行文中。当邻里单位理论被应用到具体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时，它会潜在地通过市场遴选出经济条件、种族背景都符合其定位的住户，进而达到理论开发者所预期的“社区氛围感”和“家庭之间的互帮互助”。“邻里单位的开敞空间与明确的住区特征基本上能让住户持久地成为整体，特殊的街道系统与快速路的边界赋予邻里单位显著而持久的单元性（unitary character）……这种单元性组成了邻里情感存在所需要的实体基础。”佩里理论中引以为豪的对“单元性”的构建固然出发点很好，但在实践中却可能变味为排外的“单一性”。

芒福德在1954年的文章《邻里与邻里单位》（The Neighborhood and the Neighborhood Unit）^[6]里提出观点“邻里作为一种自然现实”，并通过援引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与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将“社区”（Gemeinschaft）概念区分于“社会”（Gesellschaft）概念的论点，赞同佩里的理论对邻里情感的营建。芒福德同时指出了学界一般不太注意的一点——佩里在邻里单位理论中之所以如此强调小学对于整个社区的核心意义，是因为佩里认为小学的建筑空间在孩童的上课时间之外，还应充分地为社区的大人使用。小学在白天给孩童上课，到了晚上应该转换为让大人聚集的社区休闲活动场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白天黑夜不停运转的社区中心。芒福德认为佩里这个观点来自他早年参与的社区中心运动。在1950年代，美国社会的各种社会资源（比如百货商店、图书馆、博物馆、医院等）的去城市中心化越来越明显，在这些机构去中心化的同时，各个连锁分支构成了新的邻里中心的可拓展内核。芒福德赞扬20多年前提出的邻里单位理论就已经预见了这种趋势。邻里单位倡导的城市公共资源分散化布置，避免了中心城区由于公共资源过于集中而陷入运作瘫痪。在关于社区包容性方面，芒福德以自己在贫富共居的纽约阳光花园住区里的居住经历为例，认为邻里单位最理想的实现形式是混居社区（mixed community），它体现了民主与包容。这与美国当时的社会呼声是一致的。

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在20世纪经历过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的转变。邻里单位理论诞生时，作为其思想源头之一的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当时以定性研究作为主导。学者巴纳耶（Tridib Banerjee）与巴尔（William Baer）在1984年出版的《邻里单位之外》（Beyond The Neighborhood Unit）一书里，以实证社会科学的视角来重新评估邻里单位理论，对该理论不乏严厉的批评。该书提出两个观点：第一，认为佩里的理论缺乏实证科学的基础，数据的统计与估算没经过充分验证；第二，过去50年的事实证明，邻里单位不该被作为唯一的居住区开发范式，因为它有时无法因地制宜。研究者发现，尽管一个社区遵循邻里单位理论来建设，但居民往往并不认同该社区是一个作为单元的整体。于是有社会学家质疑邻里单位作为一种社会概念的合法性，并质疑邻里单位对于人际关系已经不再以场所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是否依旧必需，也有规划师批评邻里单位所提倡的乡村生活格调，以及强调空间上的邻近关系能塑造社区互动的出发点过于浪漫。还有批评家认为，它将社会、经济和种族的同质化强加到美国本来的价值观上，带有太多社会主义色彩，缺少自由主义光环。这些基于实证的研究有一定的批判意义，但是它们的共性是从字面上理解邻里单位的原型，纠结于具体的形式策略与可度量标准的意义，而对邻里单位的提出背景与其深层结构缺乏思辨。

邻里单位理论除了缺乏实证基础，也在巨大的社会状况改变下显得不合时宜。邻里单位理论赖以立论的192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状况到了1980年代时已出现很大改变。随着单身者家庭、丁克家庭、老年夫妻家庭、同性恋家庭等数量增加，社区资源配置不再由一夫一妻加上两三个小孩的标配家庭模式决定。根据小学的学生人数来配置一个邻里单位人口的方法已经过时。诸如此类的因素导致邻里单位在社会学层面上难免遭受攻讦。

《邻里单位之外》出版几年后，刚刚兴起的新城市主义运动重新拾起邻里单位理论，改良并拓展了当中的设计准则（见第一章）。我们需要从社会学关心的问题回到城市规划的学科视野中，来重新看待邻里单位理论从1920年代起一直到新城市主义的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究竟如何被具体地实施与操作。

邻里单位的社会学角度：邻里范式中的城市建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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