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范式：城市建筑学技术与文化视野中的文献梳理

1986年，王丽方在《新建筑》中发表《意大利理性主义建筑师——阿尔多·罗西》，这是有关罗西及其理论的介绍第一次出现在国内的核心期刊中。这篇文章简略介绍了理性主义运动及其与罗西的关系，并第一次大致总结了罗西的建筑设计观念。同时，这篇文章里谈到了一些城市观念，例如城市公共建筑作为“推进性”要素或“病理性”要素等，还举例谈到了罗西对奈姆斯的圆形剧场的评述。这些内容很显然来自《城市建筑学》一书，但是这一篇文章的参考文献只有《建筑评论》（Architectural Review）杂志中彼得·巴赫楠（Peter Buchanan）所写的一篇关于罗西的介绍。

真正让罗西开始进入较广泛视野的是1988年沈克宁在《世界建筑》杂志上发表的《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在这篇文章的介绍中，编辑提到“这是本刊首次就类型学的理论进行介绍”。沈克宁在撰写该稿件时的身份是“海外学人”，其参考的文献相对丰富，包括1982年的《城市建筑学》英文版，罗西的几篇论文，以及阿兰·科尔孔（Alan Colquhoun）、塔夫里（Manfredo Tafuri）、荣格、弗兰普顿等人的相关文献。沈文系统地介绍了罗西生平的4个阶段和他所受到的影响^[6]，列举不同的理论家（弗兰普顿、科尔孔等）对理性主义的解读并提及了结构语言学对它的影响，介绍了《城市建筑》一书以及类型学和类比性城市的思想。

沈文对于《城市建筑学》中的城市观念并没有太多展开，主要论述的内容与王丽方1986年文献中的内容大同小异^[7]；其主要精力放在了对类型学和类似性城市的阐述上。他从19世纪德·昆西（Quatremère de Quincy）对“模型”（model）与“类型”（type）的区分讲起^[8]，一直谈到在他的理解中，罗西观念中的“类型”：

他认为建筑的内在本质是文化习俗的产物，文化的一部分是编译（码）进表现的形式中，绝大部分编译进类型中。这样，表现就是表层结构，类型则是深层结构，通过潜在的类型来认识建筑。他认为类型可以从历史中的建筑中抽取，抽取出来的必然是某种简化还原的产物（抽象的产物），因此它不同于任何一种历史上的建筑形式，但又具有历史因素，至少在本质上与历史相联系。这种精神和心理上的抽象得出的结果称之为“原型”，按荣格的观念，原型是共有的，这样类型学就与集体记忆联系起来，不断地将问题带回到建筑现象的根源上去。

可以看到，沈克宁抓住了建筑的形式生成（即源于类型）与精神、文化、历史之间的关系，这里从还原、结构、历史、心智等角度对罗西意义上的类型的解读已经相当准确和完善了。接下来，他又对“类似性城市”进行了介绍，对这一概念中荣格的“逻辑”（logical）与“类推”（analogical）概念进行了一段准确的文字翻译，并谈道：

实际上“类似性”的时间因素就是将顺序的时间叠合在一起，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对象放在一起，使其在一个场面中同时出现。这样，原来的“历史性”（历时性）就成为“共时性”的表现了，原来的“纵组合”现在成为“横组合”，由此可见“类似性”思想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类似性城市是从真实的城市中抽取出来的，它与真实的城市不一致，而与人的集体心智相一致。

就此，罗西的两个重要的城市概念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理论观点，基本都在这篇文章中有比较清晰和深入地呈现了。文章最后对罗西的一些项目进行了介绍^[9]，那一期《世界建筑》的封面也用了罗西的项目照片——威尼斯世界剧场。

沈克宁先生的文章中在解读城市建筑学理论时已经谈到了结构语言学、符号学的一些概念和视角，尽管其解读的重点基本放在相对抽象化的类型学和类似性城市概念而非观察城市与建筑的关系上。同时，他准确地判断到罗西的理论是“对现代主义的修正”。1990年马清运在《建筑师》上发表了一篇梳理自18世纪以来类型学脉络的文章，在关于罗西的部分明确谈到“类型学对城市形式的分析作用。有些形式语汇根本不受功能制约，它们的使用可以从很大程度上改变城市的面貌，甚至比功能的影响更直接更突出”；1991年沈克宁在《世界建筑》上发表一篇关于设计中的类型学的文章，则更加明确地讲到了罗西的类型学在设计中的应用方法：

类型学则注重“不变”，追寻建筑的内在本质。建筑的不变因素，进而将“静”与“动”联系起来考虑。探索“不变”与“变”之间的关系……对这些对象进行概括、抽象，并将历史上的某些具有典型特征的类型进行整理，抽取出一定的原形并结合其他建筑要素进行组合、拼贴、变形，或根据类型的基本思想进行设计，创造出既有“历史”意义，又能适应人类特定的生活方式，进而根据需要而进行变化的建筑。

1992年，朱锫发表《类型学与阿尔多·罗西》，基本沿用了沈克宁在1988年和1991年两篇文章中的大部分解读，并首次提出了罗西的理论所存在的地域局限性，同时也对其理论与实践的连贯性提出了质疑：

但作品本身却是冷漠的、难以理解的，甚至被一些名流学者称之为一种“空虚的圣洁”和一种“自身之论述”……他为了在作品中清晰地表达出类型学的概念，故而刻意追求建筑形体的抽象性，不采用任何装饰性细部，用近似“原型”的形体，让人们清楚地感觉到类型的存在。这些作品与其说是他的创作实践，不如说是他用来阐述类型学理论的图示……

朱锫敏锐地指出，罗西将建筑的自主性建立在抽象的环境中，他的作品更类似于其理论的某一极端情况下的图示，但却削弱了其理论的完整性。同一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关肇邺在有关自己的清华图书馆改造项目的文章《重要的是得体，不是豪华与新奇》中对比了罗西与文丘里，并表示自己的设计倾向于践行罗西的观念。这是自1980年代末以来第一次有文献将罗西的理论放入自己设计实践的解读之中。其中谈到文丘里“主要兴趣是注重表层意义的表达。他的作品表现为一种商业化的、世俗或大众的情趣”。文章中关肇邺认为自己的项目类似于罗西的类型学设计手段，不求漂亮新奇，只求延续清华人群的集体记忆：

它可以具有各种不同的形象，但都能被这一社会团组的人所认同和接受。虽然他们可能从未见过这一具体形象，但能辨别或承认它是属于某个他们所熟悉的城市或环境的……我追求的目标就是建造一个能为清华人，包括离校多年的老校友所能认同和接受的建筑和环境；使人们在不确知其为何地的情况下能判定它应该是清华园中的一部分。

这篇文章的立场表现出1990年代初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反思，罗西的类型学理论开始被看作一种不只是理论本身，而是可以运用到具体实践中的具有批判性的方法论，以其强大的集体记忆、类型、环境概念，辅助了在设计中求“得体”而不求“新奇”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建筑师与学者相对强调罗西城市建筑学的批判、反思乃至自我矛盾的一面，而同时期的美国建筑理论圈却更强调整个新理性主义运动对建筑设计的历史连续性的规范，以及对历史形式的实证研究，这可能与克里尔在美国不遗余力的活动有更大的关系，后者的解读倾向使得整个新理性主义的面貌更趋近于历史主义而非现代主义，更融入美国197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新理性主义的“理性”一词使得类型学理论具有了先验色彩，这迷惑了大量中文译介者。

至此，中国学界关于罗西理论的解读基本基于1982年出版的《城市建筑》英文版文献。尽管在这一时段，一些建筑师和理论家（如汪坦先生）对罗西论著的引介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然而原著资料的匮乏仍然使得多数人很难真正对城市建筑学有所了解。1992年，施植明先生由法文版翻译而来的台译本《城市建筑》发行，许多大陆高校的学生都在第二年买到了该书的影印本。罗西与城市建筑学开始进入了更加大众化的普及阶段。但在此之后的许多年间，主要相关文献仍以参考英译本的《城市建筑学》为主。

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对于这本书的讨论还主要围绕类型学的问题，或者说，是基于功能-形式关系和历史-形式关系的问题。到1990年代末之后，关于类型学的讨论还在继续，例如汪丽君在《以类型从事建构：类型学设计方法与建筑形态的构成》中，谈到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语言学中的语言新形式生成途径来类比罗西的类型学生成形式的方法；沈克宁也于2006年撰写《重温类型学》，从更加广阔的维度来解读罗西的类型学，并引入了“元逻辑”“元设计”“元理论衡量”等相关概念。类型学方面的解读，自罗西与城市建筑学被引介开始便从未停止过，然而这一时期更让我们关注的是，有关解读城市的视角也开始渐渐建立起来。例如1999年敬东和吴志强发表的相关文献中，都谈到了通过城市建筑学或都市建筑学的观念来解读城市或进行城市设计；在郭恒、杨桦的《评〈城市建筑学〉——阿尔多·罗西审视城市价值》一文中也着重强调了罗西的城市视角。

2006年，黄士钧所译大陆版《城市建筑学》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一版本将自罗西被引介以来惯用的译名“城市建筑”改为了“城市建筑学”。事实上，早在近10年前，黄士钧对该书的翻译工作就已经完成了。有趣的是，这本书在未出版之前，就已经深刻地启发到了它的一位读者，并就此开启了城市建筑学理论的学术化解读。这位读者便是2012年普利兹克奖获得者王澍。1990年代后期，王澍拿到了黄士钧版《城市建筑学》的未出版稿，并在对此书解读的基础上，于2000年完成博士论文《虚构城市》。尽管存在一些个人化解读的倾向，但是这篇论文深刻地揭示了关于《城市建筑学》的一个事实——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在书中不仅仅作为一个参考，而是作为整本书的基本方法论、深层原理而存在。因此，即使罗西仅仅在书的开头提及索绪尔，但以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为基础的、考察深层关系而非表面词汇的方法论，构成了全书的“原理之原理”，如刘东洋文中所言：

他觉得罗西的这种分类法更像是索绪尔对言说声音的分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分类法揭示了一种索绪尔语言学那种解剖性思维的特征：无论是共时性，还是历时性，它们都是如何在剖面上看待语言的构成成分与相应演化过程的解剖性思维。这也是罗西对于“城市”与“建筑”所要进行的切面。所以，罗西“尽管只在序言中直接提及，但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原理实际上贯穿全书，可以被看作是这本书基础的基础，原理的原理”。

尽管王澍在博士论文中，更多是在结构语言学的层面上解读了罗西之后，转而与之分道扬镳，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但是他的解读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语言学转向”来深层理解《城市建筑学》的视角。与之前许多年的文献中所表现出的相对准确而表面化的解读相比，21世纪的开端某种程度上开启了关于城市建筑学的更加学术化理论化的分析讨论。2007年，曾多次反复阅读《城市建筑学》的童明发表《罗西与〈城市建筑〉》一文，尽管当时黄士钧的版本已经出版，但是童明并不赞成将该书翻译作“城市建筑学”，在他看来，这本书讨论的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学说：

《城市建筑》的意大利原文是“L’architectura della citta”，英文译名为“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这表明文章所讨论的对象为建筑，而城市则是建筑的定语，这是一篇讨论建筑学与城市研究之间关系的著作，或者是一篇从城市角度来论述建筑意义的著作。

其中不仅相当准确地复述了罗西在这本书中的多数观点，还多处尝试辨析和厘清该书中出现的若干术语，例如长期充满争议的一个词“城市人造物”（Urban Artifact）：

“人造物”概念的使用使得建筑这一词语不再处于绝缘状态，从而脱离绝对的物质状态而成为与文明生活以及表现于其中的社会密不可分的一种创造，城市人造物只有通过具体的生活经验才能进行理解，并且可以以一种实证且实践的方式来进行使用。

术语的辨析标志着对该书的解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更加试图还原到原有语境，更加强调学术传播中信息的准确性，更加具有对既有研究成果的批判意识。2009年，杨健和戴志中的《还原到型——阿尔多·罗西〈城市建筑〉读解》从台译本《城市建筑》出发，对法语中的若干术语进行了仔细的辨析，将自198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探讨中的类型学解读得更加深入。例如，再次试图厘清“城市人造物”的译法，提出了“人为事实”“城市事实”“城市人造事实”“城市人造物”等多种译法，并在这本书中第一次给出了从城市到“类型”的还原过程：“城市—城市事实—纪念性建筑—造型—集体记忆—空间的象征性—型”。近年，江嘉玮和陈迪佳在《战后“建筑类型学”的演变及其模糊普遍性》中再度梳理与罗西相关的类型学脉络，并通过维欧莱-勒-迪克（Viollet-le-Duc）提出的“理想大教堂”和伯拉蒙特（Donato Bramante）的圆厅别墅“理想形式”，生动解析了“类型”在实际设计和历史演变中的作用。

2010年，沈克宁将其关于建筑类型学与城市形态学的文章结集成册，出版了《建筑类型学与城市形态学》一书，将之前零星的关于新理性主义、建筑类型学、原型与模式、城市形态学、新城市主义的思考系统化，描绘了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概念谱系，尤其是充分论述了城市形态学与建筑类型学之间的关系。这个谱系基本上可以由两个交叉的维度来概括，一是相对具象的“原型”与相对抽象的“类型”构成的维度，二是“规范性”与“反思性”构成的维度（图3-1），如果将这两个维度加以扩展，重新审视与之相关的一些概念，可以看到1980年代后的中国学术界与同期的英美理论界对建筑类型学与新理性主义理解的差异。中国学术界更看重罗西对建筑学的贡献，并且强调他实践的批判性与个人叙事的特性，而北美的学者则受克里尔的影响更大，将新理性主义视为为建筑设计提供形式导则的理论基础，这与列昂·克里尔直接参与了佛罗里达的“滨海城”的设计有关，也与威尔士亲王（即查尔斯王子）以政治人物的身份推动新传统主义建筑也有极大的关系。克里尔的影响后来通过新城市主义运动，辗转经由房地产开发的力量再次在新千年冲击中国的建筑学。

图3-1　新理性主义、建筑类型学、原型与模式、城市形态学、新城市主义等相关概念的关系

2013年，刘东洋在《新美术》上发表《王澍的一个思想性项目——他从阿尔多·罗西的〈城市建筑学〉中学到了什么》，就王澍对罗西和城市建筑学的理解进行了再解读。这篇文章让读者们对王澍晦涩难懂的博士论文得以一窥，也标志着对于罗西的二次解读的开始。或许，到今天，当《城市建筑学》已经获得了相当的认知度时，更让我们感兴趣的将会是在历史语境下，过去30余年间的中国建筑师们对这本书的解读。

可以看到，对于城市建筑学的引介，随着时间线索大致分这样几个阶段：初步引介—以类型学为中心的解读—应用性的解读—城市层面理论及城市设计方面的解读—深入的学术性文本解读—对于既有解读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