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区域科学领域，陆铭教授的“首位城市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首位城市论”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并且正处于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首位城市（即上海）的人口规模也达到全世界最大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或者说，城市发展并无“边界”控制的必要。......
2023-09-30
邻里范式中的城市建筑学：边界与物质环境研究
【摘要】：关于领域与边界的物质环境研究起源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这一讨论逐渐延伸到一切人为的区域划界与物权主体之间的矛盾。在国家之间，各种协定与文书将边界强加在连续的地表之上。“墙”是边界的最主要构筑物，是边境收窄为线性空间的表现。除了具体的墙，庞大的交通设施已经成为当代建成环境中的隐形边界。
边界是一种特殊的基础设施类型。哲学家理查德·塞内特定义了空间中的两种边界——边境（border）与分界（boundary），前者是发生密集交往活动的、有厚度的领域，后者是僵硬的界线。边界所分割的区域是领域（territory）。关于领域与边界的物质环境研究起源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这一讨论逐渐延伸到一切人为的区域划界与物权主体之间的矛盾。20世纪初，随着现代国家关系和行政体系的形成，曾经指一片区域面的边疆（frontier）变成了线性的边界。在国家之间，各种协定与文书将边界强加在连续的地表之上。在国家内部，由于阶层人群分化形成的社区边界也日益固化，公路与铁路插入既有的邻里社区肌体，加速了社会与空间的碎片化。其中，柏林墙、德国-波兰边界、美国-墨西哥边界等一度是边界空间研究的关注点。“墙”是边界的最主要构筑物，是边境收窄为线性空间的表现。除了具体的墙，庞大的交通设施已经成为当代建成环境中的隐形边界。塞内特认为，虽然速度与运动是空间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但是高速运动的交通流本身也形成了一道厚墙，比如高速公路、铁路与河流等就隔开了不同的社区，但是在一定的空间措施下，基础设施形成的边界和场所之间可以互换，边界通过改造也可以成为新的场所。
建筑学对于领域与边界的再发现可以追溯到1972年，当时还是建筑联盟学院学生的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向学校递交了一个名为“逃亡，或建筑的志愿囚徒”（Exodus，or the Voluntary Prisoners of Architecture）的毕业设计项目（图2-6）。在这个毕业设计中，库哈斯设想了一个分裂成“善”与“恶”两级的伦敦。社区质量的差异驱动着“恶”伦敦的居民向“善”伦敦逃亡。“恶”伦敦的当局者不得不在两个伦敦间筑起一堵高墙，无疑这堵墙是对当时还没有被推倒的柏林墙的隐喻。然而，库哈斯所描绘的这堵想象中的“伦敦墙”其实是一个带形主题公园，公园具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形式，为从“恶”伦敦逃出的居民疗治心理创伤，于是一堵隐喻的墙变成了一座游乐园，这是一种对后现代文化现象的戏剧性描绘以及对建筑的终极命运的展示。库哈斯的城市寓言表达了对后现代文化环境的指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间，建筑学早已不是早期现代主义实践者所掌控的重构社会物质分配的武器，而是被动成为或协调分歧、或规避变革的工具。建筑基本上成为一种隔离差异的樊篱，将每个人限定在看似和谐的自我世界里，人成了建筑空间的“志愿囚徒”。
将边界改造为一种新社区形态的计划在过去几十年不断涌现。库哈斯在1980年代早期就开始对柏林墙进行假想性的改造。1988年，OMA事务所获得了“欧洲里尔”项目的委托，“欧洲里尔”将位于跨国界地带的高速列车（TGV）枢纽改造为新的文化事件中心，成为对库哈斯边界理论的背书。美国-墨西哥边界的圣迭哥-提华纳都会区（San Diego-Tijuana），中国的珠江三角洲陆-港、陆-澳边界区的基础设施节点成为高容量发展的增长点。边界基础设施枢纽往往受益于两侧的要素价格差异，并且借由保持边界的选择渗透性获取超常规的高密度发展，在传统的边疆地带形成了新的构筑物群落。即使在国家内部行政边界上也有这类现象发生，如上海-江苏省界的安亭-花桥两镇发展区，花桥地区地铁、高铁、公路、商业设施的密集交叉促成了独特的跨界高密度建成区域。在既有的行政区划导致的两地人力价格差距下，安亭-花桥成为类似于早期深圳罗湖的边界门户枢纽。库哈斯的边界墙模型不仅具有字面上的形式启示意义，也宣示了社会压力差下的边界空间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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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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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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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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