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里范式：城市建筑学的技术与文化视野

2023-09-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基础设施与公共政策的天然姻亲关系决定了它是建筑学介入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机遇。基础设施也可以为现代性这一建筑学理论史的恒久话题带来新的方法与视角。

因为基础设施的双重尺度（城市与建筑），也因为它所容纳的物质能量信息运动的复杂性，它的行为机制很难用建筑学的知识与术语来描述。近20年来，不断有城市研究学者试图创建关于基础设施的理论术语体系，以便建筑师能够理解运用，比如斯坦·艾伦（Stan Allen）的“有深度的二维”（Thick 2D）与“基础设施城市主义”（Infrastructural Urbanism），伊格纳西·德索拉-莫拉雷斯（Ignasi de Solà-Morales）的“模糊领域”（Terrain Vague），凯勒·伊斯特林（Keller Easterling）的“组织空间”（Organization Space）与“超国家治术”（Extrastatecraft），格雷汉姆（Stephen Graham）与马文（Simon Marvin）的“分包的基础设施”（Unbundled Infrastructure）与黛娜·卡夫（Dana Cuff）的“触媒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 as Catalytic）等。这些理论的共同关注点是作为人类社会的城市如何与作为工程体系的基础设施共存的问题，它们也常常被称为“基础设施城市主义”（Infrastructural Urbanism，或译为基础设施城市化）理论。基础设施城市主义的根本关切可以总结为：基础设施如何融入人类社会，如何成为人类社会机体的有机组成，基础设施影响下的空间如何实现高质量的发展^[4]?

如果按照态度与立场来划分以上的这些基础设施城市主义理论，那么斯坦·艾伦基本上还是在践行现代主义建筑观对物质实践的许诺，从生态与构造的视角研究场地，并建构一种新的地形学^[5]；德·索拉·莫拉雷斯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estrangement）延伸到空间研究，探索合法与非法的形式之间的转化。凯勒·伊斯特林从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发现那些超越审美与符号的组织性协议，并探寻超越体制边界的“超越行政治理的基础设施”；格雷汉姆与马文将现代主义失败的过程理解为基础设施从一体分解为多系统的过程（unbundled），而将城市生活复兴的希望建立在多种基础设施的重组中；黛娜·卡夫则从美式实用主义汲取营养，强调基础设施重构公共生活的功能，从城市触媒的角度介绍了建筑学介入城市的可能。所有这些研究都基于现代主义的失败与基础设施的主体性这样一个主要背景，通过对晚期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时期建筑学脱离城市关切的批判来重建一种立足场地与公共领域的城市建筑学。同时，所有的理论都建立在与后现代主义（包括解构主义）划清界限的基础上，它们都将建筑学的媒介化、符号化历程视为昙花一现的插曲，并意图重新兑现现代主义对公共生活、技术进步与个人自由的许诺^[6]。

“基础设施”以及这个概念所衍生的“基础设施城市主义”对中国建筑与规划学者来说一度是一个外来问题。这个概念产生于西方新千年以来对里根-撒切尔时代的新自由主义^[7]政经策略崩溃的反思，来自对建筑学的符号化倾向的抵制，来自对现代主义之后的现代性内涵的追问，来自建筑学、城市规划与景观建筑学的再融合的迫切需要，更来自对建筑师脱离城市空间塑造第一线的批判。触发基础设施话语热潮的导火索是欧美自新千年后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崩塌事件^[8]。同时，建筑学对基础设施的关注与现代性研究的延续有着密切的关系，基础设施的效能被视为现代性的重要指标，它在现代建筑史里的地位浮沉标志着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流变，基础设施在当代的危机是现代主义建筑学发展进程的重大挫折。因此，基于基础设施的城市建筑学研究是重工具性、反符号性的，这使得它与现代主义的理想保持一致。基础设施与公共政策的天然姻亲关系决定了它是建筑学介入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机遇。

正由于基础设施城市主义对中国建筑学曾经是一个外来的输入性问题，所以一开始它仅是作为景观城市主义的附带讨论进入中国。在很多情况下，它以基础设施的景观化、工业遗产的更新复兴与站城一体化等设计策略的面目出现，常被归纳为一些操作模式，也无法进入建筑批评与建筑理论史的核心关切中。由于中国与欧美经济周期的相位差与规划建设制度的差异，在中国基础设施高速发展时期，中国建筑学界无法感受到西方建筑学脱离公共领域的蚀骨之痛，高速城市化时期指令式的空间生产使建筑学长期依附于自身发展惯性形成的安全区，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充耳不闻。但是在“新常态”下，随着公共部门主导的大型建设活动逐步趋于饱和或趋缓，大量的建筑学相关工作有被土地开发的前期策划、各类大数据与智能辅助设计、工程的总承包与消费品设计部门抢夺的可能，建筑学也开始感受到被抛离公共领域现场的失落。

现代化的进程并没有因建筑学的暂时缺席而停止，只是它与资本、技术与媒介的结合方式发生了改变，而建筑学内部对此尚且缺乏认知，也少有作为。当代建设活动所需要的部门协作与知识交叉的密集程度已经超越了职业建筑师所能掌控的领域，在未来的高度社会分工中，建设活动将以一种更分散的、渐进的、精细的方式呈现，建筑学将不得不与各种建设主体紧密合作，建筑学体系也将接纳各种社会与技术运作机制的知识。为了更紧密地介入公共空间与建成环境的质量，建筑学开始向社会、材料、环境与信息等学科学习最新的方法，同时也开始反思建筑学在普遍的现代性讨论中的地位。

基础设施也可以为现代性这一建筑学理论史的恒久话题带来新的方法与视角。自20世纪晚期以来，现代性是以复数形式出现的，不同的文化区域有不同的现代性经验。复数的现代性可以区分强势现代主义叙事背后不同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特征。在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中，至今没有就现代性体验中多样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达成共识，尤其各种第三世界的现代化叙事都各自宣称是普遍的现代主义话语的“例外”（alternative），而这些不同文化的地域范例之间却缺乏相互对话，无法构成一个整体^[9]。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现当代建筑历史研究可能会破解这一困局，因为基础设施的功能在复数的现代性情况下显示出极大的普遍性。基础设施作为一种超越部门、领域与边界的系统是理解各种现代性的变体的关键，它能够吹散弥漫在现代性讨论上的意识形态迷雾与文化差异翳霾，揭露眼花缭乱的形式语言后的社会与技术纲领。现代性的基本价值标准——机动、健康、通达、自由等，依然是考察建筑学在新的基础设施条件下介入公共领域的切入点。

邻里范式：城市建筑学的技术与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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