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领域与边界的物质环境研究起源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这一讨论逐渐延伸到一切人为的区域划界与物权主体之间的矛盾。在国家之间，各种协定与文书将边界强加在连续的地表之上。“墙”是边界的最主要构筑物，是边境收窄为线性空间的表现。除了具体的墙，庞大的交通设施已经成为当代建成环境中的隐形边界。......
2023-09-30
邻里范式：城市建筑学中的区域发展边界
【摘要】：在区域科学领域，陆铭教授的“首位城市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首位城市论”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并且正处于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首位城市（即上海）的人口规模也达到全世界最大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或者说，城市发展并无“边界”控制的必要。
美国的城市化与其现代化并不同步。由于土地广袤、资源丰富而人口相对稀少，其城市化进程在前期依赖资源配置与工业化，因此滞后于现代化步伐，后来在美国内战后又因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后劲而急速超越欧洲，芝加哥与纽约等大都会都是在19世纪后期才崛起的。在超越的过程中，投机式的城市水平扩张与垂直增高缺乏管控，大量模式化的空间与场所被复制、克隆，均质的人工造物覆盖在多样的地理环境上而对环境缺乏协调。因此到20世纪初，美国大城市的各种弊病相继爆发，高密度的人口与工业集聚对社会、环境与健康形成了巨大压迫。建筑评论家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早在1920年代就意识到城市生态与城市发展的有机属性，他认为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单元，大都市与其所处的整个腹地是一个整体，他主张对城市化进行边界控制，以抵抗城市的无限制中心化趋势，并保留各个地方的本土文化。芒福德对当时主持纽约基础建设的摩西（Robert Moses）的规划思想多有批判，指出其所建设的大都市是一种“巨型机器”，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现代主义者，与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保持良好关系，反对模仿历史形式，对技术文明持拥抱态度[3]。
芒福德所反对的是一种对发展欲望不加控制的城市化状态，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美国的战略格局，旺盛的军工生产力和对未来战争状态的担忧要求整个城市呈扁平化发展，这种城市蔓延的景象与芒福德的花园城市理想是南辕北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高速公路抹平城乡差别，标准化的购物中心与工业园区侵蚀着城市郊区，低密度住宅无序蔓延，都会中心的金融塔楼无节制地疯狂生长，公共开放空间匮乏，街景单调庸俗……当代城市学家彼得·罗（Peter Rowe）认为，美国已经形成了广大的非市区、非郊野的“中间景观”（middle landscape）。中间景观由4部分构成：独立住宅区、购物中心与商业街区、办公园区以及高速公路本身。
中国的都会区是否已经达到了新城市主义所描述的那种充满中间景观的状态?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理解“郊区化”“城市蔓延”“内城衰落”“城市碎片化”等，那么中国大多数的大都会区似乎不存在这些问题，甚至会被认为是经典新城市主义所推崇的理想范本。巨大的人口密度差距，完全不同的土地制度与发展周期的相位差都可以是否定新城市主义借鉴意义的理由。但是如果将中间景观视为一种快速城市化之后的城市状态与学术新语境，那么可以说中国的几大都会区都已经达到了这种状态。以上海为例，根据“六普”数据，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间，内外环间与郊区人口增加600万，而这些增加的人口多居住于1990年代住宅商品化改革后所建的小区中。这些小区的形态多遵从标准的设计规范与市场偏好，其空间缺乏多样性，空间质量也不如人意。封闭的居住区之外是碎片化的城中村与产业园区。与此同时，内环内人口出现负增长，到2010年年底为300万余，是上海总常住人口的14%。由于白领工作依然集中于中心城区，职住分离使得城市的潮汐式通勤压力增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海等中国大都会所面临的问题与20世纪末的美国是类似的，都急需在不断蔓延的都会区中建立若干紧凑的生活圈，都需要在一个无差别、无个性的环境中建构身份与特征。
对于中国是否进入到“后城市化状态”的争论常常被简单地偷换为城市发展的“边界”问题——人口是否需要控制，边界是否需要管控，密度是否需要限制（限低或限高），乃至建筑形态是否需要控制导引，等等。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观点，分别来自区域科学领域与物质规划领域。在区域科学领域，陆铭教授的“首位城市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首位城市论”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并且正处于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首位城市（即上海）的人口规模也达到全世界最大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或者说，城市发展并无“边界”控制的必要。相应地，在物质规划领域，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是城市化的空间组织方式必须有所控制，这种控制其实就是“边界”的延伸，这不一定表现为人口控制，但是需要制定各种空间发展导引。但是，这个问题的讨论在当下是困难的，因为在各种空间对象的定义（比如何为“都会区”）极其模糊，描述与分析物质环境的概念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很难协调这两种立场迥异的观点。
大致上，以上罗列的两派观点都忽视了城市的结构与类型的复杂性，忽略了社区观念史的丰富性，忽略了边界概念的尺度与范畴。城市总体人口与功能的自然扩张和局部体量与边界的控制未必矛盾，城市的每一个组成部分也有体量与功能的发展极限，生态环境与基础设施也有其服务能力的上限。要解决这一问题，或许需要回到彼得·罗的方法，观察城市建成环境产生的过程，清空长期以来由区划法等先验模型构建的思维惯式，运用当代城市人类学[4]的方法深入到物质环境内部，从日常状态中寻找城市发展的安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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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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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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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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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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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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