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当新城市主义描绘了一种可以普遍化的社区形式,并仅当它所描绘的理论具有被验证或实践的可能时,它的方法论意义与对本土实践的参照意义才是有效的。那么新城市主义的规范性在何种程度上是成立的呢?当代中国的城市设计实践是消解还是强化了新城市主义的指导意义?城市设计脱胎于现代主义思潮,是功能主义的延伸。而城市主义的概念明显来自于新城市主义对经典欧洲大陆城市主义的回访,是一系列反思现代主义的运动推动下的产物。......
2023-09-30
作为城市设计准则的新城市主义诞生于1991年。那一年,在加利福尼亚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阿瓦尼旅店,一批规划师、建筑师与政府决策咨询师聚集在一起,激辩理想社区的设计规范,讨论的议题从区域与邻里一直到街道与建筑形式,此次聚会形成的共识后来被命名为“阿瓦尼原则”(Ahwahnee Principles),恰巧此时会议的参加人之一彼得·卡兹(Peter Katz)正在撰写一本名为《新城市主义》(The New Urbanism)的专著,阿瓦尼原则由此得名“新城市主义”(The New Urbanism)。自此,从1993年到1995年,共有3届“新城市主义大会”分别在亚历山德里亚、洛杉矶与旧金山召开,阿瓦尼原则遂扩充为《新城市主义宪章》(Charter of the New Urbanism)。新城市主义在1990年代末被学者引介到中文学术圈,经由设计实践、媒体宣传与学术推广等多种途径的渗透,已经在思想与政策层面深刻地融入了中国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发展进程。作为城市设计准则的新城市主义,已经转变为作为价值共识的新城市主义(图1-1)。
“新城市主义”这一概念在近年的专业话语中至少会以3种面孔出现。其一,新城市主义是一种规范性理论,它描绘了一种理想的城市状态[2]。其二,新城市主义提供了一些能够直接指导城市设计实践的方法与策略,这包括精明增长方法、市镇风貌管理、公交主导发展模式、步行域(Ped-shed)规划、交通稳静化(Traffic Calming)策略等。其三,新城市主义是一个发源于美国的城市设计思潮,它借鉴了欧洲的城市形态学与类型学知识,并为解决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城市弊病提出有针对性的行动纲领。因此,广义的新城市主义几乎包容一切良好的城市设计标准,而狭义的新城市主义是指导特定行动的特殊理论,在缺乏深度综述与解析的情况下,很难对本土的规划与设计实践产生借鉴意义。
新城市主义往往表现为对欧洲工业化之前的城市空间体验的推崇,并可进一步简化为一系列土地开发与空间设计策略,这使得学界困惑于它的内在悖论:新城市主义是否只是保守主义城市设计的别称?新城市主义是否普遍化了特殊情况?进一步地,新城市主义究竟在哪些方面已经渗透进中国当代的城市设计理论中?最重要的是,新城市主义究竟“新”在何处?1996年出版的《新城市主义宪章》中的开篇《新城市主义之“新”在何处?》试图用一系列共识来回答外界对这一思想的质疑:
图1-1 第一次新城市主义大会的与会人员合影
(1)郊区化、内城衰落、城市碎片化、场所个性丧失是相互联系的城市病症,这些病症从1970年代开始发作,到20世纪末已经全面浸润,因此需要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而这一方案的“一揽子解决”的特性就是新城市主义的“新”之所在。
(2)城市空间是根据尺度分层级的,这些层级从区域(region)开始,到城市(city),市镇(town),邻里、分区与走廊(neighborhood,district and corridor),最后到街块、街道与建筑(block,street and building)。
(3)工业化、标准化的生产与消费模式是抹杀空间多样性的罪魁祸首,而且为了迎合汽车优先的出行习惯,场地地景的丰富性被抹平,本土文化与自然生态的多样性被破坏。与之相对应的是,新城市主义相信当代的信息与创意产业可能是旧城复兴的推手。
(4)物质规划框架无法凭一己之力解决社会与经济层面的多种问题;但是,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需要一个一以贯之的物质规划框架。
这些共识性的前提将在之后的讨论中反复出现,一方面,这些前提条件可以进一步推导为可以为中国城市研究学者所用的推论;另一方面,每一条假设都必须在具体的实践与理论环境中被审视检验。逐条梳理以上的前提,可以发现新城市主义面对的是一个业已发展成熟的城市化区域,因此它是一个“后城市化”时代的纲领,它直面的是现代城市中最日常、最普遍的元素——无限扩张的标准化住区、衰落的旧城、高速公路网络、巨大的停车设施、办公塔楼与集中式购物中心、毫无识别性的街道,等等。它既探索这种状态发生的原因,又在尊重现实的条件下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与方法。如果说一个20年前提出的主张依然有当下意义的话,是因为日新月异的技术依然在拓展公共生活的形式与边界,也在异化人们的生存状态,而新城市主义只是在努力保持公共领域的尊严。只要现实世界中身体间与空间中的接触与交往依然在主导着社会关系的演化,以实体空间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学理论就会持续存有当代价值。
有关邻里范式 技术与文化视野中的城市建筑学的文章
仅当新城市主义描绘了一种可以普遍化的社区形式,并仅当它所描绘的理论具有被验证或实践的可能时,它的方法论意义与对本土实践的参照意义才是有效的。那么新城市主义的规范性在何种程度上是成立的呢?当代中国的城市设计实践是消解还是强化了新城市主义的指导意义?城市设计脱胎于现代主义思潮,是功能主义的延伸。而城市主义的概念明显来自于新城市主义对经典欧洲大陆城市主义的回访,是一系列反思现代主义的运动推动下的产物。......
2023-09-30
新城市主义者虽然共同的学术立场都是反对现代主义运动带来的城市蔓延,但内部各个派别的理论依据却相差很大。图4-133种演进的邻里单元模式另一位新城市主义者法尔在2007年再次发展了邻里单位概念,并在佩里、杜安尼与普拉特-兹伊贝克理论基础上绘制了新的图解。......
2023-09-30
在大型商品房社区建设成为我国住宅供应的主要形式后,邻里单位所定义的半公共、半私有的社区领域构成了空间权属与治理权限之间矛盾的前线。从1922年起,该基金会大力资助对纽约市及周边的新区规划研究。佩里从1910年代到1930年代的各项研究都与罗素·赛奇基金会密切相关。[4]库利提出了“首属群体”与“次属群体”的概念,来自1909年出版的论著《社会组织:对群体思想的研究》。斯泰恩在写给芒福德的信中经常提及自己的实践与思考。......
2023-09-30
在“契约”之外,传统社会主义的社会动员与价值推广的措施必不可少。即使今天产生这种环境的政治条件已经不再具备,它的意义已经不再彰显,但是,如果不对其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还原,那么,我们不仅无法理解形成当代香港空间形态的历史驱动力,而且对深受香港影响的我国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发展史的全面理解与反思也无从谈起。......
2023-09-30
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指标的主要来源是西方发展百年的“区划法”[1]。1916年区划法与1961年的区划法修订一起决定了纽约的天际线。形式规范是一种更定制化、精细化的区划手段[2],它主张为场地量身定制形态导引,与保证最低标准的区划法是两种时代语境的产物。图12-1形式规范“迈阿密21”中所规定的街角形式类型表图12-2中国大城市的典型城市断面样例......
2023-09-30
对于罗西的这一本书而言,原文在意大利语语境中似乎翻译成“城市建筑”和“城市建筑学”都没有错。而一直到2006年黄士钧的《城市建筑学》出版时,仍然可以看到,包括童明在内的一些作者仍然使用“城市建筑”作为这本书的标题。因此,从童明的角度来看,将该书翻译成“城市建筑”,尊重了该书内容的原意;而翻译成“城市建筑学”,也同样尊重了该书出版的历史语境。......
2023-09-30
“邻里”是城市建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也是兼具物质与社会凝聚力的人类聚落基本形式。对邻里的讨论将贯穿本书的所有讨论。不同的城市主义学说均以不同的态度审视邻里,并形成各自的城市空间观。从1990年代开始活跃的新城市主义理论就是一种继承并发展了邻里单元观念的规范性理论。本篇从学理层面阐述“邻里”这一概念的渊源与演进。......
2023-09-30
卢文的主要贡献是将北方的单位大院社区嫁接到邻里单位这一经典社区模型上,并梳理了邻里单位概念在1930年代进入中国之后向小区转变的历史。小区是苏联的工业城镇模式与一度被批判的邻里单位模型进行协调的结果,是在重工业优先的历史背景下建立服务于生产的邻里模式的经验性成果。可以说在一段时间内,大院式的工人新村模式向商品化社区的转型是由这些外销房社区建设主导的。......
2023-09-3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