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新城市主义:邻里范式的城市建筑学

新城市主义:邻里范式的城市建筑学

【摘要】:作为城市设计准则的新城市主义诞生于1991年。自此,从1993年到1995年,共有3届“新城市主义大会”分别在亚历山德里亚、洛杉矶与旧金山召开,阿瓦尼原则遂扩充为《新城市主义宪章》。“新城市主义”这一概念在近年的专业话语中至少会以3种面孔出现。新城市主义是否普遍化了特殊情况?进一步地,新城市主义究竟在哪些方面已经渗透进中国当代的城市设计理论中?最重要的是,新城市主义究竟“新”在何处?

作为城市设计准则的新城市主义诞生于1991年。那一年,在加利福尼亚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阿瓦尼旅店,一批规划师、建筑师与政府决策咨询师聚集在一起,激辩理想社区的设计规范,讨论的议题从区域与邻里一直到街道与建筑形式,此次聚会形成的共识后来被命名为“阿瓦尼原则”(Ahwahnee Principles),恰巧此时会议的参加人之一彼得·卡兹(Peter Katz)正在撰写一本名为《新城市主义》(The New Urbanism)的专著,阿瓦尼原则由此得名“新城市主义”(The New Urbanism)。自此,从1993年到1995年,共有3届“新城市主义大会”分别在亚历山德里亚、洛杉矶旧金山召开,阿瓦尼原则遂扩充为《新城市主义宪章》(Charter of the New Urbanism)。新城市主义在1990年代末被学者引介到中文学术圈,经由设计实践、媒体宣传与学术推广等多种途径的渗透,已经在思想与政策层面深刻地融入了中国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发展进程。作为城市设计准则的新城市主义,已经转变为作为价值共识的新城市主义(图1-1)。

“新城市主义”这一概念在近年的专业话语中至少会以3种面孔出现。其一,新城市主义是一种规范性理论,它描绘了一种理想的城市状态[2]。其二,新城市主义提供了一些能够直接指导城市设计实践的方法与策略,这包括精明增长方法、市镇风貌管理、公交主导发展模式、步行域(Ped-shed)规划、交通稳静化(Traffic Calming)策略等。其三,新城市主义是一个发源于美国的城市设计思潮,它借鉴了欧洲的城市形态学与类型学知识,并为解决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城市弊病提出有针对性的行动纲领。因此,广义的新城市主义几乎包容一切良好的城市设计标准,而狭义的新城市主义是指导特定行动的特殊理论,在缺乏深度综述与解析的情况下,很难对本土的规划与设计实践产生借鉴意义。

新城市主义往往表现为对欧洲工业化之前的城市空间体验的推崇,并可进一步简化为一系列土地开发与空间设计策略,这使得学界困惑于它的内在悖论:新城市主义是否只是保守主义城市设计的别称?新城市主义是否普遍化了特殊情况?进一步地,新城市主义究竟在哪些方面已经渗透进中国当代的城市设计理论中?最重要的是,新城市主义究竟“新”在何处?1996年出版的《新城市主义宪章》中的开篇《新城市主义之“新”在何处?》试图用一系列共识来回答外界对这一思想的质疑:

图1-1 第一次新城市主义大会的与会人员合影

(1)郊区化、内城衰落、城市碎片化、场所个性丧失是相互联系的城市病症,这些病症从1970年代开始发作,到20世纪末已经全面浸润,因此需要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而这一方案的“一揽子解决”的特性就是新城市主义的“新”之所在。

(2)城市空间是根据尺度分层级的,这些层级从区域(region)开始,到城市(city),市镇(town),邻里、分区与走廊(neighborhood,district and corridor),最后到街块、街道与建筑(block,street and building)。

(3)工业化、标准化的生产与消费模式是抹杀空间多样性的罪魁祸首,而且为了迎合汽车优先的出行习惯,场地地景的丰富性被抹平,本土文化与自然生态的多样性被破坏。与之相对应的是,新城市主义相信当代的信息与创意产业可能是旧城复兴的推手。

(4)物质规划框架无法凭一己之力解决社会与经济层面的多种问题;但是,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需要一个一以贯之的物质规划框架。

这些共识性的前提将在之后的讨论中反复出现,一方面,这些前提条件可以进一步推导为可以为中国城市研究学者所用的推论;另一方面,每一条假设都必须在具体的实践与理论环境中被审视检验。逐条梳理以上的前提,可以发现新城市主义面对的是一个业已发展成熟的城市化区域,因此它是一个“后城市化”时代的纲领,它直面的是现代城市中最日常、最普遍的元素——无限扩张的标准化住区、衰落的旧城、高速公路网络、巨大的停车设施、办公塔楼与集中式购物中心、毫无识别性的街道,等等。它既探索这种状态发生的原因,又在尊重现实的条件下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与方法。如果说一个20年前提出的主张依然有当下意义的话,是因为日新月异的技术依然在拓展公共生活的形式与边界,也在异化人们的生存状态,而新城市主义只是在努力保持公共领域的尊严。只要现实世界中身体间与空间中的接触与交往依然在主导着社会关系的演化,以实体空间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学理论就会持续存有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