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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少数民族植物文化趣谈:揭秘染色植物的历史与利用

【摘要】:一般来说,古人对用于染色的植物并没有太多限定,只要具有鲜艳色彩的植物均可作为染色原料,使用的部位也各异。乔木、灌木、藤本、草本均可成为染色的来源。然而,大潮虽然退却,仍有细流塘洼得以存之,值得庆幸的是在像云南这样的一些边远民族地区,因为植物资源丰富易得,民族传统文化氛围浓厚、影响力强等诸多原因,使得传统植物染色技术及其相关植物知识能偏安于一隅,沉淀在一些社区和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得以传承和保留。

中国使用植物进行染色由来已久,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我国最早的历书《夏小正》中提到早在夏代,先民们就已经会使用一种叫蓝草的植物进行织物染色,并采用人工种植的方式栽培蓝草以获取染料来源,这也是古文献中最早的关于染色植物的记录,古人所着“青出于蓝而青于蓝”的“青布蓝衫”颜色即起源于此;《诗经》中也提到了古人使用茜草、蓝草等制作红、青、蓝等各色染料的情况。据成书于两汉时期的儒家经典《周礼·地官》记载,先秦时期,负责民政事务的官员“地官”中已经专门设有掌“染草”的职位,主要负责“以春秋敛染草之物,以权量受之,以待时而颁之”,说的是“掌染草”的官员在春秋时节向山农大量征收用于染色的草木,用秤称量收购以后储存起来,待到需要之时再分发给染色的匠人使用。至汉代,我国的植物染色技术已经日臻成熟,除了获取天然生长的植物资源制作染料之外,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大规模种植染色植物以满足需要。《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若千亩栀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意思是一个人如果能拥有千亩的栀子和茜草,那么他的财富可以与一个千户侯相匹敌。这里提到的栀子和茜草皆为染色植物,说明了这些染色植物在当时已经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各种颜色丝麻织品作为有力物证也证明了当时的染色技术之高,人们对染色植物的需求之众。中原之外,我国一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也很早就有了植物染色的技术。据《后汉书·南蛮传》《搜神记》等文献中记载,早在汉代,被称为“盘瓠蛮”“五陵蛮”的苗族瑶族先民就开始“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裳斑斓。”[1]可见当时的苗族瑶族已经掌握了较为成熟的纺织技术和用植物染料对织品进行染色的技术。

一般来说,古人对用于染色的植物并没有太多限定,只要具有鲜艳色彩的植物均可作为染色原料,使用的部位也各异。《唐六典》中即有记载:“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叶,有以茎实,有以根皮,出有方土,采以时月……。”乔木、灌木、藤本、草本均可成为染色的来源。我国植物资源丰富,可供染色的植物达数千种之多。人们根据植物的不同色彩特性,创造出了丰富的植物染色工艺技术。可以说,利用染色植物制作染料是我国古代染色工艺的主流,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近代以后,随着染色技术的不断发展,制作方式更简单,着色度更高的合成染料逐渐取代了植物染料,曾经风靡历史的植物染色逐渐退出历史大舞台,一些优秀的相关传统知识与技术也憾然消失。然而,大潮虽然退却,仍有细流塘洼得以存之,值得庆幸的是在像云南这样的一些边远民族地区,因为植物资源丰富易得,民族传统文化氛围浓厚、影响力强等诸多原因,使得传统植物染色技术及其相关植物知识能偏安于一隅,沉淀在一些社区和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得以传承和保留。比如就纺织品的染色来说,秦汉时期出现的“阑干斑布”,汉代时出现的“具有观赏性的蜡染”以及南北朝时期出现的“纹缬”,都随着云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一同传承至今。

时至今日,在多民族聚居的云岭大地上,传统植物染料在各民族生产生活中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植物染色被用于服饰、食品、装饰等多个方面。以染色植物资源分布较为集中的西双版纳地区为例,目前已记录的染色植物中,仅用于食用的染色植物就有39种,分属于25个科和33个属,世居于此地的十余个民族均保留有使用染色植物的传统。当然,不同的民族由于饮食习惯、居住环境海拔高度的不同,对植物物种和颜色的选择也会有所不同。由于染色植物生长于天然的环境中,因季节、气候、水热条件、生长区域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哪怕是同一种植物萃取出的染液也会呈现出不同的色泽,少有绝对的重复,因此染出的各类物品色泽生动自然,似乎也像植物一样具有了神奇生命力。当人们穿着植物染色的衣裳,品食着天然染色的食物,沐浴着大自然的芬芳时,那种感觉仿佛漂泊的游子回到故土,心灵与大自然紧紧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