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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少数民族植物文化的起源及历史

【摘要】:《四部医典》是学习藏医药学的必修读本,在国内外影响极大。该书共记载药物2294种,是历代藏医药书籍收载药物数量最多的著作。这些历史上的经典藏医药文献、典籍为广大藏地的传统医药发展和传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藏药的起源还有其深刻的自然环境底蕴。可见,云南的藏医非常注重对植物药的灵活应用。

世代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族人民在与自然和各种疾病的斗争中,积累了诸多利用当地植物治疗各种疾病的经验,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医药体系。藏医药起源古老,相传古象雄王国[21]贤者常松·杰普赤西医术高超,被认为是古代象雄藏医学创始人,他所撰写的《治毒坚固聚》为第一部藏医学著作。根据藏族史籍《五部箴言·大臣箴》及《西藏王臣记》记载,公元前126年聂赤赞普在位时期,总结出不利于社会安定、社稷发展的主要因素,提出了“六疑”即六大难题,包括盗贼、敌人、野牛、毒物和咒骂等,向臣下征询解决方法。智者增拉嘎马袁德回答了“毒疑”的问题,他说:“有毒就有药”,即提出使用药物治疗的方式来对抗毒物,这是当时的藏民通过实践方法总结出来的经验理论。公元6世纪时,第32代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并于641年迎娶汉室文成公主。文成公主给藏地带去了“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22],藏地传统医学开始与其他医学融会贯通。

除了中医药之外,传统藏医学还吸收了印度的吠陀医学和其他邻国的医药精华,于8世纪时编成了藏医经典著作《月王药诊》,藏名为“门杰维给布”,书中收载了药物近800种,其中除约50种药物为天竺出产,百余种为中药材交叉品种外,其余数百种全部为青藏高原特有和使用的品种。8世纪下半叶,杰出的藏医药学家宇妥宁玛·云丹贡布拜内地中医和邻国名医为师,汲取各地医学之精华,广泛搜集和研究民间医学,总结民间医学经验,撰写了《四部医典》,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藏医药学理论和实践体系。《四部医典》是学习藏医药学的必修读本,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另一本比较有影响力的藏药著作是《晶珠本草》,为清代藏人、药学家帝玛尔·丹增彭措所著,成书于1735年。《晶珠本草》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为歌诀,用形似佛经的偈颂体写成,概括了所记载药物的功效;下部采用注解叙述方式,解释了不同药物的产地、生长环境、性、味、功效等。此外,书中还记载了一些药物的筛选及炮制方法。该书共记载药物2294种,是历代藏医药书籍收载药物数量最多的著作。其中,作者将药用植物分成了树类、湿生草类、旱生草类、作物类等几大品类,湿生草类及旱生草类又被分为根、根茎、茎、枝、叶、花、果实种子、全草、皮等小类,记载了树(茎、干、枝)类药182种;湿生草类药142种;旱生草类药266种;作物类药42种。这些历史上的经典藏医药文献、典籍为广大藏地的传统医药发展和传承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藏药的起源还有其深刻的自然环境底蕴。藏药的来源是以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资源如植物、动物、矿物为基础的,其中植物资源占了绝对比重。很多药用植物都是生长于海拔3500~4500米左右的高山流石滩、高寒草甸、高山灌丛、高山针叶林下,生境十分独特。比如广布于高山地区的绿绒蒿、垂头菊、蓝钟花、桃儿七、独一味、龙胆、马先蒿、獐牙菜、红景天、乌头、翠雀、紫菀、黄芪、风毛菊、紫堇、贝母等等,均为高原植物。云南藏族聚居的滇西北迪庆高原因为地形地貌与青藏高原的绝对高海拔有所差别,立体性多样性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使该地区药用植物资源的多样性利用特征更为明显。比如由迪庆藏医院创始人向·初称江初活佛与其师傅阿尼·哈咱共同编著而成的《藏医精要》中提到,治疗胃腑伏热症,药物以月华五味汤加蒂丁或兔子草,或者加鼠尾草,其中兔子草也称为多穗蓼(Polygonum polystachyum),主产于迪庆地区,能清大小肠热与腑热,是治疗胃肠疾病的良药。又如,藏医治疗风血二合症时,除用饮食起居治疗外,还以肉蔻、云木香、藏木香、余甘子熬汤连续服用治疗[23]。可见,云南的藏医非常注重对植物药的灵活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