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众多的神话传说中，“神农尝百草”是一个经久流传与药用植物利用起源相关的民间故事。这一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草药知识愈来愈丰富，其药性药理也得到后人的不断实践验证，最后于东汉时集结成书，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本草经典著作《神农本草经》。图4-2野生抗疟植物“黄花蒿”此外，诸多流传于各地民间的地方本草著作，也大量记录了当地民族对药用植物资源的认知和利用方式。......
2023-09-29
云南少数民族植物文化：云岭野生植物的丰富历史和利用
【摘要】：作为一种在古代社会最能获得稳定食物来源的方式，人类采集野生植物的历史已经延续了上百万年。直到今天，在一些野生资源丰富的地区，采集野生食用植物进行利用仍然是当地人重要的生计行为，有大量野生植物被认定为“救荒植物”。因为野生食用植物对于人民日常生活具有重要价值，所以对其的认知和利用也以各种途径和方式得到流传。
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使用野生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和种子等作为最主要食物来源了。作为一种在古代社会最能获得稳定食物来源的方式，人类采集野生植物的历史已经延续了上百万年。直到今天，在一些野生资源丰富的地区，采集野生食用植物进行利用仍然是当地人重要的生计行为，有大量野生植物被认定为“救荒植物”。因为野生食用植物对于人民日常生活具有重要价值，所以对其的认知和利用也以各种途径和方式得到流传。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当中，大量提到先秦时期的人们利用谷物、药物、果树、蔬菜等植物的情况，全书共记录了130多种植物，其中有很多内容记录的就是古人采食野菜的场景。比如：“采采卷耳，不盈顷筐”[1]；“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陟彼南山，言采其薇”[2]；“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呦呦鹿鸣，食野之芩”[3]；“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我行其野，言采其葍”[4]；“其殽维何？炰鳖鲜鱼。其蔌维何？维笋及蒲”[5]等等。文中所提到的卷耳、蕨、薇、苹、蒿、芩、蓫、葍、笋均为当时野外可以随处采集到的野菜。《诗经》所收集的305篇诗歌中共有43篇涉及到古人以野菜为食的情况，提及野菜46种[6][7]。可以说《诗经》不仅仅只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元典，同时也是研究先秦时期植物及其使用情况的植物学著作。
“药食同源”是我国中医药和饮食文化相结合的一个传统理念，其核心是“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8]，民间治病所用的有些草药就是食物，可以饱腹；而有些食物也是药，可以治病。因此，很多历史上的药学典籍中均有大量关于可以食用的野生植物的记载。《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传说最早起源于神农氏，之后历经数代口耳相传，至汉朝汇编成书。全书共记载了365种药物的用法，作者依据使用功效将这些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上品120种，无毒性，大都为滋补壮体的草药；中品120种，无毒或有毒，大都为补虚扶弱，祛邪抗病的药物；下品125种，功效为祛邪破积，以有毒者居多，如乌头、大黄、巴豆、甘遂等。在上品和中品的药物记载中，就有大量野生食用植物，比如薯蓣、百合、人参、龙眼、黄芩、当归等等，这些均为典型的药食两用植物。《食疗本草》是另一本我国古代重要的食疗专著，为唐代孟铣、张鼎所撰，该书收录了包括瓜果、蔬菜、谷米以及虫鱼鸟兽在内的诸多食疗品种。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其中上卷和下卷以记载植物性食物为主，上卷记载91种，下卷记载75种，两卷共记载野生食用植物78种[9]。书中提到的各类野菜如薯蓣、枸杞、百合、苜蓿、荠、芋、蕨、马齿苋、蕺菜、龙葵、椿、水芹、榆荚、葛根、黄精等均为野外常见植物，直到今天仍然为各地的老百姓所食用。
宋元之后到明清时期，我国人口大幅度增加，再加上自然灾害、战乱、疫疾等各种原因，使得当时的社会时有饥荒，老百姓的温饱生存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采集野菜渡过饥荒就成为活下去一个很好的办法。所以，在这一时期，以救荒为目的的一些野菜著作开始出现。比如明代成书的《救荒本草》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本野菜专著。《救荒本草》作者朱橚（图2-1），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因惹怒皇帝曾两次被流放到边塞云南，所以他虽贵为皇室子弟，却深知民间疾苦，心系民生。为编著《救荒本草》，朱橚命人到各地采集各类食用植物栽种在自家的园圃内，以方便观察其生长习性。为了让普通百姓容易掌握野菜的外形特点及性能，朱橚命令画工依照实物作画，并配以简单明了的文字介绍（图2-2）。该书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详细记录了414种食用植物的形态特征、食用部位与食用方法，作用在于“遇荒岁按图而求之，随地皆有，无艰得者。苟如法采食，可以活命。”[10] 在414种植物中，来源于历代本草记录的有138种，新增了276种，大部分植物都为“随地皆得”的野菜，同时也包括了一些果树、花卉等植物。《救荒本草》在中国植物史甚至世界植物史上的地位都不容忽视，它开创了植物园研究和栽培试验的方法，并配以精美的植物插图，兼具了实用性、通俗性和艺术性。17世纪后期，《救荒本草》传到了日本，受到了日本学者的青睐。受朱橚著述的影响和引导，日本学者不仅翻译和考订了《救荒本草》原著，而且还学习他的方法，出版了《救荒植物数十种》《救荒略》《荒年食量志》等著述，扩大了野生食用植物作用的影响力。
图2-1 明朱橚画像（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图2-2 《救荒本草》图谱之苍耳（图片来源：《救荒本草》）
明代成书的另一本流传很广的野菜专著叫《野菜谱》，为正德年间王磐所著。该书共记载了60种野菜，每种各列一诗一图，简单易懂。王磐（约1470～1530年）字鸿渐，号西楼，为明代散曲作家、画家，亦通医学。他出生于江苏高邮地方富户人家，因生性洒脱，十分嫌弃官场的繁文缛节，所以终生未入仕途。明朝中后叶时期，天灾水旱频发，再加上当时统治阶级的苛政，使得老百姓的生活异常艰难，在特别饥馑时不得不依靠采食山野里的野菜、树皮、草根充饥。和朱橚的王室身份不同，王磐只是一介庶民，但是他同样有一颗忧民之心。面对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王磐想利用自己所长为普通百姓做一些事情。在日常观察中，王磐发现“饥民枕藉道跖，率皆采摘野菜以充食，赖之活者甚众”。但是在采食野菜的过程中“其间形类相似，美恶不同，误食之或至伤生”，因为不识某些植物的性能，老百姓时常发生吃野菜中毒的情况。因此，王磐通过目验、亲尝、自题、手绘的方式留心可以度荒的草木，绘制成谱。比如，民间有一种野菜“猪殃殃”，据说因为猪吃了之后会中毒生病而得名。王磐通过亲自试吃，发现这种野菜如果生吃会中毒，但是煮熟之后再食用却无恙，所以他便将“猪殃殃”[11]收集在《野菜谱》中，同时注明“春采熟食”（图2-3，图2-4）。同时，考虑到当时的普通百姓识字的人并不多，所以除了采用绘图的方式之外，王磐还利用自己谱写词曲歌赋的能力，将每一种野菜的习性特点变成易于上口的民间散曲。比如在编写植物《看麦娘》[12]时，王磐写道：“看麦娘，来何早！麦未登，人未饱。何尝与尔还厥家，共咽糟糠暂相保（图2-5）。”记录“枸枳头[13]”时写道：“枸枳头，生高邱，实为药饵出甘州。二载淮南谷不收，采春采夏还采秋。饥人饱食如珍馐。”又如记录野菜“破破衲”时，说道：“破破衲，不堪补。寒且饥，聊作脯；饱暖时，不忘汝。”这些散曲，大部分都以植物名来起兴，既描绘了植物的特性和利用方式，也加入了作者自己对民间疾苦的感慨，最重要的是让老百姓容易记住并广为传唱，从而达到了作者编写这本书的“救荒”本意。
图2-3 《野菜谱》记载的猪殃殃（图片来源：《野菜谱》）
图2-4 猪殃殃（摄影：李建钦）
图2-5 《野菜谱》记载的看麦娘（图片来源：《野菜谱》）
由于《野菜谱》的实用性和影响力，明代著名农学家徐光启将其全文收录在他所编写的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农书《农政全书》中，收录时只做了顺序上的简略调整，并没有改变原文的行文风格和基本样貌。除此之外，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力的野菜著作还有鲍山所撰的《野菜博录》，周履靖的农书《茹草编》等。在李时珍所编写的药书巨著《本草纲目》中，也收录了大量野生食用植物，这些著作均为明代成书。
此外，我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中也保留有许多关于野生食用植物知识的文献及资料的记述。比如明代云南嵩明人兰茂所撰的《滇南本草》一书，首次向当时的世人介绍了地处边塞夷地的云南人出产及使用草药的情况，总结了边疆各民族宝贵的用药经验，书中所涉及的野生食用植物知识非常丰富。19世纪中叶刊行的《植物名实图考》中记载了云南植物370种，其中大量引用了《滇南本草》中所提及的植物，比如龙牙菜、水金凤、附地菜、锦鸡儿、薯蓣、马芹、山韭、覆盆子、滇土瓜、地涌金莲等等，这些都是可以食用的野菜。
野生食用植物在食物短缺时期在当地社区或个人的生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能弥补粮食的缺口，也在维持当地人生计安全和平衡饮食的营养价值方面发挥作用[14][15]。除了获取饱腹的食物之外，古人还赋予了取食野菜这种行为很多的文化含义。比如，每年野菜最为丰裕之时，也是春回大地之时，取食野菜是人们迎接春天的一种最朴素的仪式。宋儒汪信民曾提到：“咬得菜根者，则百事可做”，所以采食野菜也代表古人一种追求清廉与简朴，淡中有味，历久弥香的处世态度。
在云岭大地，因为野生食用植物资源储量极为丰富，分布极广，可以采集利用的种类很多。历史以来，无论在高山还是平坝，在热区还是凉区，在森林还是草原湿地，云南的各民族早已积累了野生食用植物利用的丰富的传统知识与经验。而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野生食用植物利用有很大差别，甚至在具有相同植物资源的同一环境中，其利用方式和价值也会因为所利用的民族群体文化背景不同而显示出明显的差异。这些知识和经验经过祖辈相传，已经形成为多彩的特殊的民族植物文化，固化在每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当中。在追求食品生态、健康、绿色和无公害的今天，这些山中珍品亦能成为餐桌上高品质的佳肴，丰富我们的饮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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