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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任与李立三:冯任对李立三的批评引起中央重视

【摘要】:在《意见书》中,冯任除了对国民党召开编遣会议后的形势走向提出了与中央不同的意见外,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立三。冯任的报告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从当时中央对冯任的工作安排来看,说明了李立三对冯任的信任和器重。然而,任弼时的两次报告都没有引起李立三的重视,他正忙于组织武装暴动。

詹玉新

冯任,1905年生于都昌县土塘坂上厦下冯家,是我省早期党团组织重要领导人,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冯任在江西省委工作期间,两次代表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从批评李立三,到认识李立三,随后在湖北省委工作期间又与李立三在一起开会,比较了解李立三,与李立三有过不同寻常的交往。

1929年2月,冯任前往上海,代表江西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汇报前,他认真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和党刊上的一些文章,感到中央过分强调城市工作,忽视农民运动。他又看到李立三在一篇文章中硬把方志敏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弋阳农民武装斗争,说成是受了景德镇工人罢工的影响,并以此证明“城市中心论”的正确,便当即写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中央工作致中央的意见书》,以个人名义呈送中央。在《意见书》中,冯任除了对国民党召开编遣会议后的形势走向提出了与中央不同的意见外,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立三。冯任尖锐地指出:“弋阳的农民没有因景德镇工人斗争的影响而复动起来,都是自动发起的,而景德镇的工人们反倒有希望弋阳方志敏的农民武装打过来的想法。”李立三看了《意见书》很不高兴,不知道这位冯任是何许人物。3月2日,李立三与冯任见面,并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等一道听取了冯任的汇报,觉得眼前这位长得很秀气、比自己小7岁的年轻人很有才能和胆识,不仅不生气,反而很赏识冯任。

冯任这次汇报的内容形成了《三个时代的江西省委》一文。

1929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江西的党组织遭到空前大破坏。11月下旬,从赣南巡视返回的冯任,一路上冒着极大的危险,深入了解了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通知各地尚不知情的党组织及其领导人尽快转移以减少损失。随后,冯任赶赴上海,向中央写出了近万字的《关于江西党组织遭受大破坏的经过和善后办法》的报告。冯任的报告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宣传部部长、秘书长李立三看了这份报告后,认为冯任立场坚定,头脑清醒,有能力,有地下工作经验,可以委以重任。

1930年1月1日和14日,中央两次讨论重建江西省委问题。李立三考虑到冯任在江西省委时间太久,已引起敌人的注意,不宜再回江西,应另委重用。在李立三“与之谈话”后,冯任没有回江西,改任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农委书记,以加强湖北省委的工作。

李立三告诉冯任,现任湖北省委书记正是他在南昌第一师范的同学欧阳洛,彼此很熟悉,便于开展工作。冯任很快动身起程去武汉。冯任一上任,欧阳洛就把省委机关工作交给冯任负责,放手让冯任去干。从当时中央对冯任的工作安排来看,说明了李立三对冯任的信任和器重。3月23日欧阳洛被捕后,中央就指定冯任代理湖北省委书记。

1930年2月初,冯任调到湖北省委工作以后,正逢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进入了“立三路线”时期。当时,武汉被李立三确定为全国武装暴动的中心,李立三很希望冯任能够围绕这个中心发挥自己的才干,尽快发动武汉暴动。但冯任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断。他认为“湖北在政治上、地理上都是蒋、冯、阎战争的中心”,“反军阀战争是党的中心任务”,应该首先向群众宣传“蒋、冯、阎的战争是反革命的战争”,有条件地组织地方暴动,不失时机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1930年3月,为组织好武汉暴动,李立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3月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改组湖北省委。在中央的压力下,冯任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关于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组织地方暴动,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左”的观点,但冯任还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湖北的形势,在指出诸多有利条件的同时,深感“缺点仍然是非常之多”。他认为,暴动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不努力做好工作,克服这些“缺点”,暴动只能是一句空话。

4月15日至24日,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李立三要把这次大会开成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总暴动、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动员大会。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做政治报告,冯任代表湖北省委做工作报告,任弼时做政治报告小结。李立三听了冯任的工作报告和任弼时的政治报告小结以后,很不满意,他在《政治报告结论》中批评任弼时、冯任对暴动胜利缺乏信心。大会在李立三的压力下,通过了贯彻“立三路线”的政治决议案,改组了湖北省委,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冯任为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当任弼时的助手。

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了高潮。武汉的形势愈加险恶。尽管如此,湖北省委还是决定6月15日至21日在武汉三镇举行“反对军阀战争拥护红军运动周宣传活动”。6月16日上午,湖北总工会在武昌花厂和蛋厂举行集会,被大批军警包围,担任现场总指挥的总工会常委、工纠部长黄昌恒被捕后叛变,供出汉口碧云里12号是省总常委接头处,并带着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特务来到这个接头点,准备逮捕前来接头的人员。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冯任并不知道。

6月17日上午,冯任前去接头,他看到碧云里12号的二楼窗口放了一盆鲜花,觉得没有问题,就走了进去。突然,从左侧小房间窜出几个便衣特务,拿枪对着冯任。叛徒黄昌恒从阴暗的角落里走了出来。一个特务头目问黄昌恒:“你认识他吗?”黄昌恒说:“他叫王亦吾,是个重要分子。”特务从冯任身上搜去两份省委文件、一份《红旗》党刊和300元钱。在此情况下,冯任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做联络员,刚从上海来武汉,其他什么都不说,决心以死报党。

当天,任弼时得知冯任被捕的消息,焦急万分,立即报告中央“省委秘书长冯任同志生命危在旦夕”,请示中央紧急援救办法。敌人对冯任严刑拷打,但什么信息也未得到。任弼时得知敌人尚未杀害冯任,再次报告中央:“冯任在狱中,要求千元作保,省委机关仍处在特别戒备中。”然而,任弼时的两次报告都没有引起李立三的重视,他正忙于组织武装暴动。敌人由于始终没有从冯任身上得到任何信息,于是于7月10日将冯任杀害,时年2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