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临时政府：辛亥革命的光荣梦想

正当袁世凯踌躇满志与武昌的黎元洪讨价还价的时候，南京方面的革命军势态进展之速，远超他的预料。

南京，虎踞龙盘，九朝古都，为当年诸葛亮所叹“此帝王之宅！”。

东南的太湖平原、钱塘江流域乃其资源丰富的大粮仓。环顾周遭，皆大富之地，据此可富甲一方。沿江上溯，九江、武汉尽可控遏；沿流而下，又直抵上海。秦淮河与太湖水系，四通八达，更使这一重镇的军事辐射力更强。

从地势上观察，南京北高南低，四周环山，城墙坚厚，易守难攻。城西，秦淮河入江，江边多山矶；西南往东北，石头山、马鞍山、卢龙山、幕府山逶迤；东北面，宁镇山脉的钟山耸峙；正北，富贵山、鸡笼山、霞舟山固踞；南边，长命洲、张公洲、白鹭洲形成了夹江，山屏水蔽，拱卫古都。

南京，地连三楚，势控两江。群山屏围，长江襟带。如此东南重镇，连江带湖，控遏鄂、赣、皖、苏动脉，又有长江天堑之险。更特别的是，明朝朱元璋定都于此，故而南京对于汉族人民的政治符号意义非常关键。

如此坚城古都，竟然一朝落入革命军之手，甭说是清廷，连袁世凯都感到十分震惊。

水陆并发下雄城
南京的光复

江苏一地，向来为富庶之区。可发一叹的是，衰世天灾多，1911年秋，苏南一带遭遇几十年不遇的大洪水，农民几乎颗粒无收，灾情十分严重。

由于对外有巨额的赔款要年年缴送，清廷在灾年不能免征租赋，仍旧搜刮穷民。如此情势下，饿殍遍地。官府仍旧横征暴敛，自然会激酿民变。苏南地区抢米风潮与农民抗租运动此起彼伏，无锡、常熟、江阴三县交合地还爆发了“千人会起义”，局势十分混乱。

如此这般，给革命党人以巨大的活动空间。

继上海1911年11月4日光复后，苏州的新军官兵人心思动。

大势所趋。本来就对清廷心存不满的清朝江苏巡抚程德全，在经过与当地士绅协商后，在11月5日宣布反正，成立中华民国江苏都督府，程德全被推为苏军大都督（现在苏州寒山寺的“寒山古寺”四字即是程德全所写）。

清朝在苏州的提法司护理藩司左孝同（左宗棠第四子）忠于清廷，偷偷跑到南京，急向清朝的两江总督张人骏（此人有个侄女张爱玲，比他有名多了）求援，并嘱咐他做好军事准备。

当时，南京名义上主要军事负责人是江宁将军铁良，这人是满人中一直号称“知兵”的顽固派，曾为陆军部大臣。摄政王载沣上台后，把他排挤到地方当“江宁将军”（南京当时称“江宁”）。

除了张人骏、铁良一文一武大员，真正在南京主管日常防务的，乃臭名昭著的张勋，时为江南提督。

继上海、苏州光复后，无锡、常州、太仓、昆山陆续光复。1911年11月7日，南京门户镇江城外第九镇十八协新军起义，发动进攻，城内旗兵不支缴械，都统载穆（旗人）吞金自杀。

镇江光复。镇江一地，挟象山、北固山、金山、焦山、岘凉诸险隘，乃南京锁钥。

好消息陆续有来。镇江光复后，自长江上游东溯而下的清朝南洋海军江贞、飞鹰、楚同等十三艘军舰，也在镇江江面宣布起义，被改编为革命军镇军舰队。

其间，至11月15日止，江苏的常熟、江阴、宜兴、吴江陆续光复。清江浦（淮阴）炮队起义，淮阴告复。通州（南通）情势很有戏剧性，当地士绅们集体“规劝”清朝狼山镇总兵张士翰，要他缴械。这位大人听劝，表示无条件归顺后，孤身离职，于是通州光复。11月10日，扬州不流血光复。11月22日，海州巡防营清军暴动，仅仅十几个党人士兵，就攻克了海州衙门。

至此，跨长江南北的江苏大部基本光复，南京成为一座孤城。

1911年11月4日，浙江省城新军起义，上海的陈其美派党人蒋介石、王金发等率沪军敢死队前来助战。仅一天时间，就光复了杭州。由于表现勇敢，青年蒋介石甚得沪督陈其美赞赏并提拔他为团长。当时的蒋中正，年仅二十四岁。

扫清外围拔钉子。革命军对南京坚城志在必得。只要夺取南京，就能与武昌革命军遥相呼应，最终在战略上形成与清廷的南北对峙大势。

驻防南京的清朝新军，是第九镇的十七协三十三标和三十四标，外加骑兵第九标、炮兵第九标，以及工程、辎重各一营，约有五千人。三十三标原来的标统赵声（1881-1911年），为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同盟会会员，一直在军中宣传革命。他后来遭到张人骏疑忌，被迫去职（他去职后参加过两次广州起义，因连败而忧愤成疾，1911年5月病死于香港）。所以，南京的新军革命根基非常有底。

武昌起义后，听说起义主力是湖北那里的新军八镇，在南京的新军九镇官兵摩拳擦掌。

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以及江南都督张勋，都对九镇新军非常猜忌，很想把士兵全部缴械。但是，他们恐怕一下子激起兵变，缴械令一直未敢猝发。

思来想去，张勋等人不敢怠慢，就严格限制九镇新军的弹药使用，下令士兵们要把打靶后所剩的子弹、炮弹一律上缴，还强行取走九镇的几门大炮和数挺机关枪。

为了从心理上震吓新军，张勋派出三个营的精锐，紧靠三十三标驻地布防，以备不测。同时，他还下令架设大炮于猫儿山，炮口直指三十三标营房。狮子山清军防营要塞的大炮，也指向三十三标。

见城中双方杀气腾腾局势如此紧张，城内的士绅害怕这些军爷们火并，就建议张人骏把九镇新军调往城外。这个台阶，对双方都有好处。张人骏照准。

11月3日，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祯率领城内新军移师城外，驻兵于距南京六十里开外的秣陵镇。

刚到秣陵镇，九镇新军在军中中下级党人鼓动下，即刻子弹上膛，刺刀开刃，准备杀回南京。

在镇江驻守的三十五标、江阴驻守的三十六标，闻讯也跃跃欲试。不久镇江光复。

这时候，由于张勋等人的严限，九镇新军每人手中仅有三颗子弹。即便如此缺粮少弹，士兵们也迫不及待要革命。

11月7日，三十三标、三十四标的官兵们就开始猛攻南京雨花台炮台。

新军勇猛无畏，拼死进攻，已经打到了距炮台一公里的地方。由于他们枪中的子弹打光，最终不能即刻成功。清军的机关枪，像割草一样，把不少空枪进攻的九镇新军士兵撂倒在阵地前。最后，仍有百余新军官兵挥舞刺刀攻上炮台。

由于寡不敌众，清军弹足枪精，这百多名新军皆战死于炮台之上。

为了把起义的势头压下去，清军调校炮台上的大炮，炮炮直中进攻中的新军。轰鸣声中，血肉横飞，马倒人亡。

九镇起义士兵不支，只得沿宁镇大道撤往镇江方向。

上海中部同盟会总部得悉起义军攻打南京失利，非常关切，决定组建“江浙联军”，合力夺取南京。与此同时，他们通电光复各省，希望能各自派军增援。为了指挥有力，大家拥推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

众人拾柴火焰高。江浙各地部队集结，共有兵力三万多。上海方面运送了充足的弹药；湖南、湖北两省军政府共解饷银二百万两。

相比之下，清军在南京兵力有两万多人，有铁良指挥的驻防旗兵一标，炮兵一营，以及张勋江防军的步、炮四个营，后又新招募一营约三千新兵。

为了阻截张勋军逃跑后路，拦截北方清军的支援，江浙革命联军由镇军李竟成部组成江北支队，在长江北岸自六合攻向浦口，以张声势。

同时，革命军海军舰艇在长江上发炮策应，掩护登陆，并阻止清军在江上的南北交通。

主攻方面的计划，由镇、沪、浙军为主力，东面出动，率先扫清外围马群、孝陵卫等清军据点，夺取南京的制高点天堡城，而后攻占南京东城及东北各个城门。南路方面，以苏州军为主力，在雨花台一带佯攻，牵制清军主力，伺机入聚宝门、洪武门。北路呢，派出镇、浙军部分士兵进攻乌龙山和幕府山，清除狮子山炮台等外围要塞。

一切就绪后，11月24日大早，江浙联军首先与清军在马群、孝陵卫一带激战，首战即大破张勋辫子兵。

打到下午3点左右，在海军掩护下，已有部分革命军士兵乘舰逐波，在乌龙山登陆。这时候，炮台上清军已经被“策反”，忙树白旗反正。乌龙山炮台归联军所有。

11月25日，随着幕府山炮台、下关东西炮台的反正，革命军攻占马群、孝陵卫阵地。

张勋杀红眼，转日亲自督战，指挥七千人马，想拼死夺回孝陵卫等外围阵地和炮台。革命军血战，双方伤亡惨重，一时间不分胜负，胶着在一处。关键时刻，沪军一千五百多援军杀至，打得张勋军措手不及，大败而去。他手下一多半人马，不是被打死打伤，就是成了俘虏。

张勋只得逃回城去，再想办法。

这个尽忠清朝的汉人将军败回城中后并不气馁，依据坚城高地，用炮猛轰攻城的革命军士兵，还时时出城进袭，打不过就后撤入城，在南京城周数处与革命军展开拉锯战。

到了11月27日，由于南京外围的制高点如乌龙山、幕府山、孝陵卫、狮子山等地陆续落入革命军之手，形势对城内清军大为不利。

联军在各处架设重炮，对准北极阁、富贵山、总督署、明故宫以及太平门、洪武门等战略要地，阵阵猛轰，打得张勋的兵马血肉成沫，四处惊奔。

张勋（1854-1923年），字少轩，江西奉新人，出身贫寒农家。他八岁丧母，十二岁丧父，十五岁入地主家为牧童，可谓“苦大仇深”。这个人当兵很晚，二十六岁才入伍，五年后就在中法战争中因冒死进攻而立大功，后升为参将。甲午战争后，他在袁世凯手下，由于在山东镇压义和团有功，升任总兵。1901年后，他调入北京担任端门守卫任务，多次参与慈禧的扈驾随行，深得“老佛爷”信任。1911年，张勋被提升为江南提督。由于广受“皇恩”，这个粗汉是个铁杆保皇派。

战至此时，南京只剩下最后一个难拔的钉子——天堡城。

凡研究过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天堡城乃南京咽喉，位于东郊紫金山西峰，形势险峻，易守难攻，为兵家必争必夺之地。一旦夺取天堡城，南京城尽收眼底，可顺势而下。

在这里，张勋不惜老本，不仅派驻汉防军精锐一营，又派旗兵六百人，拥重炮十余门，数挺马克沁机关枪，死守不动。

从11月24日到11月30日，江浙革命联军仰攻六日，徒然在天堡城下留下尸山血海，半步也无法进取。

革命军将领心急如焚。浙军统领朱瑞火起，下令重赏：如有先登天堡城者，为夺取南京第一功。首入官兵，每人赏大洋五十元，伤亡者铸像立名。

同时，他亲自挑选两百死士，排成两组，一组由白骨坟东湾上中茅山攻天堡城侧背；一组由明孝陵园的通寺出发，直奔紫金山主峰，居高以击其东。而后，再派镇、浙、沪三军，从正面再行猛攻。

由于不停地施以重炮，天堡城外围一大据点不支，守卫的清军叫嚷要投降。镇江革命军管带杨韵珂有信有义，下令革命军士兵停止射击，带着几个士兵上前准备交涉。

不料，清军诈降，待他迎前时，排枪齐放。杨韵珂身中数十弹，栽倒在血泊中。死前，他对身后兄弟们大呼：“不夺天堡城，莫收我尸！”

战至11月30日夜，天堡城下堆满了革命军尸体。革命军士兵们仍旧不放弃，冒死从各个方面进攻。

率一支敢死队直插紫金山主峰的同盟会会员叶仰高（时任联军参谋），在冲锋中中弹阵亡，英勇献身。

他的死，刺激了攻城的革命士兵，人们高呼“为叶长官报仇”，死攻天堡城……

最终，12月1日黎明，镇军连长季遇春第一个登上天堡城，手刃清军机枪手。革命士兵一拥而上，把未死的数名清军捅成血窟窿，砍成肉泥酱。

那位在紫金山主峰牺牲的叶仰高，名字看上去好像有些熟悉——不错，当初徐锡麟之所以仓促起义，正因为叶仰高在上海被捕，受不过刑讯，供出不少革命党人，其中就包括化名“光汉子”的徐锡麟。如今，他在南京壮烈牺牲，终能洗一生之羞。孙中山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后，叶仰高的名字被镌刻在“浙军记功塔”上，名列第一，受到孙中山以及临时政府的拜祭。

攻占天堡城后，革命军略感失望——虽然占据制高点，但许多重炮都在激烈的争战中损坏，唯剩一门德国山炮可用。

这时候，新军九镇神炮手于魁派上用场。他调校炮口，连射几十炮，弹无虚发，把富贵山炮台轰上天。清军的江防营炮兵溃逃而去。这位于魁，曾在秋操竞赛中与德国神炮手交过手，在比试中拔得头筹。

不久，从上海运到的二十六门大炮，被联军放于南京近郊的藤子树高地，向城内清军主要军事据点不停猛轰。如此巨炮，响彻云天，清军从精神上完全丧失斗志。

见大势已去，张人骏通过美国领事向联军乞和。由于清方对交出张勋的条件不置可否，革命军没有停止攻城。南京，终于在12月2日得以光复。

张人骏、铁良逃入泊于长江之上的日本军舰上避难；张勋率两千残卒出汉西门狼狈而逃。联军一路蹑杀，直追到临淮关才止步，获缴白银十多万两及无数辎重。

张勋等残兵败将脚下生风，一直跑到徐州才敢停下喘口气。

锣鼓声声催人忙
和战皆是戏

南京虽然被革命党人攻下，十几个省份宣布了独立，但全国大局的主动权，仍然在袁世凯手中。一方面，他想保留“武昌”的火种养敌自重；另一方面，他很想先剿平晋陕两省，图个北方的后院安宁。

继第一次停战三日期满后，袁世凯在北京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决定再继续停战十五日，并准备派出唐绍仪（时任清廷邮传大臣）作为北方议和代表与南方革命军交涉。

12月11日，唐绍仪到达汉口。但民军一方推出的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不肯赴鄂，坚持把和谈地点设在上海。武昌的黎元洪拗不过，只得礼送唐绍仪去上海议和。

中国人长久以来，一直地域观念严重，“各私其地，各私其人”（谭人凤语）。即使是当时独立的各省，皆有明显的割据倾向。所以，上海光复后，就一直与武昌争夺“中央”名义权。

由于武昌是首义之区，黎元洪一直在心理上以临时“中央”政府自居，并在11月9日通知独立各省派人到武昌开会。

仅过三天，沪军都督陈其美联合苏督程德全、浙督汤寿潜，准备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摹仿美国独立战争初期“十州会议”的形式，要各省派人到上海共筹临时政府。

特别是陈其美，他本人是同盟会会员，基于山头主义的考量，他当然不希望武昌的“中央政府”成为现实。于是，在广泛联系江浙立宪派、革命党人以及旧官僚的基础上，以陈其美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上海集团”。

即便如此，武昌起义，天下共知，上海如果另打一面旗，毕竟不能服人。于是，陈其美就暂先承认武昌为“民国中央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执行中央政务），同时，他企图在湖北设政府，在上海设议会。如此，先与武昌平分秋色，然后在牵制武昌的基础上，把政权重心逐步牵向上海。

黎元洪在清朝的官场浸淫多年，当然不傻。11月20日，他申告各省都督，提出在大局粗定的基础上，让各省派人来武昌，拟议建立中央政府。也就是说，黎元洪想先下手为强，在湖北带头搭起中央政府的架子。

由于当时黄兴本人也在武汉，上海集团不得不窝了口气表示退让，同意各省代表到湖北开会。人算不如天算。黎元洪正得意时，汉阳失守，武昌岌岌可危，连他本人也匆忙狼狈逃离都督府。不久，江浙联军攻陷南京，形势为之大变。

12月4日，沪、江、浙三都督，公推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准备让黄兴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

此议一出，湖北方面大哗。对于黄兴当大元帅，武昌集团自然非常不服气，苏浙联军的军官也有不少人反对“常败将军”担任如此要职。

从黄兴本人讲，得知孙中山已从美国启程回国，他当时就不准备去当什么“大元帅”。孙中山已在路上，黄兴恐怕自己的抢先一步会造成同盟会的内部分裂。为此，他对身边同志推诚布公，表示说革命党人不能像“太平天国”那样窝里反，应该引以为戒，精诚团结。

黄兴这个人，“革命”运气一直不好，但他个人品德方面远在当时诸人之上，诚为一代磊落伟人。

于是，12月12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后，就把原先的“决议”倒过来，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临时大总统未举定以前，以大元帅代行其职务。

得知这一结果，黎元洪非常高兴。但他还没有傻到离开自己老巢湖北远去南京当“大元帅”的地步。假意谦让一番过后，他“委托”副元帅黄兴在南京代他行权，让这位老实人再次替他收拾江南一带的乱摊子。

黎元洪与黄兴争名号，很有凭恃心理。至于未来民国的“大总统”人选，在他心目中，非袁世凯莫属。

袁世凯方面，为了使自己的“和谈”计划顺利实施，换掉了傻乎乎一心要打胜仗换“黄马褂”穿的冯国璋。

连下汉口、汉阳之后，冯国璋凭勇乘胜，很想（而且完全有能力）把武昌顺势端掉。冯爷的积极主动，使得在北京的袁世凯急火攻心，不得不亲自打电话阻止这位不识时务的部下，让他停止进攻。阻止之后，又不好明说为什么。

冯国璋呢，一万个想不明白——武昌的革命军已经人数寥寥，清军大小船只齐集江边，只要一声令下，武昌即时可以攻陷。于是，他三番五次发电报给袁世凯，让他下达总攻命令。

光火之下，袁世凯在北京终于给他发来了电令：不是让他进攻，而是调他离开武昌，转任察哈尔都统（回京后就任禁卫军军统）。

至于冯国璋统率的第一军，转由深知袁世凯心思的段祺瑞接替。

段祺瑞很识相，他接手后按兵不动，一切唯袁世凯马首是瞻。

正是因为这件事，埋下了冯国璋、段祺瑞二人日后反目成仇的种子。袁世凯死后，北洋分裂，冯国璋直系，段祺瑞皖系，最终衍变成直奉大战。

话题扯回，再讲南北和谈。

12月8日下午3点，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的市政厅举行。北方代表是唐绍仪、杨士奇等，南方代表是伍廷芳、温宗尧、王宠惠以及汪精卫。

汪精卫为何出现在代表团中呢？原来，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迫于内外压力，开释政治犯，他出狱后，就被安排住在北京的六国饭店，并积极投入革命工作。他与同盟会会员魏宸组等人分析局势后，认为当时中国能推翻清廷的，非袁世凯莫属。于是，他们就决定在北京“策反”袁世凯，建立共和中国。

袁世凯本人对汪精卫的建议很感兴趣，便派出儿子袁克定以及杨度、赵秉钧等人与他密切联系。

革命军攻克南京后，袁世凯先惊后喜——“不得汉阳，不足以夺革命之气；不失南京，不足以寒清廷之胆”（与冯国璋电报）。

可见，袁世凯对天下大局，一直成竹在胸。

12月6日，载沣辞去其“摄政王”一职，清廷完全处于“寡妇孤儿”状态。由于禁卫军统领一职由袁世凯嫡系冯国璋掌握，北京的清廷，尽操于袁世凯之手。

在这样的情况下，袁世凯常召见汪精卫、魏宸组，于深夜从容议事。趁此机会，汪精卫力谏袁世凯认清形势，并盛赞他“一言足安天下”，希望他能当中国的“华盛顿”。

夜深茶热，袁世凯莞尔，表示要“研究研究”。

于是，唐绍仪率议和代表团二十人于12月7日出发。与他们同火车的，还有汪精卫、魏宸组。所以，汪精卫是南北方代表团共同承认的“代表”。

到12月底为止，南北和谈共举行五次正式会议（18日、20日、29日、30日、31日）。双方除讨论军队的具体停战措施外，主要争论焦点在于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的国体选择。

袁世凯的本意是，以“君主立宪”与革命党讨价还价，再拿革命党的“民主共和”威胁清廷。

伍廷芳、唐绍仪皆官场老手，白天一脸正经谈空话磨时间，晚上老友鬼祟欢宴，在官场大腕赵凤昌的上海惜阴堂别墅里面大叙乡情。唐绍仪为广东香山人，伍廷芳是广东新会人，都是同治十三年的同级留美学生，本来就是老相识。

作为背后实际操纵者，袁世凯在北京遥控着一切。

对于清廷权贵和满朝的老臣子，袁世凯一直表示出忠心耿耿的样子。他发誓绝不辜负“孤儿寡母”，要拼命死保清朝皇统，以报国恩。同时，他大讲南军之盛，说对方兵精饷足，力量强大，不停吓唬周围的清朝贵族，并对庆亲王奕劻讲：“谈不拢，我们就与南军打（先表忠心），但是，打赢了固然好，如果打不赢，连南方‘优待清军’那一条都得不到，那就不好办了……”

袁世凯吓唬庆亲王，庆亲王转身就去吓唬隆裕太后。

于是，清廷只得同意唐绍仪电奏召开临时国会公议国体的要求。

实际上，当时南北双方已经有了草约五条，最主要的内容有三：一、确立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拥推促使清廷退位者为大总统（没好意思明点袁世凯的大名）。

如此看来，一切都似乎在袁世凯预先拟定的轨道上进行。

但是，孙中山的突然回国，打乱了袁世凯有条不紊的步骤……

任他白云来去飞
南北和谈第一阶段“搁浅”

我们再把话题转回南京临时政府以及北京的袁世凯。

本来，伍廷芳和唐绍仪已在上海草签协议，南北议和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使袁世凯很不满意。他害怕革命党人对自己“总统之职虚位以待”的允诺落空，同时迫于北洋内部主战派的压力，袁世凯就在1912年1月2日公开表示，议和协议未经与他商明，乃无效协定。于是，他下令召回唐绍仪，免去他谈判代表的资格。

此后四十五天内，以伍廷芳为代表的南方与袁世凯电报交驰，和谈进入了最为紧张的第二阶段。

在此，先简单叙述一下伍廷芳这个人。

伍廷芳（1842-1922年），原籍广东新会，出生于新加坡，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洋务运动时，他作为李鸿章的外交智囊，为中国争取了不少权益，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骂道：“他是个令人不愉快的中国佬。”可见，伍廷芳外交才能如何出众。辛亥革命时，伍廷芳正值二次使美归沪闲居，本来不问世事，在沪督陈其美跪地哀求下，他才出任沪军都督府外交总长。

综观南北议和的地点之争，陈其美等人正是凭手中伍廷芳这张王牌，以他的海内外人望，赢取了主动，迫使黎元洪答应和谈地点定在上海而不是武昌。

伍廷芳本人，是个与时俱进的洋派人物，骨子里肯定厌恶清廷的冥顽不化。所以，他才最终“投身”革命，充当起谈判使节。在谈判中，他一直据理力争，替民军方面赢得了不少利益。

袁世凯忽然中断和谈，伍廷芳很气愤，他马上致电六国驻沪领事，揭示袁世凯破坏协议的阴谋，敦促国际社会一起迫使袁世凯重履协议。

而在洋人列强心目中，在细心比较了袁世凯与孙中山后，他们都一致看好袁世凯，认为他才是中国最强力的领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