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袁世凯登场改变历史

1911年11月1日，迫于内外各方面的压力，清廷不得不“屈尊枉驾”，重新起用袁世凯，以他为“内阁总理大臣”，统摄一切军政大权。

授职电谕之中，有一条十分关键：“所有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归袁世凯节制调遣”。（《大清宣统政要》卷四十）

冬日的彰德车站，空气清冷，气氛却热闹非凡。

威赫的卤簿仪卫，清廷全部发还给袁世凯。飞虎旗、杏黄旗、青旗、青扇、雁翎刀、金黄棍、兽剑、旗枪、雏尾枪、皮槊，以及巨大的回避肃静牌，在彰德车站上形成了一条五彩耀目的甬道。

河南抚院、藩臬两台官员，以及彰德府和各州县的大小官员，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官场殷勤的笑脸，向阳花一样朝着缓缓踱步的袁大总理转移。他们的随从仪卫，把小城挤得满满当当，填街塞巷，车马喧阗。

鞭炮声，锣鼓声，嘈杂而喜庆，引来了无数的百姓前来围观。

袁世凯头戴一品朝冠，大红顶子在冬阳下似火般腾焰。他身着黄马褂、麒麟补服，微笑着，不停环顾，颔首致意。

几十名身材挺拔的小伙子，清一色直隶军装，身背德国毛瑟枪，左腰挂盒子炮，右边悬一彩鞘短剑，威风凛凛，紧随袁世凯。

在这些亲兵卫队簇拥下，中间的袁世凯，更显气宇轩昂。

三年的退隐生活，忽然中止，袁世凯似乎一下不能立刻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喧嚣。他脸上的微笑，僵硬，有些不自然……

爬得越高摔得越重
北洋系的兴起以及袁世凯的“开缺回籍”

笔者不想在这里写袁世凯传，故对他当年在朝鲜的英雄事迹基本不着笔墨，也不泼污或增饰他在戊戌变法中的“角色”。

在清末纵横捭阖、历尽艰难，袁世凯终于把北洋六镇创建完毕。但是，慈禧一去世，轮到摄政王载沣主政，风云突变。袁世凯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

当然，袁世凯也不是没有表过“忠心”——他委婉劝说摄政王载沣，认为国家衰弱之时宜立长君，希望载沣自己来坐帝位，他本人一定拥戴。岂料，如此推心置腹的表示，却遭来摄政王的严厉训斥。

袁世凯推拥载沣做皇帝的意念，虽然出自明哲保身的政治智慧，但对于朝廷来讲，其实未尝不是一条“光辉”道路。当初光绪做傀儡，他的生父（也是载沣的生父）醇亲王奕譞，自可在朝堂上对儿子皇帝跪拜如仪，毕竟当时有慈禧太后真正当朝。以父跪子，实际上已经乱了大伦。如今，慈禧已经死去，她扶立的幼帝宣统，和他身为摄政王的父亲载沣同时出现在一个朝堂上，本来就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事情。从伦理道德上讲，场面也很难堪。即使载沣宣布替代自己亲骨肉，于情于理，都不会让人感到悖逆。

一个摄政王父亲假模假式表示对自己亲儿子忠贞不贰，一来表明载沣本人胸无大志，二来暴露出清廷上下确实无人。

不过，袁世凯终能活命，说到底，最关键的，还是载沣此人没有什么大政治家的手腕，他不过是清朝皇室宫墙上的富贵鸟而已。

如果载沣刚忍有断，敢于打破军机大臣副署的成例，当时杀袁世凯简直太容易不过。载沣大可以趁袁世凯入宫觐见的时候，遣一戈什哈上前要他颈上人头。此事一成，树倒猢狲散，北洋系军人再折腾，人在人情在，袁世凯都死了，他们不见得一时间会对清廷怎么样。

优柔寡断的载沣，当然没这份底气。谕旨修改了多次，最终下旨，让袁世凯“回籍养疴”。

而赶袁世凯的理由，只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袁世凯真有“足疾”（腿病）吗？

真有。

1908年农历八月二十日（9月15日），袁世凯过五十虚岁大寿。为此，慈禧赏他金佛、寿字、如意、蟒衣以及御酒等物，很示隆宠。京城内外百官，趋炎附势，多有馈赠。庆亲王奕劻的儿子载振送大礼，在礼单上落款“盟弟”二字。

当时，还是那位专门和袁世凯过不去的御史江春霖专门上奏，指斥袁世凯借祝寿为名，广收财物，结党舞弊，搅权营私。特别是载振这样的满人宗室与汉人联谱拜把子，有违王章。慈禧闻之震怒，唤袁世凯入宫，痛加训斥。

经此申斥，袁世凯吓得胆肝俱裂。

他谢罪后出宫，惊惶失措，恍惚中一下子从台阶上摔落，跌伤了右大腿。

静观天下“抱膝吟”
袁世凯洹水“钓鱼”

早在几年前袁世凯刚当上直隶总督的时候，那热火浇油的旺盛关口，人们皆赞夸他日后功业必在李鸿章之上。

但当时，袁世凯心中已有隐忧，他曾写信给哥哥袁世勋，表示说：“……弟此次得跻高位者，赖有太后（慈禧）之眷宠耳，然而慈宫春秋已迈，犹如风中之烛。一旦冰山崩，皇上独断朝政，岂肯忘怀昔日之仇（指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归危倒戈），则弟之位置必不保……太后苛有不测（指慈禧如果病死），弟即辞官归隐。明哲保身，古有明训，弟已计之熟矣！”

袁世凯当时口头那样说，但官场权力太诱人，历史上处于上升阶段真正能急流勇退的，太过稀少。袁世凯也不能免俗。

如果不是载沣等人以皇帝谕令勒令他“回籍养疴”，他肯定赖在北京不走。

日后所有关于这段历史的书中，大凡一提袁世凯回老家“养病”，众口一词，无不说他阴险老辣，无时无刻不在谋划东山复起。凡此种种，皆为彰显袁世凯的大阴大贼。

其实，袁世凯初归山林，很以保全首项为幸，没一点想再冒头招祸的心思。观《袁世凯未刊书信稿》，共存他七百四十八封信函，收信者上至庆亲王、各地督抚大员，下至州县官员、师友亲朋，其中六百二十五封中，他都一再言及他是辞官“养疾”，反复解释自己“甫逾五十，精力已衰，遗大投艰，断难胜任”。

下野的袁世凯，已经向外人明白无误地宣告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

回老家后，袁世凯确实大笔银子撒出，十分投入地经营他退休后的居地。

洹上村，位于彰德北门外，因临洹水（又名安阳河）而得名。袁世凯回河南后，先居于辉县。辉县有天下闻名的百泉、苏门等胜迹，嵯峨苍翠，清流见底，是历史上阮籍、二程、耶律楚材等人的隐居地。

辉县风光虽好，住宅与交通皆不如洹上村方便。在洹上村，袁世凯有一处总面积达二百多亩的大别墅。堂榭壮丽，园林缀于其间，正好供他八个妻妾以及一大家子人住。在这里，他终日与文人墨客吟风咏月，歌酒唱和，听莺钓鱼，确实享尽一时风雅。

闲暇之余，袁世凯经营实业，广辟宅第，书写《家训》，闭门课子。

袁世凯本来就是文人出身，在洹上村，他还真写了不少诗歌，现存袁克定所载的《洹封逸兴》中就有袁世凯诗歌二十二首，辑为《圭塘唱和诗》（圭塘是他洹水别墅中一座小桥的名字）。

袁世凯的诗，笔者深喜其中这一首《春日饮养寿园》：

背郭园成别有天，盘飧尊酒共群贤。

移山绕岸遮苔径，汲水盈池放钓船。

满院莳花媚风日，十年树木拂云烟。

劝君莫负春光好，带醉楼头抱月眠。

闲云野鹤间，这种消极自保的人生态度，往往于诗中有不经意的流露。当然，日后人们一讲他在彰德隐居，总提他在洹上村架设电台一事，似乎他一直居心叵测想在幕后操控北洋系统。这一说法，源自他女儿袁静雪的一篇回忆文章，日后千抄百引，成为定论：“在他和清廷讨价还价的时候，电报房中，嗒嗒之声，终日不断。”（《我的父亲袁世凯》，全国政协所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4期）

但是，仔细查看袁世凯二儿子袁克定所撰的《辛丙秘苑》，在这份回忆中，袁克定只讲洹上村的袁世凯家人中“有司电报者”，也就是说，确实专门有人负责接答电报，但他们父子之间的来往电报，都是通过彰德的电报局转交。

可想而知，袁世凯当时作为一个避祸的下野官员，力图韬光养晦，不可能蠢到在家里弄台发报机。

袁克定是成年人，而当时的袁静雪，才十二岁，她五十多年后再回忆老父，自然受记忆和时局的影响。

二袁的回忆，应该哥哥的更可靠些。

不仅当时清政府有制度严格规定电台是“官办”，且查看袁世凯出山前所有要紧往来文字，皆大多呈信函方式，所以，“电报”操控大局一说，实是谬误。

可能有人还问，袁世凯老家是河南项城，他为什么不回那里呢？

1902年，以直隶总督的身份，袁世凯奉已获正一品封典的生母灵柩回项城安葬，却遭到他那嫡传长门的二哥袁世敦等宗族正嫡的挫辱。故而，当时他就发誓：再不回项城老家。

梳理羽毛做水上闲鹤之际，袁世凯密切关注天下事。当然，其间也有“雕倦青云路，鱼浮绿水源”的牢骚。

他《登楼》一诗，更表达了不堪寂寞的心境：“楼小能容膝，高檐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闲云流水中，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社会矛盾激化，各地抢米风潮肆起，起义迭兴。而且，立宪派大张旗鼓争取权力，保路运动方兴未艾……

天下愈乱，袁世凯复出的念头愈强烈。这个时候，他诗中对时局的隐忧和复出欲望就跃然纸上：

人生难得到仙洲，咫尺桃源任我求。

白首论交思鲍叔，赤松未遇愧留侯。

远天风雨三春老，大地江河几派流。

日暮浮云君莫问，愿闻强饭似初不？

——《次张馨庵都转赋怀见示韵》

（张馨庵是张镇芳，袁世凯表弟）

不仅以诗歌、信函往来，不少朝野人士也亲自来洹水与他欢晤。据统计，在他隐居期间，共有六十多位朝廷大员、封疆大吏以及北洋旧部来访，部院大臣如端方、唐绍仪，督抚如袁树勋、周馥，北洋旧部有王士珍、段芝贵等。

国势愈紧，呼吁袁世凯出山的声音就越高。

1911年初，立宪派在张謇等人倡议下，多次要求朝廷重新起用“知名者”“有学问阅历者”来担当国事。虽不提名道姓，大家都知道是指袁世凯。

社会舆论也跟风，各地报刊大量报道或制造清廷要袁世凯出山的“新闻”。

对此一切，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为所动。他稳坐洹山，以钓天下大鱼，直到武昌革命爆发那一刻。

为了把戏演得真，他让人为自己拍了几幅披蓑垂钓图，发表在《东方杂志》上，以“彰显”自己的高蹈出世之心，并作《自题渔舟写真二首》：

其一

身世萧然百不愁，烟蓑雨笠一渔舟。

钓丝终日牵红蓼，好友同盟只白鸥。

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钓鱼却有恩仇。

回头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须一笑休。

其二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其实，他戏演到这份儿上，就有点过了。

袁世凯此人，一生不信神佛，偏偏迷信星相、卜筮和堪舆。有个汲县盲人为他批八字，得到的卜相是：“辛亥八月官象动”，就说他在辛亥年后，官会越做越大。袁世凯当时很高兴，赏他十个银元，许诺说，“如果算得准，定有厚报”。日后，袁世凯在北京当上民国大总统，瞎子找上门。袁世凯不忘前言，立赏大洋一千。当然，他日后倒霉，也是倒在这种堪舆小术上。他大儿子袁克定说，为了冲掉袁家人活不过六十岁那道坎儿的霉运，必须有人当“皇上”才成。结果袁世凯当了“皇上”，仍没有迈过六十岁大关。

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至洹上村时，袁世凯正在做寿（阴历八月二十，在辛亥那年的阳历，恰好是10月11日）。

闻听湖北乱起，一座皆惊。袁世凯立刻让人撤去酒宴，挥退戏子。然后，他摆下茶围，与来客共谈国事。

他强调，大家是“谈”，不能说“商”。

在座诸人，你一言我一语，大抵都讲，武昌叛逆不过数营，瑞澂、张彪定能制服叛逆。有人说，革命头子孙中山、黄兴都不在湖北，叛逆之人群龙无首，定不能成事。还有人讲，武昌是乱兵哗变，志在哄抢，一俟大军压境，必然随之消亡。

袁世凯不言语，静听诸人发言。良久，他徐徐道：“武昌之乱，不比长毛（太平天国）。摄政王乃一高墙内养成的王爷，未经世事；瑞澂、张彪二人，皆平庸之辈，安能镇乱！”

听袁世凯如此说，立刻有人奉承：“如此说，天下大事，非袁宫保您出面不行！”

袁世凯仰头一笑，连忙摆手：“不要这样说！今日只谈风月，莫论国事……”

武昌炮声隆，洹上欣喜起。于袁世凯而言，他知道，一个无比巨大的历史机遇，已经出现在他面前。

坐看中原鹿正肥
袁世凯出山

“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这十个字，乃袁世凯十三岁时所作一联。毛头少年，既以潜龙自诩，又以逐鹿自励，果真不是凡人。

武昌起义两天后，清廷电谕已到，要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手下人听说后，都兴冲冲进门，前来道贺。

袁世凯眉头都不抬。他看了看电文，信手置于几上，淡然道：“现在不是着急的时候。”

他在装吗？也是，也不是。

多年宦海浮沉，使他深知藏而不露、等待时机的重要性。而北京的朝廷在起义初始阶段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武昌枪声响过之后，最惶急的，莫过于北京的清廷。当时，内阁廷议，主要内容有两个：一个是如何处理瑞澂，一个是如何去平息武昌的起义。

由于托人送钱走关系，加上本人与清廷的最高层都有“关系”，瑞澂该杀头的大罪，最后落了个“戴罪立功”的微小处分。而在如何处理武昌起义问题上，大家一致主张以剿战去平定。

人也杀了，城也占了，兵也反了，不剿不行。

剿平武昌的人选，当时有两个——袁世凯和荫昌。

如果凭资历，袁世凯一个，能顶荫昌五百个。但事实明摆着，载沣两年多前没杀他就不错，现在临乱马上把他拎出来，清廷很没面子。

面子不说，最关键是对袁世凯的疑忌。

武昌汉人造反，如果派袁世凯这么个汉人去平灭，载沣等人思来想去，怎么也不放心。

既然如此，只有派荫昌去当统师。

荫昌（1859-1934年），字五楼（后改午楼），满洲正白旗人。这位满人，才学不错，国子监生出身，早年就读同文馆德语班。毕业后，他曾去德国陆军深造，与时为皇太子的德皇威廉二世同班，私交甚笃（威廉二世也很倒霉，一战后跑到荷兰，一直被协约国当战犯通缉）。看荫昌的戎装照片，像极了德国军官，连唇上的胡子都是德国式。

花花公子出身的荫昌学习不用功，德文口语很差。1877年，清廷派刘鸿锡出使德国，荫昌当翻译，一路根本弄不懂德国人说什么，气得刘大人把他从“三等翻译官”降为“四等”。1884年，许景澄出使德国，荫昌跟了去，德文仍不过关，就被留在当地的军校学习。学成后，他进入北洋新军。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办武备学堂的时候，荫昌以学堂翻译教习的身份，终于得入李大人法眼，做到武备学堂总办的职位。

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请荫昌推荐人才。这位公子挺有慧眼，就把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和梁华殿推荐出去，日后的“北洋三杰”，全在其中。

1900年，荫昌还在袁世凯手下的山东办理过军务，与义和团打过仗。1901年，他出任德国公使。1906年，他任清廷陆军部右侍郎。1908年，荫昌主持太湖清军秋操。同年，宣统帝继位后，荫昌出使德国，在宴会上与老哥们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畅饮欢言，出尽风头。

载沣当初要杀袁世凯的时候，出于私交情谊，荫昌为袁世凯说过不少好话。从性格上讲，荫昌是个新派人物，早在留学时就剪了辫子。所以，他每见慈禧太后，总要接个假辫子才行。

在满洲贵族中，荫昌人算是个“大好人”，但军事上完全不行。此前他在山东袁世凯手下和义和团打仗的“经验”，跟打猎差不多，根本没有真正经历过战阵。

1911年5月“皇族内阁”成立后，荫昌被任命为陆军大臣。

即便如此，摄政王载沣宁可信任满人荫昌，而非汉人袁世凯。

清廷很把武昌起义当大事来处理。定下统帅人选后，谕旨频下，在调两镇陆军速赴战区的同时，又派萨镇冰督水军协战。

武昌起义爆发时，清军新军有九个镇在北方，其中不少精锐正集中在河北永平准备演练“秋操”。此次军事大典，本来是载沣想显摆新成立“皇家禁卫军”威力的。

载沣当权后，在军事上没有什么建树，除了任命两个弟弟载洵、载涛分别为海军大臣和军咨府大臣外，唯一的“实事”，就是建立皇家禁卫军。

武昌枪响，显摆皇家禁卫军的机会就没了。但是，由于清朝的陆军精锐尽在永平，大可派那些人乘火车直奔武汉战场。当然，江北提督段祺瑞还可以率领江浦混成协坐船去，那样会更快些。

载沣信不过南方的军队，又认为段祺瑞是袁世凯心腹，没有同意。

当时，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从近畿陆军或河南新军中马上抽人赶赴武昌，那样比永平新军更快。但庆亲王奕劻怕载沣的弟弟载涛趁军队调拨的机会，用城内的禁卫军先把自己给“解决”了，坚执不可。结果，奕劻调来自己信得过的姜桂题的武卫军把守京城九门，顺便保卫他自己的庆亲王王府。

清朝高层窝里斗，造成决策延搁和失误。

最终，清廷还是决定从永平调军去武昌镇压。

荫昌本人坐火车先去。随后，朝廷抽兵组成两个军，第一军由陆军第四镇、第二镇的混成协以及第六镇的混成第一协组成，荫昌自任“总统官”。第二军的“总统官”是冯国璋，他率陆军第五镇、第三镇的混成第五协，以及第二十镇的混成第三十九协，赶往武昌扑火。

荫昌这个人，好玩不正经。他脚登德国长统靴，身穿中式缎袍，嘴里唱着京剧《战太平》，拿着身板架势上了火车（见梅兰芳《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

当时，荫昌非常轻敌。清军水陆并进，阵势这么大，平灭武昌几个叛党，看似很容易。为此，他大有“为君谈笑净胡沙”的意头。

10月15日，荫昌在彰德下车，拜见袁世凯问计，显得很有得胜的信心。袁世凯劝他：“湖北方面，有黎元洪为将，千万不可小视！”他建议荫昌小心，切勿轻易出战。

冯国璋

荫昌与袁世凯关系甚好。特别是摄政王得权后，袁世凯得保人头，荫昌出过大力，为此袁府上下视他为“恩上”。

袁世凯如此劝说，绝对不是发阴使坏，而是真正掏心窝子为荫昌好。而荫昌呢，经袁世凯一劝，由极端乐观变成了十分悲观，从谨慎变成了磨蹭。

所以，一直到10月17日，荫昌也没有组织清军进行任何像样的进攻。

最早到达武汉的，只有清军的新军第一镇第一标与第六镇第二十四标。正在舰上避风的瑞澂听说只有两标人马赶到，心里更虚。为了将功赎罪，他还是马上命令这两标人马进攻。

但是，荫昌事先有令，一定要等大部队集结完毕后，各部才能发起进攻，以求万全。

10月18日，在汉口附近已经有清军的一个混成协和两标人马，但荫昌仍不下令进攻。他本人“持重”，革命军却先发制人。

排炮轰鸣中，革命军在刘家庙打得清军溃逃，夺取了大批枪炮辎重。这时候，人在信阳的荫昌心内有些慌。由于调度无方，铁道挤塞，弹药未及时运送，荫昌与那些军中“留学生”出身的军官、顾问们，一时间感到脑袋都大了。

等到新军强大的第四镇开到前线，武昌起义已经到了第十天。

10月23日，荫昌把指挥部从信阳前伸到孝感，巡洋舰海琛号也把大炮瞄准了革命军。

但是，时已至此，一切似乎都太晚了。

由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贻误军机，10月22日，湖南独立；当天，陕西独立；过了两天，九江响起革命枪声……

革命的多米诺骨牌，开始了倒塌的过程。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10月27日之前，荫昌所统的大批清军，对革命军没能发动任何有效的进攻。张彪残部自不必讲，河南的巡防军反而向革命军投降，真是雪上加霜……

事情发展到这个份儿上，没有别的办法，清廷只能起用袁世凯。

眼看中国局势渐乱，怕威胁到各自的在华利益，洋人们出来说话，纷纷要求清廷把袁世凯请出来主事。

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美国代表、法国代表，还有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此人在朝鲜时就与袁世凯是好友），以及洋人的驻京公使团，一致要求袁世凯出山，并专门派人入宫传达清晰的信息——希望袁世凯以“皇权执行者”的身份出来（贝洛夫《1911-1913年的中国革命》）。

在清廷内部，本来就与袁世凯一气相通的庆亲王奕劻、那桐、徐世昌等人这下子底气更足，他们一起对载沣施压，要求重新起用袁世凯。

急火攻心下，摄政王载沣没辙了，他忍泪屈从，并把“丑话”说在前头：“你们这样主张，就照你们的办，日后有事发生，请不要推卸责任！”

这位以“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为座右铭的摄政王爷，终于在泪水中完全暴露了他的怯懦与无能。

载沣这边愿意了，袁世凯那边却没那么容易。该拿捏的时候，一定要捏足了谱儿。

袁世凯上折推说道：“……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盖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袁世凯奏折》）

——你载沣从前不是以“足疾”开我回籍吗，今天，我袁世凯身上毛病更多了。

当然，袁世凯在吐喷胸中郁气时，也给载沣留了个台阶——只要病好，我一定出山。

这就是讨价还价的第一步——湖广总督，官太小。不干。见关子卖得差不多了，他再讨价还价（致电内阁）：给枪给钱，按我的意思安排人。于是，王士珍、冯国璋、段芝贵、段祺瑞等北洋嫡系，一时到位。

清廷已经答应了这么多条件，袁世凯该出山了吧。

不！他仍旧“抱膝长吟”。

清廷派来彰德劝说就任的徐世昌，本来就是袁世凯心腹。他来见袁世凯后，不仅没苦口婆心劝老友立刻赴任，还给他出了不少要大价码的主意。

如此，袁世凯摆出了六大条件：

1.明年即开国会；

2.组织责任内阁；

3.宽容参与各省起义的党人；

4.解除党禁；

5.需委以指挥全国水陆军及军队编制的全权；

6.须有十分充足的军饷。

上述六条，哪条不答应，袁世凯绝不出山。

这六条真厉害，不仅使得袁世凯人前人后、敌方我方做足好人，也彻底把皇族架空。

眼见全国各省纷纷独立，火越烧越旺，摄政王载沣最终不得不向袁世凯屈服。

10月27日，朝廷发电谕，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他全权指挥军队，并特别说明陆军部、军咨府不能对他指手画脚“遥制”。

这下袁世凯该出山了吧！还不！

10月27日，滇西腾越革命；10月29日，山西太原独立，巡抚陆钟琦与其子被杀。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驻军滦州，与蓝天蔚等人通电清廷，要求免斥“皇族内阁”，速开国会；10月30日，昆明“重九起义”，推蔡锷为云南都督；31日，江西南昌光复。

忧恐惶急之下，载沣在10月30日连发四道“上谕”，表示要释放“国事犯”，真正施行“宪政”，并落实组织“责任内阁”。

同时，他与隆裕太后商量，准备带着小皇帝逃往热河（“北狩”）。

很怕隆裕太后和溥仪小皇帝跑了没东西可玩，袁世凯连忙上书制止，表示自己要“出山”。

10月31日，袁世凯到达信阳。

11月1日，清廷下达谕旨，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看到电报，袁世凯终于长吁一口气，笑了，大笑了。这一天，他赶至湖北孝感，作坐镇指挥的姿态。

载沣等人不让他在湖北待着，心急火燎请他入京主事。袁世凯仍旧推辞，表示自己的“总理大臣”一职不是公推，不敢奉诏就任。

11月2日，北京的资政院开会，正式推举他为内阁总理大臣。

看此电文，袁世凯才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亲信冯国璋、段祺瑞等人，自率卫队北上，于11月3日抵达北京，组织责任内阁。

这样一来，“皇爹”摄政王载沣实权皆无，该袁世凯当主角了。

革命抛与鄂江潮
革命军在阳夏战争中的重挫

暂放下袁世凯，我们看看武汉的战事进展。

当袁世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后，北洋集团在武汉前线的官兵吃了定心丸，开始出手动真格的了。

此前，黎元洪三番五次指示各军加强守备，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特别是在刘家庙阵地，革命军官兵们仍然沉浸在大捷的喜悦中，没把清军当盘菜。

隆隆大炮，忽然齐放，北洋炮兵开始发威。一时间，刘家庙阵地上血肉横飞，革命军士兵牺牲甚众。特别是革命军的炮兵阵地，在北洋炮火的精确打击下，弹药库爆炸，巨响连连。

没过多久，清军陆军开始进攻，打得革命军措手不及。

巨压下，革命军被迫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守至三道桥——姑嫂树一线喘息。这时候，清军水师开始发威，用舰炮对革命军展开了十多轮轰击，对革命军炮军阵地产生了极大的威慑和压迫。

一批又一批革命士兵，倒在血泊之中。于是，双方开始冲锋和反冲锋，拼死肉搏。

无论是革命军还是北洋军，都是来自经受过最新军事训练的新军（革命军中有部分新募士兵）。双方各持新式武器，殊死战斗，无畏无惧，杀得你死我活，展现了新式军人的勇气和斗志，确实都值得赞许。

毕竟北洋军人多势众又有无尽的弹药增援。近中午时分，革命军的刘家庙阵地失守。

10月28日，北洋军乘胜直杀汉口。

这个时间段，已经是“阳夏战争”的后期。

北洋军、革命军双方正式交手，是从10月12日开始，在汉阳、汉口一带，持续了四十多天的战斗，实为武昌起义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史称“阳夏战争”——汉口古称“夏口”，所以称汉阳、汉口之战为“阳夏战争”。

到了10月底，战争进入北洋军得势的阶段。在汉口外围，北洋军势如破竹，把革命军打得节节败退。

进入市区后，北洋军新式武器不得施威，又不熟悉地形，一路遭到革命军节节阻击，双方浴血巷战。

在战斗中，多位辛亥首义英雄，如炮队孟华臣、工程队李忠孝、步队谢元恺等人，皆英勇阵亡。那位武昌起义关键时刻在楚望台上曾立大功的马荣，受伤后被敌人活捉，剖心剥皮，仍勃勃不屈，大骂而死。

见三天两夜都攻不下汉口，冯国璋大怒，下令士兵纵火。

大火之下，烈焰铺及三十多里，无数百姓葬身火海，遍地皆焦。最后仅存者，下唯花楼一带，上唯硚口一带，面积只有原先的十分之一（下路因为邻近洋人租界，清军不敢纵火；上路因为清军想据之为巢穴，所以幸免于难）。

乘借火势，北洋军攻陷汉口。

在此危急时刻，一个人出现在武昌。革命军众人眼前一亮，似乎大救星来到。

他，就是黄兴。作为享誉华人世界的同盟会二把手，黄兴的到来，无异于为革命军注入一支强心剂。

看到黄兴，喜得黎元洪拉着他的手大叫：“克强兄你来，武汉幸甚！革命幸甚！”于是，武昌城内，四处有士兵走马，高举大旗，上书三个大字：“黄兴到！”欢呼之声，响彻数里。

黄兴真顶事吗？未必。

这位爷，多年来出生入死，四处参加起义，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屡战仍败……最近的一次，就是广州黄花岗起义，死了百十人不说，他本人还被打断一根手指。

黄兴到后，革命同志情绪高昂，居正等人欲推他为两湖大都督，想把他超升于黎元洪之上。吴兆麟顾大局，认为此议可能导致内部分裂，不如推黄兴为战时总司令。

此议，黎元洪赞成，汤化龙也赞成。凡是研究辛亥革命的人，均对黎元洪此时的表现大加首肯，认为他“深明大义”。其实，据笔者忖度，黎元洪不那么简单。

黄兴名气再大，书生而已，最多指挥过百十号人马、几十条枪，根本没有真正的军事指挥能力。反观他的对手，那可是冯国璋。这位北洋军爷，武备学堂出身，是淮军名将聂士成手下勇将，曾在朝鲜与日军死拼过，又是小站练兵的好手。他的军事才能，远超黄兴之上。

黎元洪以秀才黄兴主持军事，显衬出他心机老辣的一面。

为此，他大办仪式，登坛拜将，亲授黄兴关防、令箭。如此一来，黄兴再重要，也是黎元洪手下大将。主次判然而分。

傻乎乎的黄兴，带着兴致勃勃的革命军进抵汉阳。他来了，冯国璋也来了。

汉阳，作为武汉三镇互为掎角的一势，太过重要。于革命军而言，还有好消息传来。11月6日，前来增援的湘军雪中送炭，王隆中所率湘军第一协赶到汉阳增援。11月9日，甘兴典率湘军第二协赶来。

兵力大增之余，各省纷纷独立消息频传，人心大奋。

接下来，在汉阳防卫战的部署方面，黄兴却与武昌军务部三位军爷发生了矛盾。

军务部主持战略的三个人，是著名的“首义三武”——部长孙武，副部长蒋翊武、张振武。

孙武湖北人，对湖南人黄兴心存芥蒂。黄兴认为应该把守军全部布置在汉阳正面，侧翼派出少量军力作牵制即可。孙武对此不屑。他认为新沟是蔡甸咽喉，蔡甸是汉阳门户，应该在这两个地方布置重兵。黄兴不予采纳。

孙武人品虽不是很好，但见解比黄兴高。虽然孙武见识高，但黄兴是“战时总司令”，说了算。

冯国璋的想法，与孙武不谋而合。他对汉阳的作战计划，就是声东击西。先绕路猛击蔡甸、新沟二地，然后从侧面闪击汉阳。

结果不用多说，等黄兴缓过神来，得知蔡甸、新沟两地的敌军是北洋主力时，大势已去。

汉阳岌岌可危！事已至此，只能想出奇制胜的招数了。于是，黄兴黄大胆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反攻汉口！

这个提议，其实是来武汉的一个日本人大元为黄兴出的主意。恰好当时吴禄贞在石家庄遇刺的消息传来，为鼓舞士气，黄兴采纳此建议，并为同盟会党人所赞成。作为子弟兵的湖南二协湘军，正可担当主攻任务。

黄兴

黎元洪思前想后，勉强答应了黄兴的要求。他准备在黄兴攻汉口时，派出武昌部队，由汉阳门渡江，攻击汉口正面。

黎元洪想得也周全。此次奇袭得胜，自然他黎元洪大都督功劳莫浅；如果失败，肯定有黄兴顶缸。孙武冷眼相观，不置可否。

此招出奇，真差一点就制胜。

11月16日晚，乘大雨滂沱之际，由湘一标打头阵，首攻五里墩。歪打正着，清军丝毫无备。由于天气寒冷，清军绝大多数人都躲在民房里面烤火取暖，根本没有注意喧哗而进的革命军士兵。

革命军如入无人之境，一口气推入汉口城内。

黄兴本人骑高头大马，高举雪亮指挥刀，在河堤上往来驰骋，为士兵鼓气。深谙军事的冯国璋，绝没料到革命军有这种反规则的绝招儿，吓得够呛。定下心神后，他连忙安排各部步步为营防守，并请在孝感的段祺瑞派人来增援。更悬的是，革命军一支敢死队，已经杀到冯国璋指挥部所在的迎宾馆。可惜，这些人并不知道此处是北洋军司令部，袭扰了一阵就杀向他方。如果他们尽死力进攻，当时冯国璋可能非死即伤。

战至午夜3点，北洋军终于缓过神来，在江岸排定重机枪，横扫革命军士兵，终于阻截住湘军一协的进攻。由于黎元洪答应的武昌部队一直没加入战斗，湘一协孤掌难鸣。反观北洋，援军越来越多。

湘二协本身战斗力不行，又在后面互相争抢吃食，一下子炸了营，继而波及已经打得人困马乏的湘一协。

两协湘军兵败如山倒，一口气败下阵来，纷纷往江边逃跑。

事前，黄兴把原先设在河上的浮桥拆掉，本意是鼓舞士气，有进无退。结果，革命军士兵退却的时候发现没有桥，好多人心慌意乱，溃兵争渡间，掉入江中淹死了不少。

北洋军还没有从被打蒙的状态中完全清醒过来。看到革命军玩命退却，一下子跑回江那边，均感莫名其妙，不少清军军官认为是革命军搞诱兵之计，下令士兵停止追击。

他们边搜索边行进，给了革命军士兵不少逃命的机会。

此次战役，革命军方面，连兵带官损失千余人，可谓伤亡惨重。

汉口反攻没得手，汉阳就更保不住。从11月19日到11月24日，接连五日，北洋军猛攻汉阳。

革命军士兵殊死战斗，仍旧不敌。最要紧关头，湘军一协王隆中部抵不住，率先退回武昌。未几，这些完全失掉胜利信心的湘军，竟然不顾他们的老乡黄兴，分堆分批离军，逃回湖南老家去。

敢死队，肉搏战，一寸土地一淌血。所有这些，都没有用。在付出伤亡数千的代价后，革命军溃不能支。

11月27日，汉阳失守。

黄兴忧愤交加，想当场自杀，为同志劝阻。武昌军政府紧急开会，商讨对策。败退后的黄兴，怒气满胸。在会场上，他高声指责军官执行命令不力，没有贯彻作战计划。

见黄兴大败后脾气还如许大，军政府内部不少人勃然而怒，纷纷拍案而起，不客气地指斥黄兴指挥无能。由于每人面前都有条桌子，拍案争吵，响彻屋宇。（邓汉祥《武昌首义亲历记》）

最后，还是黎元洪出面当和事佬，婉劝大家不要伤和气。众人稍微平静后，会商如何走下一步棋。

出于革命以来长期有屡战屡败的思维惯性，黄兴此时不合时宜地提出，要放弃武昌，收拾残兵，乘流而下。这样，可以会合南方革命军，尽锐进攻南京。

显然，对于武昌的党人来说，黄兴进攻南京是借口，撤退逃跑倒是真。屋内一片哗然，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黄兴放弃武昌的提议。

最后，张振武一席话定下调子：“武昌乃全国革命首义地，如果弃之不顾，肯定大寒各省人心，很可能使革命土崩瓦解……武昌若失，敌人盘踞上游，即使我们能攻下南京，又有什么意义，最终可能像洪秀全那样苟且待毙。”

说到最后，张振武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拔出腰间手枪，大呼道：“敢有人再言放弃武昌者，即为汉奸，杀无赦！”黎元洪、孙武、刘公等人，纷纷起立鼓掌，屋内几乎所有人都赞成张振武的话。

处于如此被孤立的境地，黄兴面色土灰。还是黎元洪显得有人情味，他打岔说要陪黄司令休息一下，拉他离开会场。

黄兴这个人，人品没得说，是个至忠至厚的好人。但他当时的建议，绝对是一着臭棋。如果放弃武昌，日后不可能那样快就出现中华民国。当晚，黄兴黯然离开武昌。他从草湖门出城，搭船前往上海。

同船的人不知道，那个闷头坐在角落里的黑脸胖胖的中年男人，正是几日前在张公堤上骑高头大马、手扬指挥刀往来如风的黄司令。

养敌自重观形势
袁世凯按兵不动

重入北京后，乍暖还寒的那颗心，让袁世凯变得无比持重。他的城府，一天深似一天。

在“革命”和“反革命”两个阵营间，踩稳钢丝，拿捏有度，以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从一开始，对于武昌的革命军，袁世凯本人就胸有成算，根本没有急赤火燎杀绝灭绝的心。

人在彰德时，他已经派出手下刘承恩，以湖北老乡身份向黎元洪套近乎。攻克汉口后，用枪紧逼的同时，袁世凯派人劝降，遭到革命党人明白的拒绝。而后，刘承恩得他授意，派密探王洪胜持秘信往见黎元洪。双方见面谈话详情如下，很耐人寻味：

黎元洪：“你送信，想说什么？”

王洪胜：“我此来，意在两下取和，以免汉人受害，保全大局。打仗的时候，坏的房子，失的银钱，全是我们汉人的。”

黎元洪：“你们大人（指刘承恩）要是未打汉口以前来说，就好说了，可惜来晚了。”

王洪胜：“我们大人上月24日由清江才到家，宫保（袁世凯）28日打电话，招我们大人到彰德府，才派办理招抚事宜。我们大人到汉口的时候，双方打过几次仗了，汉口房屋已经烧坏了。”

黎元洪：“现在要说和，须将皇族另置一地与他居住，管他的吃穿，不准他管我们汉人的事情。”

王洪胜：“现在朝廷有旨，政府各大臣旗人，庆亲王、那桐等，都已开缺，派袁宫保任总理内阁大臣。”

黎元洪：“宫保见事差矣！这时不该出来。先前宫保做直隶总督，好好的，为什么开缺？现在有乱事，又请宫保出来，为什么不叫满人带第一镇来打仗？可见旗人大有奸心……这个时候，如果不将皇上推倒，随便和了，以后大权归他（满洲），他更比从前加一倍的狠，我们更无有法子了。要照满人一登位时待我们汉人光景，现在我们汉人应将他满人的全家杀完，这才可以报前仇。现在我们许给他一块地方，供应他的吃穿，是很对得住他的……瑞澂、盛宣怀两人，令人可恨，将来就是太平了，也要拿住杀他。”

不过，在回绝袁世凯讲和的同时，黎元洪没把话说死：“如果刘承恩他能过江来，我和他可以好好谈谈。”

当时，对于与袁世凯谈条件，黄兴似乎更积极主动些。刚刚参加完登台拜将得任“总司令”的他，在11月9日，曾写亲笔信给袁世凯，先谈清朝残暴：“满洲朝廷，衣冠禽兽，二百六十年来，事事与人背道而驰，有加毋已，是以满奴主权所及之地，即生灵涂炭之地。”继之，黄兴劝袁世凯以汉人身份，要明白大义，劝他反正：“人才厚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不能，高出（黄）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清朝）而同食……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

见此信，袁世凯特别高兴。人都有喜欢被人戴高帽的潜在心理，袁世凯也不能免俗。于是，他正式以刘承恩为使，持他本人亲笔信过江与革命军讲和，表示说：“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即息战。否则，仍以武力解决。”

观其茬口，仍旧硬勃。

黎元洪此时一点也不怯懦，当着军政府众人的面，反驳刘承恩的“劝说”，激言道：“袁大人逼我们讲和，目的不过是借此自抬威权。希望你转告他，不要做没有人格的满洲奴才，应转旗北向推翻清朝，否则，双方无和可谈，只得约期大战而已！”

在写给袁世凯的信中，黎元洪语气生硬，指斥到位：“公之外状，佯持中立，于满汉两面，若皆无所为。实则公之自私自为之心，深固不摇，而后乃敢悍然如此，欲收渔人之利也……（你如此）半推半就，凭术弄巧，欲奋一人之私智，凭今日汉族革命之声灵，以褫胡主之骄魄，乘其震惧失措而篡取其柄，且欲存留鞑统，以为钳制中原之具，而假托于君主立宪……（然后，黎元洪又呼吁袁世凯幡然悔悟，站在革命军一边）公果能来归乎？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万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

后来，不仅黎元洪态度强硬，黄兴也改变先前谆谆而劝的姿态，立驳刘承恩的君主立宪言论，并通谕武汉军民，勿为袁世凯讲和所动，揭发其不良居心。

袁世凯得知革命党方面态度后，一则喜，一则怒。喜的是已探明革命党底线，怒的是这帮人大败方输后仍旧如此不服气。

于是，他加紧部署冯国璋等人的进攻，派兵攻下汉阳。“若不挫其锐气，和议固然无望，余半世威名，亦将尽付东流！”袁世凯在给弟弟袁世彤的家书中如此写道。

革命党方面，黄兴离阵后，蒋翊武接替他“总司令”的位置，吴兆麟充任总参谋长（孙武等人不满文学社的“湖南人”占位，不久就怂恿黎元洪把蒋翊武的位置给了谭人凤。没过多久，孙武又挤走谭人凤）。

12月1日，北洋军已经占据了龟山制高点。他们把大炮搬上山，朝着武昌居高临下一顿乱轰。

说是“乱轰”，意指炮火的频密，其实一点不乱。北洋军的炮兵都是科班出身，打得很精准，又有暗探提前报料，所以，武昌各军事、民政部门无不挨弹。

特别是在一个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出身的军官瞄准下，仅用三发德国管退炮炮弹，清军就把武昌都督府的大房顶子揭开了大壳。

情势如此危急，黎元洪坐不住了，他吩咐手下收拾行装，准备逃跑。张振武、邓玉麟等人得知消息，立刻赶来劝阻。

“大敌当前，身为都督，你应该作出表率。弃守地而走，就是临阵脱逃！”张振武大声斥责黎元洪。黎元洪忸怩，低头搓手。张振武唤人，吩咐“保护”好大都督，然后匆匆离去，布置防卫。

禁不住炮弹一个接一个往没有上层屋顶的都督府中乱落，黎元洪最终还是从中逃了出来。他带着人往洪山临时司令部方向退却。最后，一行人跑到了葛店附近的王家店，吃饭喘息。

大都督狼狈出逃，武昌城内更加混乱，军心涣散，居民乱逃。孙武本人见势不妙，也擅自出城“办公”。

依照当时的态势，武昌沦陷，只是早晚的事情。连革命军自己都大惑不解的是，占尽优势的北洋军，根本没有乘胜追击，只是不停地发炮“震慑”，步兵并未发动进攻。

而且，就在黎元洪本人逃离都督府的当天，袁世凯派人送信，要与革命军“讲和”。

黎元洪简直不敢相信这消息是真的！等黎元洪确认后，就变得无比主动和热情——马上就要玩完的关键时刻，对手竟然要言和，真是天佑我也！

其实，不是天佑他，是袁世凯佑他。袁世凯也不是佑他，最终目的是佑袁世凯自己。

11月30日那天，冯国璋本人受到朝廷封自己为“男爵”的鼓舞，加上大胜的铺垫，要一举攻下武昌。这可把袁世凯急坏了，一日内七次急电，制止他的进攻。

冯国璋贪功心切，差点坏了袁世凯的好事。到了这个时候，武昌军政府中最强硬的革命派也都默不作声了。谁心里都清楚，谈和，是武昌革命军苟延残喘唯一的机会。

早在汉阳失陷当天，黎元洪已经派人找到了在武昌的上海英文报《大陆报》记者埃德温，公布了他的“声明”：“敝人切望停战，俾联络共和各省，确定继续交战或与立宪人士协商调解事宜。敝人始终期望了结自相残杀、流血痛苦、毁坏财产之局面，以免招致列强干涉。为此，特声明愿作出任何让步，以确保停止残杀。窃以为应由共和党人与朝廷双方宣布休战，使双方代表得以洽商。倘共和各省议决继续交战，敝人甘冒矢石，作战到底。”

最后那句“甘冒矢石，作战到底”的话，明显没有任何底气。

12月1日傍晚，英国驻汉口总领事盘恩拿着由清军拟好的和议条款，过江来见黎元洪。由于黎元洪已经跑去王家店，蒋翊武、孙武、吴兆麟等人接待了他。

袁世凯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是老友，故而朱尔典受托指示盘恩来帮助办事。

议和条款中，英国及其他国家的领事集体建议交战双方休战三天（12月3日8时起）。这份协议，武昌方面先盖印，然后再由清方盖印。

看上去，这显然是一种近乎“城下之盟”的侮辱。但孙武等人此时顾不了那么多，喘息要紧，便立即同意了盘恩的要求。

此时，有一个小问题出现了——黎元洪逃跑的时候，把大都督印信带走了，因此无法盖印。

好在都督府中人才诸多，一名叫高楚观的人善篆刻，仅仅几分钟，就在大萝卜上刻了个总督“大印”，盖在停战书上，让盘恩带走。

听说和议已成，黎元洪大喜。他赶紧从王家店往回赶。一来武昌已无危险，二来怕自己离开久了，孙武、张振武或蒋翊武等人会取代他的位置。

回来后，黎元洪发现，自己不仅没有失势，反而地位更稳，权力更重。因为，清方已经明白无误地表示，以他为谈判一方总代表。至此，他对先前自己英文报上登声明“无条件议和”的“失态”有点后悔。于是，他开始广见记者，大说自己赞同共和，要求革命党人坚决联合，一定迫使清廷下台。

如此这般，黎元洪完全遮掩了汉阳失陷后自己的动摇倾向。

观察黎元洪起义后一向所为，最初时刻，他确实非常动摇，甚至数次在与清军军官的电话中表示自己“被逼”的无奈。随着局势的逐渐明朗，他也一步一步发生了改变，铁下一条心上“贼船”了。即使是从武昌往外逃的当口，他也并非要叛变投敌之类，而是躲一躲看一看的心态。当时，各省独立潮起，造反的，不仅仅是他黎元洪一个人。即使武昌败了，他还可以跑到别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熟读史书的他，也更加摸清了袁世凯的心思——养寇自重。他知道，有了自己的存在，袁世凯在朝廷才能显得更加重要。

于袁世凯而言，保有了武昌，给革命军留下一块地盘，在对外显示了自己的宽容态度以外，最重要的是想保留住和谈的对手，证明革命军力量不可小视，借此可继续给清廷施压，以免攻破武昌后载沣等人对自己再起烹狗之念。

然而，令袁世凯心中不安的事情发生了。

1911年12月2日，在武汉交战双方停战协定生效的那一天，南京却被革命军攻占了。这样一来，革命军阵营士气高涨，被汉阳、汉口失陷所打击而沉的锐气，重新出现。

北京内阁会议上，善耆等清朝皇贵见袁世凯按兵不动，怒不可遏，大声质问他：“龟山大捷，汉阳、汉口已复，大胜如此，武昌指日可复，为何与贼党言和停战？”

袁世凯轻蔑一笑，答言：“汉口、汉阳虽收，南京又陷。南京，天下要冲，形势倍于武汉。党人势大，蛊惑国人，人心军心浮动。议和，此乃权宜之计。我以三年为期，必灭党人。如各位盲动，以天下为孤注，不妨代我行权，袁某当避位！”

恫吓之下，几个鸟笼子里出来的满洲贵人噤口不言。

行文至此，笔者想起袁世凯十五岁、十九岁风华正茂时所写的三首诗，气势磅礴，志向远大，飘飘有凌云之气：

其一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袁世凯十五岁登雨花台所作七律《怀古》）

其二

人生在世如乱麻，谁为圣贤谁奸邪？

霜雪临头凋蒲柳，风云满地起龙蛇。

治丝乱者一刀斩，所志成时万口夸。

郁郁壮怀无人识，侧身天地长咨嗟。

其三

不爱金钱不爱名，大权在手世人钦。

千古英雄曹孟德，百年毁誉太史公。

风云际会终有日，是非黑白不能明。

长歌咏志登高阁，万里江山眼底横。

（以上二首，乃袁世凯十九岁返回项城组织文社时所咏十多首《咏怀诗》中的两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