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光荣梦想中的精彩篇章

“大地沉沦几百秋，烽烟滚滚血横流。伤心细数当时事，同种何人雪耻仇！”陈天华这首《猛回头》，阅之读之，立刻令人血液沸腾，慷慨思愤。

飒飒风中，让人恍然间思云腾绕，回到了那个铁血华年。

正是当时那些风华正茂的革命志士振聋发聩的呼喊，方才唤醒迷滞已久的国人。

在心跳加速中，在咬牙切齿中，他们目眦尽裂，拍案而起！

于是，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营中的一声枪响，划破了武昌的夜空。

为什么革命发生在武汉？

在讲“第一枪”的故事之前，笔者先简短分析一下武汉乃至湖北在辛亥革命前的状况。

武昌起义前，《湖北学生界》这份刊物的第一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话：

危哉中国，其为各国竞争之中心点也，呜呼！夫孰知以中国竞争之局卜之，吾楚（湖北）尤为中心点之中心矣乎。

可以见出，在武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绝非偶然。

湖北，处于中国之中部；武汉，号称九省通衢。这里，不仅仅是清廷一直着重控制的重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之一。

狂流激荡下，各种思潮在此聚集交积也就不足为奇。

最早把魔爪伸入湖北的，当属老牌帝国主义英国。而后，众国齐竞，纷纷在此建租界、开银行、把持海关。

由于河道畅顺，各列强的军舰也往往游弋往来，不可一世。

仅仅二十年左右，列强们逐渐控制了湖北的工商、金融、矿业、交通等命脉。

以武汉为例，辛亥革命爆发时，外国企业近二百家，英国五十三家，日本四十三家，德国三十五家，法、俄、美等十余家。大多数洋人的企业，皆在1900年之后进入。

特别是在1902年之后，作为对外贸易大埠的汉口，交易额激增，一年平均保持在一亿三千万两白银之巨，远超天津、广州，仅次于上海，享有“东方芝加哥”的美号。

在疯狂掠夺桐油、茶叶等原料的同时，列强们还向中国进行棉纱等日用工业品的疯狂倾销。

由于封建官府买办化的加剧，清朝的一切“新政”，皆为迎合洋人而生，而中国原有的封建自然经济在西风中迅速解体。

当时，湖北表面的繁荣，完全是畸形的繁荣。一方面是少数几个大城市“超繁华”，一方面是广大农村地区哀残不堪。

作为税款大户，清廷对湖北的“解款”要求日益增加。每年辛丑赔款负担一百多万两不说，还有“补镑”六十万两，“辽东偿费”五十万两，练兵处调解五十三万两，而且，膏捐权也归中央。

不用说，这些钱，富商大官当然不会出，肯定要全部转嫁到广大民众的头上。

湖北的大地主们也很“时髦”。他们一方面大量聚敛土地，一方面进入城市，兼营商业与银钱业，建立起庞大的商业高利贷网络。

由于20世纪初的十年内，天灾人祸不断，农业纷纷解体。在湖北，特别是武汉，聚集了大批流民、灾民。

在这种环境中，哥老会、天地会的新鲜血液就会源源不断，动乱的因子，越聚越多。

由于武汉一带在先前的太平天国战争中，曾几次陷于太平军手中，因而此地“革命”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地区。

江湖风波，一浪高似一浪。

破产农民、散兵游勇、城市贫民、手工业者、产业工人，这些人杂集在一起，波蔓交融，形成了特别适合暴发革命的土壤。

鄂、湘、粤、川等地的保路运动，更直接促起了大批中小商人的激烈行动。

放眼纵观湖北社会各阶层，在那个危险的时刻，都对清廷蕴攒了相当大的怨毒之气。

从“人才”方面讲，湖北革命党还应该“感谢”当年张之洞的各种教育举措。张之洞本来想为自己和清廷制造出一大批驯顺的“奴才”，殊不料，反而为朝廷培养了一批广具知识的“掘墓人”。

从1900年开始，张之洞在武汉及其他不少地区开设了许多学堂，科目关涉广博，且大量向东、西洋派遣留学生，人数远远超出其他各省。

张之洞为了提高新军“素质”，招纳不少识字青年入军，使得军队的人员组成结构也远远不同于从前。

科举制废除后，知识分子竭力寻找出路，不仅本省青年“秀才”们纷纷到学校报考，外省（特别是湖南）也有许多人到湖北寻找机会。

所有这些人，思想上属于活跃、敏感的一类。他们政治上特别敏锐，很容易接受进步思想。民族危亡的大背景和生计艰难的小困难，更造成了青年人对“革命”的向往。

在种种社会、经济、思想的合力下，才造成日后的奇景：武昌的清朝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皆一齐掉转反向，清廷顿时摇摇欲坠。

湖北的革命势态一直呈独立发展势头。但是，由于孙中山以及其同盟会在革命中“辈分”最高，所以绝大部分团体还是把“三民主义”当作一块大招牌来使用。

不过，湖北主要党人出身富户比较多，特别是共进会成员都不大赞成同盟会主张，很多人排斥“平均地权”这一条。所以，三民主义在湖北，基本变成了“二民主义”。

当然，湖北革命党人最重要的四字纲领，是“革命排满”。因此，他们的当务之急，必然是要“驱除鞑虏”。

鄂籍党人不是很“排洋”，这主要因为他们多年与洋人打交道，深晓对方的“厉害”。

即便如此，这些人把“反清复明”提升到“革命排满”的层次，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上巨大的进步。

“八月十五杀鞑子”

活跃在武汉新军中的两个主要团体——共进会与文学社——虽然目的都是为了排满革命，但毕竟存有门户私见。开始的时候，双方互挖墙脚。

值得庆幸的是，两个团体的上层人物还算有大局观。危急关头，他们开始商量联合共事。直到1911年5月，共进会和文学社才真正展开正式的合并谈判。

刚开始，双方各不相服。蒋翊武认为，文学社的人数居多，在新军内的基础也好，两个组织合并后应该以文学社为主；孙武当然不同意，他认为共进会是同盟会系统，在全国影响大，经费又多（靠刘公所捐的五千两白银）。所以，联合后自然是共进会掌权。

讲到此，可能有读者会好奇：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不少人出身富户，又有不少会员的入会费用，难道缺钱吗？

革命党，他们不仅仅是缺钱，而且是非常缺钱！

在如火如荼闹革命的辛亥年，六月间，为了找钱，共进会的湖北人居正，带着湖南同志焦达峰，潜回自己的老家广济县踩点。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县内达城庙的一尊纯金菩萨。不久，居正、焦达峰召来同志数人，乘月黑风高雨大之夜，穿寺墙而入，把金佛从莲座上凿下，盗之而去。可惜，半路上，他们遇见几个办公差往还的蕲州捕快，误以为盗佛之事败露，慌忙把金佛扔在当地，拔脚狂逃。

湖南革命同志邹永成为了给革命筹钱，绞尽脑汁，很“热情”地去探望家在武昌的婶母。得知她确实家境殷实后，邹永成订购迷药，准备药翻她。岂料，当时就有卖假药的。婶母饮酒一壶，笑吟吟无任何玉山将颓的迹象。无奈，邹永成临走捎带脚把年幼的堂弟拐走，然后谎称是土匪绑架。最终，他从婶母处“勒索”了八百银元，奉献给革命组织。

最大的一票，当属刘公的五千银元。这倒不是同志抢同志，基本属于同志抢自己家。

刘公家乃襄阳巨富，他知道老父一心要自己做大官发大财，就写信给家里，说自己想花钱捐个道台。老头子本来正忧虑膝下这个忤逆子有“革命”的意头，忽见他有意献身朝廷，大喜过望，当下就许诺给儿子银元两万以作捐官用。

说到做到，刘老头立马就往汉口银行汇了五千元，要刘公把这笔钱当作买官的铺垫。

孙武得知此事后，脑里一轰，眼前一亮，忙找到彭楚藩商量，千方百计要把这笔巨款搞到手。

怕刘公舍不得那笔钱，时为新军宪兵排长的彭楚藩立刻拍胸表示：“刘公在东京任共进会头领时，印制过一份名为《革命方略》的地下刊物。我去吓唬他，如果他不交出这笔巨款，我就威胁他，说要把他押送到官府，让他捐官捐不成……”

果真，彭楚藩到刘公家“做客”，没说几句话，他就掏出一本《革命方略》，瞪着眼睛吓唬对方。

此举惹得刘公怫然不悦：“我本来就是从家里骗钱干革命的，干吗你又来吓唬我！”

结果自然皆大欢喜……

盗金佛，拐人质，欺家人……为了革命找钱，革命同志绞尽脑汁，无所不为。

三次谈判过后，文学社、共进会求同存异，最终一起接受了老好人邓玉麟（共进会）的提议——双方一起组成指挥部，共同分享领导权力。

直到1911年9月23日（辛亥年八月初二），共进会、文学社这两个团体才正式开会宣布合并。会议地点是武汉雄楚楼10号的刘公住宅。

在合并大会上，大家接受了刘复基的提议，决定日后不再分彼此，一律不再用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名称，统称为“武昌革命党人”。

权力分享方面，与会者推举蒋诩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

这种安排，非常微妙。

看似文学社的蒋翊武当“一把手”，但孙、刘二人皆为共进会出身。而共进会方面，刘公原为内定的湖北大都督，此时只能屈居于蒋、孙之后，负责民政这一块。

表面上合理、平衡的人事安排，其实为日后双方的争权夺利埋下了伏笔，也为武昌起义后指挥权的归属纠结留下了隐患。

雄楚楼合并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起义指挥部在武昌胭脂巷11号胡祖禹家召开干部会议，共一百多人参加。会议决定，将于1911年10月6日起义。那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暗合元末历史上“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元末陈友谅在沔阳起事，就是在中秋节以月饼传信，奋起杀元兵）。

此前，由于四川保路同志军的起义，清廷抓紧在全国范围内抽调部队去四川镇压，其中，就包括武汉的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全标以及第三十二标的一个营。这些部队，皆划归钦差大臣端方，已经先行入川。而蒋翊武所在的第四十一标，也被调往岳州驻防。

这样一来，革命党人原本在新军中各个层级的人事安排，基本被打乱，不少党人士兵纷纷被调往外地。

如此再延搁下去，可能就会失去起义的大好时机。

审慎考虑后，胭脂巷会议决定，一定要尽快起义。八月十五一到，全军革命同志响应，一举推翻清廷在湖北的统治。

入川部队中，革命党人也留下通讯方式——湖北起义，如果成功，即发电报以“母亲故”加以表示；起义失败，暗号为“母病愈”；起义成功有胜算，电文暗号是“母病危”。一俟武昌发动起义，入川鄂军将全力回来支援。

未料到，千端万绪开头难。就在胭脂巷会议召开的当天，驻扎于武昌城外南湖的第八标三营的炮队出了娄子。

南湖炮队的“出事”，不是什么真正的“造反”，而是属于类似“哗乱”的小小意外军变。

当天下午，一队士兵喝酒，为即将退役的正目汪锡九和士兵梅青福饯行。由于排长刘步云（记住这个名字，后来还会提他）干涉士兵喝酒，双方发生争执，大打出手。

炮营管带偏袒那位刘排长，派宪兵抓人打人，为此大大激怒了士兵。几十上百的士兵乘酒劲发威，抢了几十把指挥刀，四处跳嚷，大叫“同志快起”。

革命党在第三营的革命代表赵楚屏等人想借机起事，与几十个士兵一起冲入弹药库，拖出几门大炮要放。

摆弄半天，他们忽然发现，大炮都没有引线，几个人才悻悻而去。

时为武汉最高军事长官的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闻讯大惊，立刻派出马队前往南湖炮队弹压。

待骑兵赶到时，哗变的兵士早已逃散一空。

如此小事，打草惊蛇。

不久，“八月十五杀鞑子”一语在军营传开来。

武汉的清朝军政要员闻之更惧，立刻提高了警备程度。他们屡屡派出密探，到处侦探消息，搜集情报。

湖广总督瑞澂宣布，10月6日（八月十五）当天，全城戒严，官兵皆不能离营外出。军中除值勤士兵可允许携带少量子弹以外，所有弹药一律集中收缴，统一保管。更严格的是，他还下令，即便是军营的中秋联欢会，也要提前一天举行。八月十五那天，严禁以各种名义“会餐”。

当时，与会的清朝文武官员很多，有人建议把守卫楚望台军械库的工程营士兵调离，遭到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的反对。他认为，此举会更加激起士兵反感而引发军变。由此，提议未获瑞澂支持。

如果在楚望台调开了工程营，武昌起义的结局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

起义总指挥部鉴于当时的情况，只得把起义时间往后推，约定在阴历八月十八那一天起义，即阳历的10月11日。

改期通知刚发出不久，乱中生乱，凭空生枝节。

10月9日那天，共进会领导人孙武所居的宝善里14号，轰然一声，出了大事。

忙中添乱的烟灰

孙武（1879-1939年），原名葆仁，原本是很“传统”的一个中国名字。由于他坚定反清，就把表字改为“尧卿”（摇清），号梦飞、遥仙（孙文是逸仙）。

孙武是武汉柏泉孙湾人，据说祖父曾为太平天国战将（具体不详）。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具有特别强烈的反清精神。十八岁时，孙武考入湖北武备学堂，得遇“革命”同学吴禄贞。他们每每激谈天下事，意志昂扬。

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孙武曾被封为“岳州司令”，但未及过瘾，就因为起义失败而被迫化名潜逃。

后来，孙武去过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在东京一度非常活跃。共进会成立后，孙武作为骨干归鄂，策划起义。

在东京时，孙武身边好友个个后来都大名鼎鼎——宋教仁、秋瑾、胡瑛……

回湖北后，孙武原本住在汉口的荣昌照相馆，天天忙着制宣传单，刻制印章，制造土炸弹。

10月4日（八月十三）那天，他因怀疑有清廷暗探来查，就决定搬家。

有同志李自贞作铺保，孙武等人搬到了汉口俄租界的宝善里14号，并以此地为临时指挥总部。

而身为起义领导层的刘公，很快带着妻子李淑卿与弟弟刘同搬入此处居住。

10月9日（八月十八）下午，孙武在屋子里全神贯注，忙不停地制作炸弹。他面前的案子上，摆满了黑铅、铁片、罐头盒、盐酸、硫磺等物。

孙武本人受过“专业”训练，加上起义时间紧迫，所以他专门负责制作土炸弹。

他效率不低，一日可作大概五十枚。

刘公的弟弟刘同，是个十六岁的少年。他本性好动，又有抽烟的习惯。这一天，他倚着大木案，边看孙武忙乎，边喷云吐雾。

烟头火忽明忽暗，阵阵香雾飘摇，孙武竟然想不到阻止这位小老弟抽烟。

其间，刘同站久乏累，潇洒一弹烟灰，转身欲离去。

他刚转身，桌案上的炸药“蓬”地一声腾起一团大火球，立时引燃了其他杂物。

浓烟升起，孙武的双手和脸被严重灼烧。值得庆幸的是，他双目依旧能视物。

手脸火辣辣地疼，孙武很坚强，他一边命令刘同赶紧离开，一面让当时在另外一间房子印制伪钞的李春萱向房子泼煤油。此举目的，是想在救火队来之前，把所有“证据”都销毁。

俄国巡捕行动快，蹬着大皮靴，很快朝着火地点赶来。

听警哨声凄厉，孙武等人只得逃走。

治病要紧，孙武被同志送往日本人开立的同仁医院。

别的同志纷纷走避于设在汉口的另外一处秘密地点——汉口法租界内的长清里18号。

宝善里14号爆炸起火的原因，事后诸多人回忆，有的说是孙武自己制弹不小心，有的讲是赵楚屏装药失误，有的说是刘同抽烟烟灰落下引爆，说法不一。

在场的十个人中，刘同本人被杀，孙武和别的人日后回忆中又从未谈及细节。

经过分析和对比，笔者比较认同“刘同烟灰引爆炸弹”一说。

刘公的弟弟刘同这个少爷，确实算得上是革命的“丧门星”。

宝善里爆炸时，刘公本人并不在场。从辛亥起义诸人的回忆中，似乎对他当时在何地没有提及。笔者所能设想的，刘公巨富出身，只把宝善里14号当落脚地之一，肯定在汉口、武昌还有其他住所，所以才有当时他弟弟刘同一会儿在宝善里，一会儿在别处的情形。

事情发生后，大家在长清里18号集合。刘公随后赶到。没说几句话，他忽然脸色大变——包括革命党人的花名册在内，共进会、文学社诸多的重要文件，均在宝善里14号！

内疚加愧疚，刘公捶胸自责，派弟弟刘同和妻子李淑卿往回踅返，试图取回花名册和文件。

出于侥幸心理，刘公希望俄租界巡捕粗疏，未及发现那些东西。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早已把文件、名册等物搜集齐全，转交给了清政府。

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宝善里14号埋伏暗探，就等着有人上钩。

结果自不必言。李淑卿和她的小叔子刘同二人刚拿出钥匙想开门，就被潜伏已久的探子们围上，乖乖束手就擒。

被逮以后，李淑卿风尘女子出身，见多识广，革命意志坚定。她咬紧牙关不松口，没透露任何消息。刘同挨不过苦刑，把他能知道的一切尽数招供。于是，在汉口的革命党人，包括刘公、孙武等，内心惶急无限。

在如此情势下，别无选择，只得提前起义。

他们便派出邓玉麟，让他火速赶往武昌，向小朝街85号总指挥部报告发生的一切，立即组织起义。

由于刘同的招供，原为文学社总部的小朝街85号，已经暴露在清廷视野之中，恐怕也在劫难逃了。

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位于武昌城南的小朝街85号，是文学社与共进会合并前的文学社机关所在地。其户主，乃陆军第八镇三十标排长张廷辅夫妇。与他们同住的，还有驻机关办公的刘复基。

刘复基（1883-1911年），字尧澄，湖南武陵（常德）人。他二十岁时，就积极参与宋教仁等人策动的华兴会长沙起义。败走日本后，他加入了同盟会。归国后，他一直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在1910年投湖北新军第二十混成协当兵。

从振武学社到文学社，都有刘复基坚实踏实的身影。后来，他被选为文学社的评议部长，从军队请长假，专门负责社务工作。

文学社与共进会的成功合并，刘复基在其中努力最多。他一直以反清革命大局为重，调和双方矛盾，苦口婆心，最终说服蒋翊武与共进会合作，一致对外，反抗清廷。

当邓玉麟急匆匆从汉口奔至武昌小朝街85号的时候，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几个人都在场。仔细听取了邓玉麟的汇报，他们得知了孙武、刘公立即起义的要求。

在刘复基的催动下，大家一致同意提前起义。

由于刘公、孙武都不在场，总指挥部里面，只有蒋翊武职位最高，自然他就充当“临时总司令”。这个决定倒是歪打正着，因为他本人就是先前两个组织联合推举的“总指挥”。

最后，蒋翊武签署了起义命令，决定提前起义——当夜12点，以南湖炮队中的革命党人鸣炮为号，各军同志一齐起义。

如此匆匆，也是出于万般无奈——党人名册已落入清廷手中，如果不动手，只能坐以待毙。

于是，南湖炮队的炮声响不响，就成为当晚起义的关键。

几个人商量后，就派邓玉麟去南湖炮队宣布命令。杨洪胜、陈磊等人分头出发，通知各标营的同志，准备当天夜里动手。

为稳妥起见，他们还给邓玉麟配备了两个助手：徐万年和艾良臣。

众人想，三个人前去南湖炮队作通知起义的工作，总该万无一失吧。

邓、徐、艾三人离开小朝街，时为下午4点左右。他们在城内转了大圈，把该通知的同志都通知到了。直到晚上10点，他们才准备从文昌门出城去通知南湖炮队。

由于天色已晚，城门搜查甚严。三个人只得把身上携带的炸弹扔掉，空手出城。

当他们最后到达南湖炮队时，已经到了深夜时分。邓、徐、艾三个人翻墙而入，差点被在营内值勤的卫兵开枪打死。幸亏卫兵发现是自己同志，才帮助他们入得炮营。于是，几个人找来炮队的革命同志，到马棚商议起义计划。

那个时候，实际上当夜起义的计划已经流产——时间已经过了12点！

本身就是南湖炮队的营代表徐万年感到很为难。他认为，马上起义，时间太仓促，且兵营内的同志们均已熟睡，临时摸黑举事，混乱中成功的可能性极微。

仔细研究后，徐万年和几个炮队同志都认定当夜不能起义，就决定待到转天天亮，重新回到武昌小朝街总部，找蒋翊武等人仔细商议，重新议定起义时间。

这几个人，暂时待在炮队不动，紧张得一夜阖不上眼。他们生怕武昌方面会出什么事情。

凡事，似乎总会往最坏的方面发展。当炮队中几个人忧急如焚时，小朝街85号确实出事了。

邓玉麟等人走后，刘复基、蒋翊武、陈宏诰等人深感不妙。傍晚时分，彭楚藩再度返回，带来令人紧张的消息——连宪兵营内都开始出现紧张气氛：上面有命令，严禁任何人离营。

此情此景，似乎有风声走漏。

他们不知道的是，不仅仅是走漏风声那么简单——刘同已经挨不住酷刑，把他所知道的几处共进会、文学社的机关和活动地点，全部和盘供出。

清政府按图索骥，瑞澂等人派出大批军警，已经分别端掉了几个革命“窝点”。大批军警人马，正悄悄向小朝街方向开进。

几个人默不作声，都在默默企盼南湖炮队的炮声。只要炮声一响，同志们四下响应，一切都会明朗起来。过了午夜12点，外面没有任何动静。为了打破令人窒息的死寂，蒋翊武把留声机打开。这样，好歹有些声音，能给人以精神上的安慰。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仿佛过了一万年……

惶恐忧急间，门外忽然响起拍门声。刘复基、蒋翊武迅速起身，摸黑到二楼，向窗外望去。

外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雨点敲门窗棂的声响。

“什么人？”蒋翊武问。

“我啊……”

“干什么？……”

“我来找人……”

“你是谁？”

“……我来找你们当家的，先开门再说……”

至此，屋中几个人知道事情泄露，纷纷持枪找炸弹。

依照当时的情形，他们也只能乘黑一拼。

刘复基率先冲下楼，几个人紧随其后。

还没跑到院子里，军警们猛然砸开大门，直朝屋内扑来。

刘复基立刻扔出一颗炸弹。

军警们慌了，向后一齐闪避。

可惜，臭弹一颗，连火星都没冒。

军警认为是假弹，呼啦啦又往前涌。

刘复基站在楼梯中间，掏出另一颗炸弹，扔在自己脚下，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

炸弹仍旧没爆——忙中出乱，这颗炸弹竟然没装上栓钉。

未容刘复基再反抗，军警们扑上，几个大汉把他按在当地。

刘复基看着周围清一色的大盖帽压大辫子，大声骂道：“你们这群清狗子，很快就要灭亡！汉人兄弟们，大家想仔细，不要为清狗子卖命！革命党遍布国中，清朝完蛋的日子不远了！”

正因为刘复基的英勇抵抗，为他身后的同志赢得了时间。

蒋翊武几个人趁乱，立即退回二楼。他们关死房门后，从窗户攀至屋顶，跳入邻居院内，各自散去逃走。

军警们四下鸣枪，吹哨，叫嚷，周围乱成一锅粥。

中国人爱看热闹，不少人家开门提灯，走到街上看热闹。

陈宏诰运气最好，有个警察认识他，和他亲热打招呼：“哟，这不是陈科长的公子吗，您来这儿干吗？也是抓人办案吗？”

“是啊，办案，办案。”陈宏诰一边打哈哈，一边从容脱身。

随他而出军警包围圈的，是彭楚藩。他身穿宪兵队的排长制服，气宇轩昂，背手昂胸，没人敢拦他。

蒋翊武运气也不错。他刚从岳州回武昌不久，身穿破旧的棉袍，看上去很像个乡下人。警察把他拦住后，他结结巴巴，解释说自己上街来看热闹。看他那傻乎乎的样子，军警不疑有诈，抬手给他一棍，一脚猛踢他屁股，让他快滚。

军警做梦也想不到，刚刚滚走的“乡巴佬”，正是湖北革命军的“总指挥”。

鬼使神差，已经安然脱险的彭楚藩自恃有宪兵队军装在身，不久又兜转回来，想趁机把刘复基或别的被捕同志救走。

这次再无好运气，他被一个军官拦住，问他到此何干。

“办案，我来这里办案。”彭楚藩大大咧咧。

如果他说路过，兴许军官就把他放过去。他说来办案，反而引起了那位警官的怀疑：“你宪兵营的人，办什么案呢？没人让你来参加今天的行动……”

不听彭楚藩解释，他一挥手，立刻过来几个持枪的士兵，把彭楚藩缴械，押他回了警察厅。

当夜，除了彭楚藩、刘复基以外，出外送信的杨洪胜也被清政府逮捕。

杨洪胜（1875-1911年），湖北谷城人，是个参加文学社仅半年的普通士兵。为了更积极介入革命工作，他请假离营，以开杂货店为掩护，整日忙碌不停，把革命党人赶制的炸弹分批偷运入军营内。这种活儿，又琐碎又危险，还引起了他所租住房屋房主的注意（其房主是反动军官手下的勤务兵）。

恰恰在10月9日当天上午，反动房主把杨洪胜的事情报告给了警察局。

小朝街刘复基、蒋翊武等人决定起义后，杨洪胜作为送信人，及时把起义计划通知到了熊秉坤所在的工程第八营和驻扎在塘角的辎重营。然后，他没有任何停歇，开始了紧张的运送炸弹工作。

由于工程营中反动军官有所戒备，他没能把一挎篮的炸弹送到那里，只能急忙跑回杂货店。恰好，军警接到举报后，认定杨洪胜是党人，正派人赶去逮捕他。

候了快一天，终于把杨洪胜候个正着。手中有满满一篮炸弹，杨洪胜心不虚。他一边掉头跑，一边信手拈出一颗炸弹扔向追他的军警——栓钉未及装上，铁疙瘩着地后，没响。

吓得趴了一地的军警气急败坏，再起身追赶。杨洪胜装上一个栓钉，又一甩手，响了。

毕竟土制炸弹，砰然一声后，大爆竹一样，周围的军警只被吓个大激灵，根毛未损。

倒霉的是，杨洪胜本人却被炸弹的一块弹片击中腿部，仆倒在地。

军警们来了精神，个个奋勇争先，直朝杨洪胜扑来……最终，寡不敌众，杨洪胜被生擒。

10月9日的大搜捕，折腾了大半宿，终于以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个“要犯”的被捕而结束。

此时，湖广总督瑞澂办事的“效率”尤其高，他立刻在制台衙门对三个人进行“公审”。

长久以来，对于谋逆大案，清廷一直施行“公审”。他们原本的用意，在于震慑大众。

时至清末，“公审”却每每变成革命者慷慨激昂的宣传演出。

半夜三更，听说有革命党人要被审讯，制台衙门的四面八方涌来无数民众，里三层外三层，乌压压站满，个个屏息细听。

害怕自己在审讯期间遭人刺杀，瑞澂派出手下爪牙、时任督练公所主办的铁忠和湖北布政司陈树屏在前庭当主审官，他藏于内院主持幕后。

由于彭楚藩身上穿着宪兵排长的制服，他自然首先被带上堂审讯。

高座的铁忠气势汹汹正要发问，见彭楚藩大踏步上堂，忽然一愣。

倒不是英雄的凛然无畏打动了铁忠，而是彭楚藩身上的宪兵军官制服让他心慌——宪兵营管带果清阿，是铁忠的妹夫。

所以，铁忠想，如果面前此人真是宪兵营的人，肯定会影响自己妹夫的仕途。

定定心神，铁忠有了主意，问：“你是宪兵营的人？”

“是”。

“姓字名谁？”

“彭楚藩。”

“嗯，这帮草包，怎么把宪兵营的人也拿了来！肯定是他们抓错人了。”铁忠摇摇头，眼睛紧盯着彭楚藩，希望对方明白自己的用意。

如果彭楚藩想活命，只要随声附和，说正是军警抓错人，立马就可走人。

“他们没抓错，我正是革命党人！”

铁忠闻言，脸色大变。

沉默了片刻，铁忠一拍桌案：“你自己是宪兵营排长，竟然犯上作乱，难道受革命党指使，速速招来！”这句话，仍旧给彭楚藩一个下台的台阶。如果承认自己受党人诱惑造反，依然可以有“立功”机会。

彭楚藩高声抗言：“我加入革命党，完全自愿！满人卖国，奴我汉人，我们就是要推翻满洲政府。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凡天下黄帝子孙，皆与我同党！我现入革命党，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大丈夫死耳，早杀为盼！”

铁忠气急败坏。他支使衙役：“来人，让这厮跪下！”

衙役们涌上，几个人推搡按压。彭楚藩屡跪屡起，怒声叫骂：“我皇皇汉族，岂能跪你犬羊贱种！”

与铁忠同为审问官的湖北布政司陈树屏问：“彭楚藩，你是读书最聪明的人，深知道理，为什么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来？”

彭楚藩：“我正因为深知大义，才不至于被尔等一帮满奴牢笼住而坐以待毙，才能心中存有雪我汉族祖先数百年大耻的决心。今日，想必胡运尚未告尽，我们做事不秘，致使行动泄漏。恭喜在场各位，你们这些奴才，又有升官发财的新路了。”

陈树屏：“你何苦要造反呢，难道不可惜自己的大好头颅吗？”

彭楚藩：“你真是糊涂至极！你也不想一想，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头颅作为代价！况且，抛掷我一人的头颅，能换取我四万万同胞的幸福，我又怎能爱惜自己的生命呢！”

铁忠气鼓鼓地问：“你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吗？”

彭楚藩笑道：“我是宪兵啊。”

“既然是宪兵，你肯定知道大清的法律。既然你领取国家的饷银，就应该为国家尽力，谁料到你竟然知法犯法，知道罪大吗？”铁忠来了精神。

彭楚藩：“我当宪兵的目的，不过是借此身份便于革命。你所说的饷银，乃我四万万同胞的膏脂，哪里是你们清朝犬羊的饷银！你说我何罪，我就是何罪，不必多言！”

铁忠无言。呆了半晌，他才说：“你有党羽多少？他们在哪里？军火炸弹到底藏在何处？我劝你还是都招供了。如果供得好，我们想法成全你！”

这些对话，使得幕后听审的张彪、瑞澂等人大怒。瑞澂提笔写下几个字：“彭楚藩谋逆大罪，枭首示众！”于是，衙役们推着彭楚藩往督署东辕门处，杀害了这位英雄。

一路走，一路骂，彭楚藩无任何怯懦迟疑。在场百姓，暗中叹息不已。如此高大磊落的鄂城男子汉，临死不惧，真属少见。

彭楚藩此时，年仅二十七岁。

杀了彭楚藩，铁忠提审刘复基。

“在小朝街85号，你竟敢向军警抛扔炸弹。你吃着我大清的皇粮，受着大清的恩惠，怎敢做出如此反逆之事？”铁忠怒喝。

刘复基外形似一文弱书生，却目光如炬，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声如洪钟：“自从鞑虏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剃发易服，杀我汉人千万，奴我汉人二百余年，犯下无数罪孽，清朝实与我汉人有血海冤仇，何德何惠于我！近年以来，满洲政府卖国割地，与洋为奴，天人共愤。我大汉子民，正是要推翻你们这些满狗，重振大汉国家，雪百年之耻，重振中华声威！……”

刘复基擅于言辞，口齿清晰，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在场民众，无不悚然动容。

铁忠更怒，吩咐衙役当庭用刑。棍棒交下，鲜血横流，刘复基四肢俱折，仍旧骂不止口。

在瑞澂授意下，铁忠用笔蘸墨，大写一个“斩”字。虎狼衙役们拖着刘复基往东辕门。临刑前，英雄用尽全力，三声高呼“中国万岁！共和万岁！革命万岁！”。

刘复基这样一个大英雄，还是一个孝子。他母亲住在湖北乡下，自三月以来，革命迫在眉睫，他最后看望了一次母亲，跪地洒泪道：“母亲大人，儿为国事奔忙，恐怕日后会有好长时间不能探望您，望您原谅孩儿的不孝！”英雄母亲，心中虽忧，口中励劝：“我儿但去无妨，国家事大，勿忧我。”

母子一别，阴阳永隔，思之令人鼻酸。

最后，庭下只剩下了一个看上去极其质朴憨厚的杨洪胜。

望着腿肚子上一个大血窟窿往外冒血的囚犯，铁忠很想留他一命，以示“大清”的仁德，给围观市民留个好印象。

“看你这样子，当过兵吧，肯定是个大老粗。你受那些读书人蛊惑，是上当受骗了吧？”铁忠言声放缓。

“呸！老子是自愿当革命党！”

铁忠闻此言，牙关紧咬：“你扔炸弹拒捕，炸弹从何处来？”

“当然是造的！”

“谁造的，从何人处获取？”

“不知道！”

“只要你能供出制弹人和藏匿地点，本官保证，饶你一死！”

“老子不怕死！杀便杀，死就死。除了旗人，天下皆是革命党！”

铁忠怒不可遏，愤然起身，大喝一声：“斩！”

刽子手们上来，拥搡杨洪胜而去。一路之上，仍留下英雄不绝的骂声。

三位大英雄，铁舌钢牙，无人透露出丝毫提前起义的消息。

杀掉彭、刘、杨三个人后，在统制张彪等人建议下，瑞澂从后堂发话，派人把已经被打得半死的十六岁少年刘同提出监狱，拉去辕门砍了头。

杀掉几个人之后，湖广总督瑞澂心中稍安，觉得自己已经立下大功一件，便顾不得休息，与师爷详议，电奏朝廷，洋洋洒洒，大讲自己如何“诸葛亮”，如何不动声色擒斩“贼党”……

邀功之后，他疲乏已极，倒卧床上，昏然睡去。

被谣言激促的革命

瑞澂杀了几个革命党人，给读者的印象似乎就是个杀人狂、凶恶屠夫。其实，不大尽然。

瑞澂，满洲正黄旗人，字莘儒。从中央到地方，他做官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并不属于那种全凭关系往上爬的满洲权贵。他肚子里很有些才学和本事。当然，完全说他凭本事在官场混，也是谬赞——他爷爷是大学士琦善（挤兑林则徐那位），爸爸是有将军衔头的恭镗。

权贵出身的瑞澂，官场作风比较好，清廉而不贪。如遇承平盛世，他很可能是个百姓跷大拇指的好官。乱离季世，这样懦懦无断之人，处于浪口风尖，就如小草，任凭疾风狂吹。

军警们从宝善里搜得一整套革命党人名册，瑞澂的师爷张梅生就劝他下狠手——立刻召集军将，按册抓人，大开杀戒，认为如此可防患于未然。

瑞澂缺乏果决的魅力，本人又信佛，总觉杀人太多有损阴德。就连铁忠勾决彭、刘、杨等人，他也在后堂犹豫许久，最终在张梅生等人催促下才最后拍板执行。

有人可能会问，张梅生一鼠须师爷，有那么大能耐吗？当然有。这些官府的高级幕僚，熟读中国古代历史，深谙权谋治乱之道，学问见识往往大大高于他们的雇主。书生没运气中举，只能把大好才华窝起来，去当幕宾。赫赫大名的左宗棠，就是刀笔幕吏出身。

奴才发起狠来，往往凶过主子。

事实证明，瑞澂的犹豫，完全是妇人之仁。如果他果决，马上按照名单抓人；如果他有大慈悲、大智慧，完全可以在搜获名册后召集新军中小级军官，当众宣布此事，然后把名册公开销毁，表示既往不咎。这样做，定可大大削弱新军内革命党人即时起义的危险。他果真销毁名册以示宽大，其实也符合清廷上谕的精神：“如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牵连，致滋扰累！”（《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上谕》）

关键时刻的懦弱迟疑，换来的，无非是窝心一剑。

还有，辫子问题，本来已经是个小问题，却在当时成为激发革命谣言的一个关键点——“政府正在搜查，只要没有辫子，就会被抓起来处决”——这个谣言不胫而走，在新军中惹得人心惶惶。确实，遇难的彭、刘、杨三位烈士，都是剪辫之人。而且，10月10日早晨，被政府逮捕的张廷辅，本人也是剪辫的。而恰恰是这次杀人后唯一的逮捕行动，使得那个谣言的真实性得到了确认。后来，这个传言便演变成政府军准备派满兵逮捕新军中所有的汉人士兵，准备集体屠杀……

10月10日早晨，工程营的革命军代表熊秉坤被清脆嘹亮的起床号惊醒。连夜的策划、操劳过后，他刚眯了眯眼睡了一小觉。

当时，他并不知道——他本人，在那一天，即将成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一个石破天惊的大角色。

就在昨天，三棚的革命军士兵任正亮臂上捆着一块白绷带，混入排长室，想要偷子弹，被排长陶启胜发现。陶排长发现异样，马上喝问道：“你臂上捆绷带，要干什么？”

“我胳膊受伤，以此扎缚。”任正亮回答。

“受伤？为什么把绷带捆在胳膊外面？”

任正亮无语，敷衍而去。

其实，胳膊上捆扎战斗绷带，是熊秉坤为了起事后让同志分清敌我的一种标志。当时约定，枪响后，为避免误伤同志，革命军左臂缠白绷带一条（选择左臂，也有当年汉朝军队“左袒”复大汉的意思）。

这个情况，陶启胜和队官们都商量过。但是没有确实证据，所以他们没有马上采取行动。

10月10日吃早餐的时候，从外面买菜回营的司务长面色凝重，说督府半夜刚刚杀了几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常来工程营送东西的杨洪胜。

据司务长讲，那几个人被杀后，血淋淋的首级搭在两块砖头上，还被拍成照片，均贴在墙上示众。

不仅仅是杨洪胜，另外的刘复基、彭楚藩二人，均是熊秉坤的好友。得知此噩耗，他悲从中来。没时间咀嚼悲痛，熊秉坤作为革命军代表，立刻召集营中同志，商讨对策。

消息越来越明朗，军警昨晚和今天凌晨破坏了革命党数个机关办事地点，抓走数十人。革命军名册，已经落入清廷之手，危险迫在眉睫。彭刘杨三人被杀后砍头的照片被发送至每个军营中，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布告和照片。面对如此白色恐怖，革命军士兵人人自危，皆默然无声。

好在有个名叫徐兆宾的革命士兵有胆识，他站出队，高声说：“我们不怕死，朝廷奈何以死吓唬我们！”

趁此，熊秉坤激劝道：“早晚是个死字！我们的名单已经在瑞澂之手，与其等着他们按册点名杀头，不如今天拼死一搏，或能侥幸得生！革命而死，死得其所！大家听说过近日安徽徐锡麟和广州黄花岗的烈士吧？他们死后，报馆刊登他们的事迹，坊间流传他们的照片，多么荣耀的事情啊！如果我们合力进取，或许起事成功。即使失败，也对民族作大贡献，使后世铁血男儿以吾等为榜样，为革命蹈死不顾！何况，我们今夕举事，还不一定非死不可！”

针对当前严峻形势，熊秉坤对各队代表说出了立刻起义的想法。当时他倒不是在用“激将法”，他没那么多心计和脑筋。他所想，正是大家所想：“大丈夫能死个惊天动地，明明白白，虽死犹荣……”

众人纷纷附和，没有一个人犹豫。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大家认为，如果不动手，彭、刘、杨的下场，定会等待着他们。工程营的同志取得一致意见。接着，熊秉坤亲自去邻近的二十九标，找到了驻营的革命代表蔡济民。

进屋时，他发现蔡济民躺在床上，蒙被大哭——他正在为牺牲的三位烈士而哭泣。

听熊秉坤说要今天起义，处于悲愤中的蔡济民顿时擦干眼泪，精神抖擞，马上唤来二十九标附近的三十标同志，共同约定起义计划。

本来，众人约定下午吹晚操号的时候起义。当天，清军统制张彪为了安全起见，取消了晚操。于是，熊秉坤等人把起义推迟到晚上7点，即点头道名和二道名中间的空隙。

工程营中，不缺枪，只缺子弹。

由于近日清廷戒备日急，所有士兵手中的子弹皆要上缴。幸好，昨日杨洪胜送来五十发子弹，加上10月10日当天一个士兵从长官那里偷来的两盒，约有一百发子弹。

好歹，工程营有一百五十发子弹可用。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新军内部要暴动的消息，早已在中下级军官中风传。10月10日这一天军营中异样的气氛，让几个小头目们也焦虑不安。

天刚擦黑，卫兵长方定国首先来见熊秉坤。他开门见山说：“兄弟，我知道你们今晚要干大事，我绝不阻拦，也不上告。只求你们别对我下手。我从前有对不住兄弟的地方，多多包涵。”

熊秉坤以直报直：“我们都是汉人，绝不自相残杀。”

方定国刚走，队官罗子清后脚进门，很惶恐地问：“今晚起事，是不是排满杀官？”

“排满是一定的，杀官为了夺权，管带以上，估计都要被干掉！”熊秉坤语气坚定，“先前安徽、湖南军队起事失败，是因为有我们湖北第八镇在。我们八镇起事，各省一定会当作榜样，肯定成功！只要有人敢反对，必死无疑！”

罗子清半晌默不作声。最后，他清清嗓子，说：“好吧，今晚我外出，有事你们多多担待。”

从新军内部的官职上看，熊秉坤只是棚的“正目”，如此小小班长，刚才来和他讲话的方定国、罗子清，都是他的上司。他们如此屈尊俯就过来“唠嗑”，无非是慑于军营中的革命势力。

在新军各标各营中，类似这二人心态的中、低军官非常多。以至于事起之后，这些人大多临场逃散，没多少人出来主持局面与革命军对抗。

晚7点，头道名点毕，工程八营的革命士兵开始摩拳擦掌。各个拿出枪支，拭擦调校。

行动前，熊秉坤出于好心，找到他在军内的一个拜把兄弟陶启元，对他说：“你哥哥陶启胜，一向性格孤僻不合群，得罪人不少。他又是个排长，大事一起，很可能被杀掉。你我兄弟一场，同为革命党人，我不忍见你家庭内兄弟离散。不如这样，你先去劝劝你哥哥，让他起事之际万勿出头。”

陶启元感动，马上找到哥哥，说明缘由。岂料，身为新军排长，陶启胜不仅不听弟弟的劝告，反而大叫而起，立刻叫上两个护兵，直奔他所辖的排，深入各棚去查验，准备核实后到上司那里告变。

熊秉坤一番善意，差点酿成大祸。眼见哥哥跑出门，陶启元暗暗叫苦，飞速回转去找熊秉坤。

陶启胜上了楼。进入一排三棚宿舍，果然发现士兵金兆龙正在仔细地用油布擦枪。在场的其余几个人，也全副武装，十分异常。

“今晚又不是你值班，为什么擦枪？”陶启胜问。

“没什么别的意思，防备万一嘛。”金兆龙漫应道。

“防备个屁！我看你是想造反！”说着话，陶启胜对身后两个跟自己一起来的护兵说，“缴他械！”

“老子就要造反，关你屁事！”金兆龙横眉竖目。

两个护兵没敢动。宿舍内的士兵人数不少，情形大异。

陶启胜恼羞成怒，自己扑上前，扭住金兆龙手中枪，亲自抢夺。二人扭打在一处。陶启胜身体魁梧，没几下就把金兆龙摔压在身下。

事起仓促，屋内的士兵面面相觑。

“弟兄们，愣着干啥，动手啊！”一句话，提醒了革命士兵，使他们从懵懂状态下清醒过来。

首先，是程正瀛高举枪托，朝着陶启胜脑袋猛砸。力大枪沉，陶启胜脑袋登时被砸开了瓢，血花飞溅。他身边两个护兵见势不妙，先扭身往屋外跑。

陶启胜这时候才忽然知道害怕。他想起了那句“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古语，捂着自己血乎乎的脑袋，大叫着跑出宿舍。

三步并成一步，陶启胜往楼梯下面窜。情急之下，程正瀛急了。正好他枪里有子弹，一抬手，就给了陶启胜一枪，正中其腰肋。知道上面的士兵想要自己性命，陶排长忍住剧痛，一手捂头，一手把腰，趔趔趄趄地接着跑……

程正瀛的这一枪，正是武昌首义第一枪。

程正瀛（1885-1916年），鄂州人，字定国，属于共进会组织。他在新军中，只是个普通士兵，但同时也是私下任命的工程营革命军第二队第五支队队长。

谈论辛亥革命，现在大多把首义第一枪归功于熊秉坤，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据熊秉坤本人的回忆录，也说是程正瀛开枪打中陶启胜腰部，“此即首义第一声也！”。

后人之所以纷纷把“第一枪”功归于熊秉坤，实是受了“大人物”的误导。1914年，孙中山与熊秉坤一起在日本，孙中山当众夸赞介绍说：“这位就是武昌首义第一枪的熊同志。“1919年，孙中山写国庆社论的时候，又把“第一枪”之功给了熊秉坤。国父如此说，大家自然跟风全信。

当然，从政治领导意义上的“第一枪”讲，非熊秉坤莫属。但要说真正放的辛亥武昌“第一枪”，确是程正瀛所为。

这一枪，真是发令枪。枪声过后，工程八营内的革命士兵，登时大噪，大多数人抓起武器，从宿舍中冲出。混乱中为了壮胆，士兵们纷纷向天放枪。

工程营管带阮荣发听见枪声响成一片，心内大惊，立即带着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急匆匆赶往士兵宿舍。他们各提手枪，准备前去弹压。

恰巧，三个人迎面碰上一队士兵，大概几十人，黑压压正朝这面飞奔。为首一人，扭腰摆首，似乎正带队前来攻打的样子。

阮荣发有神枪手之称。他确定带头奔向自己的就是造反首犯。于是，他想都不想，抬手就是一枪，正中来人的前胸。

中枪的不是别人，正是陶启胜。他本人被程正瀛击中后，带伤往外狂逃，后面一堆士兵猛追。这种场景，给阮荣发造成了他是领头人的错误印象。

结果，陶启胜挨上了最致命的一颗子弹，终于不支，摔倒在地……陶启胜当场被射倒，管带阮荣发一副凶神恶煞状。众革命士兵出于平时军队服从的惯性，都霎时间站住脚步，愣愣地等着阮管带下一步举措。

阮荣发自以为轰然一枪已经收取杀一儆百之效，顿时胆量陡增，大声喊道：“弟兄们，首恶已被我击毙，大家不要乱，造反是灭九族的大罪，你们赶紧放下武器，各回各棚待命……”

这时候，熊秉坤等人正在二楼观望。看到士兵们与阮荣发僵持，知道这样拖下去肯定会坏事。于是，他便带头操起一个花盆，猛往楼下砸。旁边士兵见状，纷纷操家伙，手边有什么是什么，脸盆、痰盆、桌椅板凳，一顿乱砸。

阮荣发自以为是工程营“一把手”，刚刚又杀了一个带头“造反”的“叛逆”，气势汹汹，手中枪挥个不停，口沫乱溅，企图震吓士兵。

楼上一位名叫吕中秋的革命士兵，恰好手中长枪里面有颗子弹，于是手一抬，朝着阮荣发就开了一枪，擦着这位管带的肚皮飞过。

三个长官一见士兵真开枪，立刻着慌。他们边开枪还击，边往后跑。

混乱中，阮荣发射杀了追他最近的一名革命士兵。

士兵徐少斌步子快，为弟兄报仇心切。他三步两步追上阮荣发，顶着他戴着大檐帽的后脑就开了一枪。这位营长（管带）被立刻击毙在地。

连管带都干掉了，士兵们胆气益壮。随同阮荣发一起前来弹压的黄坤荣和张文涛也没走远，程正瀛枪法好，两枪撂倒了这二人。革命士兵们纷沓而至，拥上去乱枪齐发，把两个人打得浑身血窟窿。

熊秉坤带领大家冲出营门，士兵们边跑边大叫：“暴动者生！留营者死！”

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囤积军械弹药的楚望台。

那个可恨又可怜的陶启胜，中了数枪，还在喘气，被革命军士兵交给其弟陶启元看护，转天早晨才咽气。被“敌人”和自己人正反面当成靶子打，陶启胜倒霉到极点。

在工程第八营枪声的呼唤下，隔邻的二十九标、三十标新军革命军士兵纷起响应，呐喊冲锋，冒着小雨冲向楚望台。

与此同时，陆军测绘学堂的全部学生皆冲出教室。他们推开拦阻的教官，撕烂窗帘和被单，在臂上捆扎白布条为标记，赤手空拳，奔向楚望台。

行文至此，笔者要旁开枝节加以释疑的就是，如果单从时间上算，武昌首义真正最早发难的，其实不是工程第八营，而是位于城外的塘角辎重队。

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所辖的第十一营，其下有工程队、辎重队，他们驻扎在武胜门外的塘角旧恺字营。本来，革命军士兵相约晚上放火为号发难。但当晚6点左右，恰值队官以上的军官都被召集开会，辎重队的革命同志认为机会大好，就决定提前起义。

一名叫李鹏升的士兵进入马棚，点燃了马草库。大火一起，李鹏升等人即率辎重队同志起义。

炮营管带张正基听见人声嘈杂，枪声不断，心里发虚。他不敢贸然率人镇压，就带着正在开会的军官们一起逃往青山躲避，在山上观察形势。

辎重队发难后，相临的炮营工程队，大约在不到一个小时内，也把营房点燃，乘乱起义。其中有一部分人加入辎重队行列，有一部分人从武胜门进入武昌，攻占了凤凰山炮台。

李鹏升等革命军士兵途经彭杨公祠时，遇到一伙警察武装在那里发枪阻截。士兵们猛攻，战斗力毕竟远远超出那些未受正规军事训练的警察们。他们很快就把警察打散，最终与赶来的炮队起义士兵在中和门（今起义门）会合，往楚望台方向杀去。

所以，如果从时间上看，炮营辎重队的发难时间，确实早于熊秉坤、程正瀛等人，大约提前一个小时。不过，他们不是“第一枪”，是“第一把火”。

辛亥革命胜利后，瑞澂给清廷的奏折中，首称是工程第八营率先造反，但黎元洪本人曾亲自说过，他当时接到的电话，首先是炮营管带张正基告知辎重队有乱，而后才得到张彪的电话，讲工程营暴动。黎元洪死后，章太炎为其所作墓志铭初稿中，也写明武昌首义最早由塘角驻军发动。章太炎是严谨的大学问家、辛亥革命老人，跟当事人谁都不陌生，想必写之有据。

武昌起义中的炮兵

但是，从真正的“第一枪”意义上讲，塘角辎重队虽然起事较早，但毕竟在城外，他们放火、整队、绕路，最终到武昌时，城内已经大势得成。所以，如推首功，非工程营革命士兵莫属。

摧枯拉朽树大旗

各部起义士兵争先恐后，不约而同，目标只有一个——楚望台。此行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去那里取枪抢弹药。革命军士兵手上枪支不是很缺，却极缺弹药。

作为武昌一带最重要的军械库，楚望台有日本步枪一万五千支，德国毛瑟双筒枪一万多支，汉阳造单筒长枪数万支，子弹不计其数。

在总指挥部早先制订的作战计划中，收取楚望台是营中起义实施后最重要的一步。各标各队的革命代表均十分清楚这一点。

革命军士兵知道楚望台的重要性，瑞澂等人当然也知道。自从得知新军要起事的消息后，瑞澂、张彪一直陆陆续续地撤换驻督署、藩属等重要部门的新军，换上他们自己认为最可靠的部队和军官。

本来，铁忠就认为把守楚望台的工程营不可靠。但九镇统制张彪认为工程营是自己嫡系部队，坚决反对撤换工程营。

即便如此，张彪还是听取了铁忠的某些建议，在军械库前重筑一道新的防御工事（10月10日那天，工程仍在建构中），并派铁忠的副手、督练公所的课长李克果担当楚望台监督官。

李克果本人当过工程营管带，按理会熟知军情。如此人事安排，不能说不稳妥。出于对军械库的高度重视，李克果本人一直吃住在那里。

负责楚望台守卫任务的，是工程八营左队。在这里，革命党人的正队长叫罗炳顺，副队长叫马荣。事前，熊秉坤已经通知他们：枪声响后，立刻抢占楚望台。

自不必言，工程营熊秉坤等人的枪声一响，就惊动了正在楚望台值班的李克果。他立刻率身边亲随数人，跑到制高点处瞭望，让人火速把左队队官（连长）吴兆麟找来，命令道：“你立刻集合队伍，严加保护军械库，不得有失！有接近楚望台者，格杀勿论！”

吴兆麟很听话，马上集结左队全体士兵，并由李克果战前训话。当时，这位监督官话并不多，只要求大家不要惊慌，仔细安排布防，保持高度警戒。他有所不知的是，把守军械库的左队士兵，十之六七都是革命党人。

罗炳顺、马荣等人听到枪响后十分激动，表面上却强装镇静。听李克果训话后，马荣首先发问：“我们士兵手里一粒子弹也没有，乱党有枪弹，冲杀过来，我们怎么挡得住？”

原来，为了防备新军士兵暴动，瑞澂一直特别警惕，曾下令收缴所有实弹，就连把守军械库的官兵的子弹，也在收缴之列。

“监督官，总不能让弟兄们以血肉之躯去挡子弹吧。”听着日益频密、越来越近的枪声，吴兆麟对李克果说。

“当然要发子弹！去把仓库主任找来，开库，发子弹！”李克果命令道。“没有总督命令，我不能发子弹，担不起这个责任。”仓库主任是个顽固派。

“都他妈什么时候了，我负责，马上发，耽误事我毙了你！”李克果掏出手枪。仓库主任没办法，只能拿钥匙开门。

士兵们挺有秩序，排队去弹药库领子弹，行动迅速。见最后一名士兵也领到了子弹，革命党人马荣马上举枪，朝空中发了一弹。

“弟兄们，反了！反了！”

毕竟已经听见外面起事的动静，左队士兵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纷纷朝天放枪。站在高台的李克果惊呆了。愣怔片刻，他本想充英雄以口舌说服起义士兵，但现场大乱。

士兵四下奔跑，砰砰放枪，李克果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吴兆麟见势不妙，小声说：“趁这些人还没朝您开枪，还是躲躲吧。”

“躲躲吧。”身边人都劝。“躲吧……”李克果长吁一口气，在随从掩护下跑了。

吴兆麟也消失在暗影之中。

如此守卫森然、弹药无数的楚望台军械库，不费吹灰之力，已经落入革命军士兵之手。历史，有时候显得那么富有故事性，近乎荒谬。

待熊秉坤等人来到后，工程营二十九标、三十标等其余革命党人陆续赶来，最终大家合计人数，总共有四百多人。而先前率本部往楚望台方向行进的熊秉坤，当时手下仅四五十人。

一个小小的班长（棚的正目）领导了震惊世界的革命，真真不可思议！

作为工程营革命士兵总代表，熊秉坤不敢怠慢，立刻站在刚才李克果训话的地方，宣布以下命令：

1.本军冠革命军三字，称“湖北革命军”。

2.本军今晚作战以破坏湖北行政机关，以完成武昌独立为原则。

3.作战目标为督署，敌于大小都司巷、吴家巷、望山门、水陆街、豹头堤布防。

4.敌兵力为教练二队，辎八营，机关枪一队，水机关四挺，警卫一队，宪兵一营，消防救火一百人，约一千五百人。

5.本军以楚望台、蛇山为炮兵阵地，自阅马厂、大朝巷向南至保安门正街为步兵防守线，暂以楚望台为临时大本营。

6.金兆龙率工八营后队二排及右队一、二排出中和门经十字街往南湖，威胁炮八标响应，并掩护进城。

7.徐少斌率工八营前队三排占领楚望台、中和门高地，沿津水闸布防。

8.林振邦率工八营左队三排占领千家街，向十五协、铁佛寺、伏龙寺方面警戒。

9.余作总预备队。

10.今晚口号：“同心协力。”

忖度仔细，计划缜密，富有军事远见。可见，熊秉坤确实是个人才。但是，在他高声讲话的时候，下面的士兵大多数人都没在听，根本没有刚才李克果训话时的立正肃立倾听之态。

工程营的革命士兵虽然不少，但平时分属共进会、文学社两个系统。此时，平素熟络的士兵三五相聚，纷纷形成了两派。

当然，当时他们没有火并的念头，只是凭平时的亲近感觉扎堆儿。

不仅好多人不听熊秉坤讲话，有些人还不服气，低声嘀咕：“这个熊秉坤，不过是个后队三棚的正目，他凭啥指挥我们，别听他瞎咋呼……”

望着嘈杂混乱的士兵们，熊秉坤、马荣等人心内焦急——仅仅取得第一步胜利，督府内的瑞澂还在，统制张彪还未发威。如此延搁下去，天一大亮，余部清军聚结，胜负难判。

束手无策间，有巡哨士兵押来一人。熊秉坤一见，如获至宝。

被士兵用枪押来的愁眉苦脸的这个人，正是负责把守楚望台的左队队官吴兆麟。

吴兆麟（1882-1942年），湖北鄂城人，出身贫寒，十六岁就入伍当兵，学习操练刻苦，先后考入军内讲习所及湖北参谋学堂，编著过军事作战小册子。1909年，他以参谋学堂最优等生的身份，回到工程八营担任左队队官。其实，他本人也有“革命”经历，曾在1905年加入过日知会。这个组织被清政府查抄后，他就逐渐脱离了军中革命组织。

不知是故意还是有意，李克果逃走后，吴兆麟并没有立刻跟着跑，而是一直在军械库附近转悠。

他之所以没有立刻出现，主要是心中有顾虑，怕首先当了被宰之鸡，被起义之先抱有“排满杀官”心理的革命军杀掉。

在军队，最重官衔、资望。毕竟熊秉坤只是一个小小正目，革命发起后，他还真没有足够的号召力统领越来越多的士兵。

如果任凭军心涣散下去，革命不成，失败的可能极大。

看到了灰头灰脑的吴兆麟，熊秉坤眼前一亮。他和蔡济民等人商量后，达成了共识，推举这位队官当临时总指挥。

“吴队官，你刚才去了哪里？”熊秉坤问。

“我躲起来了……怕遭到弟兄们的杀害。”

“大家都是汉人，不会为难你。现在，我们准备拥你为临时总指挥。”

“不，不。”吴兆麟赶忙摆手，“弟兄们不杀我，吴某已经感恩不尽，哪敢担任总指挥。”

“我们都读过你写的教材，你又是日知会的成员，道德文章素为我等所仰，今日之事，非你不可！”

不仅熊秉坤、蔡济民、马荣等人如此说，过来围观的士兵，也大多赞同、附和。吴兆麟仍旧推辞、谦让。

最早与陶启胜在宿舍中扭打引发“第一枪”的金兆龙见状着急，他挺着刺刀上去，苦劝道：“现在不要婆婆妈妈了，让你干，你就干。等清狗子们组织好了来杀我们，我们一群人哪个也甭想活！”

其余士兵闻此言，纷纷感动，异口同声苦求，甚至有的人掉下了眼泪。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吴兆麟读过书，有治军之法，先前又有日知会的经历。最终，他下定决心，答应了这个可能会招致诛九族的挑头差事。

他抖擞精神，站在高台上，高声问众人：“你们推举我为总指挥，都愿意吗？”

“愿意！”几百人同声。

“既如此，大家一定要服从统一指挥。”

“同意！”

“违军令者，斩！”

“同意！”

三言两语，已经明白无误地显露出吴兆麟的指挥能力和组织能力。

站在一旁的熊秉坤等人，见此大感欣慰。

所谓“时势造英雄”，讲的就是吴兆麟的境遇。如今，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辛亥革命”那块浮雕上面，手举驳壳枪带领士兵冲锋的人，正是以吴兆麟为原型的。

当时，共进会、文学社的所有重要领导人，没一个在起义现场。刘复基死，孙武伤，刘公“病”，蒋翊武在逃。千百士兵的自觉革命，促成了熊秉坤、吴兆麟这种小人物大英雄的产生。

看看表，已是晚上10点半。吴兆麟思虑片刻，下令士兵皆往楚望台西南处集合，整械后，立刻进攻瑞澂所在的总督府。

进攻部队，分为三路：第一路由邝杰指挥，从紫阳桥向王府口前行，经长街直攻督府正面。第二路由马荣指挥，经水陆街攻击督署后面的第八镇司令部，包抄督府后门。第三路由熊秉坤率领，从津水闸向保安街挺进，直杀督署大门。

武昌老城，周长三千四百三十丈，东西五里，南北六里。瑞澂所在的督署，在城西南角。

首义开始后，新军将士约四千人参与其中。顽固反抗者，以单位计算，大概只有都督署卫队、教练队、宪兵营、辎重八营、三十标的旗兵营以及城内外的千余名警察和巡防军，加起来，大概也有五千的人数。

枪声响起后，瑞澂文人总督，不晓战事。在军事方面，他肯定要依赖清廷在湖北的最高指挥官、湖北提督兼第八旗统制张彪。

张彪此人，山西大汉，膀大腰圆，外表看上去威风凛凛——但是此人智商情商都低，依靠张之洞和其母其妻，他才一步一步蹿升，最后做到坐镇一方的军中大吏。

如果张彪为人厚道，还不至于导致大乱。没有大将的才，他却有大将的谱儿，更有大将的杀人胆。这个人心粗胆大，粗暴治军，虐兵骂将，很招人嫌。而他手下两个得力协统王得胜和刘温玉，和他一样，都是凶恶骄虐、大字不识的草包。

瑞澂一直担心新军造反，张彪却夸下海口，说他所辖的第八镇士兵大多心忠朝廷，结果他属下造反的士兵很多。

无论怎么说，虽然是大草包一个，但张彪并不是那种听到枪声就尿裤子的军将，他立刻下令死扛。

革命军首攻不利，第一路邝杰部先败下阵来。急恼之下，吴兆麟差点把他杀头示众。幸亏蔡济民苦劝，邝杰才有机会重整部伍，戴罪立功。

警署一带，清军重兵云集。革命士兵纵然前赴后继，仍旧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倒地，牺牲惨重。

关键时刻，南湖炮队的革命士兵，从天而降。

南湖炮队，即炮队第八标，革命军总代表是徐万年。他得到邓玉麟送来的起义通知后，马上抓紧准备。

据赵楚屏回忆，当时炮营起义，先是被这样的流言所激：

瑞澂已经下令，旧历八月二十日前，要把炮八标的士兵全部装船，以调往湖南“打匪”为名，走到洞庭湖时，点炸药，把人全部炸死沉尸。

这一谣言，激使炮营革命士兵不得不奋死一搏。

南湖炮队晚上吹号点过头道名，操场上应号的士兵非常少，情况大异。管带姜明经召集营内军官开会，表示说可能有事发生。于是，军官多领实弹，回队后把炮内教练撞针拆下，换为正规的簧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

到了9点钟，听到城内枪声越来越密，炮队革命士兵忍耐不住。

三营孟华臣当仁不让，首先冲入哨棚，一枪干掉了正兢兢业业值班的排长刘步云。这个刘排长，正是先前干涉士兵们喝酒送别战友的那位。在军中，官长和士兵有矛盾，往往一有事就得死人。

枪声一响，登时炸营。早就枕戈难耐的革命士兵从营房中跑出来，备马，拖炮，装弹。

人在炮营的送信人邓玉麟也来了精神，他拔刀大喊：“炮队同志，今日之举，有进死，无退生！希望我们团结一心，尽力进攻！”士兵举枪呐喊助威。这些人不仅放枪，而且还实弹发射大炮。

三声巨响，天摇地动。

炮是兵之胆。大炮一响，士兵们热血沸腾。炮队内的军官大多乘乱逃走。

大家集合后，在臂上扎白布条，杀了一只鸡，饮血酒进行集体宣誓：“痛饮黄龙酒，今朝起义师。推倒清朝廷，灭绝满胡夷！”

于是，兵士们把大炮推出营房，奔往武昌城内的督署方向。

途经巡司河的长虹桥，炮队忽然遭到张彪派来的三十二标一支人马阻击，一时难以通过。相持之间，早先由熊秉坤派出的金兆龙一支三个排的部队，从清军背后杀来。清军溃败，炮队终于顺利入城。

吴兆麟见到大炮，大喜过望，马上让孟华臣等人携两门炮占领保安门，徐万年携炮四门占据楚望台，剩下的大炮，均由张文鼎负责，尽数运往蛇山制高点。

督署附近，统制张彪豁出命，亲自督战。清兵排枪齐发，与将要攻入大门的革命军士兵展开激烈战斗，双方均死伤不少，呈胶着状态。

由于当时天黑，炮队看不清具体方位，白白占据几个制高点，一时间帮不上忙。

蔡济民急中生智，派人先在王府口乾记衣庄放了把火，然后下令革命军在与敌人相斗最激烈的地方皆放火，以为炮队作照明之用。

新军炮队个个经历过专业训练。他们利用大火的火光，把督署旗杆作为标准点，发炮猛轰。

排炮声声，震动大地。

一轮过后，督署的大堂、签押房以及第八镇司令部马房，皆被夷成平地。革命军刚进攻督署，瑞澂的师爷张梅生建议死守。张彪人草包，胆子不小，也表示拼死一战。

瑞澂和楚豫轮管带陈德龙却不这么想。尤其是陈德龙，力劝瑞澂“留得青山在”，鼓动他跟着自己一起遁往停泊在江上的铁甲兵轮上，并说去到那里，瑞澂仍可坐镇指挥。

瑞澂文人，自然惜命，而且家眷尽在，趁着天黑，他让手下戈什哈把后墙凿破，与陈德龙等人携家眷逃上了兵轮。

他逃跑的那个时候，革命军第一轮进攻其实刚刚受阻，清军战斗力仍强。

瑞澂一逃，清军失去心理依恃，只能越打越气弱。

最后，革命军组织十人敢死队火烧督署，冒死冲入，在付出高昂代价后，占领了这一象征性建筑物。

张彪见势不妙，忙跑回自己在文昌门附近的住宅。张彪刚喘口气，就听说有马队士兵和辎重第八营的一些人跑过来找他，本以为来人是来要他的命，不料想，这些人却是前来保护他的。

张彪本人此前曾在会议上说：“新军中最可靠的是工程营，最不可靠的是辎重营。”实际结果，恰恰相反。好不容易到了辎重营在平湖门外的营盘内，张彪仍旧心惊，赶忙拉着残部，退往刘家庙一带。

在此地，张彪从前延请的日本顾问寺西秀武赶到。他给张彪出主意，希望他亲自率领残军，渡江到青山，潜行至大东门，佯称是要向革命军投降。然后，可以借机把咨议局以及革命党人高层骗入杀掉，一举消灭起义的指挥中心。此行如果得胜，自可奏皇上，将功抵过，并把失职之罪推到黎元洪一人身上；即便失败，不过一死而已。将军死在战场上，死得其所矣！

张彪当然不同意这个“武士道”的准自杀谋划，摇头不从。

至此，凡在武昌的清军官员、武将，逃的逃，散的散，望风披靡。

武昌，完全落入革命军手中。

这时候，距程正瀛第一声枪响，仅仅过去了十二个小时。

铁血十八星旗，高高飘扬在督署的大旗杆上。

仅隔两天，与武昌隔江相望的汉阳、汉口，在当地驻军起义下，也相继光复。

特别是汉阳，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所在地。汉阳一得，枪炮子弹无数，仅过山炮，就有近六十尊，钢炮一百多尊，炮弹数万发，快枪十多万支，子弹二百多万发。这些装备，不仅加强了武汉死守的力量，又可供应日后邻近各省起义军的军火。稍后的阳夏之战及供应赣、湘、川地义军的军需，无不取自于此……

精彩绝伦十二个小时过后，在继续下笔描绘辛亥革命大画卷前，笔者先简述一下武昌辛亥革命参与诸人的结局：

程正瀛，民国成立后，授一等功。其后，他归心于北洋政府。在第二次北伐战争中，他被先前同为同志的北伐军抓住，五花大绑，抛入江中淹死。直到2006年，有关部门才在鄂州重建其故居，为其塑像。由于他有一段为袁世凯卖命的“不光彩”经历，解放后，他的“第一枪”功勋，几乎被遗忘。

熊秉坤，民国后曾被授予陆军少将衔，后参加反袁斗争，失败后远避日本。1930年，他当过武昌市长（以湖北省政府委员会的身份兼任）。1931年，被升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他退役很是时候，时为1946年。所以，解放后，熊秉坤一直参与政协工作，是全国政协委员，广泛参与辛亥革命的研究和撰写。他白话文的回忆文章，遗漏了好多史实，特别是有关“第一枪”和他通知陶启元告诉他哥哥躲祸的事实。熊秉坤于1969年病逝。

金兆龙，正是他一句话引发程正瀛发威。他民国后受勋，甘心投附北洋政权，得授“湖北税务缉私队队长”的肥缺。北伐军攻克武昌后被免职，日后一直默默无闻，1933年病死。

蔡济民，湖北黄陂人，民国后得授中将衔。在讨袁战争中被靖国联军授鄂第一路第一纵队司令，后被四川军官方化南谋害。

吴兆麟，民国成立后被授予陆军上将衔，曾任北京将军府将军。后见世事纷纭，他退出政坛，一直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晚年信佛，皈依佛门。武汉沦陷于日本人之手后，拒绝出任伪职，遭日军软禁。1942年含恨而死。

邓玉麟，武昌起义重要的通信人，没有他的四处辛苦辗转，南湖炮队不可能顺利起义入城助战。民国成立后，他被授陆军中将衔，后参加讨袁、护法战争，还参加过1926年的北伐战争。此后，他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他坚拒日本人的收买，回到老家湖北巴东，兴学办实业。蒋介石临去台湾，派人招他去，被他拒绝。如此堂堂辛亥大人物，竟然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被捕，很快遭受枪决，罪名是让人啼笑皆非的“反革命罪”——最早革命的人，竟然以如此罪名而死。1982年，湖北高等法院宣布为他平反，他又变为“辛亥革命人士”。

再讲讲清方的人物。

瑞澂，疆臣弃城，依清朝律法应该斩首。但他与皇室贵胄载泽是儿女亲家。加上摄政王载沣的回护，仅被撤职而已，清廷要他“戴罪立功”。他所乘的楚豫舰，后来转移到德租界码头，想傍洋人图安全，但仍遭民军炮击，于是仓皇逃往九江。没喘几口气，九江起义，他又跑到上海。对他这种“偷生丧耻”的怯懦，隆裕太后以小皇帝名义发谕严斥，表示极其痛恨。清廷派人逮捕他，他躲入租界不出。北京不少清朝少壮派对他更是恨得咬牙切齿，拟组织暗杀团到上海去砍下他的人头。未几，清王朝灭亡，暗杀未遂。辛亥革命后，民国没收了他许多家财。1912年7月，在上海当寓公的瑞澂病死。在《清史稿》中，他与有“误国首恶”的盛宣怀并列一传，是清末革命封疆大吏带头逃跑第一人。

张彪，此人要多费些笔墨。武昌起义成功后，冯国璋率军而来，让他任“后路总粮台”，实际上把他削了军权去搞后勤。见势不妙，张彪辞职，以养病为由，在日本长崎躲了八个多月。1912年，他到天津日租界当起了寓公，在鞍山道59号（当时名为“宫岛街”）起了一座“露香园”，时人称之为“张园”。张彪打仗不在行，做生意很有头脑。他参与天津各项实业投资，就连张园的部分场所也出租当游乐场获利。1924年孙中山到天津，张彪租出此园，任这位清朝“大寇”下榻。在这里，孙中山大约住了一个月。1925年，被冯玉祥赶出宫的溥仪来天津后，也租住张园。张彪本人大献殷勤，亲自收拾花园，对昔日帝君竭尽热情，可见，这位旧头脑的武人还是有些心肝（但每年五万银元的租金还是照收不误）。虽存旧道德，却可发感叹。在张园，溥仪一直住了四年多，直到1929年夏天才迁至“乾园”（今鞍山道70号，前往前驻日公使陆宗舆私宅）。1927年初，张彪得罹癌症，溥仪闻讯，不仅派出“御医”来诊治，更亲自看望这位老臣。张彪死后，得谥“忠恪”。虽得癌症恶疾，张彪算得上善终，时年六十七岁。至于他的葬礼，更是风光一时——当时无数名流来吊，以二十四座三十二人抬明黄大彩亭出殡。而且，前清皇帝溥仪、民国前大总统黎元洪，均亲临致奠。如此奇观，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中，罕有匹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