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启蒙、光荣与梦想》：革命不负少年，见证头韶华

1944年11月9日的深夜，在日本名古屋大学附属医院外的防空壕内，湿冷的地上，一个瘦成枯柴的苍老男人，在担架上瑟瑟发抖。

外面，爆炸声此起彼伏。尖锐的炸弹鸣啸声，房屋被炸后的碎片飞掷声，日本人惊惶的哭叫声，在那濒死人的耳中，全部地逐渐黯淡下去。

依稀中，我们看到了一张已近脱相的垂死的脸，那是高烧中的汪精卫！

他躺在冰冷的防空洞里，任由从掩体未及关闭的门外隙风吹袭。这位前国民党副总裁，眼睛微阖，面色铁青，拉风箱一样地剧烈呼吸着。

在弥留的瞬间，汪精卫丝毫没有与日俱增的肉体病痛所导致的苦痛，他的脑子里，不停回转着两个大字：汉奸！

防空洞内外医护人员嘈杂、焦急的日语模糊了，黯淡了，一切似乎都要远去，但是，海啸一般的汉语，向他劈头盖脸涌过来——汉奸！汉奸！汉奸！……

汪精卫下意识地侧了一下头，回避什么似的抽搐着脸部，痛苦地张大嘴，想呼喊什么，想辩解什么，却没能发出任何声音。

他挣扎着，辗转着。突然间，一丝平静的表情呈现在他的面部，甚至，他的双眼也睁开了片刻。那双眸子，在瞬间变得那么清澈，把濒死的脸也映衬得明亮起来，使得在场的日本护士惊诧不已……毫无疑问，在汪精卫意识的最后时刻，他肯定回到了1910年3月。那段时间，是汪精卫人生最辉煌的岁月！

当时年少春衫薄
革命的喉舌

汪精卫，原名兆铭，字季新，籍贯山阴（今浙江绍兴），出生于广东三水。他的生日，是1883年5月4日。

至于汪兆铭日后以“精卫”为名，恰恰表明了他要成为革命志士的决心。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上下欲思振奋，掀起一股海外留学热潮。由于日本最为近便，不少人负笈东瀛，以求救国富强之策。

年甫二十一岁，青春正盛，汪兆铭就与广州的胡汉民等人为官府所派，前往日本法政大学，以“官费生”身份，进入速成科学习。

转年，当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时，汪兆铭自然心怀雀跃，积极加入，成为同盟会中的得力干将。因其汪洋恣肆的文风，他跻身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笔之一。

文才武备，风采绝伦。翩翩风度的汪兆铭，在当时东京的革命党人中间，绝对是个光华四射的人物。

汪兆铭何其人也？如果究其所为，我们不得不从他早年的经历谈起。

汪兆铭的出生地广东，自1840年以来，正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表现最强烈的地方，更是帝国列强坚船利炮的演技场。而且，作为太平天国的策源地，广东还具有另外一层特殊的“革命”色彩。

沿海之地，广大人民自得风气之先，锐意求新，也为汪兆铭的童年生活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汪兆铭的父亲汪琡，破落小官僚出身，是三水当地的淳儒。有其父而有其子，他对汪精卫教育极严。经书儒典，成为童年汪精卫的必读之书。而王阳明的《传习录》和陆游、陶渊明的诗歌，也成为汪兆铭童年时代每日必须背诵的内容。

有此尊慈严父，汪兆铭国学底子非常深厚。汪琡临死前一晚，仍不忘督促儿子读诵儒经。

汪兆铭十三岁时，汪琡病死。此后，汪兆铭跟从他博学的叔父继续研学。青少年时代，他诗词歌赋无所不通，被公认为当时当地大才子。

十九岁时，汪兆铭考中秀才。

整个青少年时代，汪兆铭不是读死书、死读书，而是心中有选择地汲取学识营养。

明末清初两位大儒黄宗羲、王夫之的著作，深刻影响了他的思想。二位大儒“夷夏之防”的理论，使得年纪轻轻的汪兆铭心中充满了“恢复华夏”的志向。而他少年时代从父亲、叔父等人处所听来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岳飞、史可法、陈子壮等人激昂壮烈的事迹，更促成了他民族意识的萌发，一步一步酿成他反清排满的思想。

也正是在其思想定型的年纪，汪兆铭早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得以形成。

当然，彼时的汪兆铭还受儒家“君臣之义”观念束缚，没有太过激的“革命”念头。

1904年的日本之行，是促成汪兆铭思想飞跃的关键。在日本法政大学，他真正开始了国家、宪法等知识的系统研究。卢梭的《民约论》、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都成为他案头的必读书。

在日期间，他还亲自动笔，把日本的《法规大全》翻译成中文。

海阔天空，受到如此深刻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汪精卫无限憧憬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他心中原先反清的民族主义，一变而为更积极、激进的“民族帝国主义”。

此前他对清朝帝王“君臣之义”的念头，一时全抛。

1905年，汪兆铭终于见到了孙中山，立即成为这位“革命先行者”的信徒。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他终生难忘的最重要的事件。

这一年的7月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各省代表、留学生、日侨共七十多人，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的家里，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汪兆铭以其倜傥不群的人品和犀利的笔锋，被公推为章程起草小组成员（仅有八人）。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召开正式的成立大会。同盟会总部下设三部，汪兆铭被任命为评议部的议长，由此可见他当时在孙中山和各位同志心目中的位置。

《民报》是同盟会的宣传喉舌。而《民报》创刊后的头条文章《民族的国民》，正是由汪兆铭亲自撰写。

《民报》最初的十几期，汪兆铭作为主要撰稿人，共写有十余篇文章，每篇皆泱泱数万言。当时，他几乎就是同盟会的发言人，其本人也被视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最重要阐述者。

由于青少年时代的深厚儒学素养，汪兆铭写得一手好文章，洋洋洒洒，简明快捷，感染力极强，特别是针对当时康、梁为首的保皇党反“革命”谬论，皆一一驳斥，使对手几无还口之力。

汪兆铭的文采华章，争取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赞成、同情革命。

汪兆铭绝非头脑发热、简单冲动的革命者，在他下决心要终生献身革命之后，他以“家庭之罪人”的名义给国内的哥哥写信，表示自己要“为国流血”，声明断绝与汪氏家族的关系以及与刘氏姑娘的婚约。其兄长也很“聪明”，立即把此信上交“有关部门”，表示“驱除逆弟，永离家门”。

这种表面的绝决，其实也是汪兆铭对家人的一种保护。在他的性格中，始终存有这种类近柔弱的温情，大事小事，他对自己以外的事情，总是思虑过多。

《民报》时期，是汪兆铭生命中光华四射的年代。从那时起，他以“精卫”“枝头抱香者”“扑满”等笔名，拿起笔来作刀枪，鲜明地阐述了民族思想。

“精卫”，原为我国古代神话中的一种鸟，传说炎帝的女儿溺死于东海，就化身为“精卫”鸟，衔西山木石以填东海，日日不绝。所以，有“精卫填海”这一成语，喻指那种持之以恒、长久不懈、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汪兆铭自取“精卫”为名，就是要昭示他献身革命的痴绝之心。

而“枝头抱香者”，取自诗句“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乃南宋遗民郑思肖为菊花而题，显示出汪兆铭对待清朝异族不媚不屈的决心。

“扑满”之意，扑灭满人也！

为行文方便，下面我们提到汪兆铭，就开始用汪精卫这个名字。

在汪精卫早期革命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一是排满，一是要争取民族的“奋然自立”。

当时汪精卫心中的革命，就是“排满革命”。

帝国列强，对中国蚕食鲸吞，步步逼近。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内纷乱如丝，杂税盛行，取之无度，残酷挤榨人民，并一直实行极端野蛮、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

汪精卫力主“排满”。“排满”的口号，在当时的日本和中国，最能激动人心，也最能煽动民族和革命情绪。

当然，汪精卫的“排满”，并非简单地“仇满”，他以大众能接受的古色苍然的民族主义为表饰，目的是为了激发人民、引导人民进行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所以，他强调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要同步进行：

今之政府，异族专制政府也。驱除异族，则不可不为种族革命。颠覆专制，则不可不政治革命。徒驱除异族而已，则犹明（朝）之灭元（朝），于政界不生变革也。若徒欲颠覆专制而已，则异族一日不去，专制政府一日不倒。故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岂惟并行不悖，实则相依为命者也！”（《民报》第4号）

应该值得我们今人注意的是，日后孙中山的一套说法，几乎完全是照搬汪精卫这位“追随者”的原话，不过是更“白话”而已：

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

相比康、梁保皇党的“满汉不分、君民同体”以及章太炎等人过分偏激的“民族复仇”，汪精卫思想含有更多理性的成分。

邹容《革命军》、陈天华《警世钟》《猛回头》等小册子，通俗易懂，痛快淋漓，在下层社会中非常受欢迎。与之相比，汪精卫的文章，旁征博引，有事实有根据，广引《大清律例》《东华录》《皇朝通典》以及清朝政府的朝谕，铁证如山，更加深刻揭露清朝统治者的残忍罪行。因此，他的文采飞扬的文笔，更易为广大知识分子阶层所接受。

汪精卫的“排满革命”，并非是要杀尽满洲人。在系列文章中，他一直强调中华各民族平等，消除民族压迫：

汉人之所排满者，以其覆我中国，攘我主权也，非谓国家之内不许（其）他民族存在。排满不已，更是而排蒙、排回、排藏也。况汉人非惟无排斥蒙、回、藏之心，且将实行平等制度。（《民报》第13号《研究民族与政治关系之资料》）。

也就是说，在中华多民族国家，他只反对“一族（满族）居主人之地位，而他族悉为之奴隶”的不平等民族关系。

在推翻清政府后，他宣扬以汉族人民为首，进行精神上的中华民族“同化”。

如此理论，放之至今，依旧广具先进性。

面对帝国列强当时巧取豪夺中国利益的残酷现实，汪精卫强烈呼吁国人奋发自立，发愤图强，以避免遭受清政府和洋人的双重奴役。对于当时欲图吞并东三省的沙俄，汪精卫更是痛心疾首地警醒大众，指出在汹汹瓜分的列强中，“怀抱野心者莫如（沙）俄！”。

虽然当时年仅二十出头，汪精卫却对国际形势有着超出常人的分析能力。他不仅指出帝国主义侵略内在的经济动因，也明确点明了列强之间狗咬狗的矛盾。他告省国人，所谓的“门户开放”“领土保全主义”“韬光养晦”等清廷的既行政策，实际上是缩头乌龟的亡国经。要想兴族求国，唯一的途径，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如此，奋发向上之间，中国才能由亡而存，由弱而强，由危而安，最终才能雄飞于世界。

汪精卫更深刻地认识到，保皇派“革命生内乱”“革命导致杀人流血之祸”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他旗帜鲜明地指出，革命的目的，最终在于救国强国。如果不革命，在清政府统治下滥死枉死的人民，必然更多于为革命而死者。所以，他振聋发聩一呼道：

与其为野蛮政府蹂躏而死，孰若救国而死！

如果仔细爬梳汪精卫在《民报》时期的文章、言行，就会发现，当时，只有他才是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真正集大成者。毋庸讳言，他其实也是孙中山当时诸多文章、言论的“执刀人”。

所以，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人往往会发现，彼时二人语言、文字存有那么多“惊人的巧合”——其实，都是一个人写的。

对于此，吴稚晖说得最确切：“学生无先生（孙中山）不醒，先生无胡（汉民）汪（精卫）不盛！”

《民报》中汪精卫的文章，不仅在日本获得留学生、华侨广泛赞誉，也盛传于国内，成为当时革命力量的指路明灯。

清朝政府对汪精卫恨之入骨，曾经悬赏白银十万两购其项上人头。敌人如此看重，更使汪精卫这位翩翩才子享誉海内外。

可见，当时的汪精卫，完全是孙中山先生的“文胆”。

唯有实践出真知
南洋的鼓动

1907年春，经过清朝政府的交涉，日本政府不得不把孙中山“驱逐”出境。表面上说“驱逐”，实则是“礼送”出境——不仅日本政府秘密赠款七千元，大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也大手笔送给孙中山一万元。

手中握有这么大一笔钱，孙中山只留给时为《民报》总编的章太炎二千元，二人为此闹翻。

意气用事的章太炎，在日本浪人的挑唆下，径自把报社内孙中山画像取下，并四处奔走呼吁，提议革除孙中山同盟会的“总理”一职。

章太炎等人四下反对孙中山，汪精卫却一直对这位革命先行者忠心追随。

孙中山跑到南洋后，汪精卫鞍前马后，竭尽赤诚。

1907年8月20日，由南洋华侨捐资，同盟会在新加坡吉宁街13号创设了《中兴日报》。

作为新的宣传喉舌，汪精卫、胡汉民为主笔，竭力宣扬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并与保皇党人所印行的《南洋总汇报》展开激烈骂战，以争取和吸引侨众。

当时，孙中山本人在安南（今越南）的河内甘必达街61号设立机关，策划两广、云南等南部省份的独立起义。

受孙中山委托，汪精卫悉心在南洋各地奔走，力图实现孙中山“经营南洋，边陲起事”的战略。

由于在日本已经落脚不住，同盟会的大本营已逐渐往南洋转移。

彼时的南洋，革命风气未开，需要极大的毅力去开拓。

汪精卫四处奔走，不辞辛苦，亲自落实、组织了同盟会分会一百多处，壮大了同盟会的组织架构和人员组成。为了支持孙中山策划的起义，汪精卫还要费尽唇舌，说服当地华侨捐款。

日后，孙中山曾无限感动地表示：“弟前派汪精卫赴河内、海防、西贡、星（新）加坡、暹罗各埠，会见同志，报告军事，劝募军需。”（《致邓泽如信》）

所以，自1907年而后的几百个日日夜夜，青年汪精卫披星戴月，终日奔走，在南洋、日本各地往来穿梭。他办报、写文章、筹款、演讲，没有任何私人的闲暇时间，一直令人耀目地燃烧着自己。

汪精卫的宣传帮助工作，成效甚巨，很有万人空巷的效果。

即使根据当代人的审美观，汪精卫也是不折不扣的美男子。如果以魏晋风度的标准去套，他更是！

年轻的汪精卫，皮肤白皙，俊眉朗目，在儒雅中闪烁着侠勇之气，顾盼生辉，令人一见入迷。

当年亲耳听过他演说的陈新政，就曾这样回忆汪精卫：“汪君之演说，题目既簇新，而事事颇得肯綮，因此极得听众信仰。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也！”（《陈新政遗集》）

而曾为《中兴日报》行政负责人的张永福，对汪精卫当年天皇巨星式的风采，更有鲜明的忆述：

斯时演说诸人最能令人感动者，尤其如（汪）精卫。凡逢他演说之夕，人未登台，而座已拥满。演讲时，鸦雀无声，每至一段精彩处，掌声如雷。（《谈星洲书报社同德及其他之书报社与中国革命》）

而早年与汪精卫相交最好的胡汉民，如此动情地回忆汪精卫：“余前此未闻（汪）精卫演说，在星洲（新加坡）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余年来，未见有工演说如（汪）精卫者！”

从1904年到1908年间，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套，汪精卫已经由一个“地主阶级”的反清派进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

回顾汪精卫当时的思想，其中的反帝因素尤其引人注目。他认为，国人要想实现民族独立，就一定要抵抗外侮。20世纪初叶的美菲之战，是帝国主义大国侵略弱小民族国家的战争。而被压迫国家人民可歌可泣的顽强抵抗，给汪精卫以极大的精神鼓舞和振奋。

由此，他仔细分析了中国的情势后，满怀信心地认为：

况中国人数，非菲、杜（可）比，（中国）凭借宏厚，相去千万。外侮愈烈，众心愈坚。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内储实力，外审世变，夫然后动，沛然谁能御之！（《驳革命可以瓜分说》）

也就是说，汪精卫坚信中国地大物博，又人口众多，只要能团结起来，充分准备，完全有条件可以战胜东西洋帝国主义的侵略。

他还以“救火”相譬喻，形象地指出，要救火，只能依靠邻里善众来救，而不能依靠纵火犯（清政府）来救。而“邻里善众”，就是指他常年不离口的“国民”。

上述种种，表露出他对于当时中国“民力”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可见，当时的汪精卫，识见层次之高，远超同盟会许多元老之上。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南洋期间，汪精卫结识了日后“百年之好”的陈璧君。

陈璧君，原名陈冰如，乳名阿环。陈姑娘的爸爸，南洋巨富，号称“陈百万”，原籍广东新会。其母卫月朗，女中豪杰，识见不俗，曾亲自携女到新加坡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

在槟城，陈姑娘有机会得见翩翩汪精卫在台上宣讲革命，顿陷情网。时年二十四岁的汪精卫，眉目如画，出口成章。虽有倜傥之貌，本质上却是个真正的道德先生。在千人万众间，可以侃侃而言，色不稍变。但只要单独与姑娘相处，汪精卫总是满面羞红，手足无措。

对于陈璧君的大胆追求，汪精卫又慌又乱，急忙婉拒：“革命家不结婚。因为，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障，如果结婚，势必陷妻子于不幸之中。如使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实乃最大的罪过。”

汪精卫如此说，绝非嫌弃“肥环”陈璧君长得不好，而是出自实意真心。汪精卫愈如此说，陈璧君就愈爱他，坚决要她父亲退掉原先与富家子弟的婚约，表示想改嫁汪郎。

陈百万听此，差点气背过去——好好门当户对的子弟不要，非要嫁给一个终日流窜的大清反逆！

拼却头颅刺虏酋
暗杀摄政王载沣

在1907年至1909年期间，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遥控了国内六次起义，均以惨败而告终。一败再败，而至六败，不少革命同志意志消沉，意丧气沮。

由于许多款项用处不明，章太炎等人就四处宣称孙中山贪污公费，在同盟会内部掀起“倒孙”活动，并表示要恢复昔日的光复会，不再承认孙中山的领导地位。

内讧外忧，同盟会的活动陷入低潮。

目睹如此情势，铁血青年汪精卫准备冒死一搏，以身为殉，到北京去刺杀清朝大酋。至于他去北京的目的，在致孙中山的书信中表露无遗：

无如革命党之行事，不能以运动为已足。纵有千百之革命党运动于海外，而于内地全无声响，不见有直接激烈之行动，则人（民）几忘中国之有革命党矣。故运动与直接激烈之行动，相循而行，废一不可……（我此行目的），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

对于如此类近自杀的冒险行动，青年汪精卫却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根基，即“炊饭”理论。这种思想，他以“守约”为笔名，曾在《民报》第26号上表露过：

不畏死之勇，德之烈也；不惮烦之勇，德之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为饭”。盛之以釜，熟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转瞬之间，即成煨烬。然体质虽灭，而热力涨发，成饭之要素也。釜之为用，水不能蚀，火不能熔，水火交煎逼，曾不少变其质，以至于成饭。其煎熬之苦至矣，斯亦成饭之要素。

所以，革命党人要勇于担当，甘愿为“釜”为“薪”，合为“炊饭”。一伺“饭”熟，即可喂饱“啼饥待哺”的四亿民众。

得知汪精卫要亲入北京行刺满酋，好友胡汉民苦劝。

汪精卫慷慨作书，解释自己以逞一烈的原因，信中他仍以“炊饭”为喻：

欲牺牲其身者，其所由之道有二焉：一曰“恒”，一曰“烈”。恒乎烈乎？斯二者欲较其难易，权其轻重，非可一言尽也。譬之治饭，盛米以釜，束薪烧之。釜之为用，能任重，能持久，水不能蚀，火不能熔，饭受煎熬，久而不渝。此恒之德也，犹革命党人之担负重任，集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者也。

薪之为用，炬火熊熊，顷刻而烬，故体质虽毁，而热力涨发，饭以是熟。以烈之德也，犹革命党人之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溉同种者也……

他表示，自己日后“虽流血于革命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

如此豪迈悲壮之举，古今罕见，恰似当年荆轲刺暴秦。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乃那个时代慷慨悲歌的先行者们的大浪漫真旨所在。

于是，偕同红颜知己陈璧君，汪精卫与喻培伦、黄复生等七人组成暗杀团，日夜在日本、香港等地秘密筹划，训练不辍，准备暗杀清朝高官。

与日后相反，当年汪精卫诸人冒死归国，献身就死，一心只想救国爱国。

如此巨大的反差，让人无限叹息。

最早，汪精卫诸人想对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下手。在听到大臣端方调任直隶总督的消息后，几个人就改道去武汉，于汉口火车站一带踩点摸路，准备行刺。不料，端方走了水路，刺杀计划未成。虽如此，汪精卫等人秘密携至的炸药不少留在了武汉的孙武处，日后武昌起义，正好供义军使用。

反复磋商后，汪精卫觉得，还是在北京的满人权贵多，于是决定潜入京城，伺机动手。如此非常之谋，不仅陈璧君本人步步参与，其母也变卖首饰相助。

汪、陈二人先分路，后在东北的大连聚合，然后化装成夫妻，最终一起抵达北京。

此前，喻培伦、黄复生已经先行归国。他们在北京顺治门外大街租了间房子，佯装开照相馆，制弹弄枪，等待汪精卫的到来。

有意思的是，这间本来用作暗杀行动掩护幌子的“守真照相馆”，生意特别兴隆，天天挤满了前来照相的人，银两还真赚了不少。

汪精卫到北京，最早想刺杀庆亲王奕劻。但这位王爷特别多疑，警觉异常。他府邸的保卫也属于特级，根本下不了手。

接着，听说前往欧洲代表清廷祝贺英王加冕的两个宗室贝勒载洵、载涛二人要回京，汪精卫就想率人在前门车站用炸弹把二人炸死。岂料，当天火车晚点，接迎的官员又多，满站台都是红顶子，根本辨认不出谁是贝勒谁是普通官员。

当时的炸弹，不像今天这样威力大到能炸死几百人。同时，汪精卫等人也怕误杀无辜百姓，就只得中止计划。

选来选去，汪精卫遂下决心，要弄就弄最大个的，最终把目标锁定在摄政王载沣身上。

但是，这位“皇爹”身边，护驾卫兵更是不少，一铁壶的炸药量肯定炸不死他。

思来想去，几个人就专门向铁匠铺订制一个大铁桶，号码巨大，可容近五十磅炸药。

行动目标选定后，黄复生负责踩点探路。几天下来，他发现，载沣上朝，每日必经鼓楼大街。寻摸几日，几个人正好在鼓楼附近发现有截矮墙。

于是，汪精卫就决定择日蹲伏于墙后，待载沣经过时，忽然出现，投出炸药，力争把他就地炸死。

不料，“吉人”天相，清政府忽然派人在鼓楼大街翻新马路，摄政王载沣一行不再走那条路线上朝。

路线一改，几个人只得作罢。

再探了几日，侦知载沣上朝还必须通由烟袋斜街，汪精卫等人就想在那里下手。

烟袋斜街街道很窄，想搞暗杀，没地方躲藏，他们只能想办法在当地租房。当时烟袋斜街无房可租。此计又不通。

又寻摸了数天，找来选去，唯剩一处地点可以下手——什刹海旁边的甘水桥。

当时，甘水桥三面环水，居家稀少，水畔有数棵大树矗立，几可掩人。

几个人在附近的清虚道观租了一所房子，加紧准备，想在甘水桥下埋放炸弹，等待载沣一行经过时，及时引爆，把他这个清朝大酋送“上天”。

行此惊天大事之际，陈璧君不再忸怩，表示说要把自己的女儿身献给汪精卫。汪精卫慨然不受。但他明明白白地对陈璧君表示：一旦事成后二人侥幸不死，他一定会娶陈璧君为妻。

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1910年3月31日），汪精卫、喻培伦、黄复生三个人，赶着一辆骡车，连夜把炸弹运往甘水桥下。

他们正要挖坑，突然一只发情的野狗乱叫，立时周遭吠声一片，三人匆忙离去。

第二天深夜，三人复来，费了很大劲才刨出一个土坑。挖扒停当，他们把大炸药罐子埋入桥下。岂料，他们铺设电线时，因先前算计不精，发现铜线太短，不能引出。无奈之余，他们只得悻悻而返，准备转天继续工作。

第三天夜间，一切工具、铜线、钳镊准备周全，黄复生、喻培伦先至，二人低头猛干至深夜。忙碌间，忽然有个人影闪出，出现在桥头，东张西望，还直往桥下探头。

黄复生见此人行踪诡谲，心内发慌，忙把喻培伦唤至近前，让他先返回，通知汪精卫不要前来。

喻培伦走后，黄复生本人从桥孔另一端潜上，藏在大树后，伺察来人。

眼看那个人手拎灯笼，桥上桥下一通转悠，未几匆匆离去。

见此情形，黄复生着急。他即刻下桥，扯起已经放开的铜线，准备携物撤离。但坑里的大铁罐太重，他一个人根本无法再从坑内移出。

半个时辰以后，脚步杂沓，出现了三个人，提一盏灯笼，跑至桥下。

在黑暗中，黄复生模糊看见，三个人中，除刚才的拎灯笼的人以外，隐约还可看见一个巡警和一个宪兵。

至此，这次行刺计划又遭失败。

其实，先前提灯笼而来的人，不是密探，也不是政府巡更人，而是个车夫。三天前他老婆跟人跑了，这车夫心如油煎，夜不能寐，提灯乱找，却在甘水桥下发现了革命党人的惊天大秘密。

清政府“有关部门”不敢怠慢，他们很快就把桥下大铁罐子挖出。

摆弄半天，师爷、衙役们谁也弄不清这东西是什么。

最后，他们找来美国、日本使馆的人，才赫然发现这是一颗大炸弹。

清朝官员一听，全明白了，敢情这是要炸死我们摄政王爷啊。

由于主制炸弹的喻培伦专门学过化学，制造工艺很精，美国使馆的人察看后，认为这炸弹是“原装进口”。

日本人却对大铁罐子的粗陋表示怀疑，双方争辩不休。

清朝衙役见多识广，忙热情送走两位高矮各异的东西洋人。然后，这些人仔细合计了好久，就忙派人在北京的铁匠铺巡察侦问——那大铁罐子的制作工艺，显然出于北京城内的铁匠。

清政府私下忙得欢，表面却很平静。这一来，汪精卫等人就麻痹了，没有及时撤离北京。几个人仍旧待在照相馆，商议下一步新的暗杀计划。

当然，风声也传出一些。市井小民们纷纷传说，谁谁要炸死谁谁——有说有人要炸死摄政王，有说摄政王要弄死庆亲王，也有说贝子溥伦想把摄政王炸死，他自己取代溥仪当皇帝，还有说乱党已被捕获就地正法云云，但听上去皆似谣言，不一而足。

从武汉到北京，汪精卫等人所带的一批炸药基本用光。几个人商量后，只能再行分工，分别前往日本、南洋找钱找炸药。在北京，只留下汪精卫和黄复生二人留守。

这时清廷衙役已经发现了铁罐的制造者——骡马市大街永铁工厂。

看见一大群衙役如狼似虎而来，那里的铁匠铺东家挺冤：我们是应“守真照相馆”的伙计送来的样式锻制的，谁知道这大铁罐子做啥用？又不是锻刀打剑做武器，铁匠铺确实没责任。

知道了订制铁罐子的买主是谁，一切就好办了。衙役们很快就一举端掉了“守真照相馆”，逮捕了汪精卫和黄复生。

依据《大清律》，这二人必死无疑！

刺杀摄政王，如此惊天大案，当然不能为一般官员主审。清廷委派内务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主管此事，亲自审问。善耆，乃清朝开国王爷豪格的直嫡子孙。豪格，乃清太宗皇太极长子。

庭讯之时，汪精卫、黄复生二人争先恐后，各自强言自己是主谋，都把对方说成是从犯。

如此情形，时所罕见。

特别是汪精卫，玉树临风，铁骨铮铮，言语气度，卓尔不群，超出凡俗，使得主审官肃亲王善耆大加嗟讶。

后来，当汪精卫说出他自己正是《民报》的主笔时，肃亲王立刻大张其嘴，恭身而立——王爷太崇拜面前这位英雄小伙了，他自己虽然身为清朝皇廷血亲，可读了不少期被内廷特务送呈浏览的“大内参”《民报》。

先前每每读之，肃亲王爷均拍案不已，大叫“汉书可以下酒”，一直深为汪精卫文章中的识见所折服。

如今，《民报》的主笔“精卫”，竟然以阶下囚身份出现在北京，又是亲自策划刺杀摄政王的大逆之犯，不得不让肃亲王惊为天人。

汪精卫自供千余言，笔下生风，一挥而就。同时，他在庭上当众抗言清廷“立宪”之虚伪，痛陈中国即将亡于外国列强之现状，慷慨激愤，斗志昂扬，毫无一丝惧死畏葸之心。

以当时大逆之罪，汪精卫自忖必死。他在狱中朗然独坐，吟出《被逮口占》四首：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其中第三首，最为时人钦慕传诵。

狱卒把这几首诗呈给肃亲王善耆。细看诵读之下，这位清朝王爷百感交集——如此大好青年，竟为大清逆臣！如果他能为国家所用，救亡图存，共商大事，大清何其有幸也！

于是，这位时年四十四岁的肃亲王，放下至尊王爷的身架，屈尊俯就，亲入狱中，与二十七岁的青年刺客、革命家汪精卫共座辩谈。

这两人，言来语往，惺惺相惜。

他们的核心争论点，在于君主立宪问题。

肃亲王善耆谆谆而言，似乎很有道理：“革命党宣扬灭满兴汉，乃狭隘的民族仇视。如果国内流血革命发生，外人不正好可以趁机侵乱中国吗？邻国日本，君主立宪，就是我们大清的成功榜样啊。”

汪精卫断然否定：“日本明治维新，绝非不流血革命，乃当初西乡隆盛首发干戈，用武力倒幕而成。如今中国的‘立宪’，完全是幌子，只有民主革命，只有流血，才能救中国……”

这二人，你来我往，唇枪舌剑，虽然不能彼此说服对方，但相互间渐渐生出倾仰之情。

在当时，肃亲王与汪精卫的这种“化敌为友”，也一时成为海内外津津乐道的佳话。

日后，“汉奸”帽子扣上，汪精卫当时这种面对虏王的义士慷慨，也被人泼污成汉奸卖国贼“软骨病”的提前发作。而汪精卫当时与肃亲王的辩论，也变味成了他“很早就与清朝政府在狱中勾结、妥协、出卖革命”。至于肃亲王善耆，似乎名头很快被国人忘记，但他身后有个出类拔萃、卖国求荣的女儿非常有名——川岛芳子（金碧辉）！

作为肉身的人，汪精卫在狱中作《中夜不寐偶成》，诗中表现出他纤敏、感伤、复杂的内心世界：

飘然御风游名山，吐噏岚翠陵孱颜。

又随明月堕东海，吹嘘绿水生波澜。

海山苍苍自千古，我于其间歌且舞。

醒来倚枕尚茫然，不识此身在何处。

三更秋虫声在壁，泣露欷风自嗽唧。

群鼾相和如吹竽，断魂欲啼凄复咽。

旧游如梦亦迢迢，半敕寒灯影自摇。

西风羸马燕台暗，细雨危樯瘴海遥。

结案之时，为了撇清和“避嫌”，清廷的汉官都主张杀掉汪精卫。

确实，汪精卫的“罪行”，放在清朝往前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宗族连诛的可能。

世易时移，以肃亲王善耆为首的清朝亲贵，不少人主张免杀——朝廷正在推行立宪，应该非常注重时议。而汪精卫、黄复生二人，只是革命党派来的暗杀小组中的一小部分。杀此二人，复来二十人，二百人……冤冤相报，何时可了！

所以，肃亲王等人主张对汪精卫诸人“从宽”发落。

即使是身为刺杀目标的摄政王载沣，也在案卷上批复道：“我国正预备立宪，该生等（指汪、黄等人）系与政府意见不合，实不知朝廷轸念民庶情形……该生等躁急过甚，日后当知自误也。此与常罪不同，为国罹罪，宜从宽典。”

也就是说，摄政王载沣认为汪精卫是“为国罹罪”，即救国心切一时糊涂，干了错事。这样，既显示了清廷的“怀仁宽大”，又显摆了他本人的“能撑船”肚量。

于是，清廷很快以小皇帝名义的“上谕”宣告，汪精卫、黄复生被判“永远牢固监禁”，其实就是变死刑为“无期徒刑”。

只要青山在，何怕没柴烧！

大好人头保得住，日后万事如春风。

如此结局，大出世人所料。而同盟会的同志亲朋，比如胡汉民，早在汪精卫入狱时就写好了悲痛的“悼诗”：

挟策当兴汉，持椎复入秦。

问谁堪作釜，使子竟为薪。

智勇岂无用，牺牲共几人。

此时真决绝，泪早落江滨。

其实，身在囹圄的汪精卫不仅没吃苦，反而因肃亲王之令广受优待。如此锦衣玉食囚徒，绝非是卖友卖革命得来，乃是其大义凛然和翩翩风采而致。

而在汪精卫入狱时最心焦的，不是别人，正是其红颜知己陈璧君。

烦如釜上蚁，悲似失魂雁。

当时，陈璧君正和喻培伦一起回东京买炸药。闻知心上人被逮，她失魂丧魄，竟然当着同盟会同志的面大骂喻培伦临阵逃脱，留下汪精卫当替死鬼。喻培伦无法自明，只能默默忍受。日后，在1911年4月广州起义中，为表明自己的清白，他身背一筐手榴弹，奋勇杀敌。伤重被俘后，他慷慨就义，留下响彻千古的名言：“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

千辛万苦下，陈璧君与几位同志辗转各地筹款，终于回到北京，想设法去解救汪精卫出狱。

在狱中吃着陈璧君托人送来的鸡蛋，汪精卫百感交集。他咬破手指写下五个字：“勿留京贾祸”。在心中，他生怕爱人再遭清廷逮捕。

1935年，陈璧君（左一）与汪精卫（左二）在一起

毕竟，刺杀摄政王一事，陈璧君一直有份参与。

众同志纷纷出谋划策，想营救汪精卫出狱。救人心切的陈璧君，甚至想出挖地道砸牢房的拙计，均告不通。

得知汪精卫被捕入狱的消息，孙中山倒有主见：“谋杀太上皇（摄政王）可以减死，在中国历史亦无先例，况于满洲！其置汪精卫不杀，乃为革命党之气所威慑耳……”所以，孙中山认定要继续起义，才有日后汪精卫出狱的那一天。

孙中山这话说的一点也不错。武昌起义爆发后，惶骇万状的清政府在请袁世凯去镇压的同时，在北京抓紧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力图以此“高姿态”收买人心。

所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万事大吉。

二十六天后，清廷以皇帝名义宣发谕令，把汪精卫、黄复生等人释放出狱。

当天，北京人民数百人，翘首期待，在刑部门前争睹出狱的美男子汪精卫风采。

秋风正紧。阳光照耀在脸色略显苍白、憔悴的汪精卫脸上，美男子英神不减，他的面孔与发际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剧的、崇高的美感。

那一刻，是汪精卫一生中最灿烂、最辉煌的时刻！

血泪已枯心尚赤
多余的感怀

辛亥革命爆发后，汪精卫出狱，担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多日内一直为国家统一、避免内战、实现共和而往来奔走。

孙中山在南京担任临时总统之时，他苦口婆心，力劝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免蹈太平天国那自相残杀之覆辙（这日后也成为其一大罪状）。当是时也，汪精卫完全出于公心。因为，几乎谁都明白，依时依势，那时的中国，唯有袁世凯一人能有最大的可能和能力去结束千年帝制。

中华民国成立后，年甫三十的汪精卫，依照其人望和资历，在北京弄个部级官员轻而易举。但他急流勇退，鼓吹“六不主义”——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潇洒退出官场。为了深造，他西去欧洲，到法国进修宪政学问。

观国民党及革命军高层，所谓功成身退者，当时唯孙中山与汪精卫二人。前者是被迫，后者则完全出于自愿。

彼时之汪精卫，是拥有无上清廉高尚人格的、万众瞩目的青年伟人。

1925年，孙中山病危之际，为这位“国父”起草遗嘱的“笔记者”，仍旧是追随他左右多年的最得力之人汪精卫。

往后再推，即使到了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反共之时，汪精卫仍旧坚持容共拥共，高呼“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他还公开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不久，在中国的共产国际成员、印度人罗易以为汪精卫是极左派，给他看了共产国际发给武汉中共组织的密令，这才让汪精卫顿时翻脸决绝。在密令中，他看到了如下内容：

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从内部瓦解颠覆国民党，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处决“反革命”军官……

由此，汪精卫忽然大变，由容共拥共变成坚决的反共。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模范青年大会上作《永久奋斗》为题的讲话，依旧肯定地说：“汪精卫，‘五四’以前曾慷慨激昂地去杀宣统皇帝的保护人——摄政王。他在那时候，是非常英勇的……”

日后，汪精卫作为“汉奸”的内中缘由，太过复杂，本文不想展开剥茧其中隐衷。读者可以找他临终前写好的《最后之心情》（也有说他与日本合作后提前写好），仔细参看，自下结论可耳。

1910年，热血青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1943年，滞血中年汪精卫到伪满洲国的伪郡（长春）去拜见载沣的儿子、“康德”皇帝溥仪。

历史，充满了荒诞戏剧家都无法想到也难以表现的纯黑色幽默。

汪精卫刺摄政王时，溥仪年仅四岁，估计他当时并不知道“汪精卫”为何人。随着年龄渐长，这个废帝肯定会对“汪精卫”三个字渐有如雷贯耳之感。

但是，当年的袖剑英雄奇男子，一朝沦为日本人所扶植的伪政府首脑，或许在同为傀儡的溥仪心中，汪精卫的形象已经一落千丈。

一傀儡见一傀儡，着实让人在可笑之余，生出几分凄怆之感。

为了按日本人要求表现出南北呼应的“大共荣圈”团结戏，土肥原贤二安排汪精卫和溥仪会面。

想当初，溥仪初为日本人扶上伪帝宝座时，时为南京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曾大声痛斥：“溥仪没有独立人格，无论他的名义是‘执政’还是‘皇帝’，都不能改变他傀儡的本质！”

十年之后，五十步笑百步，汪精卫一记耳光，似乎狠狠打回在自己的脸上。

汪精卫坚持“人格”，非要以宾主相抗的国与国之间的礼仪会见溥仪；而傀儡溥仪呢，则在日本人教唆下想以前朝帝王之礼“接见”汪精卫。

争执一番，日本人和稀泥，表示让二人以“西礼”相见。

甫进“皇宫”，溥仪倨立于大殿的上方。看见这位伪君，汪精卫入门后微笑示意。

汪精卫未及站定，溥仪侍从官猛然高喊“一鞠躬”。猝不及防，汪精卫的微笑凝固在脸上，只得跟从礼仪官的喊声，一次一次行三鞠躬礼。

康德伪帝眼镜片后，闪过一丝诡谲的微笑，他自得地注视“汪总裁”向自己低头致敬……

晚夕，汪精卫回到下榻处，思及日间所受屈辱和摆布，不禁失声痛哭——堂堂男子汉，竟向倭人走狗俯首！尔父尔祖辈旗人，当年均曾向我拱手相敬，而尔一蕞尔伪国小君，竟然如此倨傲，令人发指！

由彼及己，汪精卫越想越气短。

怀持如此悲怆情绪，返程途经北平时，汪精卫受邀在中南海居仁堂演说（北京汉奸政府主持）。

在台上伫立良久，汪精卫一脸凄伤。而后，他沉痛言道：

三十多年前，我为清朝政府所逮，其间，有人问我中国何时能富强？我答说：三十年。时至今日，在座诸位，估计还会向我再问同样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三十年！

言毕，汪精卫泪下如雨。

全场周遭，有不少全副武装留仁丹胡的日本人握刀严视。

此情此景，顿使在场不少有识青年心内产生共鸣。目睹昔日大英雄如此落寞情怀，不少人随之抽泣，悲不自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