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启蒙、光荣与梦想

“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

这是中国留日学生杨毓麟（1872-1911年）的振臂高言。1902年，他在《新湖南》杂志中发表文章，反复呼吁国人对清朝的反动官吏应该采取激烈的肉体消灭手段。

1903年，为了反对俄国入侵中国东三省，在日学生、侨胞爱国热情澎湃。随之，由于“拒俄义勇队”受到日方压制，爱国者们就把组织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

这个团体的中心目的，就在于“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而手段方面，他们明明白白排列如下三种：鼓吹、起义、暗杀。

清末暗杀之风，有两次高潮。

第一次，是1903-1904年。由于拒俄运动的兴起，在日留学生的暗杀风潮兴起，《苏报》《浙江湖》《女子世界》等刊物如雨后春笋，无不鼓吹暗杀。其中最有名的文章，当属《中国白话报》上以“无名道人”为笔名发表的《论刺客的教育》。在这种暗杀主义的鼓动下，易本羲谋刺铁良于南京下关、王汉谋刺铁良于河南彰德、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于上海英租界（统称“甲辰三暗杀案”），加上稍后的吴樾炸五大臣，一时间暗杀理论成实际，蔚然风起。

暗杀的第二次高潮，为1907-1908年。由于同盟会丁未、戊申几次起义的失败，党人冀图以暗杀手段来振奋同志精神，鼓舞革命意志。

1905年俄国革命的风潮，加上欧美各国革命史上的暗杀事例，刺激、吸引了大批党人把理论诉诸行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1904年春刊的增刊号刊载了烈士吴樾的《暗杀时代》。这篇系统介绍暗杀目的、手段、志向的文章，文笔淋漓，反清旨意鲜明，而作者吴樾本人又亲携炸弹舍身殉义，故而在当时造成非常广泛、强烈的影响。

老一辈同盟会会员，都把暴动和暗杀列为革命必备的两种方法。

蔡元培、吴樾、宋教仁，包括孙中山（惠州起义前他亲派史坚如去广州进行暗杀活动）无不如此。就连黄兴这样的革命党首脑级人物，也几次想亲自去施行暗杀，最终皆为手下所阻而已。

黄兴说：“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

老同盟会员认为，当时的人民，尚未觉醒。革命党对清政府，心欲去之而力不足，只能用暗杀加暴动，双管齐下。而炸弹、手枪、匕首，种种强力而导致的对清朝达官巨吏的暗杀，第一容易成功，第二暗杀者本人可享“光荣名誉”，第三能促成下层民众觉醒，第四可促进社会“进化”。

更进一步，暗杀过后，清政府必然大行压制杀害手段。如此大的反动力，会愈加引起人民更强烈的反抗。

终极目的，暗杀为因，革命为果。

中国20世纪的暗杀风潮，深受俄国民粹派的影响。革命先行者们一直试图“西验欧洲，东观日本”。他们研究过后，总结出一条规律：革命之先，暗杀可以广播火种。

所以，陶成章、胡汉民、章太炎、汪精卫、陈天华、秋瑾等人，皆对暗杀手段加以推崇。

秋瑾的诗，更激励过无数仁人志士慷慨赴死：

抟沙有愿兴亡楚，博浪无锥击暴秦！

当时，著名的“暗杀团”，大概有七八个：军国民教育会所属的暗杀团（黄兴等）、上海暗杀团（光复会，蔡元培等）、北京暗杀团（吴樾等）、同盟会东京总部暗杀团（方君瑛等）、支那暗杀团（刘思复等）、成记洋货店（李应生等）、京津同盟会（汪精卫等）以及陈独秀在安徽的“岳王会”等。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内，从1900年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开始，到1912年彭家珍炸死良弼止，付诸行动的暗杀，共五十多起。虽然成功的次数不是很多，但影响十分巨大。

有一些辛亥革命研究者简单地把暗杀活动归结为武装起义失败后悲观失望情绪的发泄或是革命“走捷径”的侥幸，实缺公允。

暗杀，是革命党一向的既定方针，是为了唤醒国人迷梦、清除元凶巨憝的有目的的活动。

历史不能简单化，深入思考，方可探其究竟。

大好头颅何轻掷
为什么辛亥革命时期暗杀多

暗杀，在清末那个特殊的年代，绝不能与当今所谓的“恐怖主义”划上等号。

辛亥革命义士的暗杀主义，乃中国古代游侠刺客精神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暗杀活动的结晶，是典型“中西合璧”的产品。

自1900年到1910年十年间，革命党人最钦服的，乃俄国的“虚无党”。“虚无党”，就是俄国的民意党（他们自称“国家主义者”，而并非一般人认为的“无政府主义者”）。

革命党人中的刺客，主刺人很少有为金钱杀人的职业刺客，大多是出身良家的大好热血青年。他们从事暗杀的目的是促成革命，推翻清朝统治。

不过，在当时党人之中，也有不少人把俄国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混淆，以为“无政府”主张和党人理想中的乌托邦是一个概念。这并不要紧，手段是“无政府主义”的，并不妨碍目的是“革命”的。

同盟会等革命党人确实在许多地方与俄国的民粹派声气相通。因为，二者的“英雄史观”相同，即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先行先知的“英雄”，而麻木的人民，则是待警醒的“群氓”。只有依靠英雄的个人，才能唤醒迷醉的群氓。

也就是说，少数英豪血淋淋的人头，可作广大群众的指路明灯，引导和推动革命。

俄国的民粹派、民意党人，其实比同盟会走得更偏、更远。他们一直幻想通过干掉沙皇这样一次性的行动获取全胜。所以，暗杀成为他们唯一的手段。当这些人干掉了亚历山大二世之后，就不愿再进行暴力抗争。他们甚至上书亚历山大三世，希望沙皇能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相比之下，中国的革命党人，大多数要比俄国民粹派清醒得多。他们只把暗杀当成革命重要的手段之一，一直努力联合各层阶级，策划新军，以此起彼伏的暴动和起义，最终推翻了中国数千年的帝制。

中国革命党的暗杀，具有鲜明的历史烙印。他们倾慕司马迁笔下的豫让、聂政等人，但又摒弃了“士为知己者死”的私恩。他们明白表示，他们所进行的暗杀，目的是“宏大汉之声”，是“种族之恩，祖国之恩”，是“为民请命”。

在承继了古代中国侠客敢于牺牲、不畏强暴、一往无前的精神之外，革命党人发扬光大，力倡勇敢之风，力提矢志不渝之气。其目的，就在于浇铸中华新民族之魂。

每个携枪携弹去行刺的革命者，对于自己的结局都一清二楚：不是宰割凌迟，就是枭首挖心。

舍生忘死，玉石俱焚。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慷慨赴死，无外乎有着这样坚定的理念：

与其奴隶以生，不如不奴隶而死！（吴樾语）

当然，清末暗杀盛行的原因，除了革命哲学的灌输以外，还有章太炎等人佛学虚无主义哲学的影响。

章太炎主张用宗教催发人民信心，增进国民道德。为此，他不断宣讲法相宗与华严宗佛学。二宗之学，就是讲在普度众生之时，头目脑髓，均可施舍予人。万法唯心，一切有形之相，无形的法尘，皆为幻见幻想，并非实有。

有此种信仰铺垫，仁人志士自可勇猛无畏，以达致群志成城的目的。

章太炎为了鼓动青年为革命而死，为了使行刺的勇士们觉得自己抛洒热血是“普度众生”，就一直宣扬大开“自戕成仁”之风。有了此种精神麻醉剂，革命青年更能“轻去就而齐死生”。

“一缘既绝，万念俱消。”有了精神的原动力，革命者自可蹈死不顾，潇洒赴死。

暗杀真的有作用吗？当然有！而且非常巨大。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炸弹、匕首、子弹，惊雷贯耳，惊醒沉睡的国人。

史坚如、万福华、王汉、吴樾，一个又一个烈士以身殉国，激发了中国国内以及海外有志青年杀身成仁的伟大志气，打破了国人对清王朝虚伪立宪的迷梦。

暗杀活动不仅陷前朝大小官员于恐怖之中，也使悍酋大吏们谈虎色变，不敢再轻易对党人施以辣手和毒手，甚至出现过这样的怪事——清朝人在北京的宗贵，往往暗自遣人去东京，向同盟会出万两白银以“购买”自己脑袋平安在颈的机会。

数次暗杀活动，最有成效的，当属彭家珍刺杀良弼。这次暗杀，也从最关键处促成了清朝的覆亡。

难怪良弼临死时，他自己都叹言：

“炸我者，英雄也。我死，大清遂亡！”

无须讳言，革命党人的暗杀策略，也有其大缺欠的一方面。首先，他们意识中存在着简单化的肤浅，以为中国的积贫积弱，乃几个清朝大头目所造成，只要宰掉他们，革命就能迅捷成功。此外，暗杀活动进行的时候，他们深知自己羽毛未丰，不敢“扰累”地方，不敢“惹外国人干涉”。又次，各个暗杀团体，山头林立，各行其是。

更天真的是，一些革命党人，一直迷信金钱的力量，“每做一事，开口便道没钱”。所以，出于这种“经济”考虑，不少革命党人觉得：暗杀，只需一两条人命和炸弹，如此去做，从经济角度上“便宜省俭”。换句现在的话说，暗杀这种革命手段，可称“成本低廉”。

暗杀活动最消极的一面，还在于有时会误伤无辜，引起普通民众的反感。以史坚如炸德寿为例，他在地下埋烈性炸弹，德寿本人只被炸下床，毫发无损。而宅前园后的广州平民，反被炸倒的房舍压死压伤多人。如此，则给了清政府以口实，借以煽惑群众，诬蔑革命。

无论如何，那些已经超越时代局限的革命者个人，他们坚韧不屈，百折不挠，以个人英雄主义为激励，声称“人为其难，我为其易”，抛头颅，洒热血，以身殉志，以命酬国，这种大英雄的作为，真真让后人扼腕赞叹。

所谓暗杀手段的是与非，《民报》第18号上以“寄生”为笔名的一个革命者所言最为恰允：“先审其敌，次观其志，而后是非乃略定。”

以下，笔者描述一下辛亥革命期间影响最烈的三个暗杀行动英雄：

史坚如、吴樾、徐锡麟。

百粤山河照眼雄
史坚如刺德寿

在广州越秀区的吉祥路，有个“新墙头街”。街上人来人往，一如广州其他街道，没有任何独特之处。

其实，此处原为清朝末期的巡抚衙门后墙，当时为史坚如所埋炸药炸塌。修复之后，新墙有别于昔日的老墙，故称“新墙头”。沿用至今，成为街名。

史坚如，名久纬，字经如。他后来嫌其字文弱，改为坚如。

史坚如原籍绍兴，出生于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六岁即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

史坚如自幼就不喜八股文章，喜谈古今治乱，精研地理天文、兵法政治之学，深慕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大英雄所为。

所以，他身为文弱书生，内心却激昂壮烈。

甲午战争后，清朝丧权辱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史坚如时年仅十六岁，闻此讯，他悲愤异常，对同学讲：“今日中国，恰似千年破屋，败坏至极，不可收拾。不尽毁之而妄图更新，不能救中国！”

于是，从那时起，史坚如忽忽如狂，终日走马习武，甚至延请日本武士教他击剑，以增强体魄。

待到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人被杀消息传来，史坚如更加悲愤，对清政府完全绝望，并大骂慈禧：“此老妇真真可杀！”

不久，他进入广州的格致书院学习。这个学校乃美国人所开，属于教会学校。在这里，他受到西学熏染，结识了许多与自己年纪相仿的有为青年。读了革命著作后，他深慕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坚定了投身革命的信念。

需要提及的是，史坚如虽年幼丧父，其家却是当地富室，田产房屋很多。为了赞助革命，他一直想以低价尽售家中土地房屋。最终，却因价钱过低而无人问津——乡邻均窃议：“史家根本不缺钱，如此低价售卖产业，难道其中有诈？”

几经周折，他还是把不少财产变现，把母亲接到澳门居住。然后，散尽万两白银，用以资助、交结各方会党及革命人士。

后来，在广州的“东亚同文会”广东支会的负责人、日本人高桥谦与史坚如相识。二人一见如故，欢谈良久。通过高桥谦，史坚如尽知孙中山等人在东京等地的活动，就欲去日本一游，拜见孙中山。

去日本之前，史坚如先到了香港，见到了“革命四大寇”之一的陈少白，并在他介绍下加入了兴中会。接着，他在上海、湖北等地游历，与革命同志畅议天下形势，为日后的起事做精神和物质准备。

以留学为名，史坚如日本之游成行，终于在东京与孙中山见面。二人深谈十余日，一见倾心。

对于这位翩翩美少年，孙中山嗟讶不已，认定他是“命世之英才”。

在孙中山劝说下，史坚如放弃留学计划，回国策划革命。他先到香港，协助陈少白兴办《中国日报》，在理论上大力宣传革命。

1900年，趁义和团乱起、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孙中山决定在广州、惠州二地发起武装起义。

本来，两地准备同时举事，在惠州起义的同时，史坚如将与广州清军中的部分人员及东江、西江、北江三地会党分子共同向广州发动进攻。

正在筹备间，惠州起义先发，清军两万多人前往镇压，局势凶险。为了最大限度减轻惠州方向起义军的压力，史坚如准备采用暗杀手段，先干掉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德寿（两广总督原本为李鸿章，当时他北上与侵华的八国联军谈判）。然后，再准备联合会党、军人攻占广州。

德寿乃清廷封疆大吏，保卫十分严密，向他投弹或者开枪行刺，都非常不易得手。

思来想去，史坚如就决定用炸药炸毁巡抚衙门，给德寿一家来个连锅端。

他先以朋友宋少东名义，在德寿官宅的后花园附近租了一间民宅。1900年10月23日，他本人与几位同志搬入此宅，并搬入从香港购置的烈性炸药二百多磅。

10月26日晚，几个人连夜在屋中刨地，开挖出一条深约五尺的通道，把满装炸药的铁罐陆续放入。到次日凌晨，工作基本就绪。史坚如亲自点燃一根香，把另一头拴在炸药引线上，然后匆匆离去。行前，几个人相约，分开出城，在江边开往香港的轮船上会合，一同逃往香港。

都快上船了，谁也没听见爆炸声。

史坚如不放心，独自一人回返，检查炸药。原来，粤地秋日气潮，引线失灵，炸药未被引爆。

他决定独自一人留下，准备再次进行爆炸的任务。

10月28日，在屋中小睡片刻的史坚如起身，仔细放灯引线，重燃一根香，然后离开了那间房子。

基于上次未能成功的教训，史坚如并未马上远走。他来到西关的华人传教士毛文明（此人也是兴中会会员）家中，静待消息。

不久，轰隆一声巨响，爆炸似乎成功。

炸药肯定响了，但德寿不知死活。为了证实德寿是否被炸身亡，史坚如冒险亲乘一轿，到事发地点察看。

现场一片乱哄哄，衙役、平民乱窜。

最后，消息令人大加气馁。他打听到，花园附近的平民被炸死炸伤几个，德寿本人只被震下床榻，连轻伤也未受。

懊恼之余，史坚如仔细检讨暗杀行动，最终认定是雷管太小，导致部分炸药未被引爆。

确实，二百多磅烈性炸药，德寿卧房如许近，足以把他全家送上西天。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是他们地道挖偏，距德寿睡房太远。

史坚如下决心再举。

于是，10月29日，他准备乘船去香港重新购置炸药。

不料，清廷密探郭尧阶眼线多，一直跟随史坚如。在他即将登船之际，化装的捕役虎狼般涌上，把他当场逮捕。

在南海县衙，清朝官员施尽酷刑，拔光了史坚如的手指甲，遍笞其体。

这位自幼娇生惯养的少爷，一直傲睨自若，只称主谋是自己一个人，未供出任何党人行踪。

由于他是基督教徒，华人传教士、美国传教士急忙把美国领事请来，与清政府交涉放人。

清政府拒绝放人。一是史坚如本人坦然承认放炸药，二是他身上有一份德文书写的炸弹配方，属于“人证物证俱全”。

11月9日，清廷在广州天字码头处决了史坚如。

年仅二十一岁的美貌青年，为革命事业喷洒了他一腔热血。

史坚如为人，观其相片，一长身玉立美男子，潇潇洒洒，恰似文弱书生。

日本人宫崎滔天在他《三十三年落花梦》中，曾这样赞叹道：“彼十八岁少年（应为二十一岁），貌美如玉，温柔如鸠，先天下之忧而忧……”

被砍头之前，狱吏问他有何话要说。

史坚如微笑：“悔矣，恨矣！”

监斩的清官好奇，忙过来套问：“悔什么，恨什么？”

史坚如朗言：“悔甚！恨甚！悔德寿未死，恨我自己先行，没有炸死这个满贼！”

百烈刚肠如火热
吴樾刺五大臣

吴樾（1878-1905年），字梦霞（孟霞），安徽枞阳人。他出身于清贫之家，年少失怙，由兄长抚养成人。性格早熟，遍览群书，青少年时代就已经遍阅诸子百家，作得一手极好的古诗词，但最恶八股文。

二十岁出头，在浙江、上海闯荡几年的吴樾进入保定高等学堂学习。正是在那里，他接触到了最先使他走上革命之路的书籍——《革命军》《警世钟》《自由血》《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这些书籍，或讴歌自由，或揭示清朝入关暴行，或导引革命——由此，本来倾向于君主立宪的青年，一变而成为坚定不移的光复志士。

数年之间，吴樾所识好友，均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陈天华、赵声、蔡元培、张榕、章太炎、秋瑾、陈独秀等。

不久，由于人在保定，吴樾加入光复会之后，担任“北方暗杀团”的支部长。

说起暗杀团由来，还有一段故事可讲。1903年4月29日，由于昏庸腐败的清朝政府暗中与沙俄签订卖国密约，在东京的留日学生五百多人召开大会，组织“拒俄义勇队”，其中包括黄兴、陈天华等人，大家准备去东北抗击俄寇。清政府侦知此事后，认定这些人名为拒俄，实为革命，就与日本政府私下交易，就地弹压学生军。

被日本政府强行解散后，“拒俄义勇队”改称“军国民教育会”。这一次，学生们组织严密，汲取会党经验。他们自制圆形镍币徽章，一面刻轩辕皇帝头像，一面镌有如下誓语：“帝制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我膺我服。”明白地显示出恢复中华之志。

在秘密聘请俄国、日本武师教习格斗、爆炸、刺杀技能的同时，军国民教育会又派出数路人马回到国内，在各地组织革命暗杀团体。

当时，清政府内外上下，立宪呼声高昂，不少人沉迷于此，幻想清廷能发愤图强。

吴樾本人十分激进，也十分清醒。他认为，这种名义上的“立宪保国”，实际上仍旧是清廷的花招。即使立宪成功，最后保的，仍旧是满人，而不是兆亿汉人。

于是，他自排名单，列出了下列数位必定要刺杀的目标：奴汉族者那拉氏，亡汉族者铁良，保清朝的汉人封疆大吏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

1904年至1905年，义士万福华和王汉在上海、河南行刺清朝巡抚王之春及户部侍郎铁良，均以失败身死告终。

当时，正在保定创办《直隶白话报》宣传革命的吴樾愤然而起，高言“手持三尺剑，割尽满人头”，决定舍文就武，去北京亲自刺杀满族青壮派代表人物铁良。他暗杀的目的很明确：“逆贼铁良一杀，而载振、良弼辈必起而大行压制之手段，将生不尽灭我汉族不甘心之志！噫！幸乎，不幸乎？吾敢断言：幸事，幸事！”

吴樾的意思就是想杀铁良后，清政府越镇压，越杀戮，就更能唤起人民奋起反抗之心。

这时候，吴樾在保定高等学堂学业已满。他放弃接受毕业文凭的机会，先前往清朝发迹地辽东等地游历，与张榕等人沿途密议，准备寻机入京师行刺。

张榕比吴樾小六岁，当时才二十岁。这位少爷，祖上乃汉军镶黄旗，正宗的汉军旗人之后。他家财巨富，籍又在旗，却在革命思想鼓动下，一生以“皇汉”自居，时刻准备暴动反清。

来到北京后，吴樾在安徽会馆租房住下，一边等待时机，一边写下他著名的《暗杀时代》。他断言道：

……今日为我同志诸君之暗杀时代，他年则为我汉族之革命时代！欲得他年之果，必种今日之因。我同志诸君，勿趋前，勿步后，勿涉猎，勿趔趄。时哉不可失，时乎不再来。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此日，正其时也！……欲思排外（洋人），则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以革命！革命！革命！我同胞今日之事业，孰有大于此乎！

1905年9月24日，清朝的辅国公载泽、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载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五人准备出国考察，时称“出洋五大臣”。

此前一天，吴樾已经得到了五大臣行程的详细情报，就决定在前门火车站用炸弹行刺。

9月23日晚，吴樾、张榕二人在安徽会馆招待老乡明日聚饮。

席间，吴樾欢歌慷慨，言笑从容潇洒，望之英气如云。当其时也，他已抱必死之心。

转天早晨，前门车站，铁路局提前预备的五节专车在前门车站待发。中间一节，乃五大臣所乘专车，前后四节，是供随员乘坐及载运仆役、行李的车厢。

火车预定十点出发，可八点一过，不少人就络绎而来。清朝官员讲排场，除五大臣以外，前来送行的大小官员，站满了站台，赤乎乎一片红顶子。

吴樾本来穿着学堂操衣上站台，被衙役拦下。他只得匆匆出站，临时买了一套类似随行仆役的号衣穿上。皂靴棉袍，红缨帽。凭借这身服装，吴樾得以混杂在五大臣随员中上了火车。同行的张榕本想也随之上车，但人群涌动，把他挤到了送行人群的后面……

杀人心切，吴樾怀揣炸弹，瞪眼伸头，就往五大臣的花车里面闯。他即将入得花车时，被通道内卫兵拦截盘问。

吴樾解释自己是五大臣手下仆从。他不说话倒好，一说话，露出了很浓的安徽口音。

卫兵大疑。因为，五大臣的仆随，都应该是一口京腔才对。

警疑之下，卫士们把吴樾拦住，七手八脚，准备扭送他下车。

见此情状，吴樾大叫一声，忽然掏出炸弹砸向地面。

当时的手工炸弹，多用“银药法”，即用水银装在炸弹里，扔出时威力巨大。但水银和硝酸，特别容易发生反应，非常不保险，该响的时候不响，不该响的时候总响。最次的方法，乃以导火索点燃普通黄炸药，当时那种情景，吴樾事先已经想到，根本没机会点火。

所以，事前，吴樾采用的是“撞针法”炸弹。即炸弹扔出后，撞针触击，引爆炸药。

轰然一声巨响，血肉横飞，吴樾本人腹溃肠流，当下牺牲，卫士、衙役被炸死好几个。

五大臣呢，却因为吴樾提前被卫士拦住，中间隔有一段距离，没有一个人受到致命的炸击，只有绍英受伤较重，流血不少，也非致命伤……车厢内一片狼藉，人肉、鲜血、木屑、各种碎片，满地都是，车厢顶部也被炸开一个大洞。五大臣惊惶失措，或躺或趴，个个摸自己脖子上的脑袋……

慈禧听说此事后，又惊又怕又恨，立刻下旨让肃亲王耆善亲自主持侦查工作。后怕之余，她严命军队加强颐和园的警戒，生怕有人把炸弹从墙外扔入。

细心人可发现，现在的颐和园北宫门围墙，最上三尺是后加的，正是当时吴樾刺杀事件所导致。

当时，吴樾本人的身体，已经遭受炸弹碎片重创，但头颅完好无损，虽身体血肉淋漓，刚毅面庞依旧怒目圆睁。

清政府马上把他的人头用药水保存起来，进行拍照。然后，印出数百份相片，发给城内的侦探，让他们遍持照片，四处找人认看。

事情真是节外生枝。安徽会馆没人认出吴樾，倒是桐城会馆一个小女孩记性好，说这个人是在我们这里住过的“吴公子”。

拔出萝卜带起泥，张榕最后也被搜捕。

查来找去，差役们在安徽会馆吴樾住房的枕头下，找到了一封信，乃大英雄的绝笔。

在信中，他详尽说明行刺乃他一人所为。好汉做事好汉当，因此避免了牵连许多安徽老乡入案。

更可歌可泣的是，吴樾未婚妻听闻心上人殉国消息，立时自刎殉夫。

吴樾的本名是吴越，清廷审“逆犯”，总要篡改犯人姓名，或把张洛行改成“张落刑”，或就像这样在原名前加一偏旁部首，以示鄙蔑。但吴樾就此而大成其名。

吴樾死时，年仅二十七岁。

在如今的太平盛世，夜读《暗杀时代》，依旧让人血液沸腾：

……以复仇为援兵，则愈杀愈仇，愈仇愈杀。仇杀相寻，势不至革命而不已……予愿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

誓灭胡奴出玉关
徐锡麟刺恩铭

给笔者印象最深的徐锡麟照片，有两张。

第一张，是他身穿巡警学堂制服的戴帽照片，戴深度近视眼镜，文质彬彬，极其儒雅；第二张，是他就义前着囚服、戴镣铐的遗照，目光坚定，含笑怡然。

正是在拍了这张照片后，他被清朝斩首剜心。等待这位大汉义士心肝的，还有恩铭数位卫士。这些奴才鹰犬，为了给主子复仇，烫热烧酒，竟然以大英雄徐锡麟的心来下酒……

“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临刑前，年仅三十四岁的徐锡麟对清朝监斩官慨言。

徐锡麟（1873-1907年），字伯荪，别号“光汉子”。浙江绍兴人。

他出身于中等地主家庭，父祖因多年为人做幕僚攒下不少家业。出生于这样的家庭，自不必言，青少年时代，他受到了非常系统的儒家教育。

与一般“文科”思维不大一样的是，徐锡麟自少年时代就喜欢天文数算，中秀才后，更自制天文望远镜，仰望星空，探寻奇奥。

他十五岁那年，与本县门当户对的王氏成婚。而后五年，红袖添香夜读书，徐锡麟循规蹈矩，终于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考中了秀才。

但是，清朝政府腐败无能而造成的国家糜烂，最终使得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徐锡麟再不能“一心只读圣贤书”。特别是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屈辱，戊戌变法的影响，使得这位文质彬彬的绍兴青年热血沸腾，开始对国事天下事急切地关心起来。

为了效仿当年刘琨、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他习武强身，终日在腿上绑沙袋，长跑疾行，强健体魄。

在清廷推行“新政”的大背景下，徐锡麟受聘为新式学校“绍兴府学堂”的副监督。他一面教育学生深造“理工”科目，一面终日带领学生跋山涉水，锻炼身体和锤炼意志。

1903年，徐锡麟得到公费去日本考察的机会。到了东京后，正赶上留日学生“拒俄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目睹留学生慷慨为国的激昂，徐锡麟深受触动。

他回国之后，恰恰又发生邹容、章太炎因撰写反清文章而遭逮捕的“苏报案”，更使他看清了清朝政府的黑暗与凶残。

同年秋试，徐锡麟中副榜。当时，他已经对科举仕进完全失去兴趣，便回到家乡东浦创办初级小学。从此，他在东浦和绍兴两地奔走，终日劳碌，意在兴学强国。

激于当时沙俄瓜分我国东北的义愤，他在操场上竖立一“俄国人”草靶，日日以手枪实弹射击，一来练习射击技术，二来射之以泄恨。

每日数十次的射击，徐锡麟日后竟能弹无虚发，很有“神枪手”的风采。

1905年，为开阔视野，徐锡麟到了上海。在那里，他见到了浙江老乡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等人，并加入了光复会。这也标志着他终于成为真正的革命党人。

在蔡元培等人的开示下，徐锡麟年底返回绍兴，四下联络散布在民间各个行业内的会党人士，相约排满抗清。

两个多月里，他行走数县，不辞劳苦，黑道白道全介入，结识了不少会党首领，比如张恭、王金发（此人日后为秋瑾报仇，杀了好几个叛徒和告密者）等人。

在与会党“龙头”们的交往中，徐锡麟觉察出这些“黑道”团体在蕴有极大革命力量的同时，也缺乏凝聚力，组织涣散，各自为政。特别不足的是，他们的政治意识极其淡漠。所以，开办学堂对他们进行系统性训练，尤为必要。

这一年，徐锡麟还结识了秋瑾，并介绍她加入了光复会。

徐锡麟四方奔走，在东浦堂而皇之兴办“大通师范学堂”，遍开国文、英文、日文、历史、理化、体育、兵式体操等课程，每期六个月，结业文凭由绍兴官府发放。文凭的背面，记有暗号，作为日后起义的凭据。这样一来，大通师范学堂就成为各地会党在当地的落脚点和训练所，也成为光复会在浙江的指挥中心。与现在私人办学敛财误人子弟相反，徐锡麟当年赔本办学，一心只为革命。

在红红火火办学的当口，陶成章与徐锡麟想得更远。他们见同志中家境殷实的人不少，就商定鼓励富裕者出钱捐官，向清政府的陆军中进行渗透。

清朝末年，买官跑官是公开的，加上徐锡麟的表叔俞廉三又是湖南巡抚那样的封疆大吏，几封亲笔书信一写，徐锡麟等人很快就拥有了“道台”“知府”等官衔。

为了学习真正的陆战知识，徐锡麟在1906年去日本，准备进入日本陆军学校深造。

阔人亲朋多，当时，在横滨码头上，站满了前来迎接的绍兴老乡。其中，有一个平头小个子年轻人，站在人群后面，丝毫不起眼。徐锡麟没记住他，他却记住了徐锡麟。这个人，就是后来的“鲁迅”。

当日在日本负责留学生事务的王克敏，乃清朝老吏，嗅觉灵敏。他觉察到徐锡麟、陶成章等人不是善茬，千方百计阻挠他们入学。

忙了几个月后，未达成入学目的，徐锡麟只得悻悻回国。

当时，徐锡麟怀揣表叔俞廉三的推荐信，在北京待了一阵子，想进入清廷军事要害部门“练兵处”。

奔走数日，“练兵处”未去成，在表叔俞廉三的帮助下，安徽巡抚恩铭来信，要徐锡麟去他手下当差。

恩铭，字新甫，满洲镶白旗人，举人出身。1895年俞廉三任山西布政使的时候，他正当太原知府，二人相处得不错。当时，恩铭深得俞廉三栽培。为表知遇之恩，恩铭主动投帖，拜在老俞手下当“门生”。1901年，时署山西按察使的恩铭遇到天大好机会，外逃返京的“老佛爷”慈禧由西安过山西，恩铭伺候周到，接驾有功，从此仕途一帆风顺，先后当过两淮盐运使、江苏按察使的肥差。1906年，他得补安徽巡抚。

作为一方大员，恩铭自然感念恩师俞廉三当年的栽培。所以，他忙发信，让徐锡麟投奔自己。

临行前，在老家绍兴，徐锡麟与秋瑾会面，共商大事。他希望秋瑾在浙江急切寻觅革命人才，训练队伍，待时机成熟，浙皖同时起义，然后直取南京，占领长江领域的重镇坚城。同时，他也向秋瑾表示了自己此次安徽之行流血革命的决心。

秋瑾虽属女流，却不让须眉。她听完徐的计划，目眦尽裂，与徐锡麟相约，要为民族为国家流干最后一滴血。

1906年9月，徐锡麟抵达安庆（当时的安徽省会）去见恩铭。

见面之后，恩铭态度很热情，办事却不是十分积极。待了三个月，只给了徐锡麟安徽陆军小学堂“总办”一职。这个学堂只有一百多个学生。

恩铭虽官场多年，但此举并非辜负恩师俞廉三厚意，乃意在一步一步栽培徐锡麟，让他先从“基层”做起。

强忍住内心的失望、郁懑，徐锡麟韬光养晦，踏踏实实地办事，工作尽职尽责。不久，俞廉三又给恩铭写信，催他重用表侄。

恩铭不敢怠慢，加上徐锡麟口碑甚好，勤勤恳恳，就立刻升任他为巡警当堂会办。当时的一把手督办，是满人毓朗兼任。此人正职是安徽按察使，所以巡警学堂的实权，实际上全由徐锡麟掌握。

在巡警学堂内，有青年学生三百多人。为此，徐锡麟严格督课。他常常集合训话，向这些年轻弟子灌输民族振兴的思想，教育他们发愤图强。

当然，革命道理，不好明说。因为学堂教务人员中人多眼杂，其中的收支委员（即财务处长）顾松是个满人，对徐锡麟十分警觉，不时前往恩铭处告状。

恩铭也烦，对徐锡麟又不好说重话，只得把“恩师”的这位表侄唤入内堂，半吓唬半敲打地说：“有人说你是革命党，你一定好自为之，别惹出乱子！”

徐锡麟处乱不惊，也不多争辩，忙作揖回禀：“望大帅明鉴！”

恩铭摆摆手，示意他回去。他根本不相信顾松的话，但又不能完全没有表示。

为了联合军队中的反清力量，徐锡麟利用自己的官场身份，与不少新军中的中级军官打得火热。酒来茶往中，他逐渐和那些军人们摊牌劝导，结交了数位“把兄弟”。几个人歃血为盟，相约起义，推翻清朝。

打仗一定要考察有利地形，他和军官们相约，在（1907年）六月中旬，一起借郊游宴会为名，同去集贤关、码湖等地审验战争地形，准备起义后迅速夺取制高点和重要的军镇。

步步为营之际，上海的光复会却出了岔子。一个叫叶仰高的革命党人被捕后挨不住苦刑，在南京供出了党人名单（叶仰高这个人，日后会在辛亥革命南京战役中出现）。

他交代说，在安徽，有个名叫“光汉子”的人，已经打入政府内部。

两江总督端方立刻派人把名单交给安徽巡抚恩铭，让他即刻抓人。

由于徐锡麟本人还有一个“巡警会办”的头衔，恩铭就把他找来，让他即刻布置警力，四处下乡入镇，按名单上的人名抓人。

看到名单上“光汉子”三个字，徐锡麟倒吸一口冷气。这个别号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

他稳住心神，作尽心尽力状，立刻返回巡警学堂布置。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夜长梦多，徐锡麟只得加快起义的步伐。他立刻派人去上海速购起义所需的弹药，准备见机起事。

秋瑾方面从绍兴带信来，表示他们要在7月6日举行起义。

由于7月8日是巡警学堂甲班毕业典礼，恩铭等人必出席参加，徐锡麟就决定在当天起事，在现场杀死来参加毕业礼的满汉大员，与浙江起义相呼应。

岂料，恩铭看了时间表后，说7月8日是他把兄弟、高级幕僚张次山老母八十寿诞，他本人要去道贺。为此，他要求徐锡麟把毕业典礼提前，改为7月6日。

徐锡麟只得把起义日期提前。更让他意料不到的是，秋瑾返绍兴后，因当地情况有变，浙江起义推迟到7月19日。

对此，徐锡麟更不知情。

安庆方面，他身边真正知根知底的革命同志，只有马宗汉和陈伯平两个人。这二位，几个月前刚刚由上海来安庆。

听说马上要仓促起义，二人也慌，劝说徐锡麟缓发。

“箭在弦上，何可不发！你们放心，只要恩铭被打死，我就宣布自为抚台，带领学生军马上攻占军械所、电报局、制造局等要害地方，然后策反新军，直杀南京！……你们二人最要紧的事，就是刺死恩铭后，学生逃散的时候，一定要把住大门，不让他们出去。稳住军心后，发给他们枪械，让他们听从指挥。”

听上去，这个计划很详密。恩铭一死，其他官吏无兵符调不得兵，又无军械反抗。占领电报局后，又可掐断对外联系，似乎外界对起义事件不能马上知晓。但是，起义一旦爆发，猝发事件极多，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应急预备之策。

简单布置过后，徐锡麟草拟起义公告，印了数十张，准备在起事后四下散发。

然后，他找出五支手枪，自留两支，其余三支交给马宗汉和陈伯平。

忙完这些，已经是7月6日的凌晨。

仅仅睡了三个小时，徐锡麟起身，装束停当，前往巡警学堂准备“毕业典礼”。

早晨八点钟，学生集合完毕。徐锡麟一身戎装，对下面开始训话，大致意思是宣传救国道理，并表示今天要采取“特别方法”，行动起来。

当然，“革命”的意思，他不能明说，仅大讲特讲“爱国”，其中又不断地说采用“特别方法”。堂中学生，皆听不明白他的言语真意。

不久，安徽巡抚恩铭乘坐八抬大轿来到。在众人簇拥下，他迈着四方官步，一脸笑容，步入这个黄泉道场。

按照清朝官场不成文的惯例，恩铭来到后，应该带一帮大小官员到花厅小憩，饮茶聊天。寒暄一会儿后，再办正事。

他刚落座，巡警学堂一直暗中伺察徐锡麟的满人顾松，悄悄俯在与恩铭同来的按察使毓朗耳边，说：“徐道台今日有诈，望大人等不要多留此地！”

毓朗立刻转告恩铭，使得后者感到很不好办。

“俞廉三恩师的表侄，一直受我栽培，他又能干啥？”恩铭思忖。

毓朗趁机起身，对徐锡麟说：“大人今日身体欠佳，不便久留。”

事已至此，徐锡麟随机应变，高声说：

“好吧，希望大帅能走个过场，在操场上观看一下学生的毕业典礼，以示隆宠。”

恩铭不好推辞，只得同意。

于是，恩铭等人在操场的台子上分别列座。徐锡麟等人，率领学生，依次在操场上向他们行礼致敬。

不远的礼堂处，陈伯平、马宗汉也准备动手。

看见操场上衣着齐整、精神昂奋的学生整齐列队，恩铭大感高兴。他清了清嗓子，准备夸奖徐锡麟等人。

未待他开口，台下的徐锡麟，忽然一个箭步上得台来，立正行礼，大声报告说：“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

这句话，正是他们三个人相约动手的暗号。

小礼堂处的陈伯平，立即掏出一个炸弹，直朝恩铭随身的官员群中掷来。

可惜，臭弹未响。

恩铭吓得一激灵，立时惊起身。“何人起事？革命党在何处？”

徐锡麟从双靴中拨出双枪，大声回言道：“卑职是也！”

说着，他连发几枪，子弹全部打在恩铭身上。

陈伯平、马宗汉二人，也风风火火趋前而来，各自朝恩铭开了一枪。

整整七枪，皆中恩铭。可巧的是，弹弹着肉，枪枪见血，却皆未伤恩铭要害。子弹所入，不是恩铭的肚子，就是他的大腿。

救主心切，恩铭身边的文巡捕陆永颐“忠勇”，背起恩铭就想跑。

徐、马、陈三个人手枪齐发，把陆巡捕打得满身血窟窿，栽倒在地，恩铭复被摔于地上。

这时候，三个人弹夹内子弹悉数打光。

枪响过后，随行的官员和操场上的学生炸窝一样，四处乱跑。

趁三人回屋重装子弹之际，恩铭的亲兵缓过神来。他们慌忙抬起“大帅”就往学堂外面跑。

终于有命跑出，亲兵们就把恩铭大头朝下扔进轿子里，急喝轿夫抬着他狂逃。

陈伯平腿快，装弹迅速。他朝轿子追上去，抬手就是一枪，正中呈外翘姿势的恩铭臀部。

歪打正着，子弹一直射到恩铭的心脏附近。恩铭在医院辗转哀嚎了一个多时辰，伤重身死。

告密的顾松正要跑，被马宗汉抓住，踹翻在地。

徐锡麟咬牙切齿，扬起手中马刀，兜头乱劈这个满人。马宗汉不含糊，上前一枪，把顾松的脑袋打开了花。

徐锡麟纵上高台，对惶愕的学生大呼：“抚台已经被杀，快从我革命！”

学生们懵懵懂懂，领取了枪械子弹后，在徐、马、陈三人率领下，往攻巡抚衙门。

恩铭卫队先行抵达，已经在周围严备。

于是，他们改攻军械所。

行进过程中，不少学生弃械而逃。到达北城门附近邓家坡上的军械所时，只剩三十几个学生携枪跟随。

即使如此，如果他们占领此地后，凭借原垒高墙和充足的子弹，在抵御清军最初的进攻后城外新军中的同志能够及时响应，徐锡麟仍旧有成功的机会。

守卫军械所的清军军官很机灵，他逃跑时，顺手把地下室内的库房钥匙带走。

面对大锁加几寸厚的大钢板，徐锡麟等人无计可施——所有枪械弹药均在其中，一颗子弹也拿不到手。

先前派出送信给新军的人，也因城门紧闭而不得出。

硬着头皮，三个人率领学生死命抵抗。相持不久，陈伯平就中弹牺牲。

马宗汉也负伤。辗转呻吟中，他向徐锡麟建议：放火焚毁军械所，与敌同归于尽。

徐锡麟不同意。“如大火烧起，势必引起弹药库爆炸，那样的话，不知会炸死多少百姓！”

在重赏之下，清军发起人海战术死命进攻，最终攻克了军械所。

弹尽援绝，起义众人只得四处逃散。

失却墙体屏蔽，学生们纷纷倒地，徐、马二人最终皆被生俘。

作为首犯，徐锡麟立刻被押入巡抚衙门受审。

按察使毓朗怒不可遏（此人乃爱新觉罗宗室，末代皇后婉容的外祖父），叱问道：“抚台待你实有厚恩！即使想要行刺，你平日有很多拜见抚台于家中的机会，奈何非要于大庭广众中行此杀人之事？”

“抚台确实待我甚厚，私恩也。我杀抚台，乃为我大汉复仇，堂堂公理，定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行之！”

昂头说完，徐锡麟忽然问：“抚台死了吗？”

毓朗冷笑。“只受轻伤，料也无妨！”接着，他忍不住，恨恨而言，“明日，你将被剖心挖肝！”

闻此言，本来低头气沮的徐锡麟，仰头哈哈大笑：“如此说，抚台肯定死了！好！好！你们可把我剖心断足，碎剔凌迟，只是别难为被捕学生，他们都是在我逼迫下才参加行动的……”

其间，清吏细审起义幕后策划人、主使人以及安庆城内的同党，徐锡麟均不招认。

他接过纸笔，洋洋洒洒，纵笔千言，自道革命因由：“我本革命党大首领，捐道员到安庆，专为排满而来，做官本是假的，使人可无防备……我蓄志排满，有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本拟再杀铁良、端方、良弼，为汉人复仇，乃竟于杀恩铭后即被拿，实难满意……革命党本多，在安庆实我一人。为排满事，欲创革命军，助我者，仅光复子、宗汉子（指陈伯平、马宗汉）两人，不可拖累无辜。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他亦不配使我行刺。”

为了迅速平息事态，稳定南方的人心、军心，清政府电报往来，决定尽快处决徐锡麟。

案结讯毕，清吏派人在行刑前给徐锡麟照相。

拍了一张后，徐锡麟表示不满意：“刚才我没准备好，面上无笑容，岂可留之后世！一定要再给我拍一张。”

照相师听命，立刻又给徐锡麟照了另外一张。

这张照片，即我们今天在辛亥革命档案中常见的那张英雄微笑的相片。

7月7日凌晨，安庆辕门外，徐锡麟慷慨临刑。

就义时，他三十五岁。

8月22日，他的战友马宗汉也被清政府斩首，时年二十四岁。

7月14日，根据徐锡麟之弟徐伟所供，清廷派重兵逮捕了绍兴的秋瑾，并于7月15日把这位女英雄处决于绍兴轩亭口，时年三十二岁。

秋风秋雨愁煞人！

在鲜血蔓延中，在清廷的恐怖中，在令人窒息的沉沉夜色中，革命的血色黎明，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