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保路大起义：辗过清朝心脏的辛亥革命

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为一个外表看似极其强大的东亚政权，清朝其实在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的乾隆“盛世”时已经显露出它外强中干的秘密。这个老大帝国在当时的亢奋期，已经被那个不肯向“大皇帝”屈膝下跪的英国人比拟为一艘外强中干的“破船”。

鸦片战争后，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大清帝国的国门，清政府被迫开放了工商业，民营经济开始得到迅猛发展，契约精神越来越代替道德约束，成为地方社会治理的基石。

普通民众的致富愿望和民主意识在日益增长，但由一个“异族”统治的专制、腐败政府却依旧感觉良好地我行我素。晚清的国家权力，虽然比起先前已经大大弱化，但作为强权政府的习惯性思维，依旧使得北京中央政府觉得自己在地方事务上可以恣意妄为。这种根本不具备司法独立的独裁体制，总在重大事务上视“民权”为无物，加上统治核心阶层根本没有能力（也很少顾及）有效化解公民在集体愤怒的个案时期强烈的敌对情绪，从而最终失去把握社会稳定性力量的关键时机。

近代以来，铁路一直是一个国家交通发展程度的标杆。大概在1864年，英国人斯蒂芬森就已经拟定过在中国建设一个大型铁路网的计划。他以华中的汉口为出发点，西经四川，经云南后直达印度，东达上海。彼时，洋人已有自湖北修铁路入川的打算。

清朝末年，眼见中国这块大肥肉的潜在利益越来越大，各列强一拥而上，纷纷争夺中国的铁路建筑权，并强加借款特权。由于川汉铁路贯通长江中上游，地处中国富庶地区，富饶利多，引起各方垂涎。

自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不敢再和洋人（东洋和西洋）直接冲突。因此，对于这个外交方面的“正常国家”，各列强很少再能找到以战争索赔款的借口。

为了各自利益，列强们就把黑手伸向了中国的铁路，借口修路划立各处的势力范围。军事入侵改为经济入侵，更能榨血吸髓。老奸巨猾加上居心叵测，列强们可谓心机算尽。

1897年和1898年两年间，英法两国取得了修筑滇缅、滇越铁路的特权后，得寸进尺，表示要把铁路延筑至四川成都和重庆两地，然后再与长江流域铁路对接。德国、美国自然想分肥，也向清廷提出“投资”要求。更有甚者，未经允许，英国人自己就派人入川，勘查铁路路线。

无论是“投资”还是“助建”，列强的目的只有一个，无非就是对中华大地展开赤裸裸的掠夺。

四川路权纷争的历史回顾

由于铁路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和国家的兴盛，在四川人民强烈呼吁下，开明的四川总督锡良于1903年上疏，力主中国自办川汉铁路，不让外国人染指。

清廷觉得锡良所奏有理，1904年初，谕旨发下，在成都岳府街挂出了“官办四川省川汉铁路总公司”的牌子。到了1905年，官办改为“官绅合办”，又过两年，终于完全改为“商办”。

面对当时列强强索川汉铁路权利的情势，四川人民非常有危机感和紧迫感。几年来，他们含辛茹苦，一直推动修路救亡运动。前车有鉴，朝鲜、印度以及我国东北地区，当时皆因路权被洋人所夺，最终连带主权丧失。四川人民强烈认识到：“（列强瓜分中国之诡计）其最坚牢而最惨败者，莫若铁路政策！”（《商办川汉铁路公司白话广告》）

川汉铁路的预定设计路线，自湖北汉口经宜昌，过四川夔州（今奉节）、万县、重庆、永川、内江、资阳，最后抵成都，总长1500公里左右。

1906年，川督锡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相约，川汉铁路宜昌段以下，连接京汉铁路干线在湖北境内的铁路，由湖北省负责修筑；宜昌以上湖北境内的铁路，由四川省修建。铁路修成后，经二十五年时间，再由湖北省政府备价赎回。而四川省的铁路，皆由四川省筹资修建。

由于鄂、蜀两地山川险峻，修筑如此长的铁路线，初步预算高达五千万两白银。为此，四川人民出钱出力，倾其所有，积极认购股票，连在日的四川籍留学生也踊跃筹款，四处号召集股修路，并带头认股。

根据锡良所定的《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川汉铁路的修建，只召中国人入股，既不借外债，也不招洋股。集资和股款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认购之股，乃官绅商民自愿以资金认购股票者；

第二，抽租之股，凡业田之家，收租十石以上者，按该年实收之数，抽取3%。照市价折合银两后作为铁路股款（各川县“酌情更改”，起征点非常不同）；

第三，官本之股，以国家资本投入公司作股本；

第四，公利之股，川汉铁路公司筹款办实业，收取余利，然后再投入，以作铁路股本的股份。

1903年中国铁路

在上述四种股款中，抽租之股（租股）所占份额最大，以1911年集资银两的近一千二百万估算，租股占76%以上。也就是说，当时全川七千万人民，不论贫富贵贱，均因租股而与川汉铁路扯上了干系。这样一来，川地铁路就关涉到四川全省中小地主以及广大劳苦农民（自耕农和佃农）的根本利益。“川路股款，独持人民租股为大宗”。（《邮传部奏折》）

六年间，租股征收总额超过九百二十八万两白银，相当于同时期四川省地白银税额总数的三倍，并超过以商股为主的浙江铁路实收股总额的九百二十五万两，多于湖南铁路和湖北铁路全部实收股款的八百六十四万两，甚至接近苏路、赣路、皖路、黑省、同蒲、洛潼等铁路相加在一起的全部实收总路款的一千零三十万两。

可见，川路租股的征收额，为数甚巨，牵涉在四川的经济利益，不可谓不大。租股同“有去无回”的“封建”捐税相比，有着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因为，租股股票，乃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有价证券，可以自由买卖和转让。一旦路成，租股股票与购股股票具有同等价值，都可以分取红利。

作为垫支资本，租股在川汉铁路中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有人可能奇怪，既然修路有利可图，为何清政府没有实行“官办”呢？这是因为，当时清廷赔款压力巨大，而要举办的“新政”也极费钱。在此拮据状态下，清政府根本无力参与这项估款达五千万两白银（甚至更多）的工程。

川汉铁路自1906年就开始了勘路工作，1908年又聘主持京张铁路工程的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几万筑路工人加紧修建，至武昌起义前，已经修成铁路三十多里，因桥洞未完工的未通车铁路也有八十多里。

相较之下，湖北方面，由清廷聘请洋人为总工程师的宜昌以下段川汉铁路，没有丝毫进展，仅仅做了点象征性的测量工作。

川汉铁路矛盾的加剧

统而言之，腐朽至极而又无能无效率政府的一大特色，就是对内极凶残，对外极“忍让”。让列强捡现成的大便宜，激起亿万民愤，是清政府作为主权政府最大的失招。

眼看着川汉铁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越办越好，洋人们心急如焚。他们通过外交、报纸等手段，极尽恫吓、诬蔑、要挟之能事，认定川汉路这种不借款、不雇洋人的“自行其是”，会导致“中国前途叵测”。他们还煽动说，清政府把路权下放给各省，实在是“政府一大错误”。

在威逼利诱下，1909年6月7日，张之洞率先与英、法、德三国银行签订了湘鄂境内的粤汉路聘用英国人为总工程师，川汉路（湖北宜昌段）聘用德国人为总工程师的合同。

见英、法、德三国捡得大便宜，当时还属于列强“小弟”的美国人眼红不干了。在清廷与英、法、德三国谈判的时候，美国已经组成了由摩根银行牵头的银行团。经由美国国务院策划，他们要求加入“国际”银行团并占取主导地位，以图“利益均沾”。美国总统塔夫脱本人直接致电摄政王载沣，对清廷发出“警告”。于是，在其他三国点头应允的情况下，美、英、法、德四国成立了“四国银行团”。

列强们紧锣密鼓开始分赃谈判的同时，言辞严厉地“照会”清政府，要求尽早正式签订契约。与此同时，对于如何“分肥”，四国银行团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谈判长达近一年之久。直到1910年5月下旬，四国银行团才在法国巴黎签订了协议，把借款总额增加到六百万镑，决定借款和材料购置的处理权由四国银行团平均分配，总工程师的委任由四国分段承担，并擅自商定把修路范围扩展，向南延伸到广东，向西延伸到四川。如此重大决定，他们事先竟然连招呼都不打，视清廷为无物。

四国协商决定后，急催清政府依照他们的意思马上实施，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立刻签订正式的合同。在洋人的巨大压力下，清政府又送上一杯羹，与美国人谈判，想先弄一笔“整顿币制借款”。

19世纪后期，世界市场的金银比价发生变化，银价下跌，对日赔款和庚子赔款需要以金币外汇支付，这使得清廷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为此，清廷内部开始研究如何将国内银币整齐划一。当时，流入国内的外国银元非常杂紊，各省所铸银币成色不一，于是清廷决定要把国内银币的成色统一为千分之九百，重量为七钱二分。所谓的改革币制，需要非常大的一笔款项，清廷对外借款的目的，不是真的为了币制所需，其实是为了拿这笔钱来填补国内巨大的财政亏空。

美国人不敢自己独享这等“好事”，与英、法、德三国会商，最终决定四国银行团一起参与清国的币制借款，总数为一千万镑，清廷以五厘利息递还。签订了这项合同后，迫在眉睫的就是要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合同。

清政府当时之所以如此急切地与美国等四国签约，研究者们一致认为是清廷“讨好”四国，但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1911年2月17日，沙俄要在中国东北设立“军事观察站”，这其实意味着俄国对东三省武力兼并的开始。吓破胆的清政府急忙求助于美国银行团代表司戴德。据司戴德当天的日记记载：“这些满洲人吓得半死……我派人叫总督的代表到这里来。我告诉他，俄国人的打击已经来到了……我催促他，立即向摄政王、载涛和其他人做工作，明确地告诉他们：中国在目前的困难处境中获得英、美、德、法四国外交支持的唯一希望，在于立即缔结湖广贷款与币制贷款协定。”

正是在沙俄军队直捣“神京”的惶骇情绪煽惑下，在寻求美国等国庇护的胁迫下，清政府才迫不及待地同意了币制贷款的签订，并原则同意签订湖广铁路贷款协定。对此，居心叵测、贪横狂妄的四国银行团还不放心，威胁清廷说，缔结湖广贷款协定，乃是他们履行币制贷款协定的先决条件。

短视、昏庸、怯懦的清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在1911年5月9日（“皇族内阁”成立的第二天），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5月18日，清廷起用先前窝里斗被罢免了直隶总督的端方，任命他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准备强行接收粤、湘、鄂、川四省铁路公司。5月20日，清廷派盛宣怀与美、英、法、德四国列强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六百万英镑，以两湖厘金盐税作担保，允许四国享有陆续借款的优先权及展路权。

如此，距离宣布铁路国有后仅仅十天，清廷一纸契约，就断送了两湖境内一千八百里的路权，且即将把全部的粤汉、川汉铁路拍卖。

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立宪派激进人士都认为，清廷的“铁路国有”，究其所由，内里不过是替四国列强从国人手中把路权夺走，变相没收人民的财产。面对如此“卖国”之举，连清政府所派的代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也怒叹：“（此）合同，乃举吾国之国权、路权，一畀之四国！”

平心而论，仔细研究，“铁路国有”政策虽是清廷的“卖国话柄”，也有其起因与难言之隐。

早在1898年，清廷允许张之洞、盛宣怀等人主持开办粤汉铁路，由驻美公使伍廷芳在华盛顿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十二条，约定三年内完工，借债四百万英镑，期限四十年。合同期内，应允给美国公司余利的1/5.四百万磅，九折实付，息金五厘，这一合同使中国在借息、折扣、选路管路等权力方面丧失甚多，国人纷纷反对。

张之洞事后察觉不妥，就以合兴公司拖延工程、私下兜售股票为借口，要求废约。最后，中国方面以六百七十五万美元的巨款收回了粤汉路权，虽然缴纳了巨额“学费”，毕竟买回了面子。张之洞本人因废约之举，转脸而成为“民族英雄”。声名再好听，实事总要办。等到张之洞向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乡绅表示要筹款修路，大出他的所料——有钱人不作声，无钱人一张嘴。无奈之余，张之洞只得向英国借了一百一十万英镑，先补偿给美国的合兴公司。

可见，一直以来，中国士绅们往往“口头”爱国很厉害，轮到让他们出真金白银，就都不吭声了。

张之洞认为筹款修路历时持久，十年也凑不到足够的钱数，于是主张向英国借款。1909年6月，他与英、德、法三国签约，借得五百五十万英镑，95%折扣，利息五厘。这一借款，与先前的美国借款相比，优惠不少，且在铁路修筑管理权、材料购买权上，没让对方占太大的便宜。但是，先前已经被点燃的民族情绪支配了舆论，反对呼声日益高涨，都认为既然是“去美来英”的结果，那么原先的合约不如不废。

即使商办的川汉铁路，士绅管理者们层层盘剥，而“中国特色”管理也拖得工程进展缓慢。所以，清廷宣布“铁路国有”也有其无可奈何的一面。但他们想不到的是，老百姓“觉悟”不会那么“高”，革命党人以及川汉路大股东（由于贪腐过甚，大股东们最怕查账）更是心有所图，因此导致了最终四川的保路大起义。

而且，放眼当时世界，铁路的国有化，其实正是趋势和潮流。无论是德国、荷兰、意大利、比利时，还是日本和墨西哥，都在对铁路实行或者实现了国有化。特别是日本，日俄战争之后，政府发行了近五亿日元的公债，把十七条国内的主要私营铁路干线全部收归国有，并在1906年颁布了《铁道国有法》。

清廷刚刚开始筹划铁路国有的时候，不少有识之士对此都抱持赞成态度，特别是在川汉铁路公司的会议上，与会人士反应并不激烈，即使反对政府赎买的人士，也只表示说“不能随便承认”赎买办法，底气不是很足。正是清廷与洋人接洽的四国借款，才使得国人敏感的神经重新绷紧，政府又一次以“卖国”的形象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此外，摄政王在盛宣怀鼓动下，竟然绕过资政院，只与邮传部、度支部沟通后就直接发布了决策上谕，连皇族新内阁都不打招呼，也激怒了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在内的几个权贵。所以，当日后抗议声四起，连这位庆亲王也拒绝为此事负责，态度极其冷淡。

不过，仔细察看1911年5月9日的清廷“上谕”，其中不少言语，都是当时铁路修建的现实描述：

……中国幅员广阔，边疆辽远，绵延数万里程途，动需数阅月之久。朝廷每念边防，辄劳宵旰，欲资控御，惟有速造铁路之一策。况宪政之咨谋，军务之征调，土产之运输，胥赖交通便利，大局始有转机。熟筹再四，国家必待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划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支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数年以来，粤（广东）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四川）则倒账甚巨，参追无著。鄂（湖北）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竭万民之膏，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旷时愈久，民困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

而在5月14日护督部堂发给端方等人的申文中，也有不少情实之理：

川路奉命改为国有，实因民办艰难，虽竭二十年亩捐，亦不能竣事。滇藏危倡，川路不成，边防难办。川省京官甘大璋等前奏，款靠租捐，专害农民小户，非数十年不能凑成一股，利永绝望，害难脱身。民尽锱铢，局用如泥沙，出入款项，均无报告。路线延长，原估额金九千余万，且现开工二百余里，九年方能完功。全路工竣，需数十年，后路未修，前路已坏，永无成期。前款不敷逐年工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款尽路绝……

国库空虚，支付艰难，清廷确实有许多难言之隐。但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蚕食鲸吞，一步也未停歇过。

透过层层迷雾，回望历史，可能会有学者发现一个奇怪的“巧合”——5月8日，清廷宣布成立“皇族内阁”；5月9日，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为什么清廷全面向洋人“出卖”利权之日，就是预备立宪的破产之时？是历史巧合，抑或是必然的联系？

戴着有色眼镜去思考，似乎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学者们一般都会这样解释：对外，清廷向列强们全方位地出卖国家利权；对内，他们肯定就要结束预备立宪。西方列强入中国，目的无他，定要垄断中国的经济命脉。而立宪派所憧憬的“国会”，目的也在于借助“国会”这种新兴力量，以期能够控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

我们回望历史，可以掸尘扬沙，深入矛盾本质去看当时的事件。

所谓的“皇族内阁”，是在清廷颁布《新订内阁官制》后，实行“责任内阁制”名义下形成的。旧设内阁及军机处被裁撤，成立了由十三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下设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十部，以梁敦彦、善耆、载泽、唐景崇、荫昌、载洵、绍昌、溥伦、盛宣怀、寿耆分任各部大臣。这十三人中，满洲贵族九人，汉族官僚四人。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七人，所以，似乎给人的印象纯属是一个以皇族为中心组成的内阁。为此，革命派和激进人士都认为，这个内阁的成立，就表明清政府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集皇权。

但是，如果仔细究查当时内阁诸人可以发现，庆亲王奕劻本人就是一个改革派，以他名义设计的管制改革方案，已经明确了立法权归属议会。而载泽、善耆、绍昌等人无一不是满洲权贵中最开明者，他们一直推动中国的司法改革，其幕僚中有大量的留美、留法人士。甚至，海军大臣载洵和梁启超的关系都达到称兄道弟的亲密地步。而摄政王载沣建立这个内阁的初衷，也是想把它当作“过渡性内阁”，为两年后的正式国会作准备。如果没有铁路引发的武昌起义，即使是“皇族内阁”，对于立宪派来说，他们所起的作用应该还是积极的。

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地方官绅代表的立宪派，他们强烈要求清朝实现立宪政治，目的在于使用一种和平的手段为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扫除障碍。出于本身的利益考虑，他们当然不希望出现王朝倾覆式的激烈革命。当时听闻政府开始和四国商讨借款的事情，立宪派非常忧急。如果清廷把利权出卖给列强，立宪派在经济上势必失去独立发展的机会。所以，立宪派最担心的，乃“国权”的丧失。

“凡外人之扶植利权于我国也，自铁道、矿山以外，无论其为农为工为商，几有一网打尽之势。故我国欲振兴实业，其必自收回利权始！”

因此，立宪派一直反对与洋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办”，他们认为，“官办”，就等于“官卖”。立宪派所掌握的资政院（国会雏形）与各省咨议局都一直强烈反对清廷的“铁路国有”，反对政府与洋人签订贷款协定。这样一来，自然使外国列强大为恼火。

在19世纪末，西方列强为什么蜂拥而入中国呢？无他，为获巨利耳。由于当时垄断统治日甚，西方各国积累了大量的过剩资本。正如康奈特所言：“（空前的过剩资本）极其深刻地搅乱了西方社会的经济秩序。”在巨额过剩资本的影响下，利率大幅下降，继而引发频繁发生的危机与萧条，甚至是为期达二十年的长期萧条。

在如此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为了自救、避免经济崩溃、躲避“次贷”危机，他们自然先要阻止利率的下降。而最关键一点，就在于为那些巨大的过剩资本找到崭新的、能够赚取超额利润的投资机会。机会在哪里呢？自然在“第三世界”。东方和非洲落后国家，肯定成为资本猛兽贪婪鼻息率先嗅闻的猎场。

资本输出开始后，缓冲了西方国家内部利率的下降，贴现率开始上升，可谓立竿见影。当然，西方资本入中国，不能直接就产生出超额利润。首先，从生产资本角度看，资本必须要先改变形态，化身为生产资料和能产生剩余价值的劳动力；从借贷资本角度看，必须先取得对重要税收、矿山、铁路等大宗物权的抵押，以作为债券发行的条件。

依据上述各种“资本”要求，如果想使生产资本顺利输出，西方列强就必须夺取中国铁路干线以及重大工矿产业的投资让与权；而保障借贷资本输出的前提，就势必要直接对中国的财政金融下手。所以，西方列强要想利用中国这块巨大的市场为他们自己解困谋利，就必须要率先压制中国国内的民族资本。

一向标榜“人权”“自由”为天下先的洋大人们，一反常态，强烈要求清廷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资政院与地方咨议院控制各地的工业与金融。他们不停地吓唬清朝上层，表示说，如果清廷对立宪派让步，“将是个莫大的政治错误”（美国驻华代办费莱齐）……

面对洋人们的压力和来自国内士绅的压力，清廷到底偏向谁呢？中国的工业与金融命脉，是给国会，还是给洋人？“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惯性思维以及清权贵的私心，使他们最终选择了向洋人倾斜。

要想顺利地出卖利权，当然需要一个唯清廷马首是瞻的听话内阁。在这样的背景下，“皇族内阁”就产生了。相比让预备立宪流产，与洋人撒破脸则是更加危险的事情。这种选择，清廷的皇贵们自以为得计。实际上，他们是自掘坟墓，从根本上松垮了清朝的统治根基。

立宪活动的最终失败，使得立宪派悲愤欲绝，认定根本不值得与清王朝图治天下。和平立宪不成，使立宪派最终倾向“革命”。

辛亥革命的成功，又重重加上一个巨大的砝码。

我们再把话题牵回到铁路。

对于帝国主义对铁路的特殊“偏好”，列宁曾经有过一段不俗的分析：“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文明的事业。因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大学教授和资产阶级庸人就有这样的看法。事实上，几根资本主义的干线，已经用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与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了，已经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压迫附属国（殖民地加半殖民地）的十亿民众和‘文明’国里资本的雇佣奴隶的工具。”

特别对四川这块宝地，西方列强一直垂涎不已。英国人肯德在1896年，就大肆叫嚣要把“条约港重庆”变成“远东的‘圣路易’（港）”，不为别的，正在于“这个省份（四川）的财富和资源……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和它比拟的”（《中国铁路发展史》）。法国的印度支那总督杜美也认为，要把法国从中南半岛修往云南的铁路一直延伸到四川，才会有真正的价值。加上德国、美国人的鹰顾虎视，四川铁路无疑成为西方列强的大餐。

七千万四川人民，虽然一直挣扎在饥饿线上，但他们几年来怀抱难以言喻的爱国热忱，不惜卖儿鬻女，竭力抵交租股。不怕别的，怕的就是外国人侵占我们的路权和国权。

盼了许久，等了许久，熬了许久，最终却得来清廷把铁路“收归国有”的虎狼谕令。仇恨的怒火，顿时燎原而起！

作为列强经济入侵领路人的盛宣怀

讲历史，有时一定不能忽视个人的影响。辛亥革命的爆发，直接导火线就是清廷的“铁路国有政策”。而把这项政策变成现实的，则是清末买办官僚资本家盛宣怀。如今，“红顶商人”、民族工业“先行者”的桂冠，都扣在这个民族罪人的头上。他从前的罪恶一转而变为光环。笔者不愤，倒要仔细说说这位“红顶商人”。

盛宣怀（1844-1916年），江苏武进人，官僚地主出身，最早是给李鸿章当幕僚起家。三年师爷当得好，李鸿章赏给他筹立“轮船招商局”的肥缺。早在1876年，他就与李鸿章共同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可以说是很有资历的外交卖国派大员。由于他和洋人打交道日久，熟悉洋人运作的程序，连慈禧也夸奖：“今日看来，盛宣怀是不可少之人。”（盛宣怀《墨斋存稿》）

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西方列强不再依靠商品输出赚“小钱”，而是靠资本输出挣大钱。他们除了直接在中国开设工商业、银行业外，还“提供”财政借款、铁路借款和进行矿产投资。这样一来，盛宣怀这种买办官僚就正好和他们里应外合。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清廷向列强借款达六点二亿多银元，铁路借款达五点五亿多银元。其中，盛宣怀一人经手或谈妥的财政借款占总数的18.5%，铁路借款占57.3%。两者相加，约占总借款的36.79%。为了自己套利，他还以本人控制的汉冶萍公司作抵押，擅借外债近四千万银元，其中大部分借自日本。

观此数字可知，盛宣怀此人，乃民族罪人，也是列强资本入侵中国的带路汉奸。1898年到1911年，西方列强在中国，除了直接经营的铁路外，通过“借款”手段共得到七千二百零七公里铁路的修筑和经营权，而经盛宣怀之手的，就达四千二百三十二公里。

盛宣怀手中最大的一块肥肉是他直接控制的汉冶萍公司。这个公司，旗下有大冶铁矿等重要矿产资源。为了自己盈利，他主要是与日本人勾结，十来年间，先后借日债三千零九十万银元，使得产权日益沦入日本人之手。

盛宣怀所有企业大量聘用洋人，基本由买办当高级管理人员，一直残酷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汗。

自始至终，在与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斡旋、争斗中，盛宣怀把“官办”企业逐渐变为“商办”，其实就是逐渐稀释“国有”股份，变公有为其私有。在他所控制的所有公司中，盛宣怀一直损公肥私，为自己和家族成员谋利不停。

盛宣怀一直努力促成的清政府“铁路国有”，当然不是真正的“国有”，而是把铁路权从人民手中抢回去，再转给西方列强。

常年以来，他最善于在出卖路权、滥借外债中得利。只要合同一签，他本人就可以从中得到天价的“买办佣金”，同时可以借“政府”之名，不断输送利益给他本人直接控制的公司。为了钞票和金银，盛宣怀顶着“邮传大臣”的帽子，“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几乎是赤裸裸地卖国。

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接着又发生了辛亥革命。立宪派们嚷嚷要他项上人头，清廷本想牺牲盛宣怀，革除他的职位。盛宣怀惊骇至极，马上四处哀求洋主子们给他“保护”。洋人们知道此人可用，纷纷向清廷抗议，最终迫使清政府默许他离京出走。

辛亥革命爆发后，这个一直受日本人保护的洋奴四处煽风点火，并在1912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金钱作饵，唆使孙中山等人以中日合并汉冶萍公司为条件，向日本借款五百万日元。

南京临时政府与日本人私订借款合同消息传出后，群情激愤。当大家得知又是盛宣怀从中起作用后，纷纷表示要杀之以谢国人。从此之后，盛宣怀才算消停。毕竟他在国内、国外财产无数，就从日本回到上海当起寓公来，养尊处优，直到1916年4月去世。

盛宣怀在晚清，既无“中兴”大功，又无科举功名（他仅中过秀才），竟能跃至堪与袁世凯等能臣比肩的官位。在时下“大翻案”浪潮中，他摇身一变，还成了“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中国早期工业之父”……坏人得良死，让人扼腕愤怒。

从“文明争路”到武装抗暴

洋人对四川的觊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经开始。经过了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帝国主义势力在四川不断扩张。七千万人的大市场，如许大好山川，不仅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还能同时进行宗教、文化的侵略。特别是1901年《辛丑条约》后，西方列强和小兄弟日本纷纷加紧在四川的全面经济侵略。

《辛丑条约》之后的清廷，完全成为了列强的工具。庚子赔款数额巨大，仅这一项摊在四川人民头上的银两，每年多达千万两。其他各种苛捐杂税，名目奇多，甚至连农民入城担粪也抽税。“粪税”都有，娼妓的“花娟”就不奇怪了。数层盘剥下，四川人民生计艰难，街市乞丐成群，疮痍满目。在这种政治情势下，四川青年的救国救民热望空前。

1902年以后，四川的邹容、吴玉章等人纷纷去日本留学，到国外寻求救国真理。1907年，吴玉章创办《四川》杂志，连同先前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等革命书籍，纷纷传入川地。人民争相阅读，大为感动，对清廷的不满日益加深。

清廷宣布铁路“国有化”的消息，恰似盐入油锅。开始的时候，四川人民反应并非最激烈，反而是湖南、湖北的民众最先表示强烈抗议。

由于1904至1905年间收回粤汉铁路建筑权的斗争取得过成果，两湖人民对铁路这两个字非常敏感。召开大会四处印发《意见书》之余，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首先到北京请愿，湖北绅商学农等各界也群情激奋，奋起反对清廷的作为。

由于一直处于西南僻远腹地，川地人民开始对于清廷铁路“国有”政策反应比较温和。以咨议局为首的立宪派士绅们，特别不敢反应过激，只要求“保存现有之款，求还已用之款”。也就是说，只要国家能还钱给广大股民，也就算了。但是，6月1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和铁路督办大臣端方联合发出“歌电”，明白表示：“欲举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如果四川民众非要筹还路款不可，清廷“必须借外债，必以川省财产作抵”。也就是说，不仅夺路，还要夺款！

清廷如此强硬，公然掠夺不说，几乎不给川民任何回旋商讨的余地。这一来，连最温和的咨议局议员们也不干了，因为这严重损害了他们的自身利益。于是，温和派纷纷联合民众发起保路运动。

6月17日，成都出现了“四川保路同志会”，立宪派人士蒲殿俊、罗纶任正副会长。仅仅半个月，在川地加入的会员已超过十万之众。

初始阶段，胆小怕事的立宪派人士很担心保路运动酿成“民变”。因此，他们高言“文明争路”。在四处安抚大众的同时，他们派出代表去北京向清廷哭诉，希望朝廷收回成命。面对群情激昂、有理有节的请愿人群，当时的署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很感动，表示他自己一定力奏朝廷，为川民请命，即使是被罢官，也在所不惜。

1911年7月，盛宣怀等人收买了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宣布此人为清廷直接委派的国家铁路驻宜昌总理。这种行为，就是绕过川汉铁路公司，直接派人去接收川汉铁路，抢夺路权。这一步棋，清廷也是投石问路，试探这一着是否灵验。

四川人民愤怒日甚，川汉铁路的股东们召开会议，开除李稷的职务，上书纠劾盛宣怀。自以为大权在握的清廷罔顾民意，更发出语气严厉的“上谕”，指示署理川督赵尔丰严办“闹事”群众，并“钦派”李稷为川汉路宜昌总理。

当然，即使如此激动，川民并未武斗，而是仍旧处于“文明争路”的框架中。接着，他们开始罢市、罢课、罢工、罢耕。由此，保路运动开始走向纵深。在这过程之中，连成都执行任务的警察，也在会场上跟随愤激的群众一起哭泣、感动，也就是说，清政府的国家机器内部也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和分歧。随着怒气的日益加深，川民表示开始拒纳对清政府的厘税杂捐。当时的川民，在斗争形式上一直保持克制，以“良民”状态进行抗争。他们四处摆放光绪皇帝的圣位牌，或粘于门首，或供于街道通渠，焚香礼拜，以显示保路运动全无“犯上作乱”之意。

在此期间，革命党人到处串联，煽动演说，致使保路运动的内压越来越大。

短视而急进的清廷，一方面死命催促四川署理总督赵尔丰对川民进行镇压，一方面派出端方从湖北携一部新军入川弹压。由此，本来温和、和平的保路运动，最后被激酿成“保路同志军大起义”。

“股民造反”的保路同志会大起义

枪杀和平示威民众的“成都血案”发生后，给了同盟会以最好的鼓动革命的时机。

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宣布成都全城戒严，封锁一切邮电交通。同盟会会员龙鸣剑、曹笃、朱国琛等人密议之后，连夜赶制数百块木牌，写上“赵尔丰先捕蒲（殿俊）、罗（纶），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外裹油纸，趁夜色浓浓，把木牌投入锦江。

成都周围河网密布，这些木牌顺流而下，沿江流纵横，越漂越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水电报”。说是“水电报”，实则是“木牌檄文”，提前宣告了清朝的覆亡。警讯传出后，在成都附近的“保路同志军”（以下简称“同志军”）率先起义。

同盟会会员、哥老会头领成为带头人，从华阳、荣县、新津、灌县等地揭竿而起，源源不断攻往成都方向，与清军展开血战。

赵尔丰毕竟是经过大世面的清朝干吏，虽坐守孤城，依然方寸不乱，作困兽之态，指挥清军四下阻击。清廷得知四川大乱，非常惶恐，立调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广东、陕西等省派兵合剿。但当时的清廷，百孔千疮，指挥失灵，最终只有贵州、湖北、湖南部分军队入川。

在派出端方入川的同时，清廷指派曾在四川灭义和团有经验的岑春煊入川，帮赵尔丰平祸。岑春煊心里打鼓，一路磨蹭，直到9月底才从上海行至武昌。见各地局势吃紧，他脚底抹油，又托辞回上海。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任命他为四川总督，严令催迫他带兵经由河南入陕，入川剿办。岑春煊很狡猾，见各省纷纷独立，躲在上海租界内不出，终于躲过革命。

四川同志军大起义，兴兵上百万，与清军相互杀伐，愈杀愈惨，愈惨愈杀，终于奠定了四川独立的基础。最早在四川独立的，是荣县。1911年9月25日，吴玉章、王天杰等同盟会会员率同志军六万余人，成立荣县军政府，宣布荣县独立。他们的纲领，正是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所以，荣县独立，开全国独立之先河，时间上要早于辛亥革命。

荣县独立辐射力巨大，进而推动了广安独立、重庆独立以及蜀军军政府的成立。作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重庆地理位置非常重要。1911年11月5日夜，新军排长、同盟会会员夏之时等二百多人在成都附近的龙泉驿起义。他们杀掉清军东路卫戍司令后，挥师东下，经由简州、乐至、安岳、潼南，在合川走水路，兵临重庆城。城内，在同盟会、哥老会影响下的军队很快起义，里应外合，开门迎接义军。

兵不血刃下，坚城重庆光复，“汉”字白帜遍布城内，蜀军军政府成立。重庆义军废清朝宣统年号，以1911年为“黄帝纪元4609年”，竖十八星旗。

11月27日，由端方携带入川的湖北新军两标人马起义，在贵州杀掉了这位清朝大员。

成都方面，在四川大乱后，清廷下令任端方为钦差入川救火。端方首先电令赵尔丰放人。赵尔丰不干，上奏说一旦把蒲殿俊、罗纶等人释放，这些人肯定会“纠合徒党，与群匪联为一气”，并参劾端方，说他的举动会激起更大的祸乱。清廷恼怒，下旨撤掉了赵尔丰的署理川督一职，改由端方接位。那时节，赵尔丰进退尴尬，由于端方还未来得及赶来成都，他只得在城内四调巡防军，把几百万库银收集起来。兵钱在手，赵尔丰想伺机自保。

1911年11月15日，现了红脸又扮白脸，赵尔丰亲自入狱放人，大设酒宴，在督府款待蒲、罗等人。酒席间，他摊出一堆电报、公文，为自己先前的杀人行为开解，说都是盛宣怀、端方那些人撺掇朝廷逼自己干事。果然，蒲、罗等士绅真是“良民”，眼见成都以外的四川大地已势若沸釜，他们心中着慌，立刻宣发《哀告全川叔伯兄弟》一文，恳求大家放下武器，解甲归田，继续当好百姓。

弦上之箭一经发，再也没有回头路。到了此时，任谁出来说话也白搭。辛亥革命爆发后，独立浪潮风起，全国响应。

久经宦场的赵尔丰见势不妙，很知进退，就与立宪代表私下磋商，想来场不流血的权力交接。11月22日，他们共同签署“四川独立条约”。赵尔丰把行政权交给蒲殿俊，军权交与他的心腹、陆军十七镇统制朱庆澜，他本人依旧保有个“川滇边务大臣”的头衔，在城内掌握先前选拔的边军精锐，借以自保。11月27日，典礼隆重举行。赵尔丰把四川总督的大印，毕恭毕敬交与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宣告四川独立。一时之间，成都城内，遍树白旗，中间各绣斗大一个“汉”字。典礼后，参加人员一律剪辫，表示脱离清统治。乍看上去，成都完成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

心中打鼓的赵尔丰所不知道的是，白天他在成都“独立”，晚上，他的老同事端方就在资州被新军杀了头。

可惜的是，仅仅十二天，“大汉成都军政府”就破产。成都城陷于血雨腥风之中。在烟火与杀戮中，不仅平民百姓纷纷被杀，赵尔丰本人也稀里糊涂掉了脑袋。

财富被剥夺，参政欲望大受压制，川民的愤懑如岩浆一样炽热沸腾。作为强势并老到精明的政治家，端方和赵尔丰都栽在了成都。他们希望大清朝长治久安的愿望和费尽心思的苦口婆心，最终换来的是明晃晃的刀锋。

当然，我们尽可祛除“不是专制就是民主”的极端二元思维。从晚清的实际经验看，无论是简单的公共、私人财产处理，还是宪政意义上的国家制度改革，无政府主义都会带来巨大的灾害。个人“自由”，在某种条件下当然会与政府权力发生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但政府权力未必就是个人“自由”的绝对敌人。

可悲的是，晚清的政府权力那样失去公信力，其统治正当性衰弱到比公民个人组成的集体的力量还要弱得多。所以，如果清廷中央少了盛宣怀那样干坏事都理直气壮的坏人，如果地方政府的支持官员能在维护政府权能的基础上小心翼翼地进行政治改革，如果他们能以政治家的审慎和自我节制处理事端，如果能稍稍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事情的结果可能完全是另外的样子。

进入现实利益的博弈领域，罔顾人民高压下的叛逆心理，一切自以为是的强权镇压在宣泄的舒畅过后，都会留下令人忧心忡忡的后遗症，势必引起令人瞠目结舌的、超乎预料的强力反弹。这种发泄性的群众反弹，将会愈来愈多地从自发变为自觉，力量大到超过参加者自身的想象力，并有可能造成一个暴力政权的“猝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