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启蒙光荣与梦想

发生在1900年夏日的那一次对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劫掠，是近现代以来西方列强狰狞面目的最大暴露。当然，他们当时所打的战争旗号非常“正大光明”：第一是根据《国际法》，第二是以战争手段到中国这个“愚昧的东方国家”去“传播文明”。

第一个借口，自1840年以来，一直是西方列强“规范”各民族国家的“世界性法则”；但洋人们第二个借口，似乎极具反讽意味：自诩掌握道德话语权的列强，在1900-1901年间对北京及周围地区穷凶极恶的暴掠狂欢，由表及里，哪里有一丝“报应性质的正义”体现？

与1860年英法联军抢烧圆明园事件相比，1900年八国联军的武装抢劫范围大得惊人，甚至包括了直隶的各个村庄角落，特别是他们登陆大沽后进军天津和通州，只能用“洗劫”二字加以形容。

英法联军四十年前的暴劫，只持续几天的时间；而1900年他们狂欢一样的抢劫，则长达数月。不仅联军士兵、军官、驻京公使（包括公使夫人们）以及官员们都怀着兴高采烈的情绪参加抢劫，连有些英美的传教士也加入抢劫，甚至请求联军保护他们深入民间去敲诈勒索。（伦敦《每日快报》报道；原文来自2000年伦敦Green Books出版的《1900年的中国》，作者弗雷德里克·沙夫。）

1900年的西方媒体已经非常发达，触角深入到中国北方的各个角落，他们一开始就津津有味地报道着这次目的在于解救列强驻京使馆的“史诗般”远征，各国大众也对中国这个“野蛮东方国家”发生了无尽的猜测和想象。

列强在北京的各国使馆人员得到“解救”后，以复仇为名的疯狂杀戮，在中国华北地区持续了很长时间。八国联军以占领军的姿态骄蛮地展示他们的暴力，随意剪掉清朝官员的辫子，任意鞭打官吏，杀戮平民，凶残贪婪，无恶不作。特别是德日两国，极逞凶残。德国士兵臭名昭著，到处杀害所谓的“义和团团民”；而日本士兵则以惯有的残暴，对中国平民展开集体屠杀，强奸妇女，用刺刀挑死婴儿，把列强输入“文明”的粉饰完全撕揭开来。（参见科伦·林奇的著作《文明的战争》，268页）

联军暴力行动的背后，隐藏着洋人们武力表达主张的宗旨。《中国丛报》（Chinese Respositary）有篇文章，对清政府有着如下的描述：

怯懦和傲慢，是中国政府的两个显著特点。他们的行径，像一头乡村的恶狗。这个畜生看见没携带拐杖的生客，便狂吠起来；如果生客闻声放步走开，它就追上去，企图咬生客一口。可是，如果生客立着不走，反而转身并举起手杖对着它，它便退避三舍；如果生客把它痛打一顿，它此后就小心谨慎，不敢见人就吠，甚至俯首帖耳，摇尾乞怜，力图讨好被触犯的人。中国政府对待外人的作风，和乡村的恶狗实在没有什么两样，这是为一般熟悉它的历史的人所深知的……

如此言语，虽然恶毒尖刻，却也从某个侧面反映了洋人们对清政府的“感性”认识。

在联军军队和使馆官员们对抢劫宝物进行拍卖的过程中，少数西方人开始从此次事件中反省。美国斯提尔特少将内心开始不安，他对欧美人平时自称的“正直廉洁”的品质感到怀疑，私下认为抢劫“多少是一种堕落”。（参见斯图尔特的著作《戎马生涯》，252页）

列强在中国的报纸《北华捷报》对此也忧心忡忡地写道：“对于那些野蛮血腥的敌人来说，杀戮和抢劫不过是家常便饭。我们的军队必须压倒这些敌人。但欧洲列强派兵的目的，是消灭这一恶魔而不是去效仿它。如果以所描绘的这种无耻的方式对平民进行的抢劫活动不能遭到整个文明世界强烈声讨的话，那么我们还会犯更多的错误。”[《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1900年8月8日]

这份报纸指出，1860年英法联军不过是被“授权”对清政府的财产进行抢烧，目的在于“惩罚北京政府”。但时下的劫掠，则是八国士兵疯狂地对中国平民财产进行非法掠夺。

一向善于与洋大人们打交道的李鸿章在和洋人谈判的时候，翻阅着洋人教士们印发的汉文版《摩西十诫》，不无讽刺地对金发碧眼的联军使者们讲：“我建议，应该把第八条诫律修改一下，改为：‘不可偷窃，但可以抢劫’……”（参见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的China through the Stereoscope一书）

当时作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也认为，欧洲人对金银财物的抵抗力极其低下，哪怕在他们眼皮底下放一点点诱惑，就会很容易地使他们退化到野蛮状态。出于老牌殖民主义者的警觉，赫德认定联军这种肆无忌惮的抢劫活动会给中国人留下把柄，日后“将被人以其他方式加以利用”。（参见赫德的《中国与华北》一文）

在欧洲本土，八国联军的烧杀抢劫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英国的《伦敦每日快报》作了大量的报道。著名的刊物《评论之评论》在一篇社论中，对列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下了如此结论：“我们已经将文明的外套抛在一边，我们正像海盗时代的海盗祖先们一样行动。我们的文明只不过是深及皮肤，良心对于人的兽性的制约，被中国事件扯得粉碎。”德国的《法兰克福报》和《不莱梅市民报》大量刊发插图报道，记者狄龙也自我反省道：“为什么在杀害中国人民、同时又使自己的军队道德堕落的时候，我们这个文明的、多少热爱真理的民族，竟然还喋喋不休地大谈使中国走向文明的光荣任务呢？”（见狄龙在《现代评论》发表的《中国狼与欧洲羊》一文）

美国人密勒（Thomas F.Millard）在Scribner's Magazine上愤愤不平地谴责八国联军的报复行动是不折不扣的犯罪，并写道：“列强已经被狂乱的报复情绪所支配，它们正在嘲弄世界和平。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把战争拉回到了中世纪。在世界的道德氛围方面，它给将来的一代留下一个污点。”（参见密勒的Punishment and Revenge in China一文）

从1840年开始，洋人们用暴力手段为他们所谓的“自由贸易”开道，打烂了中国原有的通商制度，致使“天朝”门户洞开，西潮巨浪接连排空而来，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坚牢的桎梏。条约制度，逐渐取代了中国已有的东西。

西方列强对中国武装侵略、政治干预和经济压迫，穷凶极恶，巧取豪夺，对于晚清的中国社会矛盾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致使国人对洋人怨毒满胸，加深了中国普通民众对西方人的“误解”和恨意，激化了社会的动荡与危机，形成了一股针对洋人的巨大流言风潮。

愤怨之气，在同仇敌忾中酝酿激荡。

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致使当时的中国社会弥漫着巨大的忧患意识，不安和焦躁，渗透在帝国的每一个毛孔之中。

清末，当“革命”成为风气后，一切可利用的话柄都会被革命者用作刺激矛盾的燃料。巨大的苦难和压榨，使得下层民众不断回顾那些过去的不快，并经过仇恨的扭曲，不可避免地把敌人的面目进行丑化和放大。

巨大仇恨下对洋人洋教的文化偏执

晚清时期，历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信息大环境极其纷杂嚣乱。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民间就出现过《尽忠报国全粤义民申谕英夷告示》一类包含极多传闻色彩的文告：

查尔英夷素习，豺狼成性……尔试揽镜自照，尔模样与畜生何异！不过能言之禽兽而已……天朝茶叶、大黄各样药品，皆尔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尔等畜邦，不知自量，妄称强盛……所用火箭等物全不中用，可见尔等畜类，亦无才能……汝畜类若逆天行事，得罪上苍，天兵雷神，何难将雷火烧尽汝等兵船？……尔虽有羽毛大呢，非我湖丝焉能织造？虽有花边鬼头，非我纹银白铅焉能铸成？尔船只坚固，炮火惨烈，火箭威猛，除此三物更有何能？我天朝平素仁慈，不忍制造此等毒物，伤害尔等。如果狠心制造，何难不诛尽尔等畜类！……

这与其说是痛恨的感情宣泄，不如说是盼天杀贼的可怜愿望的表达。但其中洋人长相如畜生以及洋人们必须依靠茶叶、大黄才能活命的说法，显然是来自民间的以讹传讹。

特别是到1900年之后，大众对于洋人、洋教深恶痛绝。因此，那些依靠暴力和条约作强大后盾在中国大地上传教的教士们，激起了民众极大的反感和警惕——“教主之来，昔以微服，今舆马矣！传教之时，昔以昏夜，今白昼矣！礼拜之地，昔以乡曲，今城市矣！”（同治元年《湖南逐异类公呈》）

而教会势力在不断扩大的同时，还在“治外法权”的幌子下日益政治化、经济化，进而在中国大众中间形成了一个“以入教为护符”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入教的动机不一，相对于从前简单的乡村社会结构，无形中平添了一个新的利益集团，搅乱了原有的比较稳定的生活方式，激惹起反感和非议。

相比佛教、道教等东方固有的传统宗教，基督教在管理宗教事务以外，具有强烈的“入世”特征，不仅仅深入社会生活，也对信徒的个人生活进行干预，从每个侧面都要施加影响。在西方列强强权侵入的大背景下，基督教的“布道”，在普通中国民众眼里有着鲜明的强权色彩。

出于强烈的危机感和自卫意识，痛心疾首之余，不少民间把自发的反洋教运动行为上升到“顺清灭洋”的政治高度，或者是把“洋教”与鸦片等罪恶的符号联系起来——“今洋人者，海船通商，耶稣传教，夺小民农桑衣食之计，废大圣君臣父子之伦，以洋烟毒中土，以淫巧荡惑人心……侮慢我朝廷，把持我官府，占据我都城，巧取我银钱……焚我清宫，灭我属国，既占上海，又割台湾，胶州强立埠镇，中国意欲瓜分……本义民但戮洋人，非叛国家！”

上述揭帖，出现在1898年四川大足，是当地哥老会起事时的檄文。

由此可以想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大民众对于破坏社会结构平衡的洋教怨毒满胸，极尽毁诋谩骂之能事。凭着想象和谣传，他们一步一步把天主教说成是嗜淫好杀的“鬼教”：

现有天主鬼教，暗来散放鬼书。煽惑好人变鬼，药迷妇女奸污。生割子肠奶尖，死则剜取眼珠。男女一被药迷，聪明立刻痴愚。其书本本粪帐，臭比狗屁不如。其教不敬天地，祖宗牌位全无。扫灭圣贤仙佛，只拜耶稣一猪。邪鬼冒称上帝，最该万剐万诛。（《教务档案》，《防驱鬼叫歌》）

切齿之余，谩骂叫詈，字里行间已经没有任何理性思虑可言。

1870年的“天津教案”发生后，中国民间对于洋人洋教的“嗜淫”、迷拐儿童、邪术蛊惑、采割残害等传闻愈传愈广，大众越来越相信其中的离奇内容，众口一词，添枝加叶，渲染“创造”。

甚至连号称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大知识分子魏源，在他的名著《海国图志》的《天主教考》一文中，也这样写道：“天主教，则方其入教也，有吞受药丸领银三次之事……其同教有男女共宿一堂之事，其病终有本师来取目睛之事……”

在他之前，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已经记载过天主教“烹食小儿”的说法。

道光时代做过两省巡抚的大员梁章钜，在其著作《浪迹丛谈》中，饶有兴味地专门开《天主教》一篇，特别漫谈了他“认定”的天主教“剜眼制银”“裸女治病”等传闻，并且记载天主教教士还能制造一种专门能和人性交的机器“裸妇人”，煞有介事地讲那种机器人“肌肤、骸骨、齿舌、阴窍无一不具……”。可见，这么多知识分子尚且如此言辞凿凿，更别提轻信的小民了。

其实，最早剜人眼珠之说，在天津教案的时候就闹得沸沸扬扬，当时曾国藩派人严查，发现教堂中所谓的“数缸”“人眼珠”，不过是传教士们瓶装的腌洋葱头。后来越传越离奇，人们就说洋教士们剜眼挖心的目的，是用这些东西、用铅炼银谋利，并煞有介事、有根有据地宣称：“以中国铅百斤，可煎银八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原价。惟其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夷睛无效……”（《辟邪纪实》）

从史实方面讲，上述大多记载，皆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夸张臆想。虽然确有洋教士行淫之事，毕竟少之又少。迷拐孩童的传说，可能是中国本地匪徒迷拐儿童的案件发生后，为躲避官府搜拿，混入教堂后被不明真相的西方教士收留，遂演变为洋教士迷拐儿童的传说。

为此，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已经详细说明调查结果：“臣等伏查此案起衅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牵涉教堂，并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等语，遂致积疑生忿，激成大变……臣国藩初入津门，百姓拦舆递禀数百人，亲加推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无一能指实者；询之天津城内外，亦无一遗失幼孩家控告有案者。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厥后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揭帖虚实剖辨明白。此次应查挖眼剖心，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其事。”（《曾文正公天津教案奏折》）

在这份奏折里面，曾国藩还仔细分析了谣言产生的原因：

“致津民所以积疑生忿者，则亦有故。盖见外国之堂，经年扃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教堂皆有地窖，系从他处募工修造者……（地窖）不过隔去潮湿，放置煤炭，非有他用。而津民未尽目睹，但闻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又中国人民有至仁慈堂治病者，往往被留（医治），不令复出。仁慈堂收留无依子女，虽乞丐穷民及疾病将死者，亦皆收入……”

而有关洋教士杀害儿童剜心割睛的谣言，当时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西华（Seward）在一封信中已经表示得明明白白：

天主教教徒认为儿童受洗后灵魂会得救，所以常把得重病的婴儿带到育婴堂内施行洗礼，而本来就奄奄一息的孩子们，入教堂受洗后很快就死去。这种做法，让当时的中国人把儿童死亡与洋教紧密联想。加上天主教的育婴堂严格的保密制度所展现的那种“幽闭状态”，更加深了中国人的怀疑。（《清末教案》第五册，《西华致戴维斯函》）

从康熙时代开始，一直禁止外教在中国的传播，不少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以地下方式进行。所以，长期以来基督教的某些活动方式和信仰取向，在国人眼中和那些一直处于非法状态的中国地下“邪教”非常类似。在仇洋的意识下，传言更火上浇油。

八国联军侵华后的烧杀抢掠，刀山血海，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使得各种有关洋人、洋教的传闻像添上翅膀一样，造成了国人受屈之下“集体有意识”的飞速传播。

面对洪水猛兽般侵入的“异质文化”，民间反馈最多的，却是耸人听闻的流言和讹言。导火线一般，传言使得大众心中长久压抑的恐惧感、仇恨感忽然爆发，最终造成了对教堂的攻击和对教民的仇杀。

仔细观察、研究可以发现，这些夸大其词的传言，无不打上我们鲜明的民族保守心理的烙印。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其副产品对近代中国大有裨益——开明的观念和先进的科学思想，三权分立、自由平等的学说，大量的医学、教育、慈善机构的建立，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种报刊……

其间，清廷大员中不乏明白人，有曾国藩、张之洞经过教案鞠讯后的理性思考，也有诸如清政府驻外公使薛福成对光绪年间教案频发的原因就事论事的冷静分析，他得出如下结论：

匪党之得肆焚掠者，挟簧鼓愚民之术也。愚民之莫释疑愤者，信迷拐幼孩之说也。按旧说谓天主教徒，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用以制药，此论不知始于何时。前儒顾炎武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亦已有烹食小孩之说。彼时中外悬隔，偶得传闻，并非事实。然是说之流传也久，则人心笃信者众……耶稣之说，亦以仁慈为宗旨，岂有残酷至挖眼剖心，而欧洲各国习以不怪者？即彼（欧美）之精于化学、医学者，亦谓无心眼入药之理。斯必灼知旧说之讹传……（薛福成《分别教案治本治标之计疏》）

这种高层次的理性化思考和分析，在晚清时代仇外、排外的群众运动中，显得那样苍白，几乎没有任何听众，也没有起到丝毫破除虚妄障蔽的谐振效应。

新教传教士杨格非曾经在一份给教会的报告中，愤愤不平地写道：

中国人似乎是我所见到和了解到的最漠不关心、最冷淡、最无情、最不要宗教的民族！

如此偏激的话语，确实也印证我们民族性的一个方面。无论是以儒教为宗的上层阶级，还是以多神崇拜为主的下层民众，宗法社会下的中国，往往淡于真正的宗教崇拜。即使是那些民间传导力较强的“邪教”，他们所能吸引民众的最大奥义也无非是“入教避邪”的实用主义，生存的安全感，远远大于宗教的神秘感和虔信感。

清末大众政治化的传闻散播，对于“洋鬼”的“妖魔化”，是“回顾政治”中冀图冲突永久化的一种表现方式。

苦难，巨大而悲惨的民族共同回忆，本来能让一个民族站起来，但是，只有神圣化的苦难才能让人站起来，歪曲的回忆和处心积虑地丑化敌人，当杂乱的仇恨退潮之后，只能给人留下无尽的笑柄。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日趋衰落的今天，一个民族要真正强大，理性反思历史尤为重要。

在仇洋排外情绪下，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理性化、近代化的脚步，有时候显得那样沉重，那样蹒跚。

“外滩公园”的故意误忆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每当民族主义蒸腾的时候，这个深印在中国民族记忆中包含羞辱的牌子，总是被人们抬出来唤醒历史的记忆。其实，这个时时被翻抬出来的牌子，不过是某些人刻意放大的臆想。

现在的“黄浦公园”（当时叫“公家花园”），大概在1885年建成。十多年后，上海租界的管理当局“工部局”公布《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主要内容有六条，其中第一条是“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第五条是“除西人仆佣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参见1903年印刷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章程》）。一直到1928年，这个章程都没有什么改动。这个公园规则，虽然有歧视华人的内容，但是也并非后来渲染的那样耸人听闻。

可是，一旦有人把第一条的“犬”和第五条的“华人”联系在一起提出，变成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就一下子让人热血沸腾了。

最早抗议工部局当局禁止华人入公园的人，都是当时所谓的“高等华人”，他们那时的所作所为，根本没有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

1885年，怡和洋行的买办唐茂枝等几个人给工部局写信，认为自己也是租界的纳税人，有权进入公园，并对同为黄种人的日本人、高丽人能入园表示出愤慨和不平。

过了四年，上海道台龚照瑗依照中国士绅对中国式“公”的概念解析，也对唐茂枝等人表示了支持。他以政府名义去信工部局，认为无论是从种族平等的角度还是土地主权、建园资金来源的角度，华人都应该可以入园游览。对此，《申报》也大加赞同，发文章批评租界当局。

在舆论压力下，租界的工部局在英国驻沪领事的授意下，从1889年起，发给华人游园证共一百八十三张，每张可供四个华人入园。但到了第二年，游园证就停止发放，原因是有华人更改游园证的日期，使用加以涂改的过期游园证。

特别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当时有华人偕妓入园，狎昵纳凉，而那些喜好鲜花的妓女们常常折采园花，甚为洋人诟病。为此，工部局在1890年的年报上详细说明了理由。

类似踩踏、攀折的事情，在上海屡见不鲜，徐园、张园以及哈同花园对外开放时，国人纷纷采花践草，遍地狼藉，气得犹太富商哈同日后再不对外开放自己的私人花园。

游园证停止发放后，也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弹，因为，同年年底，租界当局已经在苏州河南面建成了“新公园”，专门对华人开放，所以当时这个公园也称为“华人公园”。由此一来，就没有什么人过分关注此事并再表示抗议。

最早提出抗议的唐茂枝等人都是为洋人办事的买办、翻译出身，有的人还有美国国籍，他们取得工部局答复和相关权力后，自然没有不依不饶，后来都不再对公园禁止华人入内表示意见。

自1900年后，出于民族主义的激愤，国人开始努力“挖掘”和夸大外滩公园的几条规矩，并把第一、第五条合并，愤怒质问为什么“华人与狗不准进”？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最早在文字上提到上海公园“犬与华人不准入”七个字的，却是周作人。他在1903年9月11日（光绪二十九年）日记中提到此事，绘声绘色地叙说：“（公园）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

有心人如果对周作人的文字仔细推究，肯定会起疑：所谓的“金字牌”，怎么看怎么像是小说的手笔。公园告示，何必用金字牌，何必还“大书”？污辱性告示，有必要写那么大的字吗？

此后，蔡和森、孙中山等人在日后的文章和发言中，陆续提到这件事情，连外国小说家威尔（Weale）在1914年的小说中也提到此事。1917年，美国人拉妥瑞特（Latourette）在《中国的发展》一书中，更非常强调地提到了上海公园的这个标志。

在1900年后的大背景下，国人戴着民族主义的眼镜，一步一步从历史的想象中，把上海公园内洋人颁布的六条告示中的其中两条拼合在一起，并在1901年、1903年的拒俄运动、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中逐渐升温。在民族情绪的蒸腾下，“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个公园告示，由历史的“记忆”开始，逐步被激活成历史的“事实”。在民族“革命”的推波助澜下，这个子虚乌有的“招牌”，一下子成为种族受迫害“当事人”必举的证例。

即使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当时当地，中国不少内省型的知识分子对上海公园的事例皆保持清醒头脑。他们纷纷指出，当时工部局当局之所以限制华人入园，主要是国人不讲卫生、随意便溺、乱采园花的陋习所致。因此，学者杨昌济（毛泽东老师）在当时就愤愤不平地写道：

平心论之，华人如此不洁，如此不讲公德，实无入公园之资格。西人所为，虽欺人太甚，亦吾国人有以自取之。不急改良习惯，养成与西人平等交际之资格，则此等耻辱终涤洗无期。（《教育上的注意之点》）

如此理性地对国人公德欠缺的反省，日后在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民族主义者的喧嚣声中，全然消散不见。

作为当时的弱势民族，国人对于上海公园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应，可以理解为被边缘化、疏远化之后的过激表现。苦难不能抹杀，但也不能抱持一种激进的反思去故意放大被误解的历史回忆。

在所谓的“后民族主义”时代，真实的情况是，民族主义重新崛起，麻痹的历史记忆苏醒后，肯定变得更加敏感，人们更会有意无意地从历史深处去钩沉那些陈旧的具有标志意义的苦痛。

其实，这种矫枉过正并非是民族自我尊重的好办法，回拨历史的指针，不能带给我们什么“警醒”，只能带来模糊的仇恨和忽然涌上的愤怒，最终把发黄记忆照片中的敌人复活为假想敌来泄愤。

作为具有生命力的强大民族，如果我们总是沉浸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怨愤，肯定是非常不健康的。具有高度自由感的民族主义，应该摆脱血腥和暴力，学会宽容与审慎，以一种理性的、没有误解的修辞和“祖国的历史”联系起来。

与其去深挖民族的“耻辱”，不如去回顾淹没在岁月中和意识形态阴影下的那些真正的民族英雄；与其不加反思地盲目仇恨，不如巩固我们民族伟大的理想，珍视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参照民族历史中的特定文化、历史、宗教、信仰，去重新构建真正的自信和美德。

民族主义绝非种族主义，更不是以文化承诺和文化歪曲为核心的狭隘的、仇外的、自我中心的封闭民族主义。病态的夸张情绪和想象中的受迫害，是对历史有意的误读状态下一种不健康的自我哀怜。如果冷静下来，从心理学到病理学的跨度去“诊治”这种历史的“虚假回忆”，就能感觉到这确是一种黑色幽默。

民族主义不会消失，也不能消失！清醒的、理智的、以自由引导的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的基石。但是，以种族中心主义为内核的民族主义一定要抛弃，特别要警惕那些以“受害者”回忆面目出现的屈辱姿态，这并不符合长远的民族利益。

每个时代，总是有那个时代特殊的局限性。当陈旧的民族心理堤坝垮塌的时候，新的堤坝未能重建，忽然失去心理怙恃的人群所产生的躁动和狂暴想象，成为一种新的心理迷失。

可能，在清末那样一个“革命”时代，这种充满民族受压迫色彩的极端情绪会激发某种浅薄的、低层次的、情感化的国家主义，推动一个时期民族认知的发展，但它毕竟缺乏冷静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