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良1941年9月,谭震林同志从华中局汇报工作回来,在澄西召开苏南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反清乡斗争工作。......
2023-08-24
■ 方兆兴
清晨的田间还是一片金黄色稻谷,下午变成了一片绿幽幽的禾苗,我站在田埂上不由心潮澎湃。作为一个老农民,那种过去的劳累感和现在的幸福感交织在一起,真有苦尽甘来的感觉,那些令人难忘的往事涌上了心头。
那是在1952年,经过土地改革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当时我22岁,站在田埂上看着脚下的土地,心情万分激动,那是属于自己的土地,今后再也不用向地主交租纳粮了。这时,我就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把田种好。
由于我有了一颗决心种田之心,所以我放弃了当教师的工作机会,而坚持“摸六株”,当了将近30年的生产队队长。过去本地的农业生产面临着许多困难,其中之一就是河流短、河道浅,因而蓄水量少,“河无廿天粮”,干旱、水涝就成了家常之事,再加上病虫害的威胁,粮食产量自然就低下,而高低不一的小块农田,灌水不利,排泄不畅,更使农业难以发展。有道是穷则思变,面对困难,1955年农村合作化高潮出现,社员干劲冲天,全村经过一冬的奋斗,硬是用肩膀挑平了500余亩高低不平的农田,拆除了田里200余座坟墓,以后又经过努力,使稻田变成了进出水沟配套的标准农田。大小水库的建成,基本实现了旱涝保收。实施了耕作制度改革,双季稻改为连作稻,新农业技术的推广,粮食产量不断上升。可是“大跃进”中的“一平二调”与浮夸之风,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严重地影响人们的积极性,抓阶级斗争、“吃大锅饭”,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出勤不出力,只管每天记工分,不管干活的质量,只要“工分到手,万事不管”,导致产量难高。生产队每年上交国家的征购任务之后,社员们就填不饱肚子了。虽然有了种子的优化,新农机具的推广,但离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产量难以提高,更说不上农业的发展了。
※收割稻谷
历史的发展往往有其突然性,但也有着必然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恰如一声惊雷,改变了农村的发展历史,这段往事着实让人难以忘怀。1980年,安徽省农村调查报告给农业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一种新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了“吃大锅钣”。我看到《人民日报》的报道后,心中久久难以平静,我认为这是解决农业问题的好办法。原来事情发生在1978年冬,小岗村18位农民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冒险地进行了“大包干”。这一“按”,按出了敢于创新的小岗村精神,按出了新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农民带来了希望。这篇报道在我心中掀起了波澜。此时,正碰到早稻收割后晚稻田间管理的难题。为了抢收早稻,晚稻田间管理跟不上,已显露了荒芜的景象。如何争分夺秒管理好晚稻,是取得好收成的关键,如果“大呼隆”干,肯定是晚稻减产。当初我想把田间管理的任务以工分承包给每个农户,可是怎样去验收管理的质量却又是一个大难题,弄不好还是会影响晚稻的产量。现在何不按照安徽小岗村的办法,把产量全部承包给每个农户?但这是变相的分田到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与我地现行的政策相违背。这可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大问题。为此,我把自己的想法在社员大会上讲了,让大家做出自己的选择。说起我们生产队,那是个小小队,只有9户人家,60余亩田地。那也是为了顺应时事,明说是为了管理方便,其实是为了队小了“看得见,摸得着”,但由“大锅饭”变成“小锅饭”,没有从根本解决问题。会上,大家对此意见不一:有的说,行,这是一个好办法;有的说办法倒是个好办法,但是行不通,这会给大家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这个帽子太大了,我们可承受不起。面对大家的不同看法,我拿出了《人民日报》,把安徽省农村调查报告这篇文章读给大家听,说:“安徽农民可以这样做,连《人民日报》也登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做!”这样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大家一致同意按照安徽农民的办法做,将全队的60多亩土地按劳力与口粮各50%的比例,以联产包工的形式承包到每户,其中包括把上面分配的化肥与农药都分发到户。按照生产队的《一年早知道》规划,晚稻每亩产量以500斤为标准,凡承包户每亩收获500斤以上的,上交了国家的征购任务,口粮就按十级发给,上不封顶,劳动工分值也按规定的发放。如果每亩产量不足500斤,口粮、工分值则按比例下降。大家签订了合同,盖上手印,并说定要严格保密。
这一招确实很灵。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社员们早就下田干活了,还把家里的人粪便、猪粪、鸡鸭粪、草木灰都施到田里,有的大削焦泥灰,有的甚至到宁波一带收柴灰、煤灰等作肥料。田里杂草耘得精光,农民们的积极性真是高涨极了。全身心的付出,迎来了稻禾一片葱绿,茁壮生长。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生产队搞承包到户的事通过大队传到了公社里、县里,这可急坏了社长、县长们,那还了得,搞资本主义复辟了。他们把我叫到公社,要我好好反省,作出深刻检讨,一面组织批判,各种会议上批,全公社干部大会上批,把我当作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害得大队领导也检讨自己官僚主义,没有及时发觉。但我的回答还是这一句话:“人家安徽农民可以这样做,连《人民日报》也支持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当时联村的干部老朱拍着桌子说:“安徽是安徽,我们是浙江,因地制宜,我们浙江就是要社会主义集体救中国。”并叫我限期收回承包权,还扣掉了我当生产队队长应得的报酬。我很不服气,心里想:扣掉就扣掉,反正这一切责任由我一人承担,但要我从社员手里收回承包权我做不到。最后,还是陈凤楼县长说了一句话:“只是一个小小的生产队,起不了什么大风浪,作一个反面教材吧!”就这样,一个小生产队新的承包尝试形式就保存下来了。到晚稻收割时,各承包户的亩产都超出800斤,我的6亩田产量除上交队里,竟多收了2000多斤。有的承包社员怕寻麻烦,不敢实报产量,但都喜在眉头,甜在心头。
1981年,党中央发出了学习安徽小岗村承包经验的号召,万里同志就农村学习安徽经验的重要性作了重要讲话。1982年,中央发出一号文件,明确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然,我们乡也全面推行这个新型生产承包体制,我从反面教员成了正面教员,农民兄弟们真正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那种生产方式,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此后,我致力于推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在我的农田里与乡农技员一道搞过许多农技试验,如晚稻新品种对比、配方施肥、嫁接西瓜等,还搞西瓜高产栽培模式,在全市推广。投身农业,青春无悔。我虽然辛苦着,但却快乐着,因为这是我为理想的一种奋斗、一种努力,它使我的身心得到愉悦。
现在,过去农民所经受的笨重体力劳动和“三弯腰”的苦景已经成为历史,一幅环境优美、住房整洁卫生、社会和谐、生活安定幸福的新农村画面已经呈现在我们的前面。这些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改革开放。我,一个88岁的老农民,心里万分欣慰,由衷地想说一句话:“共产党英明伟大,改革开放真好!”
(文载2018年12月《北仑地方志》总第33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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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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