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在上奏朝廷时,以谢泰宗之功为第一。但恰恰这样的处境,造就了谢泰宗在文学上的成就,在家乡隐居的这段岁月中,写出了大量著作,后集为《天愚山人诗文集》。谢泰宗的身世颇有点像陶渊明,都以田园生活中的诗酒来寄托自己的心情。所以,从这一角度认识,我们对谢泰宗的“以物托心”有一个更深的理解,他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陶渊明式的诗人。......
2023-09-27
■ 子 瑾
在泰清的那段生活,已经过去快半个世纪了,总是萦回在我脑际,永远不会忘怀。
那是1947年8月,我刚20岁,不愿为老板效劳,辞去了上海一家工厂有比较优厚薪金的管理员职务,回到故乡镇海,应泰清乡第二中心学校(即清水桥小学)校长顾更青的邀请,担任该校中级级任教师兼总务主任。清水桥地处大碶镇与柴桥镇之间,有公路和河道相通,全村百来户人家大多务农,是个穷地方。校舍是当地的孙家祠堂,陈旧破陋,两廊教室和办公室连一扇窗门也没有装。教导主任胡廉庄是柴桥同乡人,还有一个姓应的青年和宁波来的姓赵女青年。教师生活虽是清苦,但几个人亲亲热热,如同一家人。
开学不久,就看到一位30来岁的男人,穿着一套白粗布短衫裤,操着浓重的台州口音,常到学校来找胡廉庄。我问胡:“他是谁?”胡说:“他是英雄好汉,你以后慢慢会知道的。”这个人古铜色的脸,薄薄的嘴唇,细细的眼睛,显得很有精神。据说,他常常一天要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路。有时到学校已错过吃饭时间,小菜吃光了,我们只得把剩下的咸鱼骨头当汤料,盛点冷饭给他充饥。有时候天下着大雨,他被淋得全身湿透,也总是笑嘻嘻的没有一句怨言。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听老胡和校长都叫他为“罗”。
不久,又有一位瘦瘦的姓秦的人来校,他同“罗”一样,除了有事常同老胡在寝室里面小声交谈以外,对其他的教师都非常和气,却很少讲话。“秦”常坐在寝室里工作,不大出去。后来才知道他是地下党镇海县委书记。还有一位叫“宋”的非常活跃的年轻人,也常来学校。
在清水桥小学,来访的人比较多。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在门堂里,一个头戴大呢帽、身穿芝麻色线呢长衫、年纪较大一些的人进来,问我:“胡廉庄在吗?”我连忙领他去见老胡。还有一次,一位肤色较白的中年人带几个人来找老胡。他们走后,胡告诉我“他们是那边(四明山)的这个”,同时用手跷起大拇指。后来才知道,那是王起和王博平同志。
清水桥小学是党的地下联络站,工作既危险,又艰苦,但在“一切为了什么”(指解放劳苦大众)的鼓励下,大家都非常快乐。记得那年的中秋节晚上,我们借了一条小船,在河上荡漾着赏月,一边吃月饼,一边欣赏留声机放出的乐曲声,《小桃红》《寄生草》《雨打芭蕉》的袅袅之音,非常悦耳。还有几次在晚饭后,我们同这几位“英雄”到附近城湾岙里去散步,城湾山清水秀,风景独好,一路说说笑笑,直到天色朦胧,才肯回校。
一个冬天的晚上,秦、罗、老胡和老顾,都在寝室里谈话,我偶然走进去,只见老顾在一张香烟包装纸的反面画地图,说这里是警察所长的卧室,这里放轻机枪,这里放步枪……我知道这是老顾利用“公民代表会主席”的身份,到大碶镇伪警察所去探听情况后,在介绍给大家听。事后,老胡对我说:“你来这里,我们是经过考查的,我们放心。不过对这种事,你千万要守口如瓶,对任何人都不能有丝毫泄露。”直到新中国成立,我确实做到了“守口如瓶”。
此后,我们格外小心,晚上睡觉前,总是把前后左右的门都关得牢牢的,并用木头支撑起来加固,还想好万一有警察来袭击,从什么地方逃走的办法。
这个学期结束,为防止敌人发觉,地下党要校长和老胡等人换一个学校教书,这里派另外的人接替。1948年正月十三,趁大碶镇上人多混乱之机,新成立的武工队一举缴获大碶警察所轻机枪1挺、步枪13支、子弹数百发。后来“宋”“罗”带队伍出海,组织成了东海游击队。
我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之后,非常怀念这些同志。1950年,趁老胡(他是地下党员)到杭州开会之机,我问起他们,胡说:“‘秦’就是陈志达,现在上海一个大厂当党委书记;‘宋’就是余力行,新中国成立后任宁波地区人武部部长;‘罗’已在新中国成立前牺牲。”我对“罗”的牺牲感到非常痛惜,不知他是怎样牺牲的。
直到1988年,我收到老顾寄给我的一本新出版的《镇海英烈》,里面有一篇记载“罗”的史料,才知道“罗”原名陆汉炎,参加革命后改为罗德生,原是地下党镇海县特派员,后担任东海游击队第五中队政治指导员。1948年11月,为处理一批缴获的敌伪物资,留在舟山青峙中岛,国民党派海军来大规模“清剿”搜捕,“罗”原住在一个老百姓家里,为了不连累别人,到一个沟里去隐蔽,不幸被抓住,当月11日在定海西门外英勇就义。
如今清水桥村家家户户都富起来,并入大碶镇,成为工商业发达的著名侨乡,附近就是名闻中外的北仑港。当年,我接触过的王起、王博平、胡廉庄等同志都已先后作古。泰清这块土地有今日的繁荣,应该说也是许多革命志士血汗的结晶。
(文载1997年5月《岩乡风韵》,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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