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乡大碶：记录稻乡农运

2023-09-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农民协会根据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向县政府提出收租务必统一使用“十六两制”新秤，并在秤头上装订铜牌，以资识别。地下党员李侠民等同志得到消息，立即发动近千名群众，集结在解押农会干部的汽油船必须经过的清水桥和大青龙桥一带，举行规模空前的抗议示威。在地下党组织的精心筹划下，顾荆庸出面与黄大梁等当面交涉，黄大梁、沈友梅从自身利益考虑，同意成立“镇海县农会江南办事处”，让顾荆庸当了主任，使农会又恢复了活力。

■　乐胜龙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领导下进行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于1926年将“二五减租”写入其政策纲领中，规定：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允许地主出租土地，但必须实行“二五减租”，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照原租额减去25%，统称“二五减租”。这个政策（规定）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但触犯了大地主和地方官僚的利益，在许多地方无法落实，要落实必须通过农会组织的合法斗争，当时，包括大碶在内的整个镇海县江南地区因没有建立农会组织，“二五减租”成为一纸空文。

面对这一情况，地下党员王起、王博平、李侠民、陆子奇等人教育、启发农民成立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引导农民团结起来同反动势力作斗争。新碶大路村有个叫顾荆庸的农民最先响应，他挺身而出，手敲铜锣，边走边喊：“快办农会喔！要‘二五减租’喔！杀头我来！坐牢我来！”广大贫苦农民被发动起来，大碶成立了镇海县第五区农民协会，新碶成立了第六区农民协会，柴郭地区成立了第七区农民协会，镇海县江南岭内三个区实行了“二五减租”。

但是，大地主、大财主们并不死心，当时，社会上已普遍实行“十六两制”新秤，可他们收租时仍使用二十两为一斤的“司马老秤”，明着欺骗农民。农民协会根据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向县政府提出收租务必统一使用“十六两制”新秤，并在秤头上装订铜牌，以资识别。从此，地主们再也没办法在秤杆子上使花招了。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突出，国共实行了第二次合作。第二年，镇海县成立了抗日自卫委员会，下设政治工作队。政治工作队领导对江南岭内农民协会的评价很高，在县农会改选时，顾荆庸当选为县农会干事。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他根据国民党《合作社法》规定，组织起镇海县第六区农业信用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简称“六区信生联社”，下设26个村合作社，顾荆庸任经理，在大碶 pagenumber_ebook=193,pagenumber_book=179 头三官堂开设业务处。

1939年，镇海江南地区晚稻歉收，奸商在新谷登场时又想压价收购。“六区信生联社”根据《合作社法》向县合作基金库和中国农民银行办理以下年春天口粮作抵押的贷款，抵制奸商用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那时，中共地下党组织正在大碶一带开展活动，从思想上、工作上给予“六区信生联社”很大的支持。1940年又发生大旱，江南地区灾荒严重，李侠民等领导人引导“信生联社”发动群众，依靠合作社的力量，开展生产自救。他们一面以口粮作抵押向银行贷款，一面向外界采购大麦种子，突击播种。

国民党官僚与奸商却在这个时候不顾百姓死活，趁火打劫，做粮食“贱进贵出”的投机生意，大发灾荒财，还通过官方发布“只许农民留三个月口粮，其余都得卖给政府”的公告。消息传开，群情激愤。李侠民、陆子奇等找顾荆庸紧急商议后，立即通知各村合作社，连夜打开了合作社的谷仓，把谷子分给农户。第二日，警察搜仓扑了个空，不由气急败坏，立即下令强购农民口粮，农会干部据理力争，使他们一无所获，这就激怒了丧心病狂的官僚，他们把顾荆庸等三个农会主要干部抓了起来。

地下党员李侠民等同志得到消息，立即发动近千名群众，集结在解押农会干部的汽油船必须经过的清水桥和大碶青龙桥一带，举行规模空前的抗议示威。一时间，大碶沿河两岸男女老少奔走呼号，群情激愤。当汽油船驶近时，近千名农民齐声高呼：“饿死不如犯法！”“不把顾先生放出来，砸烂汽油船！”吓得船上的镇海县长周启植不敢露面，只得把顾荆庸等三人松了绑，释放上岸。李侠民等人随即与顾荆庸商量下一步对策。李侠民等认为，县政府绝不会就此罢休，顾荆庸仍有被抓危险，决定让顾荆庸主动到县政府投案，同时聘请律师进行合法斗争。法庭上，国民党县政府理屈词穷，几天后只得把顾荆庸释放了。轰动岭内的抗粮斗争以反动政府的失败告终。

※农民斗争旧影

1941年4月，镇海沦陷，前几年好不容易办起来的合作社也难以为继，名存实亡了。一些地主乘势叫嚣：“这下‘二五减租’可以取消了！”弄得贫困的农民惶惶不安。这时候，国民党省政府新委任的镇海县长黄大梁和县党部书记沈友梅苦于在镇海难得人心，坐立不安。在地下党组织的精心筹划下，顾荆庸出面与黄大梁等当面交涉，黄大梁、沈友梅从自身利益考虑，同意成立“镇海县农会江南办事处”，让顾荆庸当了主任，使农会又恢复了活力。农会实行了“估定法”，农田逐块估产，按“二五减租”规定缴租。这时，又有几个大地主跳出来，他们以撤回租田胁迫佃农，叫喊：“田要讨还，阿拉自己种了！”顾荆庸立即与农会干部商议了一个对策，借一所学校操场开了个大会，让佃农和地主分别在操场上表演耕种技术，说好哪个地主会做规定的农活，就可以撤田自己种，如不会，则休提撤田之事。大会上，那几个吵得很凶的地主虽然分得清五谷，却因四体不勤什么都干不动、干不了，当众出尽洋相，只得灰溜溜地跑了。农会的合法斗争在地主的一片反对声中又一次获得胜利。

（文载2018年8月《北仑地方志》总第32期，有删改）

侨乡大碶：记录稻乡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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