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林头小学：抗日救亡的永恒记忆

■　毛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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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下半年，我从灵山中心小学调到岩一乡林头小学担任校长。当时日寇侵华战争已全面爆发，祖国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我怀着尽力办好抗日救亡教育的炽热心情，来到这所学校。当时学生只有40来人，以后发展到200多人，校址就在灵峰山麓的岩一乡林头庙。灵峰寺是浙东闻名的古刹，岩一乡是个半山区。乡长王宝财，泥工出身，为人忠实坦率，有正义感，领导乡政很有魄力，也很有成绩。他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特别是非常重视教育。他说：“我文化低，吃苦头，希望把乡里的学校办好。”但在县政府袖手下，这所学校却越办越糟，很多学生都转到其他学校去了。他希望我努力办好这所学校，他说：“课堂小，先造一幢草洋房。庙山坟堆多，要迁掉，开辟一个民众体育场。”我看他是个好乡长，有点理想。

我到林头小学后，王乡长和我赤忱相见，交上了朋友，彼此信赖，密切合作。他对我说：“乡公所的一个事务员是上面派来的，为人阴险高傲。以后乡里来往文件请你多看看，学校的学生增多了，我要去上海筹募造校舍的经费。”他向旅沪乡亲王法浩、王高生等人士提出要造校舍的事，得到他们的热情支持和赞许，他俩都是上海营造厂的老板。王乡长回来后，先请泥木工建造一幢草洋房作过渡。他说三年以后就造两层楼教室。他还募来一批儿童读物，扩充了学校图书室，又募来一批战时急救药品，增设了学校医务室。由于他热情支持，学校发展很快。我们积极实施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教育，对学生讲述民族英雄和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以及八路军在华北前线抗战胜利的消息，鼓舞青少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抗战斗志。组织学生编写抗日墙报，剪贴抗日画片；组织歌咏队，利用假日到村上去化装宣传；还发动群众征集废铜烂铁，捐募前线战士寒衣鞋袜等等。由于林头小学师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竟引起了镇海县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制造种种诽谤，攻击我们。

国民党镇海县县长江志航，是奉化有名的“大草包”，他是靠蒋介石侍从长俞济时的牌头来镇海当县长的。1939年初，为了举办壮丁训练班，要借用我校新辟的运动场，江偕同教育科科长、兵役科科长和各区区长等来到林头小学，在休息时由乡长陪同参观学校设施和岩一运动场。江志航看后，似乎还感满意，可是他一走进“中山纪念堂”，看到两廊挂的民族英雄像和抗日名人像中有毛泽东及朱德的像时，就惊奇地怪叫起来：“啊！这里还挂毛泽东、朱德的像呢！”王乡长泰然地回答说：“这两幅像是我从上海亚光书局买来的，是新近出版的。”

接着，江就叫王乡长去谈话，询问了学校施教情况和校长教员的来历。他特别问到教师中有没有国民党员。王乡长回答说：“毛校长是我向灵山小学请来的，他是灵山的训导主任，还有几位教师也是向灵山调来的，有两个教师，教务主任高忠禄和训育主任顾廉都是国民党员。”江沉思了一下又问：“毛校长在纪念周时讲了些什么？”王乡长爽直地回答说：“讲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也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我是常来听的，我也叫保长他们都来听听，受受教育嘛。”江听了默不作声。

江志航回去不久，县政府就派了一个督学来了解我们的办学情况。这个督学认为学校教育设施是好的，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还给学校以好评。

镇海地处东海之滨，又邻近上海，沪甬水路航运必须通过镇海要塞——镇海关，所以不论从国防或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说，镇海是祖国的东大门。由于镇海在沪杭和海外经商人士较多，许多人都热心于家乡的教育事业，为兴办学校投资甚多，教育也比较普及。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为了抗日救国，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抗战。党的伟大号召，鼓舞着镇海各阶层人民同仇敌忾，燃起了抗日救国的熊熊烈火。从镇海城厢到农村，都以当地学校为中心，以教师为骨干，动员当地群众，特别是从外地失业、失学回乡的青年们，纷纷组织起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从事抗日活动。那时横河、小港、柴桥、霞浦等都有抗日救亡团的组织。岩一乡在学校师生广泛深入宣传和组织下，于1938年秋成立了岩一乡抗日救亡工作团，由乡长王宝财担任团长，我任团附。乡里15岁到20岁的青少年都踊跃参加这个组织，并挑选了年龄较轻的保甲长参加。王乡长说：“抗日救亡要有力量，光是靠嘴巴叫叫喊喊是不行的，我们要组织一个大刀队！”我完全赞同、支持他这个有雄心壮志的倡议。

于是他叫来了铁匠，发动群众捐献废铜铁，打了三十把闪闪发光的大刀，挑选身强力壮的救亡团员编成一个大刀队，由体育老师傅焕琪为教练，每天早晨集训一次，使队员练出一副英勇杀敌的本领和气魄，为抗击日寇做好准备。

1940年7月，日寇第一次在镇海小港、青峙一带强渡登陆。日寇所到之处，大肆疯狂烧杀。我和王乡长带大刀队上了灵峰山，到茅洋冈瞭望，只见小港一带浓烟腾空，火光烛天。守防在港口的国民党宁波防守司令部的军队竟不战而溃，向灵岩等地逃窜。江南、小港一带的一群群老百姓扶老携幼向茅洋山逃来。我对王乡长说：“这批逃难的老百姓上山来了，怎么办？”王坚定地回答：“接待他们，要收容下来。”他当即通知茅洋、灵峰两寺和尚做好临时接待难民的准备工作，烧粥供饭等，由救亡工作团团员上山做接待服务工作，大刀队巡逻上岗，维持秩序。

王乡长又召集保甲长开了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几位开明人士，如王瑞堂、李德馨和灵峰寺老和尚则洪法师等。会议作了具体布置：（1）决定借用尚未开工的瓷器厂厂房为难民收容所；（2）难民的粮食先向各保暂借500斤。第二天清早陆续到来的难民有340余人，当夜我们开了大会，对难民进行安定情绪的思想教育。难民们纷纷表示“我们一定要和岩一乡人民团结起来抗日救国”。

岩一乡难民收容所就这样正式宣布成立，并向镇海县政府送去报告，汇报收容所难民的情况和我们存在的困难，请求政府救济，可是国民党镇海县政府置之不理。为了解决难民粮食问题，王乡长采取果断措施，动员身强力壮的难民，组织起来到海边港口去堵截、查扣奸商漏海资敌的粮食和物资。当时被查扣的有大米300石，全部押运到难民收容所充作救济粮，解决了不少困难。这件事震动了国民党镇海县政府和地方当权派，打中了他们的痛处。那些漏海资敌的奸商还无耻地向县政府诬告岩一乡难民收容所“抢粮”。王乡长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说：“凡是漏海资敌的物资，我们就是要查扣，要没收，就是要‘抢’。你们可以有粮资敌，为什么不可以救济难民呢！现在县政府不管，防守司令部不管，我们就不能不管。我们要抗战，要打倒日本鬼子，也要打倒汉奸卖国赋！”国民党镇海县政府对此只好默不作声。对难民中有手艺的，如木匠、泥工、裁缝和教师，我们一一介绍他们去做临时工或代课教师，以克服经济上的困难，所以难民们都说岩一乡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两个月之后，省里才拨下了一笔给镇海县的赈济款，其实这笔赈济款并不是国民党政府关怀镇海难民主动拨下来的，而是宁波等地旅省同乡会迭电浙江旅渝同乡会呼吁救济故乡难民，而由浙江省旅渝同乡募集赈济款汇给浙江省政府分配发放的。这一下当地贪官污吏们都红了眼，他们企图采取浑水摸鱼的办法，把这笔赈济款侵吞自饱。他们派了一批所谓接收人员，来接收我们这个难民收容所。他们叫难民们先各自回家后再发赈济款，但难民们都知道政府贪官污吏多，救济款只够装他们自己的腰包，回家后必然是拿不到赈济款的，看穿了他们的骗局，所以都不愿回去，要求把赈济款全部交给难民收容所处理后才回家去。县里当然不答应。后来经我们说服动员，劝难民们回去重建家园，并向接收人员提出以下几点要求：（1）难民回去后，县里必须把省里拨下来的赈济款，保证全部用在难民灾户重建家园上，不得借口移作别用；（2）应向全县人民公布分配赈济款的账目；（3）如有贪污赈济款者，必须依法惩办。岩一乡的难民收容所也就这样宣告结束了。

难民们回去时，都恋恋不舍，泣不成声，他们不知道自己将会经历怎样的遭遇。我们集合了救亡工作队和大刀队护送他们，给他们抱小孩，挑东西，像亲人一样送到十里路外，才依依惜别。

从此以后，江志航对岩一乡，特别是我更关注了。他们放出话来，不许我担任林头小学校长，要我离开岩一乡，并责令国民党大碶区区长吕继元对岩一乡公所和林头小学进行秘密监视。从此学校常有些不三不四、行动鬼鬼祟祟的人闯进来，走走、听听、看看。不久，突然来了几个特务人员和警察，横冲直撞地进来搜查我们的办公室和宿舍。当我问他们是哪里来的，有什么证件，他们蛮横无理地说：“是县政府派来的、区政府派来的，你还要什么证件？”他们要把纪念堂挂的毛泽东、朱德两张像拿走，我不许他们拿，要他们拿出正式公文来。在争夺中我有意将两个镜框摔坏了，学生们就拥上来把几个人团团围住，不让他们走，一面报告了王乡长。王乡长一来就恼火了，叫乡丁们把这几个特务分子扣到乡公所去，斥责他们捣乱破坏文化教育机关的行为。接着王乡长就拿了被打破的两个镜框赶到大碶区公所，找吕继元区长和警察所长交涉，提出抗议，要他们对今天发生的事负完全责任。吕继元说：“这是江县长的指示。”王乡长一气之下，就坐上元宝篮赶到县城找了江志航和教育科科长，要他们依法处理这几个捣乱分子，并责问他们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下的今天，为什么不能挂毛泽东、朱德的像，要他们拿出不能挂的正式公文来。逼得江志航这个“大草包”目瞪口呆，只好吞吞吐吐地答应赔偿打破的镜框。王乡长还提出，如果政府不拿出公文来，毛泽东、朱德的像我们还要挂，如果县里对林头小学信不过，你们县里派人来接收，我们乡里可以另办一所小学，我们仍请毛校长担任校长。江志航假惺惺地说：“那我没有这个意图。”

当时，国民党对各地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迅猛发展十分害怕。特别是在镇海各乡开展反汉奸傅筱庵的斗争，声势浩大，更是吓坏了反动当局。大汉奸、汪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是镇海人，在城内有家庙、住宅和其他逆产。镇海四乡群众早已恨之入骨。

1939年5月，国民党镇海县党部书记长黄秉魁（黄是浙江省党部C.C特务头子方青儒、吴望之派在宁波的爪牙），通知各乡镇抗日救亡组织负责人到县里汇报组织和活动情况，他的原意是妄图控制抗日救亡运动，结果弄巧成拙，倒给各救亡工作团有个交流经验、共商抗日救亡运动一致行动的机会。那天到会的有龙山、小港、横河、岩一、霞浦、柴桥和城区等七个救亡工作团代表，这就成了全县主要抗日救亡团的一次大会合。岩一救亡工作团是我去出席开会的。会前我们七个团的负责人进行接触，因为大家是第一次见面，就互作自我介绍。我们一致看穿县党部、县政府要控制抗日救亡工作团的险恶用心，在会上向县党部、县政府提出要求举行一次全县性反汉奸傅筱庵的声讨大会。这是一场尖锐的斗争。七个救亡工作团有了统一的认识，全县各抗日救亡工作团才有统一的行动，互相支持，团结战斗，把镇海抗日救亡运动的烈火烧得更旺。

汇报会议由黄秉魁书记长亲自主持，他百般阻挠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说：“现在各地都在举行反汉奸傅筱庵的大会，这样做县里不同意，如果要举行，一定要经县政府批准。”当时我们就向他提出：“要求县党部和政府统一举行一次全县性的反汉奸傅筱庵的大会，以示我们镇海人民抗日救国的民族气节。”这一来，弄得黄秉魁十分尴尬，只好勉强表示说：“这事还要请示县长后才能决定。”他要我们听候县政府的通知。散会之后，我们又开了一个秘密的紧急会议，大家都认为国民党县政府是不会批准开这样的大会的，我们要争取时间趁热打铁，决定在7月7日举行“镇海人民反汉奸傅筱庵大会”，商定了行动计划：（1）大会地点在城内大校场；（2）会场布置由城区救亡团负责；（3）拟定标语口号，选定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4）游行示威的路线；（5）烧毁傅筱庵的家庙和住宅；（6）查封傅筱庵逆产；（7）大会组织一万人参加，除各救亡团全部人员外，发动工农商学等各界社会团体参加；（8）向县政府送报告由城区救亡团负责，并商定送报告时间，一定要在开大会的前一天下午。这样，县政府就来不及发“不准”的批示公文了，我们的大会开了，他们也就措手不及了。各救亡工作团就以这个行动计划进行准备，并各派一人协助城区救亡团做大会筹备和联络工作。

大会那天上午，天高气爽，阳光和煦，各救亡团和群众像东海怒潮般涌入大校场，群情激昂。岩一救亡工作团的队伍因路程较远，从清晨四时出发，由30个大刀队员组成的大刀队领队，肩背闪闪发光的大刀，刀柄上的红绸带迎风飘扬，浩浩荡荡，十分威武。当队伍在七时半进入会场时，会场上人头攒动，争看这支镇海第一次出现的英勇的青年抗日武装大刀队，全场掌声雷动，歌声、口号声此起彼落，彰显了大会团结战斗的热烈气氛。

大会开始了，不见县长和书记长到来，只派教育科科长沙济川为代表，这就激起了群众的义愤。群众高呼：“沙济川滚下去！叫江志航出来！”主席团要沙回县政府请县长来参加大会，但沙一去久久不回。主席团决定，由主席团七人为代表亲自去县府邀请江志航，并向大家说：“如果我们去了也久不回来，那你们就把队伍拉到县政府去，要求县长接见。”

包括我在内的主席团七人直奔县长办公室，江志航刚起床洗脸，他一见我们，直指着我们问：“今天大会是谁主张召开的？”我庄严地回答说：“是黄秉魁书记长召开七个救亡工作团负责人会议决定的，并向县政府作了报告。”江接着说：“没有看到你们的报告，也没有批准你们开会。”

我当即责问他：“江县长，那么照你说，今天大会是不合法的吗？”

“没有批准，当然不合法！”江志航板着脸孔说。

我气愤地斥责他说：“县政府没有批准就不合法，那么，教育科科长沙济川代表县长去参加大会，不也是不合法的了？”

我这一问，弄得江志航这个“草包”县长哑口无言。我于是向他说理，说明这次大会的召开和筹备经过情况，并向他提出：“这次大会也是镇海人民抗日救国的誓师大会，是正义行动。即使没有请示报告，群众基于义愤自发地开了，你是一县之长，也应引以为荣，热情支持，怎么能说大会不合法呢？傅筱庵是汉奸上海伪市长，我们要打倒他，这是中华民族的正气。你是国民党县长，应以党国大事为重，和傅筱庵划清界限。”我的话音未落，江气急败坏地说：“我与他没有关系！”这时，从县府后门进来四个警察站在我们中间监视我们。恰好县府大门外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也进来了，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我们要抗日救国！”等口号，江志航惊慌失措地喊道：“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四个警察在这紧张气氛中呆若木鸡。突然从县府后院出来一位抗日爱国人士，他就是唐爱陆先生。唐是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事故而先进入县府门内的。他向我挥手致意，走上讲台，满怀激情地向大家说：“我以镇海人的名义，向大家说几句话！今天你们召开反汉奸傅筱庵的大会，开得很好，很及时，这是镇海人民爱国的正义行动，是镇海人民的骄傲。傅筱庵是镇海人，他当汉奸，成了民族败类，是镇海人的奇耻大辱！所以我们要打倒他，声讨他。镇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有光荣传统的，招宝山下的威远炮台，就是历史的见证。”他接着说：“县政府江县长一定会和汉奸卖国贼傅筱庵划清界限的，现在请大家回去继续开好大会。”唐爱陆激愤的一席讲话，既抚慰了群众，激励了群众的抗日斗志，同时也给江志航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群众高呼着口号，江在唐的身边呆呆地站着，一副狼狈相。群众要求江志航表表态，江勉强地说：“大家不要误会，你们开大会的报告，我没有看到，所以没有批，你们既然开了就开吧！”群众听到江志航这么几句消沉应付的话，甚为气愤，又高呼一阵口号。江志航看到群众仍不退去，有些发急。唐爱陆要我向群众讲话，我说：“刚才唐爱陆先生说了，今天的大会是镇海人民爱国正义的行动，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有一颗爱国心，今天我们来开这样一个大会，除了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外，不应有人反对，可是我们江县长就是不高兴我们开这个大会。唐爱陆先生讲了，傅贼是镇海人，他做汉奸卖国贼，是镇海人的奇耻大辱，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要雪洗这个奇耻大辱，就是要打倒这个汉奸卖国贼。现在就请大家到大校场去开会吧！……”我的话音未落，群众高呼口号。接着，我们主席团一起带领群众队伍浩浩荡荡通过南熏桥，进入大校场，在场等候的群众一见到我们胜利回来了，一阵响雷般的欢呼声，情绪极为高涨，首先由岩一乡的几个大刀队员登台作了精彩的表演，大会就在群情激昂的气氛中，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嘹亮歌声中开始了。

主席团成员都登上了台，沙济川仍代表县政府出席大会，我们向大会说明了邀请江志航的经过情况，群众又高呼口号。我们要沙代表讲话，他说：“我是镇海人，以镇海人的资格参加大会。今天大会开得及时，开得好，大长了镇海人的志气，对汉奸卖国贼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祝大会胜利！”群众挥动旗帜，热烈鼓掌，要主席团讲话。

接着，主席团横河乡代表、龙山镇代表都向大会讲了话。最后，我也讲了话。发言者慷慨激昂，对汉奸卖国贼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像千百把锋利的匕首刺中了一切明的、暗的汉奸卖国贼的胸膛，激发了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大会自始至终秩序井然，充满了热烈的战斗气氛，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镇海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抗日救国运动，为镇海人民谱写了抗日救国的光辉一页。

为了扩大这次大会的影响，进一步掀起更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使运动深入正常化，七个抗日救亡团负责人共同决定，定期召开救亡团负责人会议，使运动得以持久发展。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告全县人民书》和《声讨汉奸傅筱庵通电》。

大会从上午八时持续到下午三时。在游行示威时，主席团为了坚持长期斗争，临时改变了原来“烧毁傅筱庵家庙”“捣毁傅宅”的两个决定。游行时，群众义愤填膺，经过傅宅大门时，愤怒的群众还是捣坏了傅宅大门的门面，在傅宅贴上大会的封条。这次大会对镇海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这个大汉奸、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后来终于死在他的亲信、一个镇海人的菜刀下，遗臭万年。

当时大会主席团为了将反汉奸傅筱庵的斗争引向深入，进一步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又开了秘密会议，起草了一个控告镇海县长江志航的十大罪状，如破坏抗日救亡运动，勾结奸商将粮食和毛竹、木材大量漏海资敌，私通汉奸汪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侵吞难民赈灾款，庇护土豪劣绅，敲诈勒索，欺压人民，鱼肉乡里等罪状。不久，江志航被宁波防守司令王皋南扣押罢官。其实，我们控告江的十大罪状中的“勾结奸商”“漏海资敌”的罪行，身为宁波防守司令的王皋南也是有其罪责的。王和江是一丘之貉，王皋南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就把江志航做了他的“替罪羊”，以为从此自己可以高枕无忧。

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抗日，谁不抗日，谁爱国，谁不爱国，总归是一清二楚的，伪装是迟早要露出尾巴来的。罢了江志航的官，代替不了王皋南自己通敌资敌、反共求荣的罪行。不久，他终于也被宁波人民列举十大罪状告到了蒋介石那里。蒋介石为了掩盖自己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卖国行径，把王皋南枪毙了。这个宁波防守司令王皋南倒真成了蒋介石在浙东的“替罪羊”。

在这里，我还要追述我在林头小学时和岩一乡乡长王宝财、灵峰寺老和尚则洪法师之间的关系和友谊。当时灵峰寺实际上成为岩一乡抗日救亡运动的秘密联络点，寺里有秘密物资仓库，存放着我们的一些武器和从上海募来的一批战时急救物资，这些只有我们三人知道。

记得1940年夏，一个酷热的下午，老和尚派人抬来两副元宝篮，要我和王宝财上去吃素斋（群众在拜“梁皇”、做道场），晚上我们就宿在寺里的南楼，深夜我们谈了关于当时镇海形势和环境恶化的情况，我还谈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八路军在华北战场胜利的消息。我说：“如果镇海、宁波都沦陷了，我们怎么办？我准备先离开林头小学到宁波教书。”他俩也都同意，认为我在这里太“红”了，敌人很注意。王宝财说：“如果镇海沦陷，家乡告急，我就带几个自卫队员上太白山打游击。”老和尚说：“（指王乡长）问题不大，必要时可以上灵峰或者天童、育王当‘隐士’，日本鬼子也信佛教。怕的还是几个反动派和汉奸要找麻烦。如果这样，我就把邻近小庵的和尚、尼姑集中来灵峰烧香拜佛做道场‘祈祷和平’，他们就不敢乱来了。”我说：“老和尚真有妙计！”老和尚又说：“毛先生到宁波去了，我们有事叫信同（做和尚的工人）随时去告知你，取得联系。我们和尚是出家人，虽不能赴沙场杀敌救国，但我们有责任支援前线抗日将士，可以向朝山进香客劝募，救济战地难胞的棉衣鞋袜，也尽一点和尚的善良心愿。”他们这些充满爱国激情的话，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当时，我感到在林头小学能交上如此良朋好友真是幸事。特别感动的是老和尚对我个人的健康也十分关心。他说，“有不舒服就上灵峰来调养。”有时他还亲自为我煎汤药，问寒问暖，照料周到。

由于当时形势逐渐恶化，不久我就离开了林头小学到宁波教书。不幸的是，我离开林头小学仅三个月时间，老和尚则洪法师和乡长王宝财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先后病故。

现在回想起则洪法师和王宝财乡长他们当年在祖国面临东狼入侵、倭寇横行、山河破碎、民族垂危的艰难环境中，敢于临危不惧，为国分忧，为民呼喊，拥护抗日，坚守反对内战的鲜明立场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是可敬可爱的。我在这里，谨向他们致以深切的怀念。

（文载1997年5月《岩乡风韵》，有删改）

【注释】

[1]毛尹，曾为林头小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