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科举应试的文文化-静宁文史大观

和全国其他地方类似，由于金元统治时期较短，政局不稳，文化的发展相对滞后于其他时期。洪武开基以后，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为文化的进步奠定了物质基础。特别是经过清代的康乾盛世，静宁各项文化事业得以长足发展，显示了“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相对于周边县区，具有明显优势。其特点，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表现的“文文化”，其中毫无例外地包括了物质的（如建筑、饮食等）和非物质的（如科举、艺术等）两种形态的文化。大致说来，有如下诸特征：

其一，各项建置趋于完备，确立了与“州”行政级别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社会整体文明程度大幅度提升。静宁自宋元祐八年（1093）迁军置县，金元为州。经长期战乱兵燹，州城残破不堪。明初首任州守欧阳信重开草昧，着手进行整修。后经盖羽爰（huǎn）、靳善、祝祥等十一位州牧的踵修增筑，至乾隆年间，有内外两重城墙。内城有迎春、向离、饯晖三座城门，城周有护城河环绕；外城包容东、西、南关以及新城。城角四座戍楼相望，女墙设有瞭望射孔，有较强的防御作用。坚城深壕在静宁遭受的历次动乱，如土达满四叛乱、套寇入侵、李闯部的两次攻城以至清初叛将武、高的围城，同治及民国的匪乱中，发挥了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作用。城内街道以三横四纵为主要格局，沿东关经中街至南关为主要商贸区，牲畜、盐布、粮油交易区相对集中，每日一集，有铁木、银饰等小型作坊，商贸活跃。新后街为居民区，北街为少数民族居住区，西兰公路未开通前，西关和衙门巷（今人民巷）是客店集中处，西关有供大商队停歇的骆驼场，衙门巷多为各乡人方便上县打官司而开设的小客栈，有“驻县办事处”的性质。街道有牌坊巍然耸立，最盛时有二十六座，20世纪50年代末只存四座。街头街尾有楼，楼下设门，白天洞开以通行人，入夜城门楼门锁闭，可防他盗出入与非常事件。筑城之初，为节约劳力，采取就近取土，形成了县城内的“八大坑”。恰恰是这个缺陷，却给城市排水带来了方便，大坑内遍植树木，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一到雨季便成为蓄涝池，使县城从未遭受过水淹之灾。街道两旁绿杨垂荫，渠水潺潺，城市功能基本完善，“绿色”“环保”程度较高。明清时的行政管理机构及其他设施的健全，与金元相较，悬殊甚大。明代除州衙，尚有察院、按察司、布政司诸名目；清代较简，但位于县城中心的州署，经多次增补，规模宏大，气象森严，远非小县衙门可比。此外，东郊（今三中附近）有演武厅（俗称大校场），供习武演练，驻防州城千总、马步兵皆有配备；城西北隅有仓贮库，库容可观，乾隆时藏粮三万余石之多。城东南角为文庙儒学，制度规模远处相邻州县之上。州署之东有书院，环境优美，是研讨讲学的最佳去处。城内寺院道观，各具特色。明清时还出现了正式的慈善机构，有专门掩殓无名尸骸的漏泽园，有收养孤贫的养济院，清代王烜在水洛、高家堡设立了两处义学，并捐置学田，简选贫苦子弟免费学习。农业方面，由于明清两代不断改革税制，先有明中叶“一条鞭法”代替沿袭多年的两税制，继有康熙“盛世孳生册”乃至雍正“以地载丁”的颁行，较大程度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而明初开始实行的兵农合一的屯卫制度，组织严密，耕作技术先进，其示范作用无疑会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有所推动。昔日为唐牧马之地的南使城（今靳寺一带），已成田畴连片的平凉卫地，呈现着一派“大农业”的气象。以葫芦河为代表的河谷川地，转型为种植、养殖为主的完全农耕经济。这使“康熙志”的作者们也不由叹道：“传闻静宁三十年前，菜蔬半需他产，后来郡人来治圃事，习者始多，今乃繁殖。南乡种稻亦不数年……”号称农业命脉的水利此时也有较大发展。经历代州守努力，水利事业从无到有，先后创建了玉带堤、兴陇渠等水利设施，以时蓄泄，灌田数百顷，威戎、甘、仁当川等地则更为发达。据乾隆时统计，全州有水磨四百八十座，这在“苦甲天下”的干旱地区，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交通方面，静宁地处“官道”，泾阳驿为较大驿站，下设递运所，其中驿马民夫配备齐全。沿途铺递相连，十分通畅。境内苦水河、甜水河建有桥梁，过往便利。据统计，乾隆时静宁十四里民户为一万五千，人口十四万三千，州城户一千六百，人口一万三千，二者合计全州人口为十五万六千（其时庄浪早已直隶平凉府，人口不在计算内），俨然泱泱大州，为翻越六盘，西赴省城途中少有其匹的中间站。

其二，教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文化面貌一新。文庙儒学，是一个地方文风兴衰的标志，具有领风气之先的作用。静宁建文庙学舍，始于金代威戎令任天宠。自明洪武六年（1373），知州欧阳信于州城创建孔庙儒学以来，屡有改迁。最大的两次一是嘉靖李必敷、李时中迁学庙于城东南；二是康熙时董守义的全面彻底整修，“规制弘敞，甲于西陲”。文庙门前有大照壁为屏障，东西各有牌坊拱卫，上书：“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和“删述六经，垂宪万世”。进入大门棂星门，越泮池，穿戟门，便是占地约280平方米，祭祀“大成至圣先师”的大成殿。次于大殿等级的其他建筑还有启圣祠、乡贤名宦祠、忠孝节义祠等。文庙以西为儒学，以明伦堂为中轴线，左右是“兴诗”“立礼”斋，后为“敬一亭”，以及学正、训导宅等。两组建筑一大一小，均为典型的明代风格，院内古柏森森，以人高山仰止的肃穆感觉。文庙除祭祀孔子而外，配祭者有亚圣孟子、孔门七十二弟子以及历代先儒百人左右。庙藏祭器明代有壶、尊、豆、笾（biān）等二十六种之多，后有佚失，亦有添补。每年二、八月上丁日举行大祭，先师位祭品有太羹、鹿醢（hǎi）、芹菹（zū）、榛栗等二十九种之多，所奏乐曲有《咸和》《宁和》《安和》《景和》凡七章。其他配享者不等。今天看来，文庙规模之巨，祭孔典礼之盛，实际上折射的是地方上尊师重教风气浓淡程度，在这方面，周边区县无法望其项背。文庙以西的儒学，内设学正和训导，收取生员、增生各三十名。儒学而外，尚有书院、义学。静宁书院之滥觞，起自明成化时的祝祥，至清康熙朝，州牧黄廷钰在明察院废址上始构陇干书院，后任州守不断增筑，并捐款购置学田，以图久远。此外，黄牧还在州东偏，后任王烜在水洛、高家堡设立义学，“以收教家贫无力求学者”。新考取的秀才，要举行“新生入庠礼”，生员披红簪花，鼓乐导引，知州亲送至学；“新科第进士举人初至”，行“迎宾礼”，“知州设宴于东郊外，躬迎进城，亲造其家往贺”。正是基于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重视，静宁科举人才自明而清不断增加。明代进士两名：姚爵和王瓆；清代仅据笔者所知有五名，他们是慕天颜和慕琛（父子进士）、叶桂、王源瀚和王曜南（父子进士）。其余举人、贡生增长比例更大。在传统文化这一块，较为明显的文化高潮有两次，一是明成化时期，由祝祥积极倡导，以及他个人的影响，始有诗教之浸润，通过其时留下来的一批《息肩亭诗》，我们可以依稀想见当时风流太守与僚属、门生少长咸集，相互酬酢（cù）的盛况。二是因黄公倡导，康乾嘉年间出现的第二次文学繁荣。当时，文采风流辈出，赵为卿、马一熊、江自岷、江瑞芝等以诗画诗文名于当世；刘曰萃、刘伯匽鸟（yǎn）、叶桂、叶树桢踵之于后，他们大多有专集刊行。但因种种原因，尤其是“文革”的毁坏，留世极少。两部《静宁州志·艺文志》收录的仅为乾嘉以前的诗文，使我们无法窥视静宁地方文学的全貌。而于此时出现的众多文化世家，却为静宁文化史册增添了不少光彩。其佼佼者（如王源瀚家族）历经明清、民国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达四个多世纪。他们是：

1.王源瀚世族。王氏世族的崛起，起自明嘉靖时的王延龄。王延龄，号苍崖，遵教里（今仁大一带）人。曾任山西介休县丞、知县。兴学息盗，政声丕著。有《苍崖集》五卷刻行于世。子王守。孙王大才，初任四川大足县令，后升云南曲靖同知。王大才雅意林泉，毅然回籍，筑室家园，读书不辍。时兼染翰，笔法一尊古人，为文主于庄丽。长子王珙，自号山林野客，贡生。立志读书，至老不辍，著《素位录》一卷。次子王琪，字襟崆。少颖达，好古博学，家世藏书数万卷，一一评骘丹黄，撷其精英，至老不少倦。为文有体，诗亦入格，至今言文学者，尤必曰王某云。所著有《袜线集》十卷，藏于家。三子王瓆，字襟白，崇祯辛未（1631）进士，授湖广提刑按察司分巡武昌监军道佥事。崇祯末抵抗张献忠流寇，收复武汉。入清后归里，屡召不出，著有《芝兰斋诗草》若干卷，刊行。王源瀚即为王瓆嫡派后裔。源瀚，字奋涛，号海门。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官江西南康知县，晚岁历主阿阳、柳湖、五原各书院讲席。著《六戊诗草》六卷，陇上学者慕寿祺称其诗：“浅显易知，殆香山之流亚。”其子王曜南，字有轩，号午天。受父严教，从小博览群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父进士，子进士，父子进士”是晚清甘肃科举史上的佳话。曜南赴京会试期间，积极参与“公车上书”，为甘肃在请愿书上签名的61位举人之一。清末民初，在家耕读教子，以度晚年。著《学古轩诗草》，人称“学古有获，平淡增趣”。王曜南子尔全，字安卿，人称“四少”，民初毕业于省优级师范，1941年，创办了静宁中学。诗文书法俱各擅长，因专心教育，著述较少。王氏一门诗礼传家，屡有著述，经历三代而不衰，陇右罕有，实属难得。

2.刘曰萃世族：刘氏发达，始自康熙、雍正朝的贡生刘元。刘元事迹不详，但他的继室江瑞芝却是一位奇女才女。刘元、江瑞芝之子刘曰萃，字正占，号三梅，幼年受其母江瑞芝严教，“读书甚博，工诗文，善书画”。教授生徒，门多伟士。所与往来如李杏村、化鼎吉、马擢三、穆范庵，皆一时之俊，而刘曰萃年最少，品学推为第一，静宁诗文唱和之盛，无过其时，有《三梅斋诗稿》行世。刘曰萃子刘伯匽鸟，号小航，道光辛巳（1821）恩科举人，任泾川学正，敦煌县训导，庆阳府教授，名重一时。刘氏后人刘仿穆，号春甫，曾任通渭训导，兰山书院山长，工书法。刘继穆，号石樵，贡生，候选儒学训导。再后刘祖禹，字锡卿，号梅亭，前清增补邑庠生员，善书。刘思恭为其子。刘思恭一名寺公，字子安，又字紫庵，行四，生于民国六年（1917）三月，世代书香门第的熏染，加上禀赋不凡，少年时即可吟诗作文，其文理皆有可观者。后考入兰州后期师范，为诸生翘楚，深得陇上学者慕少堂、李行之诸大家的垂青。毕业后，先就教于平凉女师、力行公学；后受静宁王尔全之邀，从教静宁中学。诗作多佚，少量收入《长夜集》中。

3.江锭世族：江氏祖上江深，明朝成化年间任四川夔（kuí）州府照磨。子江岳，字永镇，嘉靖十二年（1533）选贡，任四川广安州判，清慎慈祥，征税不扰，后致仕。江岳子江玉泉，字汝达，万历六年（1578）选贡，任四川灌县主簿。江渤，字汉海，为江玉泉次子。性鲠介，慎名节，恬退自矢，不喜纷华。除知山西芮城县，解组之日，囊橐萧然。“渤穷经有得，归里杜门，手不释卷，所著有《春秋题旨》若干卷，藏于家……自广安、灌县以迄芮城，父、子、孙三世拔萃，清德相承，亦可风矣。”江渤元孙江锭，字彝珍，癸巳（1713）万寿科举经元，拣选知县户部学习，诗文清丽。曾参与康熙《静宁州志》的编修。江锭长子江自岷，字汇百，雍正丙午（1726）科举人，候补知县，乾隆十年（1745），代理长芦富国场大使。其女江瑞芝，系明清时期静宁唯一之女诗人。《甘肃通志·才女传》三卷十八：“江瑞芝，字天香，静宁江自岷女，副贡刘曰萃之母。幼从父学，性颇颖慧，及父官天津，女红之暇，博览群书，尤耽吟咏。”晚年与其夫相与唱和，赌茗为胜，人皆以易安夫妻目之。诗作“至性缠绵，韵成天籁”。著有《蝉鸣小草》60篇行世。在“女子无才便是德”封建意识浓厚的环境里，江家出了这样一位才女，凤毛麟角，堪称静宁人的骄傲。

4.慕天颜世族：慕天颜祖上原姓慕容。其祖父慕容三让，字敦礼，静宁阜民坊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入贡，任河南灵宝知县，有惠政，值流寇乱，练义勇以靖地方。父慕忠始去容为慕。慕天颜从叔慕节、慕谦，分别为康熙朝贡生、廪生。慕天颜，字拱极，一字鹤鸣，顺治乙未（1655）进士，清朝著名的理财家、实干家。平生以文章经济为己任，兴利革弊，筹集军备，疏通漕运，出使台湾，颇多建树。官至督抚大员，是静宁明清以来仕宦之途上的佼佼者。从政每有心得要领，辄为笔录记载，有《抚吴封事》八卷，《楚黔封事》二卷，《督漕封事》一卷，《集瑞陈言》一卷刊行。慕天颜弟近颜、霁颜，一授翰林院孔目，一任广东昌化知县。长子慕珏，字瑟玉，任兵部主事，转郎中，升广东分巡肇高廉罗按察司佥事。仲子慕琛，字嘉玉，康熙壬戌（1672）进士，任职礼、工部。其他诸子：慕珽，候选知县；慕国璿，乙卯（1699）科举，京闱授中书；慕国瑞，贡监；慕国瑛，贡监，候选行人司；慕国琠，贡监，任广西平乐府知府；慕国珣，己卯科举；侄慕国璜，任陕西兴平县教谕；琛子震生，甲午（1714）科举……慕天颜官高位重，子孙发达，世代簪缨，陇上罕有其匹，连祖上也跟着沾光，其曾祖慕容直、祖父慕容三让、父慕忠均被朝廷诰赠以“光禄大夫、太子少师、兵部尚书、巡抚江宁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显衔（清代只有一品大员才能诰封到曾祖），皇恩浩荡，少出其右。

5.叶桂世族：叶桂，字芗林，静宁州城人。乾隆时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诰授奉直大夫，任湖南道州（书法大家何绍基的故里）知州等职。善书，书法茂密严整，功力深厚，偏工汉隶。长子叶树桢，字干臣，号石农，乾隆丁酉（1777）科拔贡，例授徵任郎，诰封朝议大夫候选直隶州州判。善篆隶。树桢长子叶增庆，字少农，拔朝贡一等，出任直隶，历署东光、易州、衡水，由军功升通州知州。出土的叶树桢墓志，说叶家“簪缨四代”，为“陇干望族”。上述王刘江三家，世代居住于新街，时至今日，王刘后裔仍在此居住，新街可谓静宁的“文化街”。

上述名人，就政治作为而言，有慕天颜那样的顶级国手，堪称静宁人的骄傲；而在文化贡献上，缺少像明代“前七子”李梦阳（庆阳人）那样的领军人物，也未出现如雍乾时期的吴松崖（临洮人）那样的诗词名家。因此，纵向上看，静宁明清时期的文化总体成就和影响远逊于两宋；横向上看，落后于文化发达地区，位居中等。

促使明清静宁文化面貌一新的原因有下列三种：

首先是明清屯垦开边，促进经济，发展民生的大背景、大气候使然。静宁远处边陲，当远古、商周文明在中原大地绽放异彩之时，这里还是“蛮荒”“化外”之地，属于未经文明唤醒处女地。汉代虽立县记载，但仅此而已，其余一概阙如。自东汉末至隋唐五代末期的漫长历史年代里，战乱频仍，地方实际控制权转换无常，发展的机遇很难光临兹土。宋时因军事的需要，先于笼竿城，后在静边寨设县建军，大大提升了静宁的行政地位，然而由于处在宋夏、宋金交恶的焦点，静宁得而复失，几易其主，政权尚且不稳，遑论其他。接下来金元统治时期都不久长，德顺虽更名静宁，实际上难以宁静。洪武开基之后，统治者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采取了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充实边塞的措施，兴修水利，提倡种植经济作物，实行免税三年或永不起科制度，使明朝初期的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强化中央集权，朱元璋创立了明代特有的卫所、军屯制度，自京师至郡县，皆立卫所；军籍世代沿袭，耕战结合，平时屯耕，战时出征。《静宁州志》记载，“静宁附城皆卫屯”，有平凉卫前所、固原卫右所、岷州卫左所、巩昌卫左所、甘州中护卫前所、韩藩安东卫所、西固卫所诸名目。军屯组织严密，耕地集中，其生产力远非延续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个体农户可比。明初州牧靳善的诗句“秋风万弩西郊射，春雨一犁南亩耕”，“荷戈负耒兵农合，多少编氓喜旆(pèi)旌”，就是当时军屯战士热烈紧张春耕场面的真实写照。卫所士兵来自不同地区，所带来的先进种植技术，无疑也会给当地农户起到示范作用，推动本土农作技术的优化改良。而随军迁入的工匠，必然会促进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因此，明初是静宁进入全面文明的转捩（liè）期。接下来，清代出现的康乾盛世，为静宁的进一步发达提供了安定的和平环境，使州城内外商贾云集，人烟辐辏(còu)，号为通都大邑。

第二，得益于区位优势。静宁位于古丝绸之路中线，从长安到河西，直线距离短，兼之递铺相沿，驿站相连，补给方便，故往来客商、旅人以至朝廷军需转运多选择这条热线。林则徐谪戍新疆，路过静宁；左宗棠领军西征，驻扎月余。今天的312国道，基本上沿袭了明清的走向。其沿途的一些地名，如瓦亭驿、清江驿、七里铺、高家铺、官道岔等，依然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从一些文献的字里行间，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当年宽阔的“官道”上，车马络绎，驼队绵延的繁忙景象。各种运输车辆，北上河套贩运青盐老碱，南下汉中采购香料药材，东走山陕拉回京广杂货，西达河湟运去烧酒粉条……除了物畅其流，这里也是三教九流、能工巧匠、江湖艺人流连驻足的大站，各色戏班杂耍赶集跟会，过往频繁。州城一些著名建筑，往往聘请外省建筑高手参与设计施工。像原来清真寺讲经大殿内的透雕隔断屏风和大净室的木地板铺装，都是四川工匠的杰作。连河南一带的“花儿匠”也肩挑花木，一路北上，以至于凉甘诸州县。州西西岩寺藏经楼收藏的佛教经卷，普陀巷下庙的楠木鎏金千手菩萨，文庙里古色古香的精致祭器，儒学中卷秩浩繁的善本经典……或属信士还愿，或由官宦捐献，促使静宁文化得以兼收并蓄，提高了整体品位。静宁本土不产棉花，布匹衣料等生活必需品完全靠纺织业较发达的山陕供应。由于贸易量大，晋商陕商在西街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山陕会馆，他们的经营运作方式无疑会影响到当地人的经商理念。凡此种种，无不证明了便利的交通条件，给静宁社会经济的发达，特别是文化、观念方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一些有为的地方官员的积极倡导。这中间，除了洪武初年“为静宁重开草昧”的欧阳信、成化初“整坠修废”“功在后世”的靳善等人“为最著”外，就其影响而言，当数明代的祝祥与清代的黄廷钰。祝祥，字廷瑞，别号鹤臞(qú)，江西浮梁（今景德镇）人。由乡举历官广西道监察御史。后“因言事”被“谪知山西沁水”，寻知济宁（今山东济宁市）。明成化十一年（1475），补知（静宁）州事。由于祝祥仕途屡蹶，阅历丰富，深谙民生疾苦，加之他性格刚直，以“所轻者禄位，所重者名教”自誓，故能于下车伊始，便能有大的作为。一是增筑外关，拓展东郭，遣将守备，习武屯田，使州民得以各安其业，避免了后来的“套寇”的屡屡侵扰。二曰兴修水利。《静宁州志》载：“静宁附州，故无水利，明成化间，知州祝祥始于东郭之郊，以银三十两布百匹，市平凉卫之后所屯地五十亩，引上峡水疏渠为水轮二，以资利用，其余置为官园”。祝祥自捐俸禄，鸠工庀材，晨夕督役，计日工成，改写了静宁无水利的历史。三是重教兴学，创办书院。《静宁州志》“陇干书院”：“静宁向无书院，旧志载社学三，久废。成化中，知州祝祥曾建书院于城隍庙西。”州人姚爵年轻时就读该书院，矢志苦读，终于考取进士。后因其守正不阿，敢于对明武宗荒嬉朝政行为抗疏累谏，史册留名，光耀母校。祝祥开办学风气之先，成为以后历任州守的楷模。四是完善仓贮。祝祥考虑到静宁地处冲要，粮食安全关乎军政民需，于是对原有的仓储设备修葺改造，规范体制，健全条例，“申请题设大使一员”，正式命名“广丰仓”，广积余粮，以备不虞。成化二十年（1484），陇东大旱，“日如流火，百草俱枯”。二十一年（1485）大饥，静宁幸有仓贮，祝祥报请上司批准，“出‘广丰’‘预备’二仓粮二十余万石赈之，全活甚众”。五是通驿递。古代驿递，具有政治、军事、交通、通信等多方面的功用，备受重视。“成化十六年（1480），知州祝祥增修垣壕，内有公署一处，正厅书吏俱全，宅一所，车房三十间，鼓楼三间，牛神庙一座，狱一所”。此外，祝祥还踵修州署，除旧布新；于东城外“引水绕亭，遍植花柳”建筑了“息肩亭”，给文人士子提供了一个赏心游乐，品诗论文的去处……经过祝祥数年的筚路蓝缕，草创经营，“州中诸所建置，至是乃为大备”，为后来静宁社会经济，特别是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由于祝祥本身就是一个诗文大家，“饶文学，襟怀潇洒”，从政之余，不辍著述；休暇之时，奖掖后进，以自己的文学实践给地方的文风学风以积极的影响和带动。祝祥的种种善举，获得了州人的普遍好评，《静宁州志·艺文志》所收诗词中有许多篇是以怀念祝祥为题材的。祝祥入祀名宦祠，充分表达了静宁人民对他的无限景仰与怀念。黄廷钰，字二如，一字淡园，奉天人（今辽宁沈阳），康熙五十年（1711）到任。他对地方上的贡献，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建立陇干书院。静宁书院自明成化初祝祥首创，其后两次废弃，只存遗址。康熙五十五年（1716）州牧黄廷钰始构“托素轩”于署东偏察院之废址，又建“正谊堂”于托素轩之前，名曰陇干书院。集诸生讲读于其中，勉以义理之学，月为二会而严课之，文风丕变，州士咸被其教育。静宁书院自此次开始，后虽屡易其名，曰“亦乐园”“阿阳”等等，但一直地址固定，薪火相传，闻名遐迩，为静宁乃至周边地区的人才培养发挥了长期效益。和祝祥一样，黄廷钰也是一位诗文才子，为文清丽，诗格亦高。偶有闲暇，与僚属吴之珽，士子门生江锭、赵为卿、马一熊等人把玩山水，闲话渔樵，诗酒酬唱，每有佳作。《静宁州志》里所收他的作品，有十一篇（首）之多。由于黄廷钰不遗余力的倡导，静宁文化事业空前繁荣，并形成优良传统，对乾嘉乃至以后时期都产生着影响。二是摒除旧习，以培养全面人才为要务。康熙《静宁州志》里有一篇“署平凉府事”王坦写的序，序中以静宁学子的口吻谈到黄廷钰与众迥异的教育理念和内容：“曩吾州人，凡弟子受之先生者，科岁试读已耳，此外戒勿泛及。自我黄公莅兹土，始进多士而教之，教以启桢（根本），教以成弘，而后人知有先正；教以左、国，教以庄、骚、迁、固、韩、柳、欧、苏，而后人知有古文；既乃辨汉魏六朝初盛、中晚之风气，濂、洛、关、闽、金溪、姚江之是非，而后知有声律，有性命。月每三课，课已，则谆谆以敦行谊励廉耻为切要，比来人士，皆骎骎乎知所向矣。”在那个人们把“仕途经济”看作至高的追求目标，读书人把“时文制艺”当作第一要务的时代，黄廷钰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离经叛道，注重学生素质的全面培养，这需要多大的勇气与毅力！也正是由于他的远见卓识，课导方法得当，王坦在各地巡试学童时，“诸邑不甚餍（yàn）吾意，独静宁美不胜收，虎彪豹蔚，气象万千，五经七艺，踌躇满志”，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三是纂修《静宁州志》。在黄廷钰修《静宁州志》以前，有明末知州刘默所修的“万历州志”和清初李民圣所修的“顺治州志”，这两部志书，前一本“漫无意例，一账簿耳”；后一本稍胜前本，“而移掇事实，窜易姓名，惟是偏心并乱厥籍”，舛误颇多。出于“辨方程土，稽古察俗，错综上下数百年之得失，以斟酌乎穷变通久之道，而彰其物宜著其劝诫”的教化目的，黄廷钰组织吴之珽、江锭、赵为卿等一班名士，参照赵时春《平凉府志》，核其故事，发其幽隐，分局胪列，三易其稿，始臻成功。编纂过程中，修志者们唯实唯真，敢于大胆纠正平凉才子赵时春《平凉府志》中的谬误，明确指出“静宁非古渭州也”，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使“康熙州志”成为静宁四部州志中最为翔实准确的信史，名列甘肃地方史志中“稀见方志”之一。四是首筑兴陇渠，重修演武厅。黄在前几任州守如祝祥、杨守约等人开渠灌园，制作水轮，以利民生的基础上，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筑坝于东峡口，尽引河水入渠，而以时蓄泄之，浚其故道，更加疏凿，名曰兴陇渠，可灌田数百顷。兴陇渠自开凿以来，历经民国二十三年（1934）之大规模扩建改建，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仍发挥着效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为虚誉。与此同时，黄廷钰对明万历时创修，现已倾圮败落的演武堂进行了维修增补，阅兵团练，驰马角射，以为未雨绸缪之计。黄廷钰牧静期间，请赈救饥，热心公益，平抑物价，遍施恩惠，种种好处，不一而足，赢得了州民的衷心爱戴，后“丁外艰，州人公吁请留不获。将行，士民攀辕流涕，徒步送百里外不忍别。”应该提及的是，祝黄二公（不仅这两人）在兴办地方公益筹集资金的途径，除了申文上报，“动拨帑金”外，往往“悉捐薄俸”，而当他们致仕或退隐之时，每每宦囊羞涩，不名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