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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规划对兰州城市规划的影响研究

【摘要】:由于人才的损失,进而导致城市规划工作的困难及城市建设活动的盲目和无序,对于快速成长和建设发展的新中国,代价无疑是惨痛的。这一时期的政治大波动致使中国城市规划事业蒙受的重大损失难以估量。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规划工作,十分突出地强调政治和政策性,强调要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服务,这是应该的。城市规划受人治因素的影响,这一点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延续至今。

刘易斯·芒福德从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来认识城市的本质,他指出,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体,更是各种密切相关的、经济相互影响的、具有各种功能的集合体;城市不只是权力的集中表现,更是文化的集合;城市实质上就是人类的化身。

城市是公共权力集聚的空间,由于权力的集聚,引起其他要素的集聚,也由于权力的消失,引起其他要素的离散,从而使城市出现、生长、繁盛、衰败以至消亡。受内外部的政治因素影响,城市规划意味着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多种利益抉择,在考虑各种行动方式的过程中会偏向不同的利益集团,而忽略或损害另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规划实质上是政治的选择。事实上,权力结构直接影响着城市规划秩序的形成,它由指向、层次和时间性三要素构成。

1960年,“三年不搞城市规划”口号的提出引发了后续一系列的连锁反应。1961年1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中央“调整发展速度的决定”,压缩建设规模,并指示大力削减城市规划人员,对于城市规划来说,这一系列的重大政治活动和社会变迁是一次伤筋动骨的大变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城市规划局就被取消了,全局人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这个意义上,“三年不搞城市规划”口号的提出,正是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第一次走向衰落的直接导火索。由于人才的损失,进而导致城市规划工作的困难及城市建设活动的盲目和无序,对于快速成长和建设发展的新中国,代价无疑是惨痛的。这一时期的政治大波动致使中国城市规划事业蒙受的重大损失难以估量。尽管“三年不搞城市规划”口号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它对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灾难性的,这段历史值得我们进行认真反思。

1960年,新中国的城市规划事业处于“初创”的“幼稚期”,客观地讲,包括李富春副总理在内的一些国家领导人乃至城市规划领域的一些业内人士,对城市规划工作的固有特性、发展规律以及政策导向等,都尚无深入的认识。提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是城市规划事业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的遗憾。换作今天,城市规划工作的重要性已深入人心,自然就不会那般轻率了,正如邹德慈先生所言:“我相信,城市规划不要搞了的话不会再有人说,那个阶段永远过去了。”从根本上来讲,“三年不搞城市规划”,反映出对城市规划科学性的认识不够。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规划工作,十分突出地强调政治和政策性,强调要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服务,这是应该的。

然而,城市规划的政策性必须建立在合理认识城市规划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城市规划受人治因素的影响,这一点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延续至今。今天,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加强法制建设,消除人治影响,真正树立城市规划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