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才的损失，进而导致城市规划工作的困难及城市建设活动的盲目和无序，对于快速成长和建设发展的新中国，代价无疑是惨痛的。这一时期的政治大波动致使中国城市规划事业蒙受的重大损失难以估量。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规划工作，十分突出地强调政治和政策性，强调要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服务，这是应该的。城市规划受人治因素的影响，这一点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延续至今。......
2023-09-27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中国兰州规划的影响研究
【摘要】：总路线提出后，中共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从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的三年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进行的。
“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建设热情。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中共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增长。“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的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的积累率高达39.1%。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的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从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的三年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陈伯达所撰写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他提出“把合作社办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接着，《红旗》杂志第4期又发表了陈伯达所撰写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文章，明确引证了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中国社会的基层单位”。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组织的基层单位。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进行的（“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此外，1958年全面实施了体制下放的计划，其核心内容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把配置经济资源的权力下放给各级政府，包括下放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投资和信贷管理权，下放劳动管理权，等等。
在这样的形式下，建筑工程部提出了“用城市建设的大跃进来适应工业建设的大跃进”的号召。许多城市为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迅速编制、修订城市规划，使城市规划与建设也出现了“大跃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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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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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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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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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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