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苏联规划编制史实研究

2023-09-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对种族、阶级、性别与性议题的重视构成了自20世纪末以来西方城市规划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城市规划史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手段自然要借助史学方法论，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史料的来源上，斯科特采取传记式手法，以采访20世纪早期城市规划参与者的方式，撰写了《1890年以来美国的城市规划》，这在早期规划史研究中是个孤例。

西方的规划史作为一门专门研究领域，自诞生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蓬勃发展时期，一些重要的规划史研究机构和期刊都于这一时期建立和创刊。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规划史研究逐渐步入初期成熟阶段，对学科哲学本位论的思考——规划史研究的主体与客体是什么——日益受到更多关注，规划史研究方法与手段等的系统性确立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些都说明规划史的主流传统在逐步完善当中。

早在20世纪80年代，曼德尔鲍姆（Mandelbaum）就曾说过，只要规划史学者仍旧只关心总体规划、大规划师、官方规划组织的影响等“官方”主题，规划史就将永远是城市历史研究的外围。20世纪90年代，西方在规划史学界如同在史学界一样，也掀起了一股变革的风潮。自规划与规划史学界元老戈登（Gordon Cherry）于1991年发表论文《规划史，英国最近进展》首开规划史的回顾先河后，声讨与反叛主流规划史的趋势也逐渐形成：克鲁克伯格（Krueckeberg）探讨了规划史研究中易犯错误的原因及错误的种类；澳大利亚女规划学者桑德科克（Sandercock）声称规划史中的英雄主义色彩过重，要引入一系列评判性的主题、理论和方法论来降低及剔除；博登（Borden）等人认为以前的规划史研究抓小放大，只注重细节研究而忽略了全局框架及与城市状况的关联，或是试图在一种意识形态下囊括所有的史实；戈罗斯蒂萨（Gorostiza）也主张规划史的多样性，认为必须把非强势群体的作用融入当前的“官方历史”当中，而不是仅仅把它们的历史作为文本的注脚或补遗。

进入21世纪后，桑德科克认为规划史学至少有六个最新的研究趋势：第一，规划史学家正在把官方历史与叛逆性规划史作对比研究；第二，史学家已经把规划的概念化过程——对城市建设的关注——进一步发展为对社区甚至是国家建设的设想；第三，史学家通过研究“良好公民”的意义及特定人群如何为空间所左右或标记，在从事权术之研究；第四，历史中的抵抗行为提供了变革的可能性；第五，学者重新阅读了规划的基础性文本，发现对妇女、移民和疾病的恐惧既是这些经典著作的激发点，也是它们的主要内容；第六，研究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同性恋的文章占有一定比重。桑德科克还建议对以下两个问题投入更多的关注：其一，全球化时代下紧迫的国际问题；其二，人们在空间中和平共处的正面案例。

伯吉斯（Burgess）认为规划史是一体三位，端看记述的重点是思想、实现思想的努力还是上述努力的结果。沃德尔（Wardll）亦持相近观点，认为规划思想、政策及影响这三者贯穿规划史研究的始终。但受时代背景与社会思潮影响，不同时期的侧重点则有所不同。

对种族、阶级、性别（Gender）与性（Sexuality）议题的重视构成了自20世纪末以来西方城市规划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美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史协会（SACRPH）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年会虽未如其他规划史、城市史研究机构举办的年会那样设定一个具体的主题，但近年来投稿主题的范围都会包括“种族、阶级、性别与性”。

步入21世纪以后，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地方与文化差异及其沟通与交流在规划史方面的体现成为新的关注热点。国际城市规划史学会（IPHS）在2004年与2006年分别进行了以“规划模式与城市文化”和“规划思想与地方特性的跨国传递”为主题的年会，主要探讨了全球化对地方传统的冲击及文化遗产、规划文化与规划模式之间的关系。2004年以后，一批探讨文化与规划之间关系的专著与论文集也相继出版。

城市规划史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手段自然要借助史学方法论，这是毋庸置疑的。传统的规划史论述方式主要有三种，即城市的物质发展时序模式、决策行为的标准化模式及城市规划的比较研究模式，并以史料分析、记述与人物传记为主要研究手法。编年史方式一直是规划史主要采取的模式，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分主题讨论的典范当属彼得·霍尔（Peter Hall）的规划思想与理论史力著《明日之城：一部关于20世纪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史》（首版为1988年）。比较研究模式经常采取论文集编纂的方式，组织多位学者就某一专题进行探讨。萨艾斯（Sies）与西尔弗（Silver）指出，规划史研究经历了从规划先驱传记到制度规划编年史、研究范围拓展、融入城市史研究方法，再到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发展道路。而当前，正如规划史的跨学科性质所决定的，规划史的研究在吸引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投入的同时，也在越来越多地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借用过程中可能有融合发生，其结果是产生了如“百衲被”一样的多学科研究手法（百衲被也就是用多种不同色泽、不同形状的布块拼接、缝制而成的一种薄被。据说，300年前移民到北美洲的妇女为了克服拓荒时的贫困，借助于英国的拼布艺术，将旧衣服或破布头缝制成御寒寝具，即形成了早期的百衲被。百衲被风行于贫民阶层，后来逐渐发展成美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家庭手工艺品。美国有关百衲被的书籍、展览、俱乐部和网络大量出现。美国南部最大的城市休斯敦已举办了20多年的“休斯敦百衲被节”。人们把这种比美国历史还长的艺术称为“美国的光荣”），这在研究过于广泛和复杂的课题时尤为有用。城市考古学手段和历史记忆方法也同样被应用，如博加特（Bogart）的《纽约的公共空间和公众记忆》和詹金斯（Jenkins）的《下城区之前：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和城市更新，1949—1958》。

在史料的来源上，斯科特（Scott）采取传记式手法，以采访20世纪早期城市规划参与者的方式，撰写了《1890年以来美国的城市规划》，这在早期规划史研究中是个孤例。随着口述史学的兴起，规划史学界也逐渐采用了这种面谈与口授记述的方式，作为对传统书面史料的补充与完善，一般应用在缺乏书面材料的领域，如对社区邻里规划历史的研究。例如，鲁宾（Rubin，2000）的著作《绝望的邻里的复兴希望：基于社区的发展模式》和托马斯（Thomas，2004）的文章《邻里规划：口述史的应用》。而随着国际互联网络的发展，网络上所承载的信息与口述史中所包含的口头信息一样也为规划史学家所用，纳斯尔（Nasr）的《规划史，城市未来与世贸中心被袭事件》一文中就不仅使用了报刊和政府文件，还援引了网站上的评论和文章。

规划史研究的发展也不例外，一种传统、主流、惯例被确立后，随之而来的是它被怀疑、批判甚至是重构，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实际情况。规划史学界中的这些变化，实际上是对城市规划本质的更深刻认识和理解的体现，对诸如“规划由谁而做”“规划为谁而做”等本体论问题更接近真实的回答。目前并不能说新的传统与研究规范已完全确定，但是投身于这一领域的人已经预见到各种可能性和可供选择的发展方向，通常不是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点，而是代表了多方利益的多样化观点，同时也鼓励不同研究领域和持不同见解的学者们之间可以进行更加广泛的对话与交流。

兰州苏联规划编制史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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