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州到新州：琼崖旧事和苏轼的贡献

2023-09-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但也有民间传说，迁州之举，系出于冼太夫人的设想。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唐宋以来的谪臣中，对儋州影响及贡献最大的还是苏轼。至于当时儋州父老及至整个海南，无不把苏轼的到来看作是海南的极大幸事。如明成化年间的知州罗杰，在任期间，善政得民，儋州的民风文教，焕然一新：离任时，儋州百姓哭着送行、挽留。清代二百多年间，儋州城多次维修增益，城墙高大坚实，雄踞一方，实为当时海南第一等州城。

地名，是一方水土的名片。地名的记录着人的进化轨迹。

儋州，最早称“离耳”，出自《山海经》，第十卷有“海内南经”，其中有“离耳国”。这“离耳国”的人似乎很爱美，喜欢在耳朵上做文章，将自己的耳朵拉得又长又大，还戴上各种饰物，让人远远望去，仿佛两耳垂肩，迎风晃荡。后世的注家特别指出这“离耳国”就在朱崖海渚中。这“国”里的人们还不懂得种植，只是猎取海中鱼蚌海鲜以及山野中的甘莳、芋头为食。可以想见这是原始部落时期的先民，所以才称为“国”。时间不知过去了多少年，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与楼船将军杨仆，讨伐叛乱的南越国，兵锋所至，将南越国的残部驱赶到海南岛的西部，又在现今的蚂蝗岭（一名黎郎冈）一带进行战斗，终于扫平了南越国。汉武帝想起了传说中的这里的人们“大耳朵”的故事，于是就在海南岛上设置两个郡——珠崖、儋耳郡。离耳变成儋耳，古老的“离耳国”的人们成了大汉的臣民，汉官威仪，王化所及，从此海南岛悉入华夏疆域。最初的儋耳古城，据说为楼船将军杨仆所筑，遗址在今三都镇境内，旧时称为湳滩浦。城墙不高，只一丈四尺，周长二百六十步，充其量不过一个小小的“土围子”，但周围有汉兵驻守。从此，中原王朝的威望在儋耳郡树立起来了。

然而，毕竟是边远地区，远离文明社会，而到这里来为皇朝守土尽责的官员们也多是些不善钻营、被朝庭重臣边缘化了的疏远官吏或品质恶劣的贪腐酷吏。被边缘化了的官吏任期届满后会因贫窘或乐于海南风土人情而落籍当地；而贪腐酷吏却大力搜括海南的珍贵特产，如沉香、珍珠、玳瑁、黎锦、南药等。

到了南北朝时期，梁朝大同年间，由于冼太夫人以德服众，安抚岭表，海南当地百姓归附者千余峒。于是上奏朝廷，在儋耳废郡旧址设立崖州，统管海南全岛行政事务。此后，约半个多世纪，海南全境成了冯氏天下。而其统治的权力中心正在儋耳故郡。至唐朝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冼太夫人的孙子冯盎归顺唐朝，唐朝改儋耳为儋州。这是历史上“儋州”得名的最早时间。

儋州之名，终唐之世二百余年，中间只有唐玄宗天宝年间曾改为昌化郡，但不久又复为儋州。州治所在地已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迁移至今中和镇，当时称为高坡。相传为杨仆所筑的儋耳城则称为“旧州”。儋州旧时的“八景”之一，就有“旧州西照”一景。但也有民间传说，迁州之举，系出于冼太夫人的设想。她觉得儋耳故城过于低矮，滨临沧海，地理位置不理想，故此决定迁址。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冼太夫人将故址大殿上的屋梁一声喝起，那屋梁挂着红绸一举冲天，在烟雨中飘逝而去。屋梁最终降落在高坡，即今中和镇之上，于是冼太夫人决定在此立州。但也有另一个传说，把迁州的功劳记录在“黎母仙姑”身上。不管是冼太夫人还是黎母仙姑，儋州民间丰富的想象终究替代不了历史。唐代立儋州之后，直至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改儋州为昌化军，治所仍在今中和镇。这一改，直至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七月，儋州（昌化军）迎来了旷世奇才、一代文宗——苏轼。

在苏轼之前，整个唐代，偏远的儋州早已是封建朝廷贬谪罪臣的地方。其中如王义方、林蕴等，都是方志上有名的人物。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唐宋以来的谪臣中，对儋州影响及贡献最大的还是苏轼。而苏轼被贬儋州，对他个人来说，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在这里，他不仅远离了北宋末年昏乱腐浊的政治漩涡，求得个人心灵上的净化与感悟，而且在创作上成果累累，获得当时以至后人的大力推崇。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曾有诗称赞他：“笔随意到平生乐，语自天成任所遭。欲赞公诗何处觅，眉山云气海南潮。”至于当时儋州父老及至整个海南，无不把苏轼的到来看作是海南的极大幸事。像“儋州有幸沾恩泽，代代讴歌笠屐翁”这样的诗句已然成了后人怀念、颂扬苏轼谪琼居儋事迹的永恒主题；而苏轼的“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等发自肺腑的抒怀，都是他寄情海南的由衷表白。

苏轼居儋时，曾有“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糅”的记述。但那时所谓的儋州城，其实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城”，四周并无城墙，整座“城”是用当地特有的刺竹周匝相围而成。所幸的是，两宋期间，整个海南都无甚大的动乱与战事，诚如苏轼诗云：“稍喜海南州，自古无战场。”

到了明朝初年，海南迎来了历史上最为发达昌明的好时候。海南已经不再是朝廷贬谪罪臣的化外之地，而发展成了文化教育高度发达的“滨海邹鲁之区”。儋州城也开始有了石头包砌的城墙。明朝二百多年间，出现了一些儋州百姓念念不忘的好官。如明成化年间的知州罗杰，在任期间，善政得民，儋州的民风文教，焕然一新：离任时，儋州百姓哭着送行、挽留。又如嘉靖年间的知州宋瑬，在任期间，解除民间繁重的赋役，打击横行不法的地方恶霸，修水利，架桥梁，境内民众安居乐业，最后却因勤政死于任上，百姓为之痛哭于街巷，将他奉祀于东坡祠。又如万历年间的“三贤太守”——陈节、陈荣选、潘楠，个个都廉介自持，移风易俗，使儋州地区风俗大变，面貌一新。

清代也有几个值得一提的廉明州官。如康熙时期的韩祐，在任期间，大胆革除各项弊政，减轻群众的税赋；厉行衙门规章，防止奸吏害民；在前任沈一成续修《儋州志》的基础上完成了《康熙儋州志》的编纂工作，他被列为州名宦。又如嘉庆年间的钱维青，到任后，察访民情，得知儋州百姓受苛捐杂税所困，于是以此为首要任务，大力推行新政，革除弊政，解除民困；又鼓励设立墟市，以通民间交易，深得民众称赞。又如道光年间的张继邹，在任期间，事无巨细，一以爱民为本；重视地方教育，曾捐个人薪俸重修桄榔庵，亲到学校授课，带上纸笔奖赏诸生；建立忠义祠，激励地方劝俗向善，抚恤孤苦贫弱者，被政界目为古循吏；离任之日，儋城百姓“攀辕卧辙四十余里”，极力挽留，后人将他“祀于桄榔庵”。清代二百多年间，儋州城多次维修增益，城墙高大坚实，雄踞一方，实为当时海南第一等州城。城内街巷井然有序，各行各业，俱有归属。城南门外还有自明末清初即创建的孔庙，也属海南境内最为完善、美观的文庙建筑。首倡建庙的明末儋州解元曾开甚至因此而得罪了琼州府的上司，故在清初一直处于遭冷落的士绅地位也在所不惜，实为地方志节坚完的骨鲠之士。

清王朝覆灭之后，儋州地方迎来了民意迸发的新时期。民国初年，儋州变成了儋县。各种思想意识相互碰撞，不同主义竞相游说，一时风云变幻。至民国九年，即1920年，在一次群众的骚乱中，地方治安大乱，县城遭到焚毁。自唐武德五年（622年）设立的儋州古城陷入灭顶之灾，绵延一千两百九十八年的儋州古城从此毁于一旦，千年文物古迹损毁几尽。这是儋州文物、文献自古以来的巨大劫难。

旧州城被毁之后，县城迁移到了离旧城不远的敦教坡，百姓称之为新州。原来的旧州城被称为“老州”。至此，历史上儋州的州治共有了三个称呼：旧州、老州、新州。民国时期，新州名为州，实为县。1958年冬，新州迁至那大。新州作为县城时期，儋县各方面仍处于艰苦奋斗的岁月，因此县城的建设并没有大的变化。

自1958年儋县迁至那大至今，儋县又复回儋州，正可谓实至名归，重升旧秩。但是刚搬迁到那大时，儋县仍未显发达。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盖起了新的县府，那大市也由当初几条简陋的街道变成了四通八达的通都大邑。进入20 世纪90年代，儋县那大的发展更好了，仿佛一夜之间旧貌换新颜，遍地新楼如雨后春笋，茁壮于坡坎岗头，生机勃勃。

远去了的古儋州，召唤着人们对历史的敬畏。而今的儋州市，几经蝶变，更显雄姿英发，气概万千！

从老州到新州：琼崖旧事和苏轼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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