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廉吏邢宥：政绩卓著

2023-09-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朝廷派邢宥与锦衣卫官于信审理此案，结果查无实据。由于他的坚持，此案最终得以秉公处理，被冤枉诬陷的孙太安等二十多人保全性命。从此邢宥秉公执法的声誉振动朝野。邢宥作为办案官，面对群众的呼声不敢大意，怀疑这些被捕的群众并非真凶，便力请暂缓行刑，再次深入侦察、审核。邢宥探得其实，欲依法弹劾曹义。因此，寇深对邢宥怀恨在心。邢宥立即出榜告示，允许群众点名有储粮的富户，由官府请出地方绅士带领群众到富室借贷。

比丘濬年长五岁的邢宥，是明代文昌县水吼村人。据丘濬所撰《湄丘邢公墓志铭》，其先祖自宋时为“纲使”（为皇室督运物资的官员）已迁琼，其后各代先人均有出仕者。

邢宥比丘濬早六年考中进士，初任四川道监察御史。明英宗正统年间，司礼太监王振专权，大肆贪污受贿，在京城东建豪华宅第，家藏“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其他珍奇宝贝不计其数。正统十四年（1449年），王振挟帝亲征瓦剌部，兵败土木堡，明英宗被俘，王振亦被愤怒的明军所杀。景泰元年（1450年），朝廷清算王振罪恶，抄没他的家产。有人揭发其亲属孙太安等藏匿他的财产。朝廷派邢宥与锦衣卫官于信审理此案，结果查无实据。其时朝野上下对王振一党恨之入骨，凡有牵连者都主张“杀无赦”。于信慑于众怒，对邢宥说，不管有无实情都要办他的“罪”，不然可要惹祸上身。邢宥坚决不从，说：“没有事实根据，便硬要假造材料使人陷于法网，这是我们办案的人亲手杀他了！”由于他的坚持，此案最终得以秉公处理，被冤枉诬陷的孙太安等二十多人保全性命。从此邢宥秉公执法的声誉振动朝野。

明代实行海禁，沿海居民有私自造船出海者，即犯杀头之罪。丘濬《湄丘邢公墓志铭》载：有一次，巡海官符文捕获犯禁入海者十数人（一说数千人，恐为笔误），奏请朝廷要处以极刑，一时间呼冤叫屈之声震天动地。邢宥作为办案官，面对群众的呼声不敢大意，怀疑这些被捕的群众并非真凶，便力请暂缓行刑，再次深入侦察、审核。结果不久之后，抓到了真正的凶犯，这十多位即将成为刀下冤魂的无辜百姓始获重生。此事，据内阁大学士刘吉的《中顺大夫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邢公墓碑铭》所记，犯事的群众被诬为“强盗”而非犯禁入海者。

景泰五年（1454年），邢宥作为监察御史巡按辽东潘阳，发现当地军官私盗公家物资储备者五十多人。有人建议统统逮捕法办。邢宥认为，辽东为国防前线，潘阳三面受敌，形势于我不利，若将犯事的军官统统捉拿，必将严重影响防务。结果奏请朝廷，只惩办为首者二人，其余的责令“罚赎”，以守城之功赎罪。不久，胡骑杀到城下，边防危急，全赖这些“罚赎”的军官奋勇抵御，才保全了一城百姓免遭荼毒。在抵御胡骑的侵袭战斗中，副将焦礼有功，而主将曹义欲贪冒此功，掠为己有。邢宥探得其实，欲依法弹劾曹义。其时都察院都御史寇深与曹义为同党，急忙找邢宥替曹义说情。面对顶头上司的说情，邢宥坚持原则，不为所动，最后还是上奏朝廷，处罚了曹义，还焦礼以公道。因此，寇深对邢宥怀恨在心。至明英宗天顺年间，寇深主政都察院。时有知县甄铎设冤狱致死人命，有人告发甄铎以重金、宝物行贿忠国公石亨，为自己开脱罪责，朝廷命都察院派员查办。石亨是帮助英宗复辟的得力干将，深受器重，当时权倾朝野，声威赫赫，因此都察院谁都不敢接这个案子。寇深趁机报复邢宥，特派他亲自处理这个案子，意欲“借刀杀人”，让忠国公石亨收拾他。结果，邢宥秉公而断，据实而言，石亨也无可奈何。

天顺四年（1460年），邢宥升为台州知府。在任期间，修理公廨，使吏员得以安居；修理浮桥，使民间便于往来；处理讼狱“缘情据理，民自信服”。在台州四年深得民心，却被寇深等人诬奏巡按辽东时有过失，被逮捕回京问罪。台州百姓知他廉洁，家无储蓄，争着给他银两，都被他婉然拒绝；又有地方耆旧数十人亲到京都为他说情，希望再派他到台州，结果却因此被贬官为晋江县令。

直到明宪宗即位后的成化元年，邢宥始得重新启用为苏州知府。苏州当时是经济发达、“赋甲天下”的重要郡邑，全国赋税近十分之一仰给于此，朝廷内外的许多支出、应酬都要找苏州知府，所以作为郡守，既是个美差又是个苦差，最难侍候那些贪得无厌的达官贵人。邢宥到任后，对那些贪污腐化、亏损公帑的行为严加管束，“绳治责偿，且得余钱数万缗”，不仅惩治了贪污腐败分子，还收回了被亏空的公款数万缗。邢宥将这些钱去修建储粮的“永丰仓”，又筑沙河长堤，建桥梁，为民众永久之利。苏州民俗喜奢侈，办事辅张浪费，讲排场，摆阔气。邢宥以身作则，提倡俭约，什么“游宴亭馆，老佛殿阁”的游玩消费场所，他从不光顾，“惟省役均赋，节浮费，以便民为主”。因此，“不期月，政化民洽，歌颂之声，播闻远近”。成化二年（1466年），苏州水灾为害，民多艰食。饥民蜂拥至富有的储粮大户强行抢夺，一时治安扰乱，人心惶惶。邢宥立即出榜告示，允许群众点名有储粮的富户，由官府请出地方绅士带领群众到富室借贷。拒不借贷或上门强抢者，均有罪。这样虽平息了一场动乱，但所得粮食仍不足以救饥。邢宥又令会计核算地方军饷，决定只留足一年的储备，其余的统统拿出来赈济灾民。按明朝的律法，擅自动用军饷是犯法的，吏员们劝邢宥三思而行，邢宥说：“受灾饥民危在旦夕，若等请示朝廷恩准，民众都饿死了！若朝廷怪罪下来，我愿承担一切责任。”因为邢宥的果敢行事，苏州一郡被救活的群众有四十余万。事后，群众为感念他的恩德，建了生祠来纪念他。朝廷得知事情的原委也大力表彰嘉奖，并升他为浙江左参政（刘吉的《墓碑铭》作“浙江布政使”，显误），仍兼管苏州知府事。本年秋天，邢宥又升为左佥都御史，奉朝廷之命巡抚江南，“总督兵民财赋，兼理浙江嘉、湖、杭三府粮储，提督屯种”，一切军政大权都由他掌握，“询吏治，察民隐，奖廉能，黜贪懦，枉奸宄，抑豪右，事无微钜，靡不悉心”。成化四年（1468年），又奉朝廷之命整顿两浙盐法，将那些伪造贩盐指标的奸商绳之以法，保全国家盐业税赋；五年（1469年），又奉朝廷之命考察百官，“凡军民利病，悉听从宜处置”。当时被邢宥考察罢免的官员达一百七十多人，因为事实俱在，都不敢有怨言。

成化六年（1470年），邢宥因上京议事，得知宪宗宠信万贵妃，一时奸人当道，朝政日非。巴结万贵妃而登上首辅（宰相）位置的万安媚附讨好万贵妃，而与他结成一伙的内阁大臣们只知争宠窃禄不理朝政，人称“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昏庸腐败气息充斥朝野。邢宥对此十分失望，曾自叹“藩参既领一州易，都宪重兼百政难”（《任都御史纪恩》），遂上章请求“致仕”退休回到海南文昌老家，归养林下。这年邢宥才五十五岁。回到故乡文昌水吼村，一直到死，邢宥都未曾离乡村一步。他筑一草亭于故居附近，名之曰“湄丘草亭”，自号“湄丘道人”。邢宥虽曾官居四品大员之职，但清廉为政，无多余积蓄，这草亭决非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的豪华建筑，实乃名符其实的一个茅草亭子，而且就地取材，“伐丘之树为楹，斫丘之竹为椽，筑丘之土为墙，又剪丘之茅苫盖之”，亭成之后，相与往还的是平头百姓与农夫野老，“不爱见乎车马客与之话时事也”。这就是邢宥退休后不愿和达官贵人们谈论时事政治，只想过地道的平民生活。所以他说：“丘宜乎约，亭宜乎朴，不宜侈且雅也。雅吾不为，侈吾不能也。”（《湄丘草亭记》）直到六十六岁，邢宥终于在故乡逝世。临终前他对长子顼说：“我做官多年，没有多余积蓄，丧事一定要从简……”

邢宥生前曾写信给好友丘濬，请他为自己作《墓志铭》。他去世后，他的长子顼专程到北京请丘濬写《墓志铭》，但同时，顼又请内阁大学士刘吉为父亲写《墓碑铭》。也许他觉得丘濬的官职还不够高，不足以光耀其先父坟茔的缘故吧（当时丘濬为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监祭酒），而刘吉与邢宥为同年进士，且刘吉对邢宥其人也颇敬重，称赞邢宥“平居温温然，不为崭绝崖岸，及临事断有不可拔者。自为御史时，称有职守，虽于总宪者，尚不屈就”。这段话的意思是，邢宥平时待人接物温和平易，不摆那种高傲自是、拒人千里的高贵派头，处理事情时，能坚持原则，忠于职守，虽顶头上司施压也不会迁就屈服。然而，这刘吉其时虽贵为内阁大学士，却是个混迹官场的老官僚，一生善于逢迎讨好，正是以万安为首的“纸糊三阁老”之一，官场上口碑极差，人称“刘棉花”，意思是经多次弹劾也不丢官，像棉花一样，“越弹越发”。且他素与丘濬有矛盾，曾撰联讥讽丘濬“貌如卢杞心尤险，学比荆公性更偏”，把丘濬形容为形貌不雅、个性偏执阴险的老顽固。但究其实，丘濬一生的品格行事比刘吉自然光明磊落得多。邢顼让这两篇墓铭都落在父亲的坟墓上，也颇有尴尬抵捂之憾，让识者婉惜。

天涯廉吏邢宥：政绩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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