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捐之反丑诋当地人为“禽兽”,足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严重隔阂,废郡之举势在不免。自西汉元帝罢废珠崖、儋耳郡后,五六百年间,史籍上不再有封建朝廷在此设官行政的记录。那么在这长达五六百年的时间里,海南的历史沿革该怎么算,是断档还是代有统绪,则成了争辩不休的历史话题。可以说,直至今天,关于海南岛的这段历史沿革问题还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
2023-09-27
苏轼诗集有《自昌化双溪馆下步寻溪源至治平寺二首》:
一
乱山滴翠衣裘重,双涧响空窗户摇。
饱食不嫌溪笋瘦,穿林闲觅野芎苗。
却愁县令知游寺,尚喜渔人争渡桥。
正似醴泉山下路,桑枝刺眼麦齐腰。
二
每见田园辄自招,倦飞不拟控扶摇。
共疑杨恽非锄豆,谁信刘章解立苗?
老去尚餐彭泽米,梦归时到锦江桥。
宦游莫作无家客,举族长悬似细腰。
据《琼州府志·艺文·卷三十九》载,清代循吏陶元淳著有《重建治平寺碑记》其文曰:
东坡先生自昌化双溪馆下步寻溪源,到治平寺,赋诗二章。以《王梅溪诗注》证之,双溪馆在县治前。考,宋县在今之昌化村。溪水发源五指,经德霞枕水岗而下,至县之东境,分为南北二流,故曰‘双溪’。坡公自馆下步寻溪源,至治平寺,又在东大约溪水分流之所。其遗址也,今其地皆黄沙白草。询之士人,佥曰‘此故良田,明初横惶水患,城邑迁改,无复一亩存,而今赋额未除,县坐此萧条。’吾闻言嗟叹。行求所谓双溪馆治平寺者,了不可得,亦莫有知其名者,盖古迹论废已三百年矣。吾将欲复之而未遗也。……意更欲复双溪馆,祀坡公于中而不能逮,则以俟后君子。”
所谓《王梅溪诗注》,即南宋王十朋《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王十朋,号梅溪。该书注此诗确有“按《昌化县图经》云,双溪馆在县治前”的说法。为此,陶氏据当时海南昌化县的地理情况认定“双溪”即发源于五指山、经德霞枕水冈而下至县东境的溪流,因此把苏轼的这两首七律定为居海南昌化军(今儋州市)时作。其后,乾隆及光绪年间,琼州人王时宇、广东新会人刘凤辉(曾任儋州学正)所编订的苏轼《海外集》《居儋录》均收入此诗。清道光年间,张岳崧的《琼州府志》及1935年的《儋县志·居儋录》亦同样予以保留。
那么,苏轼这两首七律是否真的作于海南昌化呢?
首先,看陶氏的《碑记》叙述就很模糊,指为双溪馆、治平寺遗址的地方,“今其地皆黄沙白草”,且当地人“莫有知其名者”,只知道“此故良田”,至少自明初以来并未知其为“双溪馆、治平寺”的遗址。所以陶氏也只好慨叹:“行求所谓双溪馆治平寺者,了不可得。”又考《正德琼台志》记载昌化县“川类”条,说昌化江源自五指,“流至侯村始分为南北二江”,“北江绕县治南流西,至乌泥浦”,又称“其北江水,于弘治辛酉泛滥冲埋”。这与陶氏所言昌化“双溪”的情况基本相符,但《正德琼台志》根本没有就此江提到什么双溪馆、治平寺遗址问题,倒是在记述该县“山类”时,特别在“峻灵山”条下注云:“详见坛庙《峻灵王庙记》。”因为苏轼居儋时,曾写有《峻灵王庙记》,援此例,若真有苏轼在琼写的昌化诗,《正德琼台志》当不会遗漏。
其实,1935年的《儋县志》已怀疑此诗作于海南,称:“此二诗,施注、查注俱编在初守钱塘作。详诗中‘老去尚餐彭泽米’云云,疑是再守钱塘时作。然当日由琼之昌化军即系儋耳,今郡邑志俱载有治平寺,则又难定为非居儋作也。”此段按语中所谓“施注、查注”,分别指南宋的施元之父子及清代的查慎行所注苏轼诗。二家所注皆晚于王十朋,且王十朋系分类,而施、查二家为编年,所以施、查二注是比较可靠的。而查注尤为详备:“《太平寰宇记》:昌化县在杭州西二百四十里。唐初为紫溪县……《咸淳临安志》:太平兴国三年,改吴昌县为昌化。又,双溪,在(昌化)县前一百一十步。徐冠《新亭记》略云:县治之前,溪分南北流,旧有双溪馆。熙宁间,县令陆元长临北流为亭,东坡经由亭上,题诗记事,有‘双涧响空’之语。《武林梵志》:治平寺在昌化县西一里,旧名忻平。唐大中二年建,开平二年改今额。”如此明白无误的记载,本不应有歧义,恐陶元淳未能见到查注本,故将彼昌化误认为此昌化。天下地名相同者众,若不细加查考,附会不可免。
至于《儋县志》按语云“今郡邑志俱载有治平寺”,此语更属无稽。查海南现存历代“郡邑志”,仅道光《琼州府志》记有昌化县“治平寺”,然而,此寺正是陶元淳因误解苏诗所建,并非宋代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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