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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7
海南古代宦官崖州志：陶元淳的廉政之举
【摘要】：郭沫若校点过的《崖州志》是海南省现存旧方志中的善本，该书“宦绩”条记有一位廉吏名陶元淳。陶元淳，字子师，浙江常熟人。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陶元淳力行节减行政开支。陶元淳因此力为申诉，并通过调查研究，著为《浮粮考》一文，呈报上司，以求纾免群众负担。陶元淳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禁止守军的胡作非为。陶元淳欲秉公严办此案，余虎闻讯欲以“百金”行贿，被陶严词拒绝。
郭沫若校点过的《崖州志》是海南省现存旧方志中的善本，该书“宦绩”条记有一位廉吏名陶元淳。此人治绩非同寻常，整个清代近三百年间，被认为是“循吏”而宣付国史，载入《清史稿》的共57 人，陶即其中之一，可见清廷对其治绩的重视。
陶元淳，字子师，浙江常熟人。康熙二十七年进士，康熙三十三年任昌化县知县，次年又代署崖州知州。其时，海南陵水、崖州一带刚遭兵乱，百姓流离失所，城中居民不满百户，而士卒骄横，将校横暴，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陶元淳到任后，面临两个最突出的问题：一是如何减轻群众负担，安抚百姓，使失业流离者重归家园；二是制止骄横的兵将守军为非作歹，恢复社会秩序。据《大清一统志》，为了查清当地奸民隐没侵占土地的情形，陶元淳一到任，立刻着手丈量土地，通过清查土地，重新厘定赋役，使“民复业者千余家”。然后“度隙地，立墟市，招流亡，劝开垦，予以牛谷，不起征”（《琼州府志》）。仅此一项措施，当地百姓受益者不可胜计。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陶元淳力行节减行政开支。据他生前好友冯景所撰《昌化令陶子师传》称，陶在任上“节衣缩食，署中尝至绝粮”，平日所吃亦只“韭菜一束”。其自奉如此之薄，对群众却关怀甚切，常常“步行村落间，问民疾苦，煦妪如家人”（《国朝先正事略》）。经过他的一番努力，昌化面貌大为改观，“民始知有伏腊宴会之乐，于是闻风归附踵相错，城内外屋宇皆新”（《昌化令陶子师传》）。而且，他还特许群众“有冤者，得诣县陈诉，黎民乐业”（《琼州府志》）。当地有田亩二百余顷被水淹没已百年，但租税却分毫不减，百姓因之受累。陶元淳因此力为申诉，并通过调查研究，著为《浮粮考》一文，呈报上司，以求纾免群众负担。他在任四年，除了《浮粮考》外，还写了《论昌化海防》《筹昌化营汛兵制议》《请禁崖州营将肆虐状》《议设土舍之患状》等有关地方行政事务的文章，现在的《崖州志》尚存若干篇，而清代《皇朝经世文编》则全数收入。
陶元淳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禁止守军的胡作非为。他到任崖州后，经过一番调查，写了《请严职守详文》，开头便说：“职自到崖州，所见职掌混杂，军兵骄纵，不得不据实直陈。”他向上司反映了当地守军的几大祸害：一是营将侮文之害，即当地守军将领不仅越权擅政，而且殴打地方行政官吏；二是营将征粮之害，即本应由地方行政办理的征收任务，守军横加干预，直接参与征粮，从中谋利；三是营将占丁之害。陶元淳在此条中，详细指出营将滥引明代的世袭兵制，设所谓“余丁”，不仅一人当兵全家抗役，而且将大批民众纳入兵营，逃避政府差役，为兵将谋私。如“州城内遵道一坊，居民一百一十余户，当民役者只有两家，其余悉充‘余丁’”。其实，这种“余丁”的做法完全违背了清朝的募兵制，是彻头彻尾的违法乱纪，但因为营将有暴利可图，且地处边陲，有上司庇护，于是横行无忌。陶元淳到任时，崖州游击余虎、守备黄镇中已经作恶多端，民愤极大。黄镇中还以“非刑杀人”，被群众告到知州衙门。陶元淳欲秉公严办此案，余虎闻讯欲以“百金”行贿，被陶严词拒绝。行贿不成，黄镇中便来硬的，派了百多卫兵披甲操刀，直闯知州衙门，欲以武力威胁陶元淳。按这伙武夫惯常敢于殴打地方文职官员的勇气，他们以为这一吓肯定可以让陶元淳屈服。谁知陶元淳全无惧色，大堂上一拍公案，怒斥黄镇中：“守备反耶！吾奉令治事，敢令甲士劫持。是无上官也、是无天子也、非反而何？”（《琼州府志》）黄镇中一听自己所作所为被定为抗拒朝廷的谋反之罪，这才慌了手脚，“气慑”而退，乖乖听候处理。当时崖州群众中流传这样一句话：“虽有余虎，不敌陶公一怒。”
陶元淳在任期间，不仅关心民生疾苦，而且关心当地的文化建设。他经常亲赴县学与诸生讲论学问，有时讲到三更半夜仍不归宿，以至精力衰竭。旧时《儋县志》及王云清《儋耳赋》注还保存有他惜才爱才的一则记录。说的是他任昌化令时，有一位赴试的秀才路过儋州，发现一位七岁的神童陈我传（一作符峨团），才识过人，还能做应试文章。陶看了秀才带回的我传所做的文章，大为叹赏，亲自到儋州欲访问这位神童并欲带他回昌化衙门，收为义子，亲加教诲。可惜陶元淳还在赴儋路上，我传已死去。关于这则记载，《儋县志》与《儋耳赋》注有一字之差，却可以让后人有两种解释。县志云：“元淳，状元也。”赋注云：“元淳曰：状元也。”前者以元淳为“状元”，后者则是元淳视我传为“状元才”。据《清史稿》，陶元淳于康熙二十七年成进士，廷试时，本可置于一甲（即有成为状元的可能），但阅卷者“以其言戆，置二甲”。这就是说，他的文章并非没有状元才，只是他的文章有“愿减浮额之粮，罢无益之费”的议论，不知忌讳，太过直率（因为减粮是皇帝才能定夺的大事），所以才把他拉下二等。这样看，说陶元淳为“状元”似也沾边。
陶元淳任职天涯，勤政爱民，忠于职守，仅四年时间，积劳成疾，竟病逝于任上。
论曰：明、清两代均享国近三百年，其间廉洁自律、耿介有守如陶元淳者均不乏其人，然最终都不能因此而江山永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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