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耍手段被踢出内阁，丘濬参与编修《宪宗实录》有功

2023-09-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刘吉之所以被踢出内阁是由于他耍手段阻挠孝宗皇帝的“家事”，与丘濬全无干系。在明宪宗时，他与万安、刘珝同为内阁成员，安为首辅。据《明史》所载，弘治四年，与丘濬同时入阁的还有洛阳人刘健。他与丘濬一样都是因为参与编修《宪宗实录》有功，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又是因此而先后进入内阁。在弘治内阁中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王恕。丘濬上奏反对，认为这其中有的官员上任还不满三年，如果没有贪污渎职等行为的话，不应统统

丘濬于六十七岁时写成《大学衍义补》一书，其时明孝宗朱祐樘初即位，认真看了这部“考据精详，论述赅博，有裨政治”的巨著，十分赞赏，即于是年十一月下诏升迁丘濬为礼部尚书。丘濬为此松了一口气，觉得这辈子也算干到头了，于国于民于己都算有了一个交代。所以就在礼部尚书任上，年届七十那年，又动起思乡归琼的念头，吟诗道：“二品高官七十年，一生常在帝王边。职居散地偏承宠，文卖明时颇值钱。天上神仙仍有禄，朝中宰相却无权。圣恩早晚容归老，敢为区区五福全？”这分明表示自己能够高升只是因文字的机缘，侥幸晋级，不敢再有非分之想，唯望荣归海南老家而已。岂知过了一年，孝宗却下诏宣他进入内阁，成了文渊阁大学士，参与国家大政，遂行宰相之职！然而就在他入阁前几个月，原内阁首辅的刘吉却被免了职，这一进一出，刘吉大生疑惑，认为是丘濬背后搞的鬼。

刘吉为此大为恼怒，私下里骂他为“南蛮子”，还特地撰了一副对联侮辱他：“貌如卢杞心尤险；学比荆公性更偏。”意谓丘濬相貌不雅，丑如唐代的奸相卢杞，而才学比宋代的王安石一样，性情比王安石还要偏执。

这显然是恶意中伤。刘吉之所以被踢出内阁是由于他耍手段阻挠孝宗皇帝的“家事”，与丘濬全无干系。而刘吉此人的“为官之道”早为当时朝野人士所不齿——他做官专为混日子，四面讨好。在明宪宗（孝宗之父）时，他与万安、刘珝同为内阁成员，安为首辅。三人专务吃喝享乐，尸位素餐，国家大事由太监汪直专政把持，内阁成为虚设，故人称此三人为“纸糊三阁老”，孝宗早就无意留他。尽管这“纸糊三阁老”的所作所为常引起公愤，遭到言官的弹劾，但这个刘吉惯来圆滑善变，你越弹，他越升官晋爵。孝宗即位后，尽管并不看好他，还是能够留任，真是像棉花一样，越弹越发。所以在这之前，早就有人送他一个绰号叫“刘棉花”。后来，刘吉打听到起这绰号的是一个屡试不第的国子监老生员。而凑巧的是，当时丘濬官居礼部侍郎掌管国子监（即国家太学校长），因此刘吉便怀疑讥讽他为“刘棉花”一事定出于丘濬的主谋。但丘濬为官清廉正直，实在是无懈可击。于是“啃不动硬的，专挑软的捏”，以他内阁大学士的权势，奏请宪宗皇帝下诏，今后凡是三次考试不第的举人一概不许再试。不仅如此，还借机大整那些与己不合的朝中大臣。这些行为丘濬都亲眼所见，当然与他水火难容。

刘吉既以对联侮辱丘濬，可是他还未离开京城，也有人给他送了一副对联，道是：“泥塑纸糊，全没心肝如木偶；弓弹椎碾，更无骨节似棉花。”当时，除了“纸糊三阁老”外，还有“泥塑六尚书”之讥，所以谓之“泥塑纸糊”。刘吉看到这副与他针锋相对、入木三分的讥刺对联，气急败坏，又怀疑是丘濬这个“南蛮子”所为，但罢官在即，大势已去，也只有干瞪眼而已。

据《明史》所载，弘治四年（1491年），与丘濬同时入阁的还有洛阳人刘健。刘健其人，与丘濬一样，博学多识，闭户苦读，处事稳健，人称“木强”（意即刚强不屈）。他与丘濬一样都是因为参与编修《宪宗实录》有功，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又是因此而先后进入内阁。但此前，丘濬还参与编修《英宗实录》，那时他还只是个“侍讲学士”，却在编修的过程中表现出刚正不阿的耿介气质。当时参与编修的某些人为讨好宪宗，主张把被明英宗（宪宗的父亲）处决的民族英雄于谦作为“叛逆奸臣”写进实录中。丘濬力排众议，坚决抵制于谦是“叛臣”的诬陷之辞。公开置辩在“土木堡事变”后，若没有于谦的誓死拱卫北京，大明的江山早就岌岌可危了！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是非曲直大家心里都明白，为何还要让于谦来背这“叛逆”的黑锅？由于他义正辞严的置辩，最后没有将这种诬陷之词写入《英宗实录》。这一史实，说的是明英宗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听信宦官王振的怂恿，轻率出兵，被瓦剌部首领也先俘虏，其后，北京被围，明朝面临亡国之险。兵部尚书于谦受命拱卫京都并拥立英宗的弟弟朱祁珏为景泰帝，击退了瓦剌部的围攻。不久，明英宗却被也先释放回京，在亲信徐有贞等的策动下，发起“夺门之变”，废了景泰帝，重登帝位，改元天顺元年，并在徐有贞等人的唆弄下，诛杀了护国有功的于谦。刘健是英宗改元后，于天顺四年（1460年）中进士的，对这段史实应十分清楚，对丘濬为于谦辨白的事也应是明白的，是否同意丘濬的观点另当别论，但对丘濬的为人从此应有所了解。

丘濬生性耿直，遇事认理不认人。他对刘健的好学深思颇有好感，所以两人在内阁相处，还没有听说过像与刘吉那样针锋相对的矛盾。但《明史·丘濬传》说他们两人有时因某些时政问题在朝堂上强辩不休，各不相让。有时争到激烈之处，丘濬甚至将官帽子掷于地上，表示即使不做官也要坚持真理。但争论归争论，私下里两人也没有像与刘吉那样誓不两立。有一次，刘健对人说：“丘仲深（丘濬的字）有一屋子散钱，但没有串钱的绳子。”意思是说丘濬虽然学问广博，但缺乏系统，散乱无章，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不多。丘濬听到后，也不谦让，立即反讽道：“刘希贤（刘健的字）有一屋子串钱的绳子，但没有散钱。”意思是刘健处事虽善于抓住要害，善断多谋，但见识不广，不能解决更多的问题。两人可谓各有所长，都见到了对方的长处和短处。丘濬与刘健在内阁相处的时间不长，弘治八年（1495年）丘濬逝世，此后，刘健还在内阁任职，一直是孝宗皇帝所倚重的能臣。

在弘治内阁中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王恕。王恕是陕西三原人，年纪比丘濬大。孝宗即位时，王恕本已致仕退休，但念及他在宪宗朝执掌吏部的功绩，特下诏请他还朝。作为“三朝元老”，王恕确是有功之臣。他执掌吏部期间，为朝廷选拔了许多能臣，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人脉”极厚。但晚年还朝之后，却有点“功德圆满，傲然自恃”的情怀。每天上朝时，都是他在皇帝面前首先奏报，别人都等候他讲完才开腔。他对丘濬的入阁似乎很不满。虽然他作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一贯也讲原则，不许人行贿买官，但看到丘濬却从不因为他身居吏部尚书而对他有丝毫亲近附和的表示，反而在朝政问题上有时不惮与他争辩是非曲直，让他感到被轻忽。故此两人从不来往，见面也不打招呼。弘治六年（1493年），王恕主持吏部考核天下群吏，决定罢黜两千多人。丘濬上奏反对，认为这其中有的官员上任还不满三年，如果没有贪污渎职等行为的话，不应统统罢黜。结果皇上准奏，经过认真考察，留下九十多人。王恕因此觉得很没面子，益发恼怒丘濬。而王恕的门徒们却造谣说这九十人中有丘濬修《宪宗实录》时的同僚，希望通过丘的关系得到提拔重用，却被王恕刷掉了，所以丘才发难；又造谣说，丘之所以能入阁是因为向皇上进奉一种“阁老饼”，皇上吃了喜欢，才提拔他。丘濬对这些流言一概不予置辩。又有一太医院判刘文泰，曾经请托王恕关照自己的升迁问题，但达不到目的，心存怨愤。刘经常到丘濬家看病，关系甚密，从丘濬处了解到王恕退休在老家时，曾让人刊印了一本《大司马三原王公传》，广为流传。刘文泰弄到该书读后认为，王恕自比为周公，“彰一己之善，显先帝之过”，失人臣之礼，于是写成奏章，请被王恕除名的御史吴祯帮忙润色，连同本书一起告到皇帝那里。王恕急忙为自己辩解，并声称刘文泰的奏稿出自丘濬之手，希望一并追究丘濬之责。孝宗下诏将刘文泰逮捕入锦衣卫狱审问，才知道实出自吴祯之手，与丘濬无关。孝宗因上述种种问题，对王恕有了看法。而王恕本想借此机会扳倒丘濬的企图也落了空，故而恼怒在心，提出要致仕退休。孝宗马上就批准了，并且不按惯例给予他应有的待遇，他算是灰溜溜滚回老家去了。

但王恕门徒众多，而明代的官场风气“不务举贤进能，又不平心静气，而专务于分门立户，各怀偏见”（《明史·邹元标传》），所以丘濬在这件事上一直处于被指责的尴尬地位。连清代的纪昀在评价他的《大学衍义补》一书时竟也说他“相业不可称”“其人不足重”，显然是不顾事实的过分贬抑之词。

（2016年2月23日）

刘吉耍手段被踢出内阁，丘濬参与编修《宪宗实录》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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