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崖旧事：海运思想的重要性

2023-09-2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鉴于运河航运的种种弊端，丘濬提出了以海运作为补充的“海运思想”。丘濬是一个生长在海南岛滨海的书生，以自己亲眼所见海运之实，详述海运之利，认为可以作为国家漕运的一个重要补充。所以丘濬实际上是在婉转地批评罢废海运的不合理。以陆运为基准算，海运比河运还省费，但海运有漂溺之患，所以“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事实上，海运之利大大胜过河运。然而，丘濬主张海运还有着更深层的全局眼光，并非只盯着眼前的局部的利益。

我国有三万多公里的海岸线，沿海良港，如串珠玑。滨海之民，自古以来就习于航海。我国古代的造船技术也一直领先于世界。其中，多桅多帆、平衡舵、披水板、减摇龙骨等都是我国首创，尤其船尾舵、水密舱壁、车轮舟和指南针更可称为我国造船史上的“四大发明”。秦汉时期，已出现借助船舶运送军队作战的“水军”。唐宋时期，则因与海外的商贸关系，民间造船远航的现象更为普遍。北宋时福建、浙江一带商人的船队远航至今韩国、朝鲜一带，获利巨大。至元代，则有官府长期组织船队运输物资并有详细记录。明朝初年，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则是我国古代航运史上的伟大创举，开启了明朝划时代的远航壮举，也大大促进了明王朝的海上运输事业。

明朝与元朝一样，迁都北京之后，国家的税赋、军饷以及京都皇室、满朝权贵、商贾居人等的衣食用度大都靠东南沿海一带的漕运供给。漕运主要依靠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及内河。在这全长达一千七百多公里的运输道上，显现着整个帝国的兴衰气象，漕运成了帝国躯体生死攸关的大动脉。但就在这安危兴衰所寄的运输通道上，从来都很难说得上是“畅通无阻”“一帆风顺”的。因为运河的水面高于长江等内河的水面，所以在内河与运河的交叉衔接处，需要修建调度、接转的闸口（水闸），从长江运来的货物要转入运河水道时，需要数以百计的人力，先把船上的货物卸下，然后用绞盘及人力将船拉上运河水道。这个过程不仅耗费人力而且耗费时间。有时船舶因为要等待转驳，停滞十天半月也是常有的事。过了驳接这一关，进入运河航道后，途经微山湖、洪泽湖、高邮湖等沿河湖泊，还要经历风涛之险，船只漂溺时有发生。有的河段，如徐州段以黄河为河身，而黄河或泥沙为患、或时有改道，造成枯水无法航行，还有急流险滩如徐州段的百步洪等，也都是运河运输的头等障碍。此外，朝廷派出管理运河运输事务的官吏也常有故意刁难，借机勒索船户、虚报损耗、谋取私利等贪赃枉法之事，也是运河航运的人为障碍。

鉴于运河航运的种种弊端，丘濬提出了以海运作为补充的“海运思想”。

丘濬在他的《大学衍义补》卷三十四“制国用·漕輓之宜”一章中，专述内河漕运的利与弊。其中谈到：“臣家居海隅，颇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虑风而虑礁。故制海舟者，必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丘濬是一个生长在海南岛滨海的书生，以自己亲眼所见海运之实，详述海运之利，认为可以作为国家漕运的一个重要补充。

他引述史实：“海运之法，自秦有之。而唐人亦转东吴稉稻，以给幽燕。然以给边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焉。”海运至元代时有了空前的发展，对满足国家的物质需要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丘濬引述元人虞集的话：“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运江南粮，以河运弗便。至元二十九年用巴延言，初通海道。漕运抵直沽以达京城。立运粮万户府三，以南人朱清、张瑄、罗璧为之。初岁运四万余石，后累增及三百余万石。春夏分二运至，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不旬日而达于京师。内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细民无不仰给于此。”元代建都北京，而粮食等重要物资却仰给于江南，从最初的每年四万石累增至三百余万石，可见海运的重要与便捷。这一现象引起了丘濬的高度重视。他从史料中详细研究海运的特点，不放过对每个细节的关注。

丘濬考察了元人海运的具体路线：“海运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刘家港（今苏州府昆山县太仓）入海，至海门县界开洋。月余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码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后千户殷明略者又开新道，从刘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这是说，由于精心选择运道，时间由原来的一月有余缩短至十天左右，光就这一点，其迅捷之势就胜过内河漕运数倍。内河漕运，以大运河为例，有时遇到船只拥堵，光在水闸等候过关就要耗时十天八天，故每运一趟，少则三四个月，多则半年以上。所以丘濬又举例说：“我朝洪武三十年，海运粮七十万石给辽东军饷。永乐初海运七十万石至北京。至十三年，会通河通利，始罢海运。”这都是明朝曾经充分利用海运迅捷的优点。所以丘濬实际上是在婉转地批评罢废海运的不合理。为此，他又特别强调了内河漕运的缺点。因为明代的内河漕运一反前代的做法，将押运的民夫改为兵卒；将短程接运改为长途押运。这样一来，“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劳百倍。一岁之间，大半在途，无室家之乐，有风波之险。洪闸之停留，舳舻之冲激，阴雨则虑浥漏，浅涩则费推移，沿途为将领之科率，上仓为官攒之阻滞，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暖，而文移又摧以兑粮矣。运粮士卒，其艰苦万状，有如此者。”就这一点而言，海运节省押运兵卒、节省时间、免去层层关卡的推移，好处已经不言自喻。

相比之下，丘濬特别肯定元代的海运：“虽有风涛漂溺之虞，然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他又说：“臣考《元史·食货志》论海运有云，民无輓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以为一代良法。又云，海运视河漕之费，所得盖多。作《元史》者，皆国初史臣，其人皆生长胜国时，习见海运之利，所言非无征者。”丘濬着重强调《元史》的作者对海运的称许，是因为他们都是元末明初的知识分子，自小曾经亲眼见过海运的优势，所以他们的论述都是经验之谈，重于实践体会，绝非无知妄说。

丘濬还比较了自古以来所有漕运形式之间的优劣：“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而皆资乎人力。所运有多寡，所费有繁省，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以陆运为基准算，海运比河运还省费，但海运有漂溺之患，所以“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丘濬提出海运主张时，明朝自永乐十三年（1415年）凿通清江浦河道，河漕顺畅，已罢海运多年，而海运因漂溺之患常受垢病，所以海运虽明显比河运省费，丘濬也只能说“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事实上，海运之利大大胜过河运。然而，丘濬主张海运还有着更深层的全局眼光，并非只盯着眼前的局部的利益。

他说：“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宁过虑而无使临事而悔。今国朝都燕，盖极北之地，而财赋之入，皆自东南而来。会通一河，譬则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况自古皆是转般，而以盐为佣直，今则专役军夫长运，而加以兑支之耗；岁岁常运，储积之粮虽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丘濬这一席话，道出了明代河漕严重而隐蔽的缺陷，即过分役使押运的士卒，致使这一群体不堪重负，日渐衰微，最终难以为继，而导致河漕艰涩难通。

明代负责押运漕船的士卒称为“漕军”。漕军自成体系，有严密的组织，实质为明朝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随着行政管理的腐朽，漕军的待遇与生活环境越来越差，越来越困难。另据黄仁宇《明代的漕运》一书所言，漕军虽然有一定的待遇（月饷12 石，行粮2 至3 石），但在明王朝统治后期，月粮经常推迟发放，或者即使发放，每人所得也是大为减少。这给士兵带来极大的痛苦。另外，漕运途中如有损失，不管什么情况，都由漕军负责。除了受处罚外，一切损失都要由漕军赔偿。这对一般士卒来说，显然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不但士卒，甚至有的漕军头领也因此自杀身亡。士卒逃亡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漕军因为兵员减缺，不得不雇佣乞丐与流民来充当空缺。此外，明王朝还规定漕军要负担漕船建造费用的40%左右，这一规定到了明王朝后期，简直成了迫害漕军走向绝路的沉重负担。漕军往往要借高利贷来支付自己所要负担的造船费用。这样更加剧了漕军的逃亡，因而漕船也日渐减少，不得不征派民船参加漕运，造成了政治上的灾难，加剧了明王朝的灭亡。

丘濬正是看到了内河漕运的种种弊端，从国家长远的安危利害出发，建议重开海运。针对当时皇室及大臣们对于海运的种种顾虑，丘濬不惮烦冗，列举了元代至元二十年（1283年）至天历二年（1329年）共四十六年间通过海运所积累的数据比较，充分证明利大于弊，得大于失。他还客观地说：“然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间亦有船坏而弃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责偿于运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视河漕之费，则其所得盖多矣。”他还特别引述元代的沉痛教训，告诫漕运不通所能造成的致命危害：“元朝承平之时，岁运几至四百万石。至其末年也，哀丐于叛臣，仅得十有余万石。最后升斗皆无焉。是时也，斗米至银六两。一时勋戚权贵，衣锦绣，抱珠玉，而枵腹忍饥，以为饿殍者何限！呜呼，可叹也哉！是以为国远图者，睹未形之患，为先事之谋，恒思于心曰，吾之家国，今虽富盛，异日吾之子孙，安知其不驯致此乎？矧今建国于燕，而又承其后。虽天祚国家，祖宗基业隆厚，非元可比。然忌外之事，亦不可愧深长思也。”

丘濬海运思想的深谋远虑，还不仅止于国计民生的经济效用，他还特别指出：“将江淮荆河之漕，折半入海运，除减军卒以还队伍，则兵食两足，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服朝鲜、安南边海之夷。此诚万世之利也。”因内河漕运需要庞大的“漕军”，因此折半入海运后，自然可以省去大半兵员充实国防，还可以因海运之效能增加粮食的运输，又可以因海运建起相应的海防军队，熟悉水战，强化训练，巩固海防。为此，丘濬还为海运设计了详备的运输方略，从运输路线的勘察、记录、造册，到船只的打造、舵工的选择、气象资料的积累，等等，都有预先设计，可谓周全完密。

可惜，自明代中叶，丘濬重新提出海运的主张之后，并没有得到明王朝的重视。漕运依然以内河一线为主，直到明末漕运崩溃，供给断绝，导致亡国，验证了丘濬的先见之明。故黄仁宇在《明代的漕运》一书的结论中谈到：“人们会问：在向京城供应成问题时，为什么不以海运的方式来解决呢？为什么明廷在其统治的两个半世纪里，一直依赖于漕河这条充满缺陷的内陆水运呢？即使明政府感觉到漕河是一条更安全的运输干线，为什么完全中止海运，甚至禁止臣民从事远洋活动呢？”黄仁宇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中央政权思想观念上的封闭保守。“中华帝国对外并不寻求领土扩张。同时，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明王朝当局非常想把国土与世界隔绝开来。只要可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减少到最低限度。很少以可以受益发展的眼光对待对外贸易。海运的终止，不过是这种孤立主义政策的发展表现。”

由此可见，丘濬的海运思想在明朝中叶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开放、实用、面对现实谋及未来的进步思想。

琼崖旧事：海运思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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