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濬：《大学衍义补》与《朱子学的》成功奠基者

明代是海南岛创造辉煌的时代。

丘濬便是其中颇为显赫的一位。这位出生于海南琼山（今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的普通人家子弟，宦途上由翰林院庶吉士一直做到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内阁大学士首辅（相当于宰相）。寻常人家子弟，能够如此荣显，令世人惊叹之余，总要追索一些发迹的根由：生有异禀，相貌不凡，祖上阴德……丘濬自然也不例外。据说他的祖父丘普是位小医官，“性仁爱，专事利人济物”，在社会上做了许多好事、善事，而且“其行自少至老多类此，年享遐寿，人谓天报矣”。就是说，一辈子都做好事，所以该他有“天报”，孙子当上了大学士。以此劝善，用意自然不错，但光凭这一条，无法令人信服。还是丘濬的天赋令人倾倒：“濬生有异质，读书过目成诵，日记千言。六岁能信口为诗歌，语皆誉拔。如咏《五指山》诗，识者皆知，其必为国器。”（《琼州府志》）那语出不凡的《五指山诗》，的确道出了少年丘濬的豪迈情怀。他聪明还勤奋，《明史》称他“家贫无书，尝走数百里借书，必得乃已”。有时遭藏书家白眼叱责，他也不怨。而且他博极群书，天文历数、兵农医释，无所不及，甚至户口、盐铁、军马之类，也照样涉猎，留心研究。进入仕途之后，他仍然苦读不辍，直至晚年一目失明，还保留读书的习惯。他对历代典章制度尤其精熟，为同时代的文人学者所称道。丘濬一生光辉的仕途，可以说是由他丰富的学识开创的。

丘濬从儒家经典那里师承的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立身大节，纵观他一生的作为，的确可以如此立论。比如史志上说他“文章雄浑壮丽，四方求者沓至。碑铭志序记词赋之作，流布远迩。然非其人，虽以厚币请之不与。”（《琼州府志》）对方若是德行有亏的人，许给万金，他也不写。光凭这点就可以看出他为人的气节。与同时的官场僚友相比，他一直过着比较清贫的生活。直到后来当上了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依然如此生活。他在朝廷任职四十多年间，一直住在京城苏州巷南的一座小宅子里，“规模卑陋，仅蔽风雨，始终未尝少拓”。皇帝给的官俸，多余的用充官费或购买书籍，没有多少储存。所以他去世时，除了数万卷图书，再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皇帝也为此感叹不已。京城百姓把丘濬住的那条巷称为“丘阁老巷”，表示对他人品的景仰。他不仅自身俭约成性，对家属也严格要求。他的儿子丘敦，按身份完全能够当个出门乘车张盖、锦绣罗身、奴仆成群的公子哥，但丘敦节俭的美德似乎比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丘敦一生不喜欢穿新衣服，出门安步当车，靠路边走，行人一望就知道是丘阁老的公子。

何乔新为丘濬写的《墓志铭》称他“晚登政府，疾病半之，故见于功业者，仅若此。然《大学衍义补》一书，其经济之才可见矣；《朱子学的》一书，其为理学亦可知矣。理学、经济兼而有之，使得久其位，尽行其言，相业岂三君子（指唐张九龄，宋余靖、崔与之，皆岭南籍名臣）可及哉”！然而，清乾隆年间，主编《四库全书》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却认为丘濬“其人不足重”“相业不足称”，对丘濬一生功业基本持否定态度。纪昀的看法，可以说具有某种代表性。明清以来，持相同观点的也不少。如何判断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最好还是全面地研究史实。因为历史上一些涉及个人的论定往往有“是非身后谁管得”的无奈。像丘濬这样崛起于天涯海角，又“天性刚决，不肯依阿淟涊，与世沉浮”（《琼台诗话》）的人，无帮派声援，无徒众吹嘘，这在门户私见日盛、党派纷争渐起、“有中立亦视为仇”（《国史旧闻》）的明代中叶，要想得个实事求是的好名声是不容易的，但因偏见而受谤，却并非怪事。

丘濬三十四岁进入仕途，其后二十多年时间身居下僚，位卑言轻，要想政治上有大建树，不太可能。尽管如此，他有两件事仍足称道：一是奏请免调海南卫所的官兵到大陆参加防务，而专门负责海南的治安，使众多军士得以解除远离乡土的愁苦。二是向大学士李贤提出解决两广“平乱”难题的建议，切实可行，得到英宗皇帝的嘉赏。此后直到六十岁，他才有机会升为礼部侍郎，掌管国子监工作。这期间，他努力改变明中叶的学风、文风，主持两京乡试、礼部会试时，大胆痛革那些好“怪词险语”、学风文风浮薄狂躁的恶习。当时的江南狂生桑悦等曾因此而落第，当面诋毁他的文章为“逐秽之文”（《艺苑卮言》），但他并不因此而有所畏缩。他在太学的政绩，当时人的评价是：“师道尊严，无愧李文忠公；综理微宻，则文忠公不及。”（《琼州府志》）可见并非平庸无称，而是比前任干得更为出色。七十一岁，丘濬升任礼部尚书，转户部尚书，入阁为大学士，参与国家军政大事的决策，行宰相的职权。但丘濬自知年老体衰，恐妨贤路，不断提出辞职。但孝宗皇帝不批，还好言宣慰。

丘濬居相位仅四年，一目失明，衰病老迈，要想他“相业可称”，干出一番大事业，这未免近乎苛求。但他也并不因此而安享尊荣，悠游岁月。他积极向皇帝提建议，首先规劝皇帝“谨好尚而不流于异端邪见；谨用度而不至于耗国害民；谨任用而不失于偏听独任”（《琼台会稿》）。不仅如此，丘濬还针对当时社会的弊端提出治理国家的二十二条建议，如禁止兴建佛道寺观、炼丹修仙等迷信活动；禁止大肆宴赏赐予，追求珠玉玩物等奢侈浪费；禁止内监宫人等滥用皇室特权强买民间物品，与民争利；禁止皇亲国戚及功臣等侵占老百姓的田地；禁止专为皇帝织造“锦绮纱罗”，置办器皿物事，进奉珍奇宝物；禁止巧立名目增加官员职数，希求升赏等。孝宗皇帝对这些建议十分重视，降旨：“这本所言，止印经，节赏赐、停织造、杜塞希、求升赏等项，皆节中时弊。该衙门看了来说。钦此。”（《琼台会稿》）事实上，弘治初年，孝宗皇帝曾经实行的罢遣佛道主持人物、整顿吏治、停罢织造、抑制兼并等，都是丘濬提出过的建议。而弘治初年在明朝历史上是史家公认的“中兴再造”之期，孝宗皇帝是明中叶最开明有为的一个皇帝。“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一时正直才俊之士多在朝列，这是史家对孝宗皇帝用人的评价。而丘濬躬逢其时，居于首辅之列，“弘治中兴”的政绩难道没有他的功劳吗？显然，“相业不可称”实在是一种贬抑过甚之词。

不仅如此，当时还流传一些不利于他人品的闲言碎语。如说他以一种“阁老饼”取宠于皇上而获得大学士的职位；说他与两广巡抚叶某意见不合，“每投间毁之”（《菽园杂记》），使叶某受谤不能升官；说他“性偏隘”（《明史》），常与人争论，甚至把帽子掷地下；说他阴助太医院判刘文泰攻击大学士王恕等。这些大概就是纪昀所说“其人不足重”的注脚吧。然而，与“相业不可称”的评价一样，这些也显系一种过分的贬抑之词。明中叶以后，士大夫之间，“不务举贤进能，又不平心静气，而专务于分门立户，各怀偏见”（《明史·邹元标传》），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事情即使出于简牍，也未可尽信。如说丘濬献“阁老饼”求官，但据史籍所载，丘濬本人的胸怀志趣、言行气节并不像个热衷于钻营取巧、邀宠干禄的人。他一生俭朴廉正，这是正史论定的。他也自言“人生但得平平过，不用标词更问天”“平生做事不跷蹊”（《琼台诗话》），以他的才学，二十多年身居下僚也安之若素，皇帝要他当内阁大学士，他再三提出辞职。这些举动能说明他是个采取卑劣手法去谋取职位的人吗？而一代明君孝宗皇帝竟会因为爱好一种根本不值一提的食物去物色军国大臣吗？这种市井鄙语毫不足信。至于其他传闻，也都难定是非，或出于个人性格的特点，不能看作是“其人不足重”的依据。纪昀的评价实不公允。

《明名臣录》中称：“丘文庄公颖悟绝伦，无书不读……国朝大臣律己之严，理学之博，著述之富，无有出其右者。”

丘濬一生的功业在于他的著述。他的主要著作有：《世史正纲》《家礼仪节》《朱子学的》《大学衍义补》《平定交南录》等，还参与编撰或主编《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英宗实录》《宋元通鉴纲目》《宪宗实录》等历史典籍。另外，《丘文庄公集》和《琼台会稿》二书还收有他大量的诗词、散文。还有《五伦全备记》《投笔记》《举鼎记》等戏曲传世。

丘濬最重要、最用心力的著作是《大学衍义补》一书。他在《大学衍义补》及进《大学衍义补》表中表明，早在宪宗皇帝时，已有志于编纂此书，后因执掌太学的机会，“暇日因采六经诸史，百氏之阙也，缮写适完”，自谓“竭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编”。而从该书的立意和篇幅上看，也的确是丘濬所有著作中规模最宏大、意义最深远的一部，寄托着他“爱君忧国”的深切情怀。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孝宗刚即位三个月，丘濬即呈送此书，“上览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书，考据精详，论述赅博，有禆政治，朕甚嘉之。’赉金币，命所司刊行。”（《琼州府志》）就是说，该书得到皇帝的赞誉，赐给经费，刊刻印行。弘治元年（1488年），礼部遵皇帝命，将此书抄出副本，送福建建宁府书坊印行。据与丘濬同时的陆容在《菽园杂记》中所载：“近时丘祭酒先生濬，进所著《大学衍义补》若干卷，朝廷命刻板印行。”由此可见，弘治初年，本书已有刻本传世。据调查，目前国内所藏的明代版本，除上述弘治元年建宁府刻本外，还有宗文堂刻本（年代不详，在善本书目中排在弘治本之后），嘉靖三十八年吉澄、樊献科等刻本，万历三十三年神宗皇帝作序的内府刻本、同年乔应甲等人的刻本，崇祯刻本等。另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载，明代还有张溥刻本，不知今尚存否。清代现存的本子有顺治十三年张熊麟删刻本、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本、同治十三年刻本等。时至现代，海南书局在王国宪主持下，曾于1931年将此书用铅字排印出版。在日本，则有宽正四年（1792年）的和刻本。版本众多，刊刻频繁，正好说明《大学衍义补》其书之重要、影响之广泛。

那么，《大学衍义补》究竟是怎样一部书？

首先要了解一下作为儒家经典的《大学》。据朱熹《大学章句序》，“《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所谓古之大学，按朱熹的说法指的是唐虞夏商周，二帝三王时代的“大学”。那时的人八岁入小学，学扫洒应对，进退之节，学礼乐射御书数之文，也就是技术应用方面的知识。到十五岁以后入大学，这时候学理论，学修己治人之道。这种学习要求学生“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后世正统的儒家学者都对此推崇备至。但是东周以后，这种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逐渐失传。今天所见到的《大学》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根据孔子的传授记录整理保存下来的。但“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并未引起社会的重视。春秋战国时期，教育主要表现为学者收授学徒的形式，而学者用以教育学生的却是各自的学说，形成“诸子百家”的局面。汉唐以后，虽有董仲舒“独尊儒术”之举，儒家学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教材，但《大学》仍未单独列为一种教材进入社会教育规程之中，而是作为《礼记》的一章传世，自然知者也不多。至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经过一番考究，将《大学》从《礼记》中剔出，认为这是二帝三王时期高等教育的教材。从此“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大学章句序》）。其后，南宋理学家朱熹又对此书做了一番更为精审的考释补辑工作，写成了《大学章句》和《大学或问》二书。封建王朝也将其与《中庸》《论语》《孟子》并举，作为科举考试必读的“四书”。

《大学》究竟有什么“微言大义”值得如此重视？据曾子传述孔子的话，共有二百五十言，还不及《道德经》多。《大学》所要弄通的道理在于治国治民、治人治己，首先要求自己发挥本身善良的天性，养成极高的道德水准，然后以此去教育别人、影响别人，使整个社会能够达到真善美的极高境界。为达到这种境界，“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一顺序推演的结果只是一句话：从我做起。而“我”必须是一个学养俱佳、事理通达的明白人。反过来，这样的明白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也就是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出处。

既是关乎天下国家的大事，其意义自然非同小可。丘濬自己评价《大学》一书为：“儒者全体大用之学也。原于一人之心，该夫万事之理，而关系乎亿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则在乎家也，其功用极于天下之大也。圣人立之以为教，人君本之以为治，士子业之以为学，而用以辅君，是盖六经之总要，万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来传心经世之遗法也。”（《大学衍义补序》）这一评价已经把《大学》一书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几乎是不读此书无以为人、无以为帝、无以为天下的地步。

但《大学》原书仅孔子的二百五十言，加上曾子及其门人的解释，也不过是些纲领、原则性的东西，要加深理解，必定要加以补充。朱熹把《大学》比为一个“坯模”，一个“题目”，一个“空腔子”，须要很多材料来“填实”。又说“《大学》是为学纲领。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朱子四书语类》）。这正如丘濬所说的“《易》也，《书》也，《春秋》与《礼》也，《论》《孟》之与《中庸》也，皆所以填实乎《大学》一书”（《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七。下引此书，只标卷数）。这就是说，儒家经典的立论主旨都由《大学》一书所阐明了。“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一切儒学的归宗汇源之论。由此可知，《大学》一书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宋代以前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让它混杂在汉代学者所辑录的《礼记》中，所以宋代二程将其剔出，被认为是儒学研究的一大功劳。其后，朱熹在二程研究的基础上，又为《大学》做章句、或问，使其中义理更为明白、流传更为广泛，也算一大功劳。宋代学者真德秀也当仁不让，为“填实”《大学》一书，取经传子史的有关材料写成《大学衍义》一书。此书在明代皇室中，作为治国临民的方略受到重视。明神宗在《大学衍义补序》中说“真氏《衍义》，我圣祖大书于庑壁。累朝列圣置之经筵”，已经成了每一个皇帝的必修科目。

然而，真氏《大学衍义》只“衍”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这几个题目，尚缺“治国平天下”这一节。而从治理国家的实用意义上看，这一节又是万万少不得的。丘濬认为“阙其一功，则少其一事，欠其一节，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体之为体，亦有所不全矣”。所以为使统治者能掌握全面，不出殿廷而知邑里边鄙之情，不履城闉而知朝廷官府的政务，丘濬下决心补全这一节，写出了这部达一百多万字的《大学衍义补》。

从丘濬的写作动机上看，这一“补”，显然着重于治国安邦的具体策略、具体方法上。所以全书的十二个条目，如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等，无不透露着一种操作握算、执掌全局的“统治”精神。“非独举其要，资出治者以御世抚民之具，亦所以明其义，广正君者以辅世泽民之术”（《大学衍义补序》）。“具”与“术”自然是临御操作时的措施、技巧，已经形象地道出了这部书的实用目的。因为从实用出发，书的体例在引证前代（特别是二帝三王时期的“三代”）的治例之后，丘濬就以“臣按”的按语形式，以当时的社会现实为中心，结合个人的闻见，来一番阐述评点，指出优劣得失，提出解决方案，纵论功过是非，恰如他在序言中所比喻的“一方可以疗一证，随其方以已其疾”。在“资治”方面，比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还要实用。司马光以历代兴亡之迹为鉴，丘濬以古今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为例，前者重心在心理体验，加深认识；后者重在对比鉴别，择善而取。司马光明的是“体”，丘濬传的是“用”。朱熹谓：“某于大学用功甚多，温公作通鉴，言‘臣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某于大学亦然。”（《朱子四书语类》）朱熹是想把他在《大学》的研究整理方面所用的功夫等同于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一书。而二书的纲领，从儒学的观点看，自然都是希望为封建统治者找到理想的统治方略，以达到天下国家的长治久安。丘濬向来推崇朱熹的学术地位，他著《大学衍义补》显然也是想“尽平生精力”把朱熹的意图更具体化、实用化。

《大学衍义补》就是这样的一部书。

“治国平天下”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皇权，维系皇帝的“万世基业”。但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却反复强调，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在于爱民。他在引述朱熹的观点后，这样论述：“人君所居之位，极崇高而至贵重。天下臣民莫不尊戴。譬则至大之宝也。人君居圣人大宝之位，当体天地生生之德，以育天地所生之人民，使之得所生聚，然后有以保守其莫大之位焉。”（卷一）这就非常清楚地摆正了人君的统治地位与百姓生存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强调了统治者“当体天地生生之大德，以育天地所生之人民”的“天职”。按朱熹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先天存在的理与气是万物化生的本源。天与地的功用就是循这理与气的动静而化生人和生物，所以“天地以生物为心”“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本人也是这一变化的产物，但由于他们禀天地之性比平常人更为完美，故能与天地“合德”，所以能居“大宝之位”。天生君主是让他们“继天出治”，很好地行使天职，治理人民。因此人君“恒必兢兢业业，敬以存心，明以烛理，刚以制欲”（卷三），“非固假是崇高富贵之位以畀之，使其恣肆于民上以快其所欲”（卷四），这显然是对皇权的一种规范，是对皇帝本人私欲的制约，而且是以上天的名义发出的。

如在“正朝廷”中指出：“朝廷之政，其弊端之最大者，莫大乎壅蔽。”即消息闭塞，不了解下情。“下情不能以上通，则民间之利病无由而知”，不知民间疾苦，自然没有利民之政，祸乱就会因此而生。他又进一步指出：“人君修德以善其政，不过为养民而已。”因此，“自古圣帝明王知天为民以立君也，必奉天以养民……一以养民为务。”知人民疾苦，以养民为己任，这是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所立下的好皇帝的标准。为着这标准，皇帝要正心术，立纲纪，亲贤臣，远小人；要严赏罚，“非一人喜怒之私，乃众人好恶之公”；要谨慎号令，毋得朝令夕改，失信于民；要广开言路，兼听纳谏，不罪言者。在“正百官”中指出“凡夫朝廷之间，百官庶务，何者而非为民者乎”“臣之事即君之事，君之事即民之事”。因此，不仅为君的要秉承天命，爱民养民，为官的更要“恤君之民”，不准糟害百姓、刻剥百姓以奉养私欲。为要“正百官”，先要定好百官的职能，不能滥设职位；要礼敬大臣，互相信任；要防奸佞小人离间；要重视监察百官的“台谏”之职，以打击贪官污吏；用人要循资格，但又不唯资格，重在得人；要按期考察官员的政绩；反对卖官鬻爵，以官职谋利，等等。

有了一个仁慈圣明的皇帝，又有一个个廉洁公正的衙门，人民的幸福自然有保障。不仅如此，按“治国平天下”的顺序，丘濬还渐次提出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祭祀、崇教化等题目。在发展农业、减轻负担、抑制兼并、救济灾荒等方面，向皇帝提出了许多利民便民的建议，把民众的利益始终摆在“治国平天下”的首要位置上。这种突出的民本思想，正是孟子所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儒学经典主张。在专制氛围特别浓、专制制度特别严格的明代，如此强调人民的利益是很不容易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很不耐烦孟子的学说，当他读到孟子对君权稍有不逊的议论时曾大发脾气：“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鲒埼亭集》）假如不是孝宗皇帝当政，丘濬此书能不能公诸于世，尚未可知。

由此想到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本书的评价：“明之中叶，正阉竖恣肆之时，濬既欲陈诲纳忠，则此条尤属书中要旨，乃独无一语及宦寺。”这一评价也未必公允，倒像是讥笑不肯赤膊上阵的人为懦夫一样。陆容在《菽园杂记》中提到：“《大学衍义》一书，人君修齐治平之术，至切至要，非迂远而难行者。其中三十九、四十卷齐家之要，历引前代宦官之事、忠谨之福仅八条，而预政之祸四倍其多。纵使人主知读之，左右其肯使之一见哉？苏人陈祚，宣德间为御史，尝上章劝读此书，上怒，逮祚及其子侄八九人，俱下锦衣狱，禁锢数年。上宾天，始得释。成化初，闻叶文庄亦尝言之，不报。”丘濬是同时代人，应该清楚这些事件。如果说他有什么“难言之隐”，恐怕就是要吸取这些教训，避免因宦官的事导致此书不能刊行。因为治平之事不仅限于阉党专权一事。而且指斥本书“独无一语及宦寺”也不合事实，如卷首“防奸萌之渐长”引唐李德裕被宦官王守澄所谗间罢相事；卷十二“戒滥用之失”引唐中宗时，宦官超迁七品以上官达千人，任用术士叶静能为国子祭酒事；同卷引代宗大历元年，以宦官鱼朝恩判国子监事等，都意在揭示阉党干政的祸害。而卷一百十八更直接议论：“汉初宿直皆以士人为之。其后不用士人，而所用皆宦官，遂至内外大权悉归之，以为一代之祸。”若论丘濬对宦官的态度，看他的儿子丘敦所做《发冢论》，可谓历诉宦官专横之罪，淋漓尽致，丘濬能不知道？况且依本书体例，主要是引述前代的治例加以论述，没有必要指名道姓指斥本朝人物。纪昀“乃独无”之责如果指的是这种情况，更属无稽。

该书的另一大特点是，对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兴废十分谙熟。纪昀的《提要》对此亦予肯定：“且濬学本淹通，又习知旧典，故所条列，元元本本，贯串古今，亦复具有根柢。其人虽不足重，其书要不为无用也。”在纪昀的眼里，该书最大的优点就在于这“习知旧典”上。几乎每件历史掌故在书中都可以找到其“事始”。某事始于何时，是研究历史的人常要关心的，但若无丰富的学识、巩固的记忆，谁敢贸然识断？难怪以渊博著称的纪昀也对此表示钦佩。丘濬的这本书不是为了研究历史，他之所以经常指出某事之始，正如刘知几《史通》所言：“此皆正其疆里，开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势当然，非为滥轶也。”指出事始，作为“资治”之具，可以把握事情发生发展的态势，便于从中吸取教训。而且从事始追索，按时间先后，可以系统地交待出某事的今古演进情况，丰富其借鉴意义。从这一点上看，丘濬的著述甚至比某些历史著作还更完善，更有史学意义。

比如，历代帝王褒封、祭祀孔子及其门人、后裔之事，向为史家所重的郑樵《通志略》仅从汉元帝赐爵孔霸，从平帝元始初，追谥孔子“褒成宣尼公”开始，至唐开元二十七年，追赠孔子为“文宣王”止。但丘濬的考述却从鲁哀公祭孔文中称孔子为“尼父”开始，认为“此后世追谥孔子之始”“自哀公诔之之后，后世帝王屡加褒崇”（卷八十）。又以汉高祖刘邦过鲁，以太牢祀孔子为“汉以来祀孔子之始”。时间都比《通志略》所记为早。而下限又一直延伸到宋真宗咸平三年追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元武宗大德十一年追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中间历代褒崇、追谥，大都有交代，有事始，的确是“贯串古今”。而且从“资治”的角度，丘濬还就此发表议论：“孔子所以为万世帝王之师，所重在道而不在爵位，名称曰王曰帝，有与否，皆不足以为吾圣人之轻重也。”“与其崇圣人以虚名，孰若遵圣人以实理？唐玄宗谥圣人以‘文宣’似矣，然麀聚渎伦，圣道安在？宋真宗加圣谥以‘至圣’似矣，然伪作天书，圣道如何？臣故曰，与其崇圣人以虚名，孰若遵圣人以实理。”（卷八十）这真是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封建帝王“尊崇”孔子的虚伪性。统治者本人假如不能制欲正身，以仁爱之道律己爱民，又怎能希望通过这些褒崇追谥的表面文章去劝导百姓、敦化风俗呢？尊崇要出于真诚，正人先须正己，这是丘濬引述这段史事的议论主题。应该说，这是非常卓越的见解，放在古往今来的思想家当中也毫不逊色。尤其在道学盛行、具有极崇高地位的明代，如此立论，尚属天下第一人。王鏊的《震泽纪闻》认为他“议论高奇，务於矫俗，能以辨博济其说”。

本书还有一个特点是百科全景式的内容与结构。全书除卷首系续真德秀“诚意正心之要”，补“审几微”一节外，共一百六十卷，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等各个领域，而每一个条目又尽量包揽该科目的各个方面内容，分成几个小题目叙述。小题目多的有十六个，少的也有六七个。在广博深厚的内涵当中，时时可以发现丘濬在其按语中所闪现的思想光辉。下面不妨摘引一二。

丘濬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认为这是治道之中重要的一端。他认为从礼乐的表现形态上看，甚至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盛衰的潜在趋向。“大抵世道有升降，而礼乐之在世者，有质有文，世至叔季，其文必胜。文胜而至于质灭，则必有王者兴焉。”（卷三十七）就是说，一切只注重形式、注重矫饰，让虚伪掩盖本质时，时代就趋向衰乱之期，将有鼎革者兴起。为此他特别强调统治者真诚的表率作用。他批评那些只是为了做做样子，捞取“尚礼好乐”之名的虚假行为。他认为私欲太多的君主是不能真正行仁义的，“既无仁义，又安能兴礼乐哉？”这是他洞察古今的结论。而这结论的意义已不仅仅在于兴礼乐。

丘濬反对严刑峻法、滥设诏狱，主张法外施仁、刑以弼教。这对当时明代的社会现实极有针对性。从朱元璋开始的明代社会就有滥用酷刑、视臣民为犬马的恶劣倾向。有些刑法，如廷杖，更是前代所未曾有的。史称朱元璋其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赵翼《二十四史劄记》）。为了对付贪官污吏，“枭首示众”是常事，还要剥皮囊草，置于官员座旁。犯罪者“除凌迟处死之外，有洗刷，裸置铁床，沃以沸汤；有铁刷，以铁帚扫去皮肉；有枭令，以铁钩钩脊悬之；有称竿，缚之竿杪，似半悬而称之；有抽肠，亦挂架上，以钩钩人谷道而出……”（《孤树裒谈》）朱元璋还亲手操弓射杀大臣，将有过失的臣子押赴午门前处以“廷杖”（由锦衣卫打屁股），十之八九被打得死去活来，甚至当场毙命。还镣脚枷项，让官员带着刑具办公。如此种种，惨毒异常，不讲人道。明统治者妄图以严刑峻法树立专制统治的淫威。丘濬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有悖于圣王之治。他说：“人君不仁之政，固非一事，然皆假刑以行之。假刑以立威，尤不仁之政之大者也。”（卷一百十）“刑者，所以辅政弼教。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用之以辅政之所不行，弼教之所不及耳。非专恃此以为治也。”（卷一百十三）明之专制，还表现在皇帝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捕人定罪，称为“诏狱”。还设立东、西厂，利用宦官和锦衣卫建立特务网，监视臣民的举动。这样一来，冤狱遍地，滥杀无辜，造成政治上最黑暗的一面。丘濬对此也极为不满。借批评汉唐以来诏狱之失指出“是于常宪之外，而更为之异名，以罗人于死地，所以张奸臣之威，失天下之心，皆由乎此”（卷一百十三）。明代的豪族世家、功臣勋戚都有蓄奴的风气，皇帝滥设诏狱算是开了个头，上行下效，蓄奴的豪门世族也私设公堂，擅杀奴婢。此风一长，整个社会便将底层百姓逼向地狱之门，非造反不可。

关于百姓的造反，丘濬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曾参与过策划镇压的活动。但作为一个成长在边远地区，对下层人民生活有切身体会的正直知识分子，他却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民众造反的主要原因在于朝廷的失政、官僚的贪酷。他借黄巢起义的例子指出：“使当时民生有恒业，官司无厚敛，而民皆有仰事俯育之资，巢虽为盗，不过为椎埋劫掠之雄尔，岂能旬月之间众至数万而横行于天下，逐天子而犯宫阙乎？”（卷一百三十七）因为朝廷官府逼民太甚，民众无法生活，只好铤而走险，相从为寇。而一旦事起，便视朝廷、官府为仇。“盖平日受其害，欲报复之无由，今故甘心焉。夫官吏恣己私以害民，而受其惨毒，固其所也。”（卷一百三十八）这显然是为起义农民辩解，强调“官吏恣己私以害民”的致乱原因。这样鲜明的为百姓利益辩护的立场观点，对一个封建士大夫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大学衍义补》在学术界的影响，主要在于丘濬的经济思想。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基本上诞生于十八世纪中叶蒸汽机所引发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关于生产、产品、流通、市场、价格、货币、金融、资本等概念，都是在大工业生产形成一定规模以后，才找到它自身科学明确的内涵。而早在十五世纪中叶，丘濬却在《大学衍义补》中，已经初涉这些要领的范围，有些见解还相当成熟。据现代学者的研究，丘濬至少在如下方面率先闯入了“经济学”的领域：

从明代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丘濬倡导培育市场，活跃贸易。他认为，“人各持其所有，易其所无，各求得其所欲而后退。则人无不足之用。民用既足，则国用有余也。”（卷二十五）不仅便民而且利国，所以“日中之市”应予鼓励和保护。他强调官府应设官专管市场之事，以平抑物价，保证公平交易。反对官府假借“和买”之名，破坏市场的供求关系，残害百姓。主张皇室、官府所需用的物品不必设官专买，可“遣廉直之人赍现钱随时价两平交易”。他反对官府直接插手市场，与民争利。提倡“民自为市”，官府的责任只是“省力役，薄赋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以此保障贸易的繁荣。他还认为要适当保护商人的利益，商人在贸易活动中通过市场调节，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当夫凶荒札丧之际，商贾毕聚，而食货阜盛，亦得以济其乏、苏其困矣”（卷二十六）。因此，他反对“重商税以致困辱”商人，反对官府争商贾之利，认为“摧抑商贾居货待价之谋”是不明智的，因为“贫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况物货居之既多，则虽甚乏其价自然不至甚贵也哉”（卷二十五）。这表示他对经济活动中，商业利润的促进作用已经有一定的认识，对商人的囤积居奇也表示容忍、理解。但另一方面，他也主张对奸商害民以及商人过于侈糜的行为要加以限制。他还主张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开放海禁，允许商人到外国经商，增加贸易往来。他认为“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把外贸作为富国利民的途径，表现了对外开放的超前胆识。在西方资本主义还未进入对外扩张、争夺海外市场前两个多世纪，具有这种思想应值得重视。尤其在封建社会传统的抑商观念笼罩下，能如此独申己见，更应予高度评价。

丘濬在重视市场和贸易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货币的作用。他从《管子》中考证，大禹时期，中国已有“铸金为币”的历史，但只是一种应急措施，“非专以阜通财货也”。因而他进一步论述，货币的作用在于“人君守之以府库，通之以财贿，而以平天下之食货，调适其轻重、高下，使之咸得其平，此所以有衡之名欤。后世所谓平准其义盖出手此”（卷二十六）。这里相当明确地阐述了货币的贮藏、交换、流通、价值尺度四种职能。他注意到黄金作为货币的特殊地位。“黄金以斤名”“黄金一斤，该钱若干”“一切财货，宝之以金”“黄金为上币”，初步设想黄金在货币中的“本位”地位。之后，根据明代当时的社会现实，他提出了以银作为“上币”，借以节制钱币和宝钞（纸币）的投放量。“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币以权之”“每银一分，易钱十文。新制之钞，每贯易钱十文”“钱多则出钞以收钱，钞多则出钱以收钞。银之用非十两以上禁不许以交易”（卷二十七）。这种做法相当于今日的“金本位制”。而资本主义的金本位制度是1816年在英国首先实行的，比丘濬的提法晚了三百多年。

在研究货币的过程中，丘濬注意到滥发货币给百姓造成的危害，认为这是统治者“设为阴谋潜夺之术，以无用之物而致有用之财，以为私利”（卷二十七），并因此而论述到劳动的价值问题。他说：“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于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深浅，其价值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钱，其非大则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钱者而售之，可不可乎？”（卷二十七）这段话起码涉及三个问题：第一，世间的一切财物器用都是有价值的，而这些价值都须经过劳动创造；第二，财物器用有精粗大小，因而付出的劳动也有简单复杂、强弱多寡之分；第三，劳动本身是有价值的，因此不能以贱易贵、以少骗多，造成不平等交换。这一见解受到近代学者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接触到了商品的劳动价值观点，相当明确地表达了劳动决定价值论。这份卓越的思想创见，直到三四百年后，在资本主义的权威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著作里才有全面完整的论述。

丘濬也注意到价格的调节作用。特别对谷物等关系到百姓生存大计的商品，他主张应“通轻重之权，为散敛之法”，即岁丰时，以高价收购农民的粮食，岁凶时，以低价散给百姓，使市场上粮价相对稳定。他反对大量投放货币，以免造成物价通涨，使百姓陷入饥荒的危险。他建议国家“定市价恒以米谷为本，下令有司，在内俾坊市逐月报米价于朝廷，在外则闾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户部。使上之人知钱谷之数”（卷二十六）。这样做，开成全国上下的价格网络，使政府随时了解钱谷情况，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务使钱常不至于多余，谷常不至于不给，其价常平，则民无苦饥者矣”。

丘濬重视财政的预算工作，希望设立“计相”统管统计、预算工作。他认为，“前代称辅弼之臣曰宰相，会计之臣曰计相，同以相称，一以用人，一以理财”。并批评明代“以户部掌天下户口、田土、钱粮，然散属诸司，兼厘众务，事多端而职不专”。希望“于户部卿佐之外，添设尚书一员，专总国计……凡内外仓库之储，远近漕挽之宜，咸在所司。稽岁计之出入，审物产之丰约，权货币之轻重，敛散支调，通融斡转，一切付之。久其任，而责其成功。凡国家有所用度，悉依办之。仍行天下有司，月终审物价之贵贱，岁杪报年谷之登耗，俾其豫知会本部卿佐，定议以闻而为之备”（卷二十四）。可以看出，这种设计对纠正当时统计混乱、预算不周的情况极富创意，同时更可以看出丘濬对经济工作中统计、预算的科学性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简明政治经济学辞典》中称丘濬在财政方面“提出一个相当细致的国家财政收支预计的编制程序，颇类近代财政概算的编制程序”。说他“十分重视政府会计和审计，并建议将明代各王朝的财政收支情况编成该朝的《会计录》，以供参考”。丘濬还为政府的财政收支设计“内外二府”之制。“外府贮常赋所入，如秋粮、夏税及折粮、银钞、绢帛之属以待军国之用，岁终计其用度之余别为贮处，以备水旱兵火不测之需；内府则贮凡天下坑冶、赃罚、门摊之属以待宫室、衣车、赐予、燕好之费，岁终则计其有余者别储，以备他年之不足。”（卷二十四）“内外二府”之制，限定皇室庞大的生活开支，规定外府的经费不能挪入内府，有余则存以备荒，不足则由内府视情况补充；内府不足，则由皇室节俭以应付，“断不可以军国之储以为私奉之用”。这一规定如能真正执行，对财政收支平衡无疑会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有史以来第一次运用长期的统计资料作为论据，支持自己的论点，表现了他在经济学方面的严密科学精神。卷三十四引用元代至元二十年（1283年）至天历二年（1329年）共四十六年间关于海运粮食的统计资料，说明海运粮食利大于弊，受益大于损耗。

丘濬有充分的资料证明海运一事利大于弊，但纪昀在《提要》中仍然对此提出批评，说丘濬“力主举行海运，平时屡以为言，此书更力申其说。所列从前海运抵京之数，谓省内河挽运之资，即可抵洋面漂亡之粟，似乎言之成理。然一舟覆没，舟人不下百馀。粮可抵以转输之费，人命以何为抵乎？其后万恭著议，谓为大有害而无微利，至以好事斥之，非苛论也”。这是纪昀批评《大学衍义补》最长的一段话，是否有理，值得一辩。

纪昀认为海运死人太多，人命至重，丘濬不应只算经济账。关于海运死人的情况，没有确凿的史料记载，是否就像纪昀所说的，一舟覆没，死人百余，恐怕只是一般的猜测。而据丘濬的陈述，海运的安全问题是他着重考虑的。为了吸取元人海运漂没的教训，他主张派人勘察最佳航线，近海傍岛而行，利于避风；选择最有经验的舵工，保证航行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死人的事是不能以一种狭隘的、不计全局利益的眼光去看待的。明代押运的是军人，而海运的粮食一部分供京都千百万人食用，一部分是守边将士的军粮。如果粮食运不到，京都皇室及百姓的饥荒、边防有急、战事的失利，其中死人成千累万，又如何计算？是否因为担心军人的死亡连边防也放弃？而且值得重视的是丘濬主张海运，还有巩固海防的战略考虑。他说：“将江淮荆河之漕，折半入海运，除减军卒以还队伍，则兵食两足，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服朝鲜、安南边海之夷。此诚万世之利也。”（卷三十四）不独当时丘濬有此议，许多有识之士也已看到这一点。有的认为“国初海运之行，不独便于漕纲，实令将士习于海道，以防倭寇”（《殊域周咨录·卷二》）。有的认为“海运一行，所费可省，且可使浙直诸军，因之习于海战。倭寇之来，可以横流而御。自海运废，而士益惮于海矣”（《五杂俎·卷三》）。有的认为“海运一复，则战舰自多，战舰一多，则倭患自息”（《正气堂集·卷八》）。其后事态的发展果如丘濬所虑，由于嘉靖、隆庆、万历等朝废弃海运，缺少海上防线，致使倭患连年不绝，东南沿海一带城廓为墟，人民惨遭蹂躏，死伤无数。这岂能以军士百十人的死伤为计而不顾？纪昀的批评实属迂腐之见。明末，钱谦益就曾指出：“本朝，海陆兼运。万历中，海道渐梗，今上复议举行，而言者摇手相戒，以为非常可骇。此迂儒不通世故之议也。”（《国史旧闻·卷三》）然而在当时，反对海运又岂止迂腐而已，因陆上漕运关卡甚多，转移交接，漏洞百出，“每岁漂流挂欠，不下数万。情态万状，户部不过行勘。然有司之勒停与书吏之隐匿，有实漂流而以为虚，至死狱中而责偿不获；有不漂流而以为实，各分其利而亏损在官”（《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十四》）。“有司”从中贪污，便捷易行，确是官员发财的好机会，所以便借口“人命难偿”，坚决反对海运。如果不洞穿这些内幕，反倒被“怜惜人命”的伪装所骗。

再从明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地位上看，丘濬主张海运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宋元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已经有了明显的发展。不仅朝廷可以从海外贸易中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增加财政收入，民间的海外贸易也为东南沿海的民众开辟了一条发家致富之路。闽广百姓到东南亚一带谋求发展，运用中国人的智慧发展当地经济，将中华文化推及海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种情况到了明代中期，达到了一个关键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时候，明代社会手工业生产已具有相当规模，商品经济活跃，科技、农业也处于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就在这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开始萌发的时候，明成祖组织了空前的海外活动——郑和下西洋。郑和七下西洋，三十年间，活动范围达到了南洋群岛、印度洋沿岸、波斯湾、非洲东海岸等地。这样大范围的海运活动扩大了明帝国的影响，加强了彼此的贸易往来、人员来往、文化和技术的交流，可以说是十五世纪中华民族大胆的海上对外开放活动。在此之后，直到十七、十八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才渐入高潮，比中国晚了将近两个世纪。因此史学家吴晗在谈到明代向南洋一带的发展时曾这样说过：“南洋之开拓及开化，完全属于中国人之努力。假如政府能继续经营，等不到欧洲人的到来，南洋诸国已成为中国之领地，合为一大帝国，或许世界史要从此变一个样子。”（《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为什么明政府未能继续经营下去？除了封建专制思想意识蒙蔽了皇帝的视野，使他们不能制订或采纳正确的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对外贸易政策之外，就是那些反对海运的迂腐之臣从眼前的、局部的，甚至是个人的一己私利出发百般干扰、抵制，使帝国的大门开而复闭，重新走回保守锁国的老路。到了清代，正是像纪昀这样的保守人物越来越多，长期闭关锁国，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经济势力的变化消长中越来越弱，终于沦落到被动挨打、受尽欺凌的地步。

丘濬所处的时代，所谓“经济”，意指“经国理财，济世活民”的儒家经世之术，所以丘濬的“经济思想”与他的其他思想一样，都有一个很突出的中心，就是“让人民活得更好”。他在《大学衍义补》中，以“固邦本”“制国用”两个大题目来总论他的经世之术。

“固邦本”的中心，就在于“上之人”要了解下层百姓的日用饮食之资、养生送死之具，使上下之情得以相通，世道才能通泰。他认为，“君之所以为君者，以其有民也……民生安，则君得其所依附而其位安矣”（卷十三）。以民为本，民安则君安，民富则君富。这是丘濬始终一致的“经济”观点。为此，他针对当时社会现实矛盾，提出许多解决办法。如土地兼并问题，使大批农民沦为无业人口，有的成了四处漂流的逃户，有的成了豪门巨室的佃户或奴仆。农业生产受到破坏，国家赋税受到影响，是动摇明朝“邦本”的一大问题。丘濬提出了“配丁田法”，按人口配给土地，口多地少的允许购买；口少地多的维持现状，不许再买，多出部分，以田亩计丁数，计役出钱。丘濬认为此法行之数十年，兼并之患可以渐消。“固邦本”一节，全以民生、民产、民事、民力、民穷、民患、民害等为论述内容，提出蕃育人口、治理河患、救济灾民等种种措施，一切围绕人民的生存生活从长计议。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际上抓住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要害，尽管有些想法与做法从根本上看并不一定能行得通。

“制国用”的中心在理财。丘濬观点是“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卷二十）。以理民财为先，官府就要谨其财赋之入，因地域产出之不同，因土地肥瘠、作物收成的不同，定出不同的标准，“不责有于无，不取多于少”。有了财赋之入，还要做好开支预算，崇本节用，毋使浪费，常使节余。封建专制社会造成财政危机的因素主要有三：冗官、冗兵、冗费。丘濬认为，官与兵是治国安邦的根本，不能因其冗而全部除掉。但是费用应当节减。节减费用“诚万世人君制用丰财之要道也。节与不节，是盖君德修否之验，府库盈虚之由，生民休戚之本，国家治乱之基”（卷二十一）。如果朝廷侈糜浪费，在财政丰裕的年头就是虚耗国本；在国力不足的年头就要掊刻人民，横征暴敛，让聚敛之臣以“富国”为名鱼肉百姓。丘濬对此都提出批评。他认为，生财之道在于立政。所谓立政，就是“生之有道，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这就是丘濬“经济”的大纲。整个“制国用”一节，都以此作为论述的主题。

就“生之有道”而言，丘濬还有一些重要的见解。如鼓励农民大量养蚕，大种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鼓励农民将自己的产品作为商品投入市场；反对政府对商人征收商税；反对政府以“承买”的形式与奸商勾结，垄断市场，造成不公平交易等。这些思想虽然大多借批评前代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实是针对当时的现实情况，惩时救弊之言。在明代中叶，资本主义形态有所萌发的时候，这些观点无疑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意识，对促进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是有作用的。

《大学衍义补》问世之后，在明代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直到明末，不断有此书的刻本行世。神宗时，张居正的变法，无论从其指导思想或其具体操作方法上，都与丘濬的思想观点大体相符。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抑制越来越激烈的土地兼并，保护丁多地少的贫苦农民的利益，遏制豪强势力的侵吞势头。这正是《大学衍义补》一贯的主张。“一条鞭法”的实施要领是“摊丁入亩”“度地而税”，这与丘濬主张的“配丁田法”的想法是基本一致的。将户丁负担的部分徭役摊入地亩，这样通过兼并而多占土地的富户就得分担农民的沉重负担。在具体工作方法上，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主张逐步推行，“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明神宗实录》）。而丘濬在建议政府向农民收购谷米时，也主张“先行此二处，试其可否，由是推之天下州郡可行之处”，都是“搞试点”的办法。对一种制度革新运动来说，都不失为稳妥持重的成熟观点。张居正本人的某些观点，如“勤以务本，而财之入也无穷。俭以制用，而财之出也有限。以无穷之财，供有限之用，是以下常给而上有余。虽国有大事，而内府、外府之藏，自将取之而无匮矣，百姓足而君亦足……”这些都是《大学衍义补》里反复论述的。特别是其中提到的“内府、外府”之制，正是丘濬最初提出的建议，说明最迟至明神宗时，朝廷已经采纳丘濬的建议在财政收支上有了“内府、外府”之分。有研究者认为，明万历以后出现的大批以“经济”“经世”命名的著作，都受到丘濬经济思想的影响，看来并非虚言。由于丘濬在此书中的丰富经济学术思想，他被学界誉为“十五世纪中国经济思想的卓越代表人物”。

《大学衍义补》在学术界虽有以上影响，但其思想上的局限性也是比较明显的。最突出的一点是，丘濬尊崇朱熹的哲学观点，把“三代”以上的社会奉为治世的楷模，一切以古例今，事事都要从《易》《书》《春秋》《诗》《礼》等上古经典中寻找治例，然后对比今日，指出后世或今时的不善，明显的“今不如古”“以古非今”。按朱熹的客观唯心史观，“三代”以上是圣人之治，天下重天理，轻人欲，行仁义；“三代”以下“世道降而巧伪滋”，灭天理而兴人欲，所以治不若古。这种“历史退化论”严重妨碍了丘濬进步思想的展开，以致有时不得不牵强附会，自圆其说。如论古代的井田制，照例引朱熹的话赞捧一番，然后抨击秦代商鞅废除井田制的过失。但他又意识到，时至今日，再行井田制是不可能的，“井田已废千余年矣，决无可复之理”（卷十四）。于是只好说：“不若随时制宜，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而不失手先王之意也。”明明已经知道时移势异，古法难行于今，但还是捧着“先王之意”不放，似乎放弃这一神牌就会变成离经叛道的异端。因为这样，有时对某些问题很有创见，也不敢以独创的姿态出现，而是说“虽不合先王之法，犹有古意焉”。还是以“三代”的做法为标榜。由于尊崇天理、天命，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这样“以古例今”的论述，有时甚至到了自相矛盾的地步。如卷七十谈到学习的问题，丘濬感到后世学者动机的不纯，于是引用“三代”的例子，说什么“学者亦是因利而为学，此人才不古若，而治道日趋下也”。明显在指责后世学者不应该为利而学，致使人才比不上古代，社会愈来愈难治。可是说到后面，又不得不承认，学者应该为利而学，为干禄荣亲而学。“苟无所利，孰肯去乡井，捐亲戚，以从事于客游哉？”这种自相矛盾的思想全在于他坚持朱熹的唯心史观，硬要以一个连他自己也不甚了了的“三代之治”作为标准去衡量事物，所以连学习的功利目的性这种客观存在也给予否定。

由于尊经崇古，丘濬的思想有时还滑入两个极端：一是认为经书包罗万有，只要通经，就可以任一切事，如边防、水利之类，都可以经书治之。由于重经术，他在书中大量引用那些只埋头道德性命、天理人欲之说的理学家、经学家的言论来谈经济、谈政治，这种忽略实际工作、轻视社会实践的观点，与他在《大学衍义补》中表现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又是互相背离的。二是认为“三代”以下，已无治世可言。秦代更不必说，汉代也乏善可陈，只有文景之治略可称道。至于唐、宋这样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朝代，也较少提到他们的成功经验，举的多是劣迹、弊政。而谈到明代，碍于尊卑之等、君臣之分，又免不得多唱赞歌，称圣称祖；有所指责，亦必曲笔回护。

丘濬承袭朱熹的客观唯心史观，主张“历史退化论”，主要的依据是“人欲横流，人心不古，治道崩坏”。囿于儒家的天理心性说，他不能理解人欲横流是社会物质增长的结果，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是人本身追求人格完善的合理要求。所谓“三代”的上古时期，处在部落状态下的人群，如果没有宗族社会的伦理纽带的挽结，他们无法向自然界做有效的生存斗争。而那时生产力的水平维持的仅是人们最低的生存需求。没有更多的奢望去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没有更大胆的举动去挑起对现存秩序的反叛，因为他们看不出这对个人有什么好处。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物质生产的丰富，物质生活已大大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宫廷里子弑父，臣弑君，为的是争夺权力，占有财富，享受生活；社会上，各种人士钻营奔走，竞争游说，为的是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所以旧有的那一套以个人服从为中心的“礼教”就自然失去原有的约束力。所以喜欢周礼的孔子也不得不大呼“礼崩乐坏”。孔子的呼唤是不忍心看着旧秩序解体时，处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普通百姓所受到的歧视与欺骗，以及在生活的裂变中贫困与富有的分化带来的种种罪恶。他以仁爱与名分为经纬，企图交织出一幅理想社会的图画。但在封建专制社会里，名分等级是一种压迫的武器，而仁爱不过是一种口号和说教，两者结合起来，交相利用，会构成对以皇帝为中心的统治者十分有利的统治权术。所以“独尊儒术”的局面形成以后，延续千年而不衰，始终是专制主义者手中的利器。但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客观趋势，而物质利益的追求又总是鼓励普通人摆脱专制的企图。二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丘濬是局面中人，没有旁观者的清醒，所以他虽然在《大学衍义补》中不遗余力地呼喊民众的利益，但统治者根本上是不能接受的。要专制主义者节欲律己，以他个人的利益屈从于天下的利益，也是不可能的。《大学》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丘濬一方面要求民众的利益，一方面又以维护戕害民众利益的专制体制为条件，自然身处矛盾之中而不自觉，只好像孔子一样，徒唤“社会的退化”。

由于未能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去认识其实是经济发展的精神尺度的“人欲”问题，所以虽然丘濬等辈理学家、道学家，已经看到“人欲”的滔滔之势，惊呼“承平日久，俗尚糜丽”“未至于圣，则不能无人欲之私”（朱熹语）“蚩蚩之民，孰不厌贫贱而贪富贵哉？顾无由致之耳”（卷二十八），但他们依然只想从维护道学的立场出发，要剿灭这种有害“天理”的人欲，指责人们“见利而不见义，知有人欲而不知有天理，乃先王之罪人也”（卷二十八）。这就使丘濬的经济思想在某些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他往往只是从表面的、浅层的经济现象上去探索便民利民的解决办法，而未能深入到经济规律、各种经济关系的本质联系方面去建立系统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当然，在明代中叶的生产力水平上，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学层面也不足以养成一个成熟的经济学家。这是不能苛求的。近代的研究者认为，丘濬是当时经济思想的卓越代表人物，这是非常准确的。我们应该承认，丘濬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比他的前代以及同时代人都要有“经济头脑”的儒学先驱。他一生以通晓“经济之术”自负，并非以空头学术骄人，他的这部《大学衍义补》的确还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宝藏。

《大学衍义补》卷帙浩繁，采取这种例言式的表达方法，难免有粗疏冗沓之处。这是丘濬自己也承认的：“所引之事，类多重复，所修之辞，不能雅驯。”（《大学衍义补序》）正是道出了这部书在语言文字及体例上的毛病。另外，在判定“事始”方面，也偶有失记误断的地方。如说汉安帝延光三年（124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阙里是“后世祀孔子弟子之始”，其实，早在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时，“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已经有事在先。

（2009年5月8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