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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25
南唐升元三年(939),正式升赤乌场为瑞昌县。县级政区自此在瑞昌确立,瑞昌从此步入了持续千年的县治历史时期。
在中国,“县”成为行政区划,始于春秋时期,最初主要设置在各诸侯国的边疆之地。当时的秦、晋、魏等诸侯大国兼并了周围的其他小国,不再另行封建的,就设置为县。到了春秋后期,各国把县制推广到内地,渐渐地在边疆之地设郡。郡的面积比县大,但是地广人稀,行政地位比县低,但是军事力量和重要性则超过县。战国时期,各国疆域逐渐成形,即使边境也逐渐繁荣起来,才开始在郡下设县,逐渐产生郡、县两级制。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后,确立郡、县二级制。全国分为36郡,郡下设县。隋唐后,县相继隶属于府、州(郡)或军、监、厅。
瑞昌在南唐初年确立县级政区,是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政治上看,唐末天下大乱,藩镇割据混战。包括瑞昌在内的赣北地区,经过杨吴割据政权的短暂统治。937年,杨吴宰相徐知诰废吴帝杨溥,登上皇位,国号大齐,年号昪元。次年,徐知诰改姓名为李昪,以金陵为国都,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从此,在乱世之中,以继承唐祚、谋求一统天下的南唐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南唐传三世三帝,享国39年。南唐最盛时幅员35州,大约地跨今江西全省及安徽、江苏、福建和湖北、湖南等省的一部分,人口约500万,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为中国南方的经济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偏安南方的小国,南唐像历史上诸多小政权一样,滥置政区,乱设牧守,分而治之,成为其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瑞昌县治正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从浔阳县分析而置的。南唐统治江西的几十年中,县级政区从唐末的38个,猛增到56个。江州(今九江地区)从唐末3县增加到7县,新增置了德安、瑞昌、湖口、东流等4县。
从军事上看,隋唐大统一时期,作为东汉末以来南方数代割据政权构筑的军事重镇,瑞昌的军事作用基本丧失,境内曾作为江州州治多年、位于长江边的半洲城也因之悄然消失。进入五代十国后,长江又成了南方割据政权的天然屏障。由于特殊的地理区位,瑞昌的军事作用再次凸显出来。杨吴、南唐处于军事立国时代,军事活动频繁,政区设置表现出浓厚的军事色彩。湖口、瑞昌、东流等沿江县的设立,便带有重要的军事目的。其中,湖口就是南唐统治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军事重镇,南唐曾在此屯兵10余万,以戍卫江防而捍卫南昌,而且江州是南唐政权灭亡前最后一座堡垒。宋军攻破江州后,偏寓南昌的南唐政权才正式宣告灭亡,瑞昌人柯昶便是南唐覆灭政权的著名殉道者。
从经济上看,经过隋唐时期300余年的发展,瑞昌地区资源开发不断加深,经济日益繁荣,至唐末再也不是江州无足轻重的偏僻地域。赤乌场的设立,表明瑞昌已经成为江州重要的赋税重地。经济地位迅速上升,应是瑞昌由场升县的主要原因。
从社会发展看,古代人口状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地区人口密度和分布往往与经济开发的深度与广度成正比,县级政区的设置常常兼有指示人口增长和经济开发的作用。历史政区图中,那些开发程度较深、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县邑星罗棋布;而那些开发程度较差、经济落后、人烟稀少的地区,县邑则寥若晨星。由于隋唐以来,像广大南方地区一样,瑞昌地区社会一直比较稳定,几乎未见战火延烧,人口不断增加,从六朝时期的数千人增加到近两万人口。唐代将县分三等,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三千户以上为中县,不满三千户为下县。南唐政区设置亦因袭唐代传统,将人口多少作为一个重要依据。瑞昌人口至唐末时,基本达到了唐代置县对人口的要求。
县治的确立,对于瑞昌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其一,从政权控制层面看,县是我国封建时代由中央直接控制的最基层一级政权,在长达2000余年不间断的发展历史中,县在客观上是具有承上启下、沟通各方作用的政区层级。虽然县也受州(郡、府、道)控制,但这种控制多定位在监督层面。县作为一个独立政区单元,其行政长官通常由中央直接派任,并享有直接向朝廷奏事权,这对于一个地区的政治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漫长的中国封建历史时期,朝廷对一个地区的关注度,往往决定了这一地区的发展程度。中央对这个地区关注度越高,这个地区发展越快,反之亦然。秦汉以前,由于瑞昌区域未引起中央关注,因此开发与发展一直十分缓慢。魏晋南北朝时期,东吴、后梁政权曾一度关注瑞昌,那段时间瑞昌经济社会便骤然繁荣起来。而隋代统一全国后,撤并了瑞昌政区,直至中唐的200余年间,瑞昌地区发展一度出现倒退现象。至唐建中四年置赤乌场,瑞昌作为浔阳县的一个经济次中心,约相当于今天县辖下的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重点乡镇,才逐渐引起朝廷注意,但由于政治地位与县不可同日而语,区域发展还是受到严重制约。直至南唐升元三年县治确立,瑞昌与浔阳分县而治,才使得瑞昌与周边县区处于同等发展层级。
其二,从行政治理角度看,县作为独立政区,政治统辖、经济管理、军事保卫、文化教育、社会建设等多个行政部类相对齐全,并设有专门官吏分工负责,行政长官享有统筹区域治理的行政权,这无疑有利于一个地区全面发展水平的提升。比如教育,自唐初开始,各县都要设立县级官学,县学教育规范,地方优秀人才主要依靠县学培养,突出者由县学而升入州学、道学直至国学,而成为国家优秀人才。瑞昌立县前,只有乡学而无县学,直接影响了本区域人才的培养。唐代近300年间,瑞昌有史可考的人才不到20人。而自从立县设立专门的官学之后,瑞昌历史名人才大大增多。人才与文化密切相关,由于人才少,瑞昌在立县前的文化发展也十分滞后。再从基础设施建设看,立县前并不见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记载,立县后才开始进行县城、县驿建设。而古代城、驿往往具有政治、军事、商业、文化等多重功能,城、驿的建设会对一个区域产生辐射、带动作用。
其三,从区域发展方面看,确立县级政区后,至少在下列方面对一个地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古代县直接享有中央政策资源分配权,而政策资源往往对一个地方的发展形成巨大的促进作用;县的设立提升了区域发展竞争力,推动了本地区与周边地区的协调发展;另外,还有利于加强瑞昌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将瑞昌发展触角伸展至域外;立县后对地域文化特色的形成亦具促进作用,瑞昌从宋代开始,才作为一个独立地域文化单元,于华夏历史时空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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