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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昌隋唐五代时期社会民风变化及道教影响

【摘要】:隋唐五代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瑞昌地区的社会民风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瑞昌作为尚未开化的偏僻之地,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崇儒好学之风逐渐在瑞昌乡村漫延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这一时期道教对瑞昌的影响,最突出的特点是一批与道有关生活习俗的形成,民间淫祠巫鬼祭祀之风盛行。婚丧喜嫁、生老病死乃至日常生产、出行,必求神占卦,预测吉凶,巫师、道士、风水师大行其道。

隋唐五代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瑞昌地区的社会民风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崇儒好学

隋唐五代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深入推行,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崇儒好学之风在全社会普遍兴起。瑞昌作为尚未开化的偏僻之地,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崇儒好学之风逐渐在瑞昌乡村漫延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许多瑞昌人通过科举之路步入仕途。像上文提到的周姓、柯姓、但姓、陈姓、谈姓等散居于瑞昌各地的旺姓大族,更是重视儒学教育,一大批人才脱颖而出。隋唐五代时期,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仕宦之途的瑞昌籍士人,达17位之多,而南义周姓多达8人、但姓达4人,说明南义是瑞昌历史上最早的文教昌盛之地。

2.崇禅敬道

六朝时期,佛、道文化开始浸润瑞昌,区内建了一大批寺庙,成为赣北地区宗教文化最兴盛的区域之一。隋唐五代时期,崇禅敬道的思想在区内民众中普及,各寺庙香火更加旺盛。传说唐天宝十年(751),双目失明的鉴真和尚,经洪州至浔阳时,到江州东林寺、利泽寺参访讲经,故利泽寺自晚唐以来一直有供奉鉴真塑像,至今如此。鉴真这样国师级的大和尚,路过浔阳时间很短,仅选择到东林寺、利泽寺、龙泉寺参访,说明唐代瑞昌利泽寺庙香火之旺、佛事之盛、名气之大,堪与东林寺伯仲。另外,1986年在范镇陡岗村发现的一座唐代僧人墓,出土的三件青铜佛具制作精良,更有一件唐代典型的三彩脉枕。唐三彩器在南方地区出土很少,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时瑞昌社会崇禅礼佛的心意之诚、层次之高。道教方面,有不少观、庵及其他遗迹。相传吕洞宾曾到过瑞昌,并留有吕公井遗迹。明隆庆四年《瑞昌县志》古迹条载:“吕公井在县治西南百步。相传吕洞宾丐化,有妇人掷一银与之,洞宾不受,践踏于地,飞升而去。人知为仙,取钱上泥土治病即愈,由此渐掘成井。井水上浮,结一‘吕’字,划开复聚,始知为吕逸人遗迹云。”这一时期道教对瑞昌的影响,最突出的特点是一批与道有关生活习俗的形成,民间淫祠巫鬼祭祀之风盛行。《唐国史补》曰:“一乡一里,必有祠庙焉;为人祸福,其弊甚矣。”婚丧喜嫁、生老病死乃至日常生产、出行,必求神占卦,预测吉凶,巫师、道士、风水师大行其道。以鬼神观念为主要特征的宗教文化与以儒家为本的礼教文化,形成了当时瑞昌社会并驾齐驱的两大思想文化主流。

3.崇乐尚美

隋唐五代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促进了人们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积极追求人生快乐和美好的生活方式,成为这一时期又一社会风尚。瑞昌自古是南北文化交汇之地,中原地区的乐文化很早就传入并在瑞昌地区流行起来。明隆庆四年《瑞昌县志》载,位于瑞昌古王仙乡的玉华洞,唐代僧人“尝于洞中获汉时之磬与钱”。磬,是一种古代兴盛于中原地区的石制打击乐器和礼器,最早用于汉民族的乐舞活动,后来用于历代帝王、上层统治者的殿堂宴享、宗宙祭祀、朝聘礼仪活动中的乐队演奏,成为象征其身份地位的“礼器”。唐时乐教是儒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纳了官方规定教育内容,新乐兴起并逐渐流行于民间。许多文人学者既懂儒理,亦通音律,如白居易、元结、李白都懂乐,前文提到的本籍儒学大家江梦孙就“颇蕴艺学”,教习弟子时“春诵夏弦”。开元年间的柴桑人陶岘,精通音律,曾取不同年月制成的砖,击打发声以谱成乐曲。瑞昌山歌、秧歌、龙船调也于这一时期兴起。古赤湖地区,四围民众多以打鱼为生,在湖上打渔时喜欢唱龙船调。在此基础上兴起的五月初五龙船竞渡,就是湖民们每年都开展的一项娱乐兼体育的项目。《旧唐书》载:“江南风俗,春中有竞渡之戏,方舟并进,以急趋疾进者为胜。”唐诗人张建封《竞渡歌》诗云:“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进标相近,两龙望标目如瞬。”与崇乐相连的是尚美,突出表现是对衣饰的更高层次追求。六朝以前,瑞昌区域内一般百姓人家生活尚处于为温饱而奔波的状态,穿多为麻布、葛布,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对美的追求还处于较低层次。隋唐时期,社会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尚美之风渐兴,突出表现在妇女对高档饰品的应用上。南义镇但桥唐墓中就发现了银手镯、银发钗。瑞昌博物馆收藏的唐代铜镜达20多块,有人物花鸟纹镜、花鸟纹镜、瑞兽葡萄镜,块块造型别致,图案精美,体现了唐代铜镜制作的高超水平。这些唐五代铜镜有的是古墓中出土,大多是从瑞昌各地乡间征集,说明铜镜在当时民间使用较普及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五代时期瑞昌一般百姓家的生活水平与尚美的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