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昌县历史发展：从汉代起始350年江州管辖

2023-09-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综上所述，自隋开皇九年汝南县撤并至南唐升元三年设瑞昌县，此350年间，瑞昌一直没有县级行政机构存在，均为江州或浔阳郡所属，浔阳县管辖。

618 年，李渊于长安称帝，建立大唐王朝，改元武德。唐建立后，李氏集团以关中为根据地，逐步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军和消灭地主武装割据，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武德四年（621），李渊令赵郡王李孝恭和大将李靖率领大军，平定两湖萧铣势力，江西因之门户大开，次年三月，占据豫章的张善安降唐，赣北地区正式归于大唐版图。

1.唐代赣北政区设置

唐代统治300余年间，赣北地区的政区设置曾做了10余次调整：

唐武德四年（621），复九江郡复为江州，分湓城增置浔阳县。次年，又分湓城置楚城县；以彭泽为中心设浩州，分彭泽置都昌县同隶浩州。将建昌县升为南昌州，领南昌、新吴、龙安（原豫宁改）、永修（今修水）4县。

武德八年（625），废湓城县置湓城戍，属浔阳县；以历陵故址立蒲塘驿，属楚城县；废浩州，彭泽、都昌划归江州；废南昌州，地域并入建昌县，隶洪州。

贞观元年（627），依山河形势，分全国10道，每道置采访使。江州、洪州皆属江南道。

贞观八年（634），废楚城县立楚城驿，改蒲塘驿为蒲塘场，俱属浔阳县。

武后长安四年（704），分建昌置武宁县。

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分全国15道，将江南道分为江南东道与江南西道，江州、洪州皆属江南西道。

天宝元年（742），州皆改郡，江州复为浔阳郡，洪州复为豫章郡。

乾元元年（758），复改郡为州，置洪吉都防御团练观察处置使，统洪、吉、虔、抚、袁5州。不久，又增信、江二州。广德二年（764），更名为江南西道都防御团练观察使。咸通六年（865），升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使为镇南军节度使。

建中四年（783），以浔阳西偏远处，分立赤乌场。

贞元十六年（800），析武宁八乡设分宁县（今修水、铜鼓县境）。时九江地区设6县，分属2州，其中浔阳、彭泽、都昌属江州，建昌、武宁、分宁3县属洪州。

2.唐代瑞昌政区隶属情况

唐代瑞昌政区隶属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唐初武德四年（621）至开元二十一年（733），延续隋开皇九年政区设置，瑞昌历史上第一个存在了40余年的县级政区汝南县被撤并入寻阳县，瑞昌属江南道江州浔阳县管辖。

第二阶段，开元二十一年（733）后，析江南道为江南东道与西道，瑞昌属江南西道江州（742—758年改为浔阳郡）浔阳县管辖。

第三阶段，建中四年（783），以浔阳西偏远处，分立赤乌场，至南唐升元3年（939），升赤乌场为瑞昌县止，瑞昌地属江州（907—937年为杨吴镇南军）浔阳县赤乌场。

综上所述，自隋开皇九年汝南县撤并至南唐升元三年设瑞昌县，此350年间，瑞昌一直没有县级行政机构存在，均为江州或浔阳郡所属，浔阳县管辖。建中四年设立的赤乌场，也是浔阳县下设的专管市场贸易的准政区机构。

值得说明的是，唐代政区划分，不是单纯的自然地域概念，而是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明显的等级区别。按唐制，都督府因军事、政治、经济地位分为上、中、下三等。州则按人口分为上、中、下三州，凡四万户以上者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以上者为中州，二万户以下者为下州。县以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三千户以上为中县，不满三千户为下县。按此标准，赣北地区州县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唐中后期全部进为上州、上县行列。而瑞昌一直未见县级政区设置，至唐后期才设有准县级赤乌场，说明当时经济发展虽快于前代，但人口还不够设县条件，按不满三千户设下县设标准推测，唐末瑞昌区域住民可能在一至两千户之间，人口一万左右。

3.赤乌场的设立

唐代县级基层组织管理体系完备，县以下设有乡、里、村、保、邻。四家为一邻，五邻为一保，五保为一里，五里为一乡，一自然村为一村。乡设耆老，里设里正，村设村正，保设保长，邻设邻长，负责查核户口，收授土地，监督农业生产，征敛赋税，职掌明确。此外，一些地方县以下还设有驿、镇、场等价于县、乡之间的一级政区管理机构。

驿，即邮驿，唐代达到了空前繁荣阶段。一是数量增多。每30里设一驿。驿馆遍布全国，像一面大网似的密布在全国交通大路上。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水驿260个，陆驿1297个。《大唐六典》载，唐代最大的驿称为都亭驿，是国都所在的驿站，每驿配驿夫25人。各道陆驿分为六等：第一等驿配驿夫20人，二等驿配驿夫15人，三等以下递减，最后一等第六等驿为驿夫二至三人。水驿则根据驿务繁闲，也分为三等：事繁水驿配驿夫12人，事闲配驿夫9人，更闲水驿配备驿夫6人。全国的驿夫总数在25000人以上。柳宗元在《馆驿使壁记》中记载，唐时以首都长安为中心，有七条重要的放射状驿道，通往全国各地。其中第三条是从长安至岭南的驿路，由长安经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鄂州（治所在今武汉市武昌）、洪州、吉州、虔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州）直达广州。在这条驿路上，九江地区曾设有两个重要驿站，即楚城驿和蒲塘驿。二是功能增加。唐继续发展南北朝时的驿传合一制度，“驿”代替了以往所有的“邮”“亭”“传”。驿的任务包罗万象，既负责国家公文书信的传递，又传达紧急军事情报，还兼管接送官员、怀柔少数民族、平息内乱、追捕罪犯、灾区慰抚和押送犯人等各种事务，有时还管理贡品运输和其他小件物品的运输。驿其实成为介于县、乡之间的综合性地方行政管理机构。这正是有时县改为驿、驿改为场、场改为县的原因。贞观八年，赣北地区的楚城县就曾被改立为楚城驿、蒲塘驿被改为蒲塘场（杨吴顺义七年又升蒲塘场为德安县）。

镇，包括军事与经济两类。《太平广记》卷一三四条载：唐宣宗“大中末，信州贵溪县乳口镇有童安玗者，乡里富人也。初甚贫窭，与同里人郭珙相善，珙尝假钱六七万，即以经贩，安玗后遂丰富”。这里的乳口镇是经济意义上的镇。《太平寰宇记》卷一〇六靖安县条记：靖安本建昌县地，唐广明之后，“草寇侵掠本州，以靖安、孝悌两乡去县稍远，乃此设镇，至伪吴乾贞二年升为场，唐升元中改为县”。此镇初设完全是为了军事目的，后来经济实力增强，升为场。

场，唐五代时，往往指特种经济活动的场所，如纳税之地为税场，运输之地为输场，产盐之地为盐场，开矿之地为矿冶场，产茶之地为茶场。场有临时开辟者，天宝十一年（752），“令于龙兴观南街开场，出左藏库内排斗钱，许市人博换”；贞元年间（785—804），“令于京城及东渭桥，开场和籴米二十万石”。这二场均为临时开设的官府与百姓财物交易场。换钱与和籴米活动结束后，所开之场即废。另一些场则由于经济活动的永久性和持续性，固定下来并发展为新一级的市场管理机构。诸场置官设吏，主持日常的经济活动。同时，随着人口流动、场务发展等，一些场从单一的盐场、茶场、矿场、税场发展成为具有多种职能的场，向一级新的行政机构发展。有唐一代，赣北地区州县治所之外设场的地方，仅见三个：一个是蒲塘驿市场，贞观八年因贸易较为繁荣而改为蒲塘场（今德安）；二是会昌初年于彭泽县之东流设立的东流场；三是建中四年以浔阳西偏远处分立的赤乌场（今瑞昌）。

唐建中四年分立的赤乌场，为瑞昌立县之前所设立的专管瑞昌地域事务的最高层级的官方行政管理机构。从有限的史料分析，在瑞昌设赤乌场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军政管理的需要。有唐一代，瑞昌地区还未形成县治，一直归浔阳县辖管，但瑞昌与浔阳县治所（今九江）相距百里，地处偏远，难免有草寇侵掠，故在此分立场级行政机构，以便于加强对瑞昌地域的管理。二是经济活动的需要。唐代规定只能在州、县治所设立市。江州、浔阳县治所均在位今九江市区，与瑞昌距甚远，如果当地百姓参加市易都要集中到浔阳县治所，显然不太方便，可能更多的是就近在三国以来就已形成的赤乌镇进行商贸活动，由此赤乌逐渐发展成了一定规模的集市。为了便于对市场的管理，政府便在此设场。三是特种经济活动的需要。唐代饮茶成风，种茶普遍。江西多丘陵山地，宜于种茶。唐代江西八州中即有袁、吉、饶、江、抚、洪、虔等7州产茶，江州便是重点产茶区之一，瑞昌可能是江州产茶区的一大主要产茶地。《舆地纪胜》卷三十瑞昌县条云：因“有茗菽之利”，建中四年于此置赤乌场，负责管理茶叶生产。这就是说，赤乌场是当时江州政府为了加强茶叶生产与贸易而专门设立的一个区域性特种经济活动场所，就类似于今天的专业批发市场或经济开发区。

唐代赤乌场经济活动的繁荣状况，无史料记载，但我们从唐代市场管理体制可做一番推测。唐时很重视市场管理，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市场管理制度体系。一是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中央设有太府寺，长官太府卿“掌邦国财货，总京师四市、平准、左右藏、常平八署之官属；举其纲目，修其职务”。太府寺下设有两京都市署等机构作为都城市场管理的职能部门，其长官皆称为“令”。两京都市署是当时全国最发达的市场——长安东、西两市和东都洛阳南、北两市的直接管理机构，长官令、丞是管理两京市场的实质性人物。《通典》载：“京都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为之贰。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谓秤以格，斗槩以），以三贾均市（贾有上中下之差）。”州县也设有专门负责市场管理的市令，总领市事，禁察各类违法行为；市令下属的丞、佐、史、帅等则负责分管各行业市场的检查，纠察市场中的各类违法行为。二是颁布了一整套市场管理法规，对市场设置管理、店铺管理、度量衡平校管理、物价管理、商品质量与规格管理、市券管理、市场交易秩序管理、市场治安管理等各类市场行为均进行规范。在州、县治所之外增设专门的场，需要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派出专门的管理人员。江州、浔阳县政府专设赤乌场，反映了当时瑞昌地区经济活动的繁荣。可以想见，当时的赤乌场，一定是茶铺林立，茶商云集，贩夫走卒不绝于道，为赣北地区的大型茶叶集散地。

瑞昌县历史发展：从汉代起始350年江州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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