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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昌文化始兴期社会条件及湮没历史

【摘要】:瑞昌文化到这一时期才起步发展,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经济发展为文化始兴奠定了的物质基础。中华文化起源于中原,兴盛于中原。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东汉佛教传入中国,道教在社会生活中影响日益扩大,文学艺术开始兴盛,中原地区文化十分繁荣。南迁北民不仅带来了北方的先进生产技术,也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为瑞昌地区文化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由是始兴期的瑞昌文化打上了中原文化的深深烙印。

瑞昌文化到这一时期才起步发展,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

第一,经济大开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瑞昌地区进入经济大开发的历史新阶段。经过军垦、民垦,大量荒野之地被开发成耕地,加上北民南迁促进了生产技术的改进,农业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成为赣北粮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业经济大发展的带动下,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城市经济也开始起步。经济发展为文化始兴奠定了的物质基础。

第二,移民大迁入。中华文化起源于中原,兴盛于中原。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及春秋战国时期的繁衍,中华文化形成了以礼内核的特质文化。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东汉佛教传入中国,道教社会生活中影响日益扩大,文学艺术开始兴盛,中原地区文化十分繁荣。自东汉末年开始,由于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大量北民南迁,瑞昌为南迁北民的重点落户区域之一。南迁北民不仅带来了北方的先进生产技术,也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为瑞昌地区文化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由是始兴期的瑞昌文化打上了中原文化的深深烙印。

第三,士族大推动。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与割据打破了帝国的一元化政治和集权式地主经济体制,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思想模式崩解。国家大分裂,各国统治者为了在争霸中获胜,纷纷重用有才学之士,一大批文化人被网罗在诸侯、大臣门下,他们为各国的争霸斗争和社会改革出谋划策,这客观上有利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同时,统治者对各种文化思潮的涌现也展现出包容情怀,特别是对于避居深山老林的佛、道、玄学者们十分尊重,朝廷经常征召他们入士,地方官员与他们深交,并给予他们以莫大的支持,如寺庙文化的兴盛就是政府高度重视的结果。另外,门阀士族对各类文化大加倡导,许多杰出的文化大家都是官僚士族出身;特别是统治者对于佛教推崇,统治集团佞佛者甚多,东晋南朝的晋孝武帝、晋恭帝、齐武帝、梁武帝、陈武帝,十六国的石勒、石虎、苻坚、姚兴,北朝的文成、献文、孝文、宣武、孝明诸帝及灵太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倡佛教,而其中梁武帝、宣武帝、孝明帝、灵太后更达到了陷溺而不能自拔的地步,天竺僧人佛图澄、鸠摩罗什先后被北朝统治者赵石勒、石虎和苻坚征为国师,南朝梁武帝尊佛教为国教,在全国各地大兴佛寺,使僧尼猛增,并三次舍身同泰寺为奴,每次都要臣下花亿万钱将其赎回。南朝共有寺院8114 所,僧尼18.6 万人,其中梁朝寺院即达2846 所,僧尼82700 人。

第四,社会大动荡。当时列国纷争,社会剧变,战争动荡,这些不仅有利于“百家争鸣”的存在,而且使得当时不可能有统一的政治力量去钳制思想,因而思想也就空前活跃,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变革发表不同主张,各种文化思潮同时存在,有利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转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文化转型,表现为对核心文化(儒学)的批判与解构,对异端思想的吸纳以及对异族文化(印度佛教及少数民族文化)的接受和改造等方面,从而实现了一种从伦理型文化向审美型文化的转型。正是由于文化的转型,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成为一个思想大解放、哲学思辨异常深刻活跃、文学艺术大踏步前进的时代。在文学上,小说的产生标志着新文体的诞生;五言诗的成熟,标志着中国近体格律诗的开端,堪称“诗歌史上的壮举”;而以《文心雕龙》《诗品》为代表的文艺理论的繁荣,形成了一个空前的理论高峰。

第五,文化大交流。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冲突最剧烈的时代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融合有时需要付出血的代价,但是民族融合却促进了文化的新生。民族的交融与文化的交流,正是新型文化的根基与动力。而中华文明的高峰也就产生在这民族融合与多元文化交流的大潮之中。这时期各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及其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包括南北东西交流),这是促成这一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重大因素。而中华文明的高峰,就恰恰产生在这种民族多元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之中。汉族自形成之日起,便与周边的民族不断地发生碰撞和冲突、交流与融合。汉族与周边民族大至形成了以南北冲突为主,东西交流为辅的基本格局。所谓南北冲突,主要是指汉族与北方匈奴、鲜卑、氐、羌、契丹、女真、蒙、满等民族的冲突和战争以及民族大融合;汉族与南方的楚、巴蜀、滇、越等地区的其他民族虽亦有不少的冲突,但不及北方之剧烈。所谓东西交流,主要指汉族与西方的印度等国和诸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汉族与周边各国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正是在一纵一横两条琴弦上奏出多元文化变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