敛口,宽平沿,圆唇,束颈,鼓腹,小平底,三兽蹄状柱足。檀树咀遗址三层所出土罐类器中的束颈、广肩罐,为江西春秋时期罐的一大特色,米字纹、蕉叶纹、回字对角填线纹都是江西地区春秋时期的典型纹饰,反映出春秋时期瑞昌与江西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的一致性。图85春秋遗物图2.墩北张出土的战国铜器。这一出土地点看来也是一处墓葬,其年代大概在战国早、中期。......
2023-09-25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帝制时代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瑞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比较滞后,秦及两汉400 余年间,瑞昌地区尚处于待开发的荒蛮状态,至三国时期,由于东吴集团在赣北屯军练兵,瑞昌为其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在军屯民屯政策的推动下,经济社会才得以初步发展。
1.政区尚未设置。吴楚为秦所并,越人势力退居岭南,此后四百余年间,瑞昌地区虽然纳入秦汉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先后属豫章郡、庐江郡、武昌郡之柴桑县、寻阳县管辖,但查阅史籍,一直未见瑞昌有县、邑等行政机构设置记载。秦汉时期设立郡、县、邑等行政区,主要依据有三:一是这个地区的经济繁荣度;二是人口密度;三是军事地位上的重要性。特别是秦汉前期,由于包括赣北在内的江西广大地区尚处未开发的蛮荒状态,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军事地位与中原比相对弱化,设立的政区很少,秦时江西仅有两县两邑,西汉时也不过一郡十八县,到东汉末年才发展到三郡三十五县。秦汉时瑞昌一直未见行政区划设置,说明瑞昌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并不突出。
2.人口比较稀少。秦汉时期,人口统计主要依赖于地方郡县的上计,即由郡县统计上报中央,户口数字每年会更新一次。秦统治时期较短,全国人口据推测大约在3000 万。史籍保留下来的全国最早人口统计资料只有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和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的数字。《汉书·地理志》载,西汉元始二年,全国共有1223.3 万户、5959.5 万口。扬州刺史部豫章郡为67462 户、391965 口,户均5.2 人,人口密度2.12 人/平方公里,全郡18 县平均每县19554 人,户数、口数、密度与县平均人口规模在全郡及全国均排在最后。当时扬州诸郡人口密度平均数为6.15 口/平方公里,全国平均数为14.66 口/每平方公里。而且豫章郡人口分布极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县置较密集的赣中以北地区,特别是郡治南昌县境。《汉官仪》曰:“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荆扬江南七郡,惟有临湘、南昌、吴三令尔。”按当时豫章郡5.2 口/户,郡治所在地南昌县人口应在52000 以上,占全郡人口的七分之一强。东汉永和五年,全国人口9669.8 万户、4915 万口,其中豫章郡460496 户、1668906 口,户均4.1口,县均79472 口,人口密度10.06 人/平方公里。根据上述统计推测,西汉末期瑞昌地域人口总量顶多在2000 人上下,东汉末年则发展到1 万人左右。这是两汉时期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加大江西地区开发、促进经济发展的结果。至于秦代,由于经过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瑞昌地区长期饱受战火洗礼,人口大量外迁。秦时又多年向南越征战及修筑长城、阿房宫、骊山墓,征用的民夫、兵丁多,史料记载,仅始皇帝三十三年“以谪遣戍”岭南的就达50 万众,包括瑞昌在内的赣北广大地区,作为紧邻秦征战南越主战场的后方基地,征遣的人口应该更多。因此,秦及西汉前期,推测瑞昌地域人口可能仅数百人,故经过西汉两百年的休养生息,至元始年间,瑞昌人口也不过增加到2000 人左右。
3.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秦汉时期,瑞昌地区河川纵横,湖泊遍布,土地肥沃,森林茂密,气候良好,自然资源丰富而灾害相对较少,并且开发较晚,经济落后,地广人稀,豪强田庄经济尚未形成,非常适合农耕经济发展。除东汉末及三国时期,东吴在此大力发展军屯民屯经济较具规模外,秦汉四百余年间,均以自给自足式农耕经济为主。但在生产技术上和耕作方式上,较先秦时期有很大进步。一是广泛使用铁器农具。考古资料表明,汉代瑞昌周边地区,农业生产领域已经较为广泛地使用铁器,出土的铁农具有斧、锄、锸、铲、耨、锤等,铁兵器有剑、刀、矛、匕首等,铁生活用具有釜、锅、钉、灯、火盆等。就铁农具而言,不仅品种多,数量可观,而且制作技术精良,足以与中原地区出土的铁农具相媲美。如1964 年修水古市乡横山出土的两汉之际的27 件铁器中,铁农具多达19 件,可分为铲、锄、锸等。虽然瑞昌地域至今尚未发现秦汉时期的铁器农具,但根据周边生产技术状况,可以推断当时瑞昌先民定会使用铁器农具。二是耕作方式多为“火耕水耨”。《汉书·武帝纪》云:“秋九月,诏曰:‘仁不异远,义不辞难。’今京师虽未为丰年,山林池泽之饶与民共之。今水潦移于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汉书·地理志》曰:“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火耕水耨”并非“刀耕火种”,应是在刀耕火种基础上,结合江南地理特点而创新发展的一种新的耕作方式。所谓“火耕水耨”,东汉应劭解释说:“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诸多学者研究结论表明,火耕水耨是江南水田耕种的必要手段。因为江南多冷浆水地,一年四季泉水不断,土壤松软,易水草,人畜踏易陷下去,所以不适合畜耕,只适宜人力耕种。火耕水耨的功用表现在:火耕能为整治田地清除障碍,能提高地温和土壤的酸碱度,能有效防治病虫害,水耨是中耕除草的基本方法,两种耕作方式均有施肥的效应。正是因为火耕水耨具有诸多好处又适宜于江南的自然条件,所以它不仅在秦汉南方的许多地区长久存在,而且在魏晋以后大力发展,直到今天瑞昌农村地区仍然可见这种火耕水耨的遗风。除此之外,牛耕技术这一时期也得到了推广。至秦汉时,随着北人南迁和南方开发,荆扬地区的畜牧业迅速发展,瑞昌周边广大地区已有养牛业,且程度不同地实行了牛耕。三是种植结构以稻作为主兼有渔、林、牧业。瑞昌及周边广大地区,地处亚热温湿地带,土地肥沃,水网密布,良好的自然条件使水稻成为这里主要的粮食作物。早在新石器时代,赣东北地区就已出现人工栽培稻。秦汉时期,稻作依然是这一地区赖以生存的粮食作物。文献中有大量类似“饭稻羹鱼”“嘉蔬精稻,擅味于八方”“田畴膏腴,厥稻馨香,饭若凝脂”的记载。在以稻作为主种植的同时,秦汉时期见于记载的家副业还有林木业、渔业、家庭饲养业等。因为这一地区具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天然优势。《史记·货殖列传》载:“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嬴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4.手工业经济有所发展。秦汉时期,随着农业经济的初步开发、人口的增长,瑞昌地区手工业经济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一是先秦时期即已兴盛的青铜铸造业和陶器、原始瓷器烧造业生产技术有了提高。铜器铸造方面,包括瑞昌在内的赣中以北地区,铜矿资源丰富,先秦时期就是大宗铜料基地,青铜冶铸业也十分发达,庐山之麓的荞麦岭遗址就是规模较大的冶铜铸铜基地,瑞昌铜岭古铜矿也发现有大量铜矢、铜炉等冶铜遗迹。至秦汉时期,包括瑞昌在内的赣北地区采铜冶铜铸铜业依然发达。理论上分析,铜岭古铜矿遗址应该依然在开采,虽然规模不及先秦,只是文献没有记载,目前考古发掘资料难以证明。瑞昌博物馆收藏的秦汉时期计18 件文物中,铜器多达6 件,占三分之一。特别是南阳大屋陈村河中一次性出土4 件汉代铜器,足以说明这一时期铜的采冶铸造业在瑞昌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突出地位。从发现的文物分析,瑞昌博物馆收藏的6 件秦汉时期的铜器中,有西汉东汉变形四叶兽首镜1 件,东汉时期的铜洗2 件、铜碗2 件、铜釜1 件,制作工艺都十分精良,器类也多,而且大多是生活日用器。说明秦汉时期瑞昌的冶铜铸铜业较先秦时期在铸造工艺上要进步得多,而且铜制器具已成为寻常百姓家的生产生活用具。在青铜冶铸业发展过程中,金等贵金属的开采加工也已出现。《正义》引《括地志》云:“江州浔阳县有黄金山,出黄金。”从当代矿藏资源调查结果看,九江区域内,唯瑞昌金矿资源丰富,上方浔阳“黄金山”,应指的就是瑞昌境内某山,目前瑞昌仍有黄金乡地名。传统手工业方面,陶瓷烧造业的生产能力与水平也有大的提高。这时期的青瓷器釉层比战国时要厚,上釉方法也由浸釉演变为刷釉,并普遍采用底身分制与粘接成器工艺,品种与纹样上也有明显的变化。从本邑出土的青瓷器看,这时期的陶瓷器品种与形制和中原地区较接近,但仍保留有楚文化原有的传统特征。造船业在一时期已开始兴盛,由于水路通畅,林木资源丰富,今长江码关一带重要的港口与造船基地。正是由于这一条件,三国时期东吴才将此作为操练水军的基地,两晋时期码头一带经济社会才比较繁荣。
5.商贸集邑开始形成。秦汉时期,特别是东汉末期,虽然瑞昌人口不多,但由于水陆交通条件优越,在军屯民屯经济的影响下,瑞昌开始形成几个商贸集邑,如桂林桥、南阳、金城(今码头)等。这些集邑经过后来的发展,逐步成为瑞昌古代商贸经济中心,长江边的码头是更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十分繁荣的大型商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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