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铜时代最大铜料基地：湮没历史与瑞昌立县前古文明管窥

1.辉煌灿烂的中国青铜文明

考古学上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称青铜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起源于黄河流域，始于公元前21 世纪，止于公元前5 世纪，经历约1600 年，大体上与文献记载的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时间相当。中国青铜文化分布之广、范围之大举世罕见，东到山东，西至甘肃、青海，南及两广，北至辽宁、内蒙古都有青铜器出土。河南安阳、郑州、江西新干、四川三星堆、陕西汉中等地商代青铜器多见，陕西周原、沣镐，河南三门峡、洛阳等地西周青铜器集中。到春秋、战国时，山西的晋文化，山东的齐鲁文化，湖北、湖南的楚文化，江苏、浙江的吴越文化，陕西的秦文化，都有大量青铜器，异彩纷呈，各具特色。这种辽阔的地域分布是举世无双的。青铜器出土数量之大和历史之悠久，也是独一无二的，据史书记载自西汉神爵四年（前58）以来，仅陕西各地出土各种青铜器即达万件之多，全国范围内，其数量就更为可观了。

中国青铜文化，历史悠久、工艺精湛、技术娴熟、内容丰富。青铜器根据不同用途，可分为主要兵器、礼乐器与生活用具、生产工具等几类。

青铜兵器常见的有戈、矛、戟、刀、弓、剑、钺、镞、甲胄等。这些兵器都是车战所必需的。车战是古代战争的主要形式，车是作战的基本单位，车上有车兵，车下有步卒，戈、矛、戟、弓、矢都是车战的主要兵器。戈，用于钩杀戮击，是杀伤力很强的武器，也是衡量当时军事技术发展提高的重要标尺。商代的戈分为直内戈、曲内戈和有銎戈三种形式，一般没有胡。西周多短胡戈，有一至三穿，以后胡加长穿就逐渐增多，有四穿的，使柄绑扎得更为牢固。商代的矛形体较大，以后逐渐向细长发展。戟是戈、矛的合体，更为先进，既能刺杀，又能钩砍，既具戈的钩击作用，又具矛的刺杀作用，是军事发展的产物。剑是短兵相接用的“匕首”，可手持和佩带，最早见于周初，到战国、秦汉普遍盛行。钺，既是兵器，又是刑具。商代青铜钺为武器中最大者之一。钺有二个穿孔，供扎结用，安长柄后手持砸击对方。钺上纹饰为若干夔纹组成的饕餮纹，很精美。商代中期已出现铁刃铜钺，据科学分析，此铁刃系陨铁锻制而成，说明商代就把陨铁用于制作兵器了。

青铜礼乐器与生活用具更多，到西周演变成体现当时社会等级的“礼器”。周公“击礼作乐”以后，规定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这种制度渗透当时社会各个角落，人人都必须遵守，本来日用的青铜食器、水器、乐器等，此时又成了“礼器”，用于祭祀天地先祖。例如鼎、簋由本来的食器演变成了奴隶主权力的象征。青铜礼器有炊器、水器、酒器和乐器等，器形有鼎、簋、鬲、簠 、、敦、豆、匕、爵、角、觚、觥、樽、卣、盉 、勺、罍 、壶、盘、匜 、鉴、缶、盂等。许多青铜器都模仿各种动物进行造型，栩栩如生，生动有趣。青铜乐器有铙、钟、镈 、铎、句耀、于、铃、鼓等。天子可用钟四组，诸侯三组，卿大夫两组，士一组。钟是由钲发展而来的，有编钟、甬钟、钮钟、特钟之分，其大小依次递减，具有不同的音律。

生产工具有农业生产工具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两类。农业工具主要有耒、铲、锄、镰、鱼钩等，主要用于起土、除草、收割、修渠等，种类相当齐全。手工业生产工具主要有斧、斤、锛，凿等，使用广泛，几乎应用于建筑、车辆、船舶、牙雕、骨雕、木雕、髹漆，制革，纺织等各行各业。

青铜器上的花纹表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艺术特征。花纹多在器盖、颈、腹、圈足等部位，一般可分几何形、动物形和人事活动三大类。几何纹主要有弦纹、乳钉纹、云雷纹、重环纹、三角纹等。艺术风格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演变。商代早期的铜器除素面外，已铸造饕餮纹、夔纹等。到商代中期（即从武丁到祖甲）饕餮纹、夔纹、鸟纹、龙纹、圆滑纹、联珠纹、乳钉纹等，成了流行纹饰。同时新出现了用云雷纹衬地的复杂花纹，其风格圆浑、凝重，富有神秘感。商代晚期的青铜纹饰更为繁褥细腻，饕餮纹变化多端，形状各异，往往配以浮雕的龙、虎、羊首、蛇首、牛首等动物形象，显得格外精美，富有想象力。从每幅图案花纹的总体看，似虎，似牛，又似兕。从局部看，有的似龙，有的似鸟。这种整体中包含局部，各局部又谐和地统一于整体之中，动中有静，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另外，夔纹、蝉纹、蚕纹、涡纹、小鸟纹、瓦棱纹和乳钉纹等，一般都用云雷纹衬地，层次多，线条细，典雅富丽。西周青铜器花纹分为三期。早期（从武王到昭王）饕餮纹仍占主要地位，但花纹种类增加。新出现了成条的长鸟纹和单个大鸟纹，在有的器物上全身施花纹，构图复杂，纹理细腻。中期（从穆王到夷王）新出现了窃曲纹、瓦纹、重环纹、环带纹和双头兽纹等，早期常见的蝉纹、蚕纹、象纹绝迹，饕餮纹成了附饰，鸟纹的身子与尾巴逐渐分离。晚期（从厉王到幽王），以环带纹、重环纹和瓦纹为主，配以弦纹、蟠龙纹、双头兽纹和窃曲纹等，花纹风格流畅、浑朴。到春秋战国，春秋早期花纹粗疏简陋，战国则精巧细腻、繁褥纤细。以往的宗教神秘色彩淡薄了，而具有动态的和灵巧的动物形象增多了，并新出现了宴乐、射箭、狩猎、战斗等图案，画面丰满，人物生动，富有生活气息。装饰在青铜器上各种各样的纹饰，对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都有极高的价值。

青铜器具上铸刻的铭文或金文，在史料价值、文字学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上更高。金文是研究商周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皆是真实事件的实录。郭沫若说：“这些古物正是目前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绝好资料，特别是那铭文所记录的是当时社会的史实。这儿没有经过后人的篡改，也还没有什么牵强附会的疏注的麻烦。我们可以短刀直入地便看定一个社会的真实相，而且还可借以判明以前的旧史料一多半都是虚伪。我们让这些青铜器说出它们所创生的时代。”西周时的金文急剧增多，内容更为丰富。武王灭商时的利簋，32 字，记载武王伐商的年代；西周初期的大丰簋铸铭76 字；成王时期的何尊铭文达122 字，记载了成王营建东都洛邑的事。恭王时期的曶 鼎铭文410 字，记载了5 个奴隶相当于一匹马加一束丝，或等于百锊的价格；同时期的墙盘铭文284 字，前段记载了文、武、成、康、昭、穆、恭等7 位周天子的功绩，后段记载了徵氏家族七代世系经历。同时期的卫盉 、朕匜 等岐山董家出土的37 件重器，其中30 件有铭文。卫 盉铭文132 字，记载了交换土地、刑罚和诉讼。朕匜 腹底和盖里有铭文157 字，记载曶 的下属牧牛违背誓言，被鞭打1000 下，经过宽赦，改为500 下，罚铜300 锾（合汉代125 斤）。这是我国最早的法律文书。字体优美，亦是书法杰作。宣王时期的多友鼎287 字，记载了“宣王中兴”时期征伐狁的详细情况。同时期的毛公鼎铭文长达497 字，所记材料胜似一篇《尚书》。铭文的书体，在商代与殷墟甲骨文相似。西周晚期，特别是孝王、夷王以后的铭文，字体变得长方，笔道均匀，结构和谐、精到，章法布局严谨规整。到春秋战国时期，则向多样化发展，并将铭文安排在器物的显著部位。文体多用韵文，惯用瘦长体，笔道纤细。在吴越还出现了鸟虫书，书写自由，可以随意增笔减画。秦国文字沿袭了西周金文书体，经过改造，逐步发展为小篆。

2.中国青铜时代大宗铜料供应基地

铜料是青铜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辉煌灿烂、延续1600 余年的中国青铜文明的巍巍大厦，离不开大宗铜料基地的支撑。

夏、商、周三代青铜业相当发达，需要的铜料十分可观。1976 年殷墟妇好墓出土的468 件青铜器，总重1925 公斤，若把含锡的成分剔除，仅这个墓的青铜器便需8 吨多铜矿石。1973 年湖北擂鼓墩的东周曾侯乙墓出土4800 余件青铜器，总重至少1万公斤，需100 吨铜矿石。由此可见光凭中原一带的铜资源难以满足三代数十万件青铜器铸造的需要。

20 世纪70 年代以前，由于中国没有发现大型古铜矿，众多考古学家认为，中原及北方地区铜矿资源稀少，已发现的少量规模极小的古铜矿，无论如何也难以支撑起1600 年中国青铜文明的巍巍大厦，进而得出结论：中国青铜文明非独立起源，而源自西亚。认为西亚和东亚在上古时期早已存在一条“青铜之路”，这条通道不但为东亚引入了游牧文化，而且也为东亚带来了青铜技术和大宗铜料。

20 世纪70 年代之后，上述中国青铜文明非独立起源的论点，被长江中下游地区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所颠覆。

考古发掘证明，先秦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存在一个大型古铜矿群：

瑞昌铜岭铜矿。此遗址发现于1988 年，与庐山属同一地理区域，直线距离约40 公里。经考古研究和国内外权威机构碳原子测定表明：这是一处大型商周采铜遗址，始采于商代前期，发展于西周，盛采于春秋延于战国，前后连续开采达一千余年。其始采年代比此前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采铜遗址——湖北铜绿山还要早300～500 年，在世界早期采矿遗址中也十分罕见。遗址所采用的井巷结构和木支护方式，在世界同类遗址中为最早采用，木辘轳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木制机械，比原来发现的汉代实物早1000 多年。瑞昌铜岭商代铜矿遗址的发现，改写了中国青铜文化的历史，将中国矿冶史向前推进了三四百年，其采掘技术及生产工具，当时属于世界领先水平。

大冶铜绿山铜矿。中国周代至汉代的采铜和冶铜遗址。位于湖北大冶西北，距江西庐山约200 公里，面积2 平方公里。1973 年起发掘。铜绿山里有前后两个时期的采铜和冶铜遗址，前期属春秋时期或稍早，后期属战国至汉代。铜绿山蕴藏有丰富的铜铁矿床，古矿井主要集中在大理岩与火成岩的接触带上。这里氧化富集带中矿石的含铜品位可达5%～8%，主要有孔雀石、赤铜矿、自然铜等。古代工匠为掘取铜矿石，开凿竖井、平巷与盲井等，并用木质框架支护，采用了提升、通风、排水等技术。

阳新大路铺铜矿。大路铺遗址位于阳新县白沙镇土库村。东部由百福山、父子山构成南北走向的西部屏障，两道屏障之间是由丘岗、平地构成的狭长地带，向北可通大冶五里界古城。大路铺古文化遗址，大体上经历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商代、商周时代、周代。从商代到周代止，文化面貌属同一种文化的连续发展，这一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存在阶段性的各种文化因素的消长。各种文化碰撞融合与重组。因此，该遗址为建立鄂东长江南北广大区域这类文化的发展序列有着重要意义。大路铺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与矿冶和青铜器铸造有关的遗物以及较多的小件青铜器和仿铜陶礼器，表明它是当时鄂东南地区古矿冶遗址中的高级别聚落，它为研究鄂东南地区古代矿冶生产、青铜器铸造及其技术水平提供了宝贵资料。

铜陵铜官山铜矿。铜官山一带古代铜矿散布很广，从考古中发掘的矿冶遗址已近百处，广达600 多平方公里，其中较大者有铜官山、凤凰山、狮子山、金山、铜山等矿区，各自形成矿冶中心。这里是古扬州的铜都（按：铜陵古属扬州），距今天的江西庐山约300 公里。经碳14 检测标本，认定铜陵采冶铜矿的历史最迟在西周早期即已兴起，并一直延采到唐宋时期。据考古者调查测算，自先秦至唐宋历代遗留下来的铜炼渣，有1000 万吨之多，如按1：15 的铜和渣比例计算，大约有60 万吨铜产量。

现代地质勘探资料也进一步表明：

中国内地的储铜点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及西南的云南等地，而且长江中下游是中国一条蕴藏最为丰富的铜矿带。江西铜矿地质条件优越，资源非常丰富，产地多，规模大，类型齐全，矿量集中，已探明储量居全国之首，约占蕴量的1/3，并伴生硫、钼、金、银等元素。江西铜矿以赣北储量大而集中，以斑岩和矽卡岩复合型最为重要。仅在赣东北的丘陵山地，就围绕着6 座大型铜矿，呈马蹄形分布在鄱阳湖的四周。地质勘探部门从鄱阳湖畔勘探到200 余处铜矿床和铜矿点，根据国际计算标准，铜储量在50 万吨以上的铜矿就是大型铜矿，而江西发现的大型铜矿就有5 座，其中最大的德兴铜矿，矿石储量达16 亿吨，含铜量700 万吨以上，这么大的储藏量，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黄河流域的陕西、山东、河南铜矿点甚少，且矿藏量不丰富，铜矿资源缺乏。

近年，中国学者利用古代金属制品的铅同位素比值模式与现代矿山的铅同位素比值模式进行对照，从而找出原矿产地的线索。通过现代自然科学手段检测青铜器制品中所含铅同位素的比值模式告诉我们，中原相当一部分青铜制品原料来源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古铜矿。

殷墟妇好墓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检测，实验采集了随葬的青铜器物12 件，所测定的铅同位素比值与近300 个中国矿铅的分布地作比较，实验试样绝大部分落在Ⅰ、Ⅱ两区中，Ⅱ区位于瑞昌铜岭和大冶铜绿山铜矿分布区，有6 件青铜器试样与这两矿的数据比较接近，这几件样品含锌小于2%，含铜大于75%，这样就揭示了一种可能性，中原殷商时期铸造青铜器的大部分矿料可能源于铜岭与铜绿山矿区。弓鱼国墓地青铜器原料产地，通过对24 件陕西宝鸡西周墓地青铜器样品和有关地区铅同位素比值的测定，矿源所落的Ⅱ区为亦为铜岭、铜绿山。

考古发掘与现代地质资料都充分证明：支撑上古时期中国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的大宗铜料基地，就在长江中下游铜矿资源富有地区，中国青铜文明是独立起源于东方，并与世界青铜文明并驾齐驱的一支高度发达又卓具特色的上古文明。这种论点已为绝大多数中国及世界青铜文明研究专家学者们的共识。

如果说长江中下游古铜矿群是支撑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的大宗铜料基地，那么铜岭铜矿则是这个大宗铜料基地的核心。因为上述遗址从始采年代、采矿规模看，铜岭铜矿开采时间最早、规模最大，显然在此区域古铜矿群中处于龙头地位。

3.引领华夏青铜文明发展走向

中国青铜文明始于公元前21 世纪夏代之初，兴盛于商周，止于公元前5 世纪春秋末期，历经约1600 年。铜岭与周边古文化遗址考古发掘证明，铜岭古铜矿的兴起、发展、壮大与终采时间，几乎与中国青铜文明起源、发展、兴盛、衰落同步。这一现象出现绝非偶然，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铜岭古铜矿在中国青铜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夏代是中国青铜文明兴起阶段。有的学者根据史料记载认为，夏有九都，都城由西向东迁移，均与矿产产地有关，迁都原因以追寻青铜矿源为其主要因素。夏文化的踪迹在赣鄱流域的广丰、高安、樟树、萍乡、新余、铅山、乐平、九江等地也见有。广丰社山头遗存的第三期文化最为典型，此期的陶器，普遍流行灰淘、黑衣陶、黑衣磨光陶等，亦见少量白陶、黄陶和硬陶、釉陶。器物表面装饰多采用拍印、压印、刻划和镂孔等手法，拍印技术有了相当的发达，少许器物口沿内还施褐彩环带纹。流行的纹饰有漩涡纹、曲折纹、重圈带点纹、圆圈纹、云雷纹、梯格纹和席纹等，其特征主要是印痕较深且粗犷，但有的部位出现重叠现象，单位组成由大块向中块演变。这类拍印雷纹、圆圈纹、重圈纹等也是河南二里头文化流行的装饰纹样。此外，这一时期在豆的圈足上还流行镂孔装饰，或戳刺篾点纹等。陶器形制流行三足器和圈足器，少见圜底器和平底器，器形有鼎、豆、壶、罐、鬶 、釜、簋、碗、盘、盉 、杯、器盖等。社山头卷沿深腹盆，敞口深腹外饰凸棱平底盆，与二里头三期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袋足束颈上昂流盉 ，与洛阳矬李王类型的同类器一致。新余斜里遗存的黑衣平底觚、直内石戈，与二里头二期同类器较接近.高安下陈遗址的白陶 斝足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下层所出的同类器相似。另外，在赣鄱诸夏文化遗存中，陶器的圈足多带折棱作风，这应是岳石文化常见的风格。

夏代铜岭铜矿是否已开始开采?铜岭古铜矿遗址已发掘的800 平方米区域，还没有夏代的采矿遗迹遗物。但南距铜岭30 公里的九江荞麦岭遗址、北距铜岭60 公里的阳新大路铺遗址，从考古发掘看，是位于铜岭周边地区最近的两个大型冶铜铸铜中心。荞麦岭遗址为夏代晚期遗址，大路铺遗址则为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代早期遗址，这两个铜冶铸中心的铜料，无论从地缘关系，还是这一区域古铜矿的时空分析，均应来源于铜岭古铜矿。这也从一个角度解开了铜岭古铜矿作一个延采一千多年的大型古铜矿，矿山所在地至今没有发现冶铸遗迹的考古学之谜。铜岭地区专门开矿采铜，荞麦岭、大路铺专门冶铜铸铜，为一铸铜矿设立两个大型冶铜铸铜中心，既说明铜岭古铜矿的重要性，也反映出铜岭古铜矿开采规模之大。可见古书中关于“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的记述，也并非空穴来风之说。

商代是中国青铜文明兴盛阶段。此一时期中原殷商文化对包括铜岭在内的赣鄱流域渗透更为深远。《诗经·商颂·殷武》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 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诗的内容表明，在商代初年荆楚和氐羌等方国部落一样，已经向商王臣服朝见，属于商朝的南土范围。商代后期的遗存较夏代及早商阶段在长江中下游铜矿区周围骤然增多。《诗经》中有颂扬商代国土辽阔的诗句，如《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祈祈。”商代中晚期长江两岸分布着许多小国。《吕氏春秋·孟冬记·异用篇》载，商汤时“汉南之国”，“四十国归之”。卜辞中的“四土受年”，清楚地反映了商朝对于“四土”的统治关系，商朝在“四土”范围内，确曾分封过许多同异姓诸侯国。卜辞中有不少内容与南土有关。如《甲编》2902 的“口口卜贞，弱（弗）雀噩在南土”“庚申卜贞，雀亡祸南土”等。商代中晚期的居民点在江汉地区和赣北地区分布十分密集。江汉地区殷商遗存大多位于长江、汉水及其支流沿岸。仅赣北地区，商代遗址就达数百处，其时代相当于中原二里岗期和殷墟晚期，大多分布在鄱阳湖沿岸，水陆交通便利。商代早期的居民点在赣北的九江龙王岭见有。该遗址的折沿鬲，颈部不明显高锥状袋足，足尖外撇，颈下饰一周堆纹，通体饰细绳纹；罐小口，短颈，折肩，小圆凹底；盆平沿，弧腹，中高圈足；豆宽平沿，浅盘，矮喇叭座，柄饰“十”字形镂孔；鼎无沿，深腹，锥足，腹饰一周附加堆纹；樽宽沿外翻，斜折肩，凹底，肩颈处饰锥纹一周，这是中原早商文化中的陶器常见造型和装饰手法。从研究铜岭古铜矿方面分析，大江两岸的商代遗存以湖北黄陂盘龙城，江西樟树吴城最为重要。黄陂盘龙城是一座商代二里岗期的重要城址，这一带出土有数百件商代青铜器，其青铜礼器组合有鼎、鬲、甗 、斝 、爵、簋、觚、盉 、盘、罍 、卣等。纹饰以饕餮纹、夔纹、目云坟、弦纹、三角纹、圆圈纹、圆点纹、涡纹、镂孔等较常见。盘龙城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江汉平原，地理位置适中。处于南北交通要冲，一方面通过府河及其干流滠水、濮水、环水越过大别山，桐柏山的隘口，北上可直达中原王朝的统治中心地区，又可以通过汉水、涢 水，穿越随枣走廊，进入南阳盆地，既而北上进入中原地区或关中地区。以盘龙城为中心的鄂、豫、皖商人活动地区，大略北以桐柏、大别山为界，西至汉水东岸，南达长江，可能还达到皖南丘陵西缘的产铜区巢湖、铜陵、南陵一带。江西吴城遗址范围约4 平方公里，是江南一处极为重要的商代中晚期遗存，遗存内典型的鬲、豆、盆、罐、器盖、樽七种陶瓷器作为分期断代的标型器，与二里岗上层、殷墟晚期的造型雷同，所出的虎耳铜鼎、变体虎足铜鼎、鸟耳变体鸟足铜鼎与新干大洋州铜器群类似器物相同。赣中的遂川洪门出土的商代提梁卣，铸“亚窦皇”盖，器腹内铸“亚窦皇旖”的铭文，吴城遗址刻划的陶文，戈、亚、刀、且（祖）、巳（祀）、止、州、五、十、×等，与甲骨文同形字的写法完全一致，两者为同一系统的文字。这两大古城遗址应为中原王朝为保护以铜岭古铜矿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古采铜基地而设立的大后方。设立吴城是为了防止南方蛮族对铜矿基地的袭扰，设立盘龙城是作为大宗铜料转运中心。在如此大范围内设立城帮以保护以铜岭为中心的赣北铜矿采冶中心，显示出这一大宗铜料基地的特别重要地位。

西周时期是中国青铜文明的全盛时期。西周的青铜文化是在晚商青铜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国家政治形态和文化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周人得到了殷商的工艺匠人和先进的冶铸技术，使青铜铸造业迅猛地发展起来。西周青铜器的特点为技术成熟，数量有所增大，但纹饰退化。早期周人在全面继承殷商青铜工艺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在器类、器形、纹饰和铸造工艺等方面不断进行改造和更新，创造出精美的艺术瑰宝，把青铜文化推到了最鼎盛时期。从中期开始，造型、纹饰、铸造略显得简单，一些器形大量减少或消失。长篇铭文始于西周青铜器，如毛公鼎、大克鼎不仅器物形体宏大，而且铭文多达290余字，是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在历史上，西周青铜器以长篇铭文、精湛铸工、华美风格，为华夏文明树立了丰碑。西周时期青铜冶铸业更为发达，用铜量也急剧增多，铜岭铜矿根本无法满足其需要，于是，周人又开发出一批新的大型矿山，这就是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铜陵铜官山古铜矿和阳新港下古铜矿。但这些铜矿的开采技术都来自铜岭古铜矿。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青铜文明的延伸阶段。随着周平王的东迁，历史进入了东周时期，此时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大阶段。东周时，周王室衰微，不再有力量来控制各个诸侯，这种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和诸侯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直接影响了青铜铸造业的发展：列国铸器增多，但周王室铸器却数量减少且质量下降。代表各地区文化的青铜器在此基础上高度发展，它新颖的器形、精巧富丽的装饰风格和卓越的范铸技术，反映了当时中国青铜器新风格的崛起。春秋晚期的铁器开始逐步得到广泛应用，不仅为发展迅速的农业提供了锐利的农具，还为各种手工业，包括此时已经发展成熟的青铜冶铸业提供了坚韧的工具，促使各种手工业迅速发展。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中国青铜时代在春秋末至战国时期已日趋氏微，铜岭古铜矿正是在这一时段结束了延续千余年的开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