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大型古铜矿-湮没的历史中瑞昌立县前古文明管窥

2023-09-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铜岭矿冶遗址是继大冶铜绿山之后，中国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先秦时代铜矿遗址。经初步钻探，该遗址分布范围约5 万平方米，此次考古发掘面积2000 平方米。据有关专家推测，以上的种种迹象可以表明，这是一处结构紧密、组合完备的青铜器铸造遗存。荞麦岭商代遗址的发掘，对于赣北早商时期原始文化面貌、长江中游南岸地区商文化的南渐，以及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其中一小块孔雀石经采用ICP 分析，含铜量高达40.12%。

铜岭矿冶遗址是继大冶铜绿山之后，中国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先秦时代铜矿遗址。考古专家根据遗迹单位所出具有时代特征的陶器、铜器、木样碳-14 年代、井巷支护结构工艺发展规律同邻近古代矿山支架等方面做比较后，综合判断矿山最早开采年代为3330±50 年，即约始采于商代中期，盛采于商及西周，延采于春秋，终采于战国。

但中国著名考古科学家李伯谦先生认为，上述对铜岭遗址始采年代的断定太过保守，依据已发现的遗迹，可将其始采年代上推到商代前期。笔者较认同李伯谦先生的判断，并经过对先秦时期影响南方文明发展的各种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后认为，铜岭遗址的始采年代可能要上溯到夏代甚至新石器时代末期，整个矿山开采与中国青铜文明同步起源、同步发展、同步终了。

1.从铜矿采冶技术形成过程分析

考古实证资料表明，铜岭古铜矿遗址的横巷、竖巷、平巷、斜巷交线使用技术，木支护支撑井巷技术，木辘轳机械提升技术，木流槽选矿技术，均为当时世界最先进水平。这么先进的采冶矿技术，铜岭先人是如何掌握并成熟地运用于采矿实践的呢？如果是在交通、信息十分发达的当代，获取这种技术过程可能并不很复杂，或可以通过技术转让用钱购买，或通过政府宏观调控来解决。然而，3000 多年前的先秦时期，无论是文明先期开化的中原地区，还是尚处于蛮荒时代的江南地区，交通都十分不便，信息传播十分困难，加上铜矿采冶技术涉及王朝方国的战略利益，已经掌握先进铜矿采冶技术的地区向另一本不属于势力范围控制之内的方国地区输送这种技术，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要说采铜冶铜技术，就是成品铜料（即古人所说的金），拥有者也不会轻易向人输送。

《左传·僖公十八年》记载了这么一件趣事：“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时，掌握铜料的南方楚国，某次在接待郑国来使的外交活动中因一时高兴以铜料相赠，马上就感到后悔，怕郑国用此制作兵器，但送出去的礼物又不好收回，只好与郑使盟誓：绝对不能用铜料铸造兵器，所以郑国只好用这些楚国赠予的铜料制作礼乐器。春秋时期，已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中晚期，青铜采、冶、铸技术已经十分成熟普及了，富有铜矿的楚国对小量铜料的输出尚且如此谨慎，更何况青铜采冶技术还处于形成发展阶段的商周时期呢。

所以笔者认为，铜岭古铜矿的先进采冶技术并非外来输入性技术，而是铜岭地区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发现、不断改进、不断总结、不断提高而逐步形成的。而且这一过程是十分漫长的，基于当时生产力十分落后，这一先进铜矿采冶技术的成熟运用，一定经过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不懈探索。

2.从铜岭古铜矿周边地区古遗迹分析

先秦时期前期，即夏、前商时期（约前4100—前3300），铜岭周边地区大小文化遗址多达百余处。这些遗址中大多未发现青铜痕迹，这并不奇怪。当时青铜作为一种战略物资，一定控制在统治者手中，一般性的新石器时代至夏及商前期的先民居住遗址当然难见青铜痕迹，正像原子弹时代的核一样，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拥有。但我们仅从为数不多的几处已见青铜痕迹遗址中，就能管窥它们与铜岭古铜矿存在某些联系的端倪。

德安石灰山遗址。位于德安县聂桥乡蒋家垅口祝家东南150 米。遗址高出博阳河10～20 米，属河旁高台地遗址。发现的遗迹有房屋、水井、火塘、灰坑等，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陶器主要有鬲、豆、缸、樽、罐等生活用品，陶质以泥质黑皮陶为主，次为泥质灰陶、泥质红陶。特别是遗址还发现了少量的青铜器。据专家研究，石灰山遗址要稍早于吴城文化。吴城文化一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稍早于其的石灰山遗址则可提前到二里岗下层，即距今3600 年左右。值得说明的是，石灰山遗址距铜岭遗址约70 公里，同属一个文化地理区域。

九江县荞麦岭遗址。位于九江县马回岭镇富民村荞麦岭，从2013 年下半年开始，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九江市文博单位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古人员清理出一批商代早期的房屋、灰坑以及与青铜冶炼、铸造有关的水井、炼炉、铜矿石、炉壁、炼渣、陶勺、坩埚、木骨泥墙等遗迹，出土了大量商代早中期甚至夏代末期的石器、陶器、玉器和青铜器，青铜器主要有青铜镞等。经初步钻探，该遗址分布范围约5 万平方米，此次考古发掘面积2000 平方米。商代遗迹成片分布，数量众多，内在联系密切。在这个区域，集中发现了5 口水井，从考古学的角度分析，这不是单纯的生活聚居区，而是用于冶炼的。据有关专家推测，以上的种种迹象可以表明，这是一处结构紧密、组合完备的青铜器铸造遗存。荞麦岭商代遗址出土的器物与中原地区商文化中心区早商中商时期出土的器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形制基本一致。从出土遗物判断，荞麦岭商代遗址主体年代为二里岗下层二期略晚至二里岗上层一期之间，即早商晚段与中商之间。另外，在遗址下层发现有中原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器物，遗址下层年代应与夏代晚期相接近。荞麦岭商代遗址的发掘，对于赣北早商时期原始文化面貌、长江中游南岸地区商文化的南渐，以及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荞麦岭遗址距铜岭遗址仅40 公里，同属一个地理文化区域。

阳新大路铺遗址。位于阳新县白沙镇土库村。东部由百福山、父子山构成南北走向的西部屏障，两道屏障之间是由丘岗、平地构成的狭长地带，向北可通大冶五里界古城。大路铺古文化遗址，大体上经历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商代、周代。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与矿冶、青铜器铸造有关的遗物，以及较多的小件青铜器和仿铜陶礼器，表明它是当时鄂东南地区古矿冶遗址中的高级别聚落，它为研究鄂东南地区古代矿冶生产、青铜器铸造及其技术水平提供了宝贵资料。值得重点提及的是，大路铺遗址第八层（相当时石家河文化晚期，即距今4300～4000 年左右）中出土了3 块冶炼遗物，经采用XFR 对其中的两块标本进行分析，初步判断为冶铜烧流的炉壁和炼铜坩埚残块。大路铺遗址东部发掘区第⑦层为后石家河文化堆积，发现的冶炼遗物有铜矿石、废矿料、炉（炼）渣和青铜残片等。其中一小块孔雀石经采用ICP 分析，含铜量高达40.12%。炉渣均为形状相异的小块炼渣，断面满是小孔眼，似蜂窝状。经对其中的2 块炼渣采用岩相薄片及XRD 分析，皆为冶铜的浮渣。其中，一块炼渣呈薄片状；另一块呈砣状。出土的1 块青铜残片，呈青灰色，表面较光滑，长1.3 厘米，宽0.7 厘米，厚0.2～0.3 厘米。经采用X 射线荧光技术对青铜片进行无损成分检测，发现这块青铜残片是以锡、铅、铜为主的三元合金物，其中，锡（Sn）占41.34%、铅（Pb）占25.02%、铜（Cu）占19.84%。锡、铅含量皆高于铜的含量，显示出合金配料的初期性特征。此外，出土有铁铜共生矿石2块，铁矿石1 块。其中，一块铁铜共生矿石呈不规则小块状，其含铜量仅有3.18%。矿物主要组成有辉石、铜蓝和孔雀石。这是一块含铜量极低的铁铜共生矿料。另一块为铁铜混生矿石，平面呈扇形块状，褐红色，比重较大，长4.3 厘米，宽2.3 厘米，厚2.6 厘米，含铜量仅1.53%。出土的一块铁矿石，呈不规则块状，含铁量高达97.84%，不含铜，主要成分为赤铁矿和石英。这些铁铜共生矿石、铁矿石由于含铜量极低，有的不含铜，应是冶炼前挑拣出来的废矿料。与矿冶遗物共时的遗存中，发现烧土堆积一处，残形状略呈长方形，长1.7 米，宽1 米，面积1.7 平方米。烧土中夹杂石块、木炭和碎陶片。烧土堆积可能为冶炼遗迹。大路铺遗址与铜岭遗址相距约30 公里。

上述三个紧紧环绕在铜岭遗址周围，并发现了青铜痕迹的古文化遗址，与铜岭古铜矿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呢?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铜岭古铜矿作为一个延采千年的富矿，其发现与开采应早于其他矿山，这也是迄今为止未发现比铜岭古铜矿年代更早铜矿的原因。上述三个文化遗址的冶铸青铜痕迹很可能就来源于铜岭古铜矿所产铜料。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上述三个文化遗址，大路铺约距今4300～4000 年，荞麦岭遗址、石灰山遗址均距今3600 年左右。铜岭古矿冶遗址始采年代，则比现在断定的3300 多年，要提早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左右。

3.从铜岭遗址发现的不同文物分析

铜岭遗址考古研究报告当年对铜岭古矿冶遗址始采年代的断定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依赖于J11 号井木支护的碳十四测定数据，即北京大学测定为距今3330±60 年，中科院西安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测定为距今3310±60 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测定为距今3120±80年。而对于另一组测定数据，即J37 号矿井的木支护测定距今2750±750 年，却不予采信，可能是觉得这组数据的测定误差范围太大的缘故。笔者觉得，这种做法不太可取，碳十四年代测定法，就是根据碳十四衰变的程度来计算出样品的大概年代的一种测量方法，这种方法的本身就存在极大的误差。既然能采信前面几组测定结果，对于J37 号矿井的木支护测定距今2750±750 年这组数据为什么就不可采信呢?至少可以用来作为铜岭遗址断代的一个参证吧。换句话说，如果这组测定数据可信的话，铜岭遗址的最早开采年代可达距今3500 年左右，按李伯谦先生的判断，就是达到了商代中前期。二是依赖于对该遗址早期遗存的器物分析。其中J11号竖井出土的陶斝与T5⑨D陶鬲最具代表性，其器形与风格为郑州二里岗文化下层二期所见。二里岗文化下层二期距今年代为3600 年，因此，从出土陶器分析，铜岭遗址的断代也过于保守。

4.从古文献所载传说中分析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记载：荆、扬两州，“厥贡惟金三品”。《尚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禹贡》记录的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大禹治水分九州治理天下事，其关于荆、扬两州“厥贡惟金三品”的记载，为当代考古实证为信史。而铜岭及其周边地区古属荆州地望，铜岭遗址的发现表明，这一地区的产铜活动与古文献记录是相符的。

唐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贞所撰我国最早的权威《史记》注本《史记索隐》也有“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的记录。蚩尤处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距今4600 年左右，较尧舜禹时代稍早，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长江中下游及黄河下游一带部落联盟九黎族的首领，因其“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曾称雄一时，先后大败炎帝黄帝，后又为黄帝所败。司马贞所言“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为浓缩引用《管子·地数篇》中“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句意，作为唐代治学严谨的史学家，为何将“葛卢之山”直接说成庐山，一定是经过严肃认真地考证。近年庐山脚下荞麦岭古冶铸铜聚落遗址和与庐山仅40 公里之距的铜岭古铜矿遗址的发现发掘，一定程度上为管子与司马贞关于庐山产铜的记述提供了部分实证。或许“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同禹时“荆、扬两州厥贡惟金三品”记述一样，确为信史，只是我们今天的考古发现还只是对其进行部分地证实罢了。即使只是这部分证实，也足以说明关于铜岭古铜矿的始采年代绝不是如考古发掘报告所言距今只有3300 余年。

从上述多角度分析综合推测，铜岭古铜矿遗址的始采年代一定比现在考古发掘报告依据已出土文物碳十四检测所确定的商代中期要早得多，可能会上推至夏代甚至新石器时代末期。当然，这一推测有待今后的考古发掘实证资料来证明来揭示。

中国最早的大型古铜矿-湮没的历史中瑞昌立县前古文明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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