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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8
新石器时代末期,赣鄱地区古越先民创造了拾年山文化、山背文化、筑卫城文化、郑家坳文化以及社山头文化一、二期等卓著地域特色的土著文化。之后历经1000 余年,至前11 世纪,在夏商文化南渐的影响下,又相继兴起了以樊城堆中层、吴城、广丰社山头第三期和高安相城下陈、九江荞麦岭等遗存为代表的兼具中原夏商文化与本地古越土著文化融合特色的地域文化。由于夏商文化南渐,这一时期的赣鄱文明出现了迥异于之前土著文化的众多特征,各方面都不同程度上融入了中原夏商文化的先进性。
《江西通史》先秦卷对夏文化南渐时期的赣北地区地域文化特征做了如下的描述:
第一,工具制作技术有所提高。主要的农业工具以有段石锛和扁平长方形体或上部略窄下部稍宽的梯形扁平锛为多,段部多居中间部位,或段线处磨一半圆形凹槽;石斧多为浑圆长条形或梯形。石镞磨制更精,体身普遍延长,形制多样,但以三棱形为多。其他器形尚有刀、环、钻、锥、磨棒和戈等,它们从取材、成型到磨制、抛光,均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筑卫城遗址中层出土磨光的石钻、阴刻的弦纹和半月形双孔石刀的对钻孔,社山头遗址第三期出土直径达20 厘米石球和磨圆、抛光的石环等,无论从形制到琢磨工艺,都表明此时的手工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提高。就地取材、因地而制作石器,也是一个重要特色。如社山头遗址的石网坠,基本是利用江河中的扁平长椭圆形、扁平长条形的自然小砾石,两端打成上下两个缺口即成。
第二,陶器普遍有夹砂陶、泥质灰陶、红陶和黄褐色陶,但灰褐陶和磨光黑皮陶明显增多,还新出现少量的硬陶、白陶和釉陶。高安相城下陈遗址出土白陶竟占到3%。据筑卫城遗址中层(第三层)统计表明,夹砂、泥质灰褐陶约占37%,黑皮磨光陶等约占40%,而夹砂、泥质红陶只约占21%,还见少量白陶、硬陶和釉陶。广丰社山头第三期的夹砂、泥质灰陶占到48.8%,红陶约占30%,硬陶约占18%。余江县龙冈遗址以砂质和泥质灰陶为主,次为黑皮磨光陶和红陶,也有少量灰色硬陶。陶系上的这些变化,无疑反映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制陶技术从淘洗、揉泥、拉坯、修整直到火候掌握上都比新石器时代晚期有进一步的提高。陶器中的早期几何印纹陶增多,其纹样主要有方格纹、编织纹、曲折纹、S 形纹、漩涡纹、圆圈纹、重圈带点纹、圈点纹、席纹、梯格纹及成型的云雷纹等。其风格是印痕深且粗犷,也较错乱,部分有重叠现象。单位组成由大型向中型演变,如漩涡纹由大块痕浅向中型痕深演化,曲折纹也由浅痕杂乱向痕深、规整发展。
第三,日用陶器仍以鼎、豆、壶、罐、盆、钵、杯为多,尚有 鬶、盉 、斝 等,但形制有明显变化,且变化脉络清楚。鼎类器除盘形鼎外,更多使用宽沿、浅腹、侧扁式足或扁平式足之釜形鼎;杯形豆由薄胎、深盘向厚胎、浅盘演变,喇叭状矮圈足和粗圈足豆较多,折盘豆和竹节形把豆也有出现,但少见有棱座豆及豆把上繁缛的镂孔装饰;鬶 类器由粗肥大袋足向矮锥状袋足、细高颈演变,整个器形显得瘦高。
第四,诸遗存中,作为礼器的玉器不仅数量而且种类出土更多,如高安相城下陈遗址仅开1 米×1 米探沟,就出土有玉璜、玛瑙璜、玛瑙玦 等10 余件。这应是受到东方良渚文化影响所致。
第五,经济生活方面。这一时期,在制陶、纺织和建筑等方面技术也都有相应的提高。以建筑形制和技术为例,在广丰社山头遗址笫三期文化中就发现有大型的长方连间式房居,它是江西继修水山背跑马岭遗址大房址发现以来的最大的房基遗迹。东西向三个连间,各间均长4.3 米、宽3.7 米。至今保存下来的只有房基外墙的北墙和内隔墙,外墙似挖有浅槽基。居住面为白灰面,厚3~5 厘米。外墙宽约35~40 厘米,墙体内有等距离同样大小的柱洞,外墙外见有用红烧土护坡;隔墙直接建于居住面上,宽约20~40 厘米,残高20~30 厘米,墙体内亦有间距不等、直径大小不一的柱洞;各分间内有三四组排列整齐的圆形柱洞,且与外墙墙体内之柱洞相对应。第一间建有一火塘,第二间建有一窖穴。房址内出土有陶釜、罐、钵、豆、盉 及石锛、石矛等。其建造方法:先铺垫、夯打白灰面地面,挖出浅基槽和槽内、室内柱洞,柱洞比木柱径要大;然后竖立一根又一根木柱,并用红烧土及砂石等夯实加固柱基,使之不易倾倒,其间将木板、竹木棍等用藤条或草绳缠结;后又用木骨泥糊墙的办法筑起外墙和隔墙,并用火烘烤;最后,覆盖屋顶,即用木椽将室内顶梁立柱与周壁外墙柱架连起来,用藤绳扎捆紧,椽与椽之间又用木板或竹、木棍横的架接起来,将屋面做成南北两面坡式,然后铺上厚厚的草拌土或稻草并压紧。
从上述分析可知,赣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不论是樊城堆中层抑或社山头三期文化等都是渊源于自身下层文化基础之上,是从本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而来。但由于中原夏文化的南传、影响与渗透,给予土著文化打上某些中原文化印记。
商文化南渐对赣北地区的影响更加深刻,形成了卓著特色的吴城方国文明。这支文明以樟树吴城遗址为核心,主要分布在赣江中下游及今鄱阳湖西岸一带,而以赣中的樟树、新干、新余和赣北的九江、德安、瑞昌两地区最为密集。
吴城遗址位于江西省樟树市西南35 公里的吴城乡吴城村后的丘陵岗阜上,整个面积达4 平方公里,1993 年修水库时发现。自2001 年开始先后进行了10 次科学调查与考古发掘,共揭露面积5300 多平方米,清理房基3 座、灰坑63 个、水井3 眼、墓葬23 座、陶窑14 座、大型祭祀广场1 处及与之配套的红土台基、长廊式路面。出土有石器、陶器、原始瓷器、玉器、青铜器及铸造青铜器的石范、泥芯等相关遗物2000 余件,发现有刻划在陶瓷、石范上的文字符号160 多种。吴城遗城平面近圆角四方形,城内面积61.3 万平方米。城墙周长2860 米,现残存高度约3~15米不等,整个围墙轮廓尚清晰可见。城墙一周有6 个缺口,其中东南缺口与城东南的低洼地载嘴港相通,推测此缺口应为水门,东、南、北、东北5个缺口两侧有门垛,推定应是昔日的城门,千百年来当地老百姓还直称东门、南门、西门、北门、东北门。城内地势高程较相近,考古清理出很多商代重要遗迹,且有规律地分布于城内,形成了诸如居住区、祭祀区、制陶区、铸铜区等多个不同功能的功能区,证明吴城遗址是中国南方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中晚期都邑遗址。考古人员根据遗址文化层和遗迹叠压打破关系以及典型器物的演变规律,将吴城遗址分为三期,一期相当于中原郑州二里岗上层,二期相当于殷墟早期,三期相当于殷墟晚期至西周初期,从而最早确立了江西乃至整个南方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年代学的分期标尺。吴城遗址出土文物既有自身浓厚的地方特色,又受到中原殷商青铜文化的深刻影响,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将其命名为“吴城文化”。
吴城方国文明研究著名学者彭适凡先生认为,吴城文化有别于中原殷商文明和其他青铜文化的独有文化特征如下:
1.几何印纹陶。从陶器总的类别与风格看,吴城文化的陶器色彩多样,有浅灰陶、红陶、黄陶,与中原多数呈灰褐陶区别明显。尤其是吴城遗址陶器群中,有一批丰富多彩的几何印纹硬陶器,包括鼎、豆、罐、盆、樽、钵、碗、盂、瓮、器盖、纺轮、网坠、陶刀等,几乎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且印纹种类繁多,常见的纹样有圆圈纹、圈点纹、蚕纹、曲折纹、S 形纹、云雷纹、叶脉纹、方块纹、水波纹、米字纹、锯齿附加堆纹、菱形填线纹、蕉叶纹、回字纹以及各种组合纹饰等30 多种,这是中原商文化中陶器纹饰不可比拟的。从陶器的造型特征及其风格看,有浓厚商文化风格的分档鬲、甑、盆、深腹罐、大口樽、爵斝、 等,有鲜明先周文化风格的折肩类的罐、樽、瓮等,有浓厚土著特色的鼎、釜、瓿型器、带棱座豆、钵、盂、圆腹罐、高领瘦腰罐、贯耳深腹罐、直形筒形罐、大口缸、鸟啄手提型盖、方形器盖等,有万年青铜文化陶器特征的鼎、垂腹罐、球腹罐、溜肩瓮、圆肩瓮、带把鼎、带把钵、带系罐和提梁罐等,这四组陶器群构成了吴城文化的典型特征,但这四组陶器中,以浓厚土著特色的陶器组合为基本和核心。
2.特色青铜器。属吴城文化的青铜器,目前在樟树吴城、新干大洋洲、宜丰、新余、新建、永修、德安等地均有出土。出土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洋洲商代大墓的青铜器群,不但数量多,器类全,而且质量精,为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所仅见。大洋洲大墓共出土文物千余件,其中青铜器475 件,从功能上可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和神杂器五大类。从风格上看,有殷商式,如锥足鼎、三足 甗、分档鬲、四羊 罍等,但数量较少;更多的情况是,基本造型是中原的,但进行了局部的改造和加工,兼具有商文化因素和土著地方特色的“混合型”青铜器,如圆腹鼎、虎耳方鼎、虎耳扁虎足鼎、扁虎足鼎、贯耳壶、兽面纹方鼎、鱼鳍状扁足鼎、立鹿大甗 、鬲鼎、瓒、假腹簋和假腹豆等;还有一类是地道的土著青铜器,即器物造型完全是赣江流域古代居民的独特创造和发明,在中原地区从未见过,如折肩鬲、三足罐型提梁卣、瓿型鼎以及乐器大铙、镈 等。总体来看,属地方型青铜器占大洋洲出土青铜器的70%以上。大洋洲青铜器大部分为本地铸造的事实,再次证明赣江流域的青铜铸造工艺尽管表现出与中原商文化的统一性,但又有其自身的一些特色,说明远在3000 多年前,赣江流域确曾有一支与中原殷商青铜文明有别的土著青铜文化,有着一个与中原殷商王朝并行发展的方国文明。
3.失传的文字。据统计,吴城遗址共发现文字与符号113 个,它们分别刻划在83 件陶器和少量石范上,加上新干大洋洲和德安陈家墩等遗址发现的,吴城文化总共发现文字或符号160 多个。这些文字或符号多数为单字或两字的,但在吴城遗址中也有四件器物上发现4、5、7、12字组合的词句,而且这些文字发现于吴城遗址一期,是中原和其他地区同时期遗存中不见的,它无疑是早于殷墟甲骨文卜辞的一种商代中期文字。但这些文字多数至今难以辨识,是自成系统的南方文字,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吴城土著文化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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