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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汝昌第三次全面出击请求被否决:甲午黄海海战分析

【摘要】:丁汝昌第三次全面出击请求被否决是最可惜的一次,李鸿章的朝令夕改导致痛失战机,前后矛盾的命令让丁汝昌苦恼不已。可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上报李鸿章的出击请求,被李鸿章一次次驳回,李鸿章以和谈大局为重,致使错失先机,后果十分严重,无论是朝鲜战场上,还是黄海战场上皆是如此。

1894年7月22日(光绪廿年六月廿日)辰刻,李鸿章发电丁汝昌,通报得到最新情报:日军十一艘军舰于21日离开佐世保港,去向不明。电文称:

沪道效电:顷接长崎电,昨闻泊佐世保倭兵船十一艘出口,神户有兵千五百,候船赴韩云。鸿。[20]

当日午刻,李鸿章急令丁汝昌做好出击准备:

近日倭情屡变,其兵船十一艘不知何向。大鸟逼韩逐叶军,恐叶危困,添队难登岸。汝须统大队船往牙山一带海面巡护。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祈相机酌办。“承平”如未开,则令装煤随往;已开,则令“利运”装煤随往。此时不急,守大同江口水雷似可勿带,希速复。威防应留船协守。“爱仁”昨晚已开。鸿。[21]

李鸿章终于下达了姗姗来迟的全队出击的命令,但同时,李鸿章又给丁汝昌加了一道枷锁,那就是日方若先开炮,北洋海军不得已时才能回击,此令意味着丁汝昌巡航时即使发现战机也不能主动攻击,必须等日军打击自己才可开炮还击,战机已然消失殆尽。

虽然有严格开火的限制,但终究是李相 (李鸿章)下达了全队出击的命令,北洋海军官兵备受鼓舞、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一扫几个月以来心中之闷气,丁汝昌的筹备是相当高效的,这也意味着丁汝昌的北洋舰队已做好随时出击的准备。

1894年7月22日(光绪廿年六月廿日),丁汝昌于当日酉刻发报,上报李鸿章海军大队的行动计划,已准备好全面出击,指出彼先开炮、我再还击的不可行性,并表达了对日方夜间偷袭的担忧,亥刻电到李鸿章处。电文如下:

廿午电,顷敬悉。“济远”“广乙”“威远”今早已开。帅令大队赴牙,昌拟率“定”“镇”“致”“靖”“经”“来”[22]“超”“甲”“丙”九船,雷艇二艘,并“承平”同行。惟船少力单,彼先开炮,必致吃亏,昌惟有相机而行。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已。威防无船可留,请帅饬“扬威”速回,与“平远”、四炮船、二雷艇聊辅炮台御守。牙山在汉江内口,无可游巡,大队到,彼倭必开仗,白日惟有力拼,倘夜间暗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希速训示。汤汽备便,候电即开。……汝昌叩。廿酉。[23]

1894年7月23日(光绪廿年六月廿一日)巳刻,李鸿章的回复彻底否决了自己先前的命令,明令禁止丁汝昌大队出击:

廿电悉。牙山并不在汉江内口,汝地图未看明。大队到彼,倭未必即开仗,夜间若不酣睡,彼未必即能暗算,所谓“人有七分怕鬼”也。叶号电,尚能自固,暂用不著汝大队去。将来俄拟派兵船,届时或令汝随同观战,稍壮胆气。“扬威”即可调回。鸿。[24]

电报中,李鸿章出现两个认识性错误,第一个是把此前电文约定俗成的“汉江口”指代牙山湾给忘记了,以为是汉江的江口,大加指责丁汝昌不仔细看地图;第二个是对于夜间防备鱼雷艇偷袭的问题,从李鸿章的回答可以看出,其是完全不懂海军业务的,夜间不睡觉并不能防住鱼雷艇的偷袭,夜间锚泊舰船目标之大、鱼雷艇体型之小,偷袭是在所难免的,夜间防雷是世界性难题,以至于后来发展出来的“无畏”级战列舰舷侧从前到后装上了防雷网,所以,此处李鸿章的指责也是没有道理的。

随后,李鸿章话题一转,进入主题,因陆军暂时能坚持,海军大队就不必再去巡海刺激日本神经,转而寄望于俄国允诺的派兵舰协同北洋海军威慑日军。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7月22日下午,“……俄国驻华参赞到天津直隶总督衙门拜访,透漏了俄国对日本在朝鲜的行动非常不安,有直接派出远东舰队干涉的意向;夜间又收到中国驻英公使龚照瑗从伦敦发来的电报,称英国政府已经电令其驻日公使警告日本政府要对挑起战争负责。一直对和平解决争端没有放弃幻想的李鸿章颇受鼓舞,认为事情已经出现转机,如果此时再派大批军舰前往朝鲜,不利于局势缓解……”[25]

在这个背景下,丁汝昌第三次全面出击请求被否决。李鸿章将军国大事寄托于他国外交斡旋,而不坚定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问题的这种特质,也是洋务派主导的“洋务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丁汝昌第三次全面出击请求被否决是最可惜的一次,李鸿章的朝令夕改导致痛失战机,前后矛盾的命令让丁汝昌苦恼不已。因为这次出击若能成行,则恰好可以应对7月25日爆发的丰岛海战,那样,北洋海军汇合后将有十一艘主力舰加一艘炮舰,对阵日军三艘精锐主力舰——“吉野”“浪速”“秋津洲”,日军将遭受灭顶之灾,北洋海军恰好可以实现以整体对部分的海军战略思想。

笔者前文已述,北洋海军因为装备等技术方面的硬伤,战时只能是主动出击,以整体对部分,逐次蚕食对手,坚决奉行“攻势制海”战略才有胜利的可能。可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上报李鸿章的出击请求,被李鸿章一次次驳回,李鸿章以和谈大局为重,致使错失先机,后果十分严重,无论是朝鲜战场上,还是黄海战场上皆是如此。

因为日军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要打这一仗,没有丝毫妥协的想法,除非清军全部主动退出朝鲜半岛,但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清廷是不可能这样做的。面对如此死结,清廷中枢和北洋大臣要么就是不管实际盲目指责催战,要么就是没有下定坚决开战的决心,犹犹豫豫、患得患失,寄望于诸强调解,终至恶果。

相比于北洋海军的缩手缩脚,日本联合舰队从成立之日起就职责明确、统帅有权、步步为营,不断将其作战基地前移。

……七月十七日,以桦山为海军军令部长。时常备舰队集于佐世保,桦山既拜命,即日发东京,驰至佐世保,有所计画。即合常备舰队、西海舰队及诸舰编练大舰队,称曰联合舰队,常备舰队司令长官伊东海军中将为司令长官,鲛岛海军大佐为参谋长。分此大舰队为本队及第一游击队、第二游击队、第三游击队,后又置第四游击队。以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六舰为本队,伊东中将(名祐亨)在旗舰松岛,率之兼统全舰队;以吉野舰、高千穗、秋津州[洲]、浪速四舰为第一游击队;以金刚、大和、武藏、葛城诸舰为第二游击队。报知舰、水雷母舰、病院舰、工作舰、运货船各分属之。总五十六艘。[26]

当李鸿章还在纠结北洋海军出击与否的时候,1894年7月17日(光绪廿年七月十五日),日本大本营任命桦山资纪为海军军令部部长,着手对日本海军进行改编与战时准备。7月19日,日军联合舰队正式成立,舰队司令为伊东祐亨,下辖本队、第一游击队、第二游击队、第三游击队和第四游击队,共计大小五十六艘战舰与辅助船只。其中主力舰共计十四艘,分别为本队的“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六舰,第一游击队的“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舰和第二游击队的“金刚”“大和”“武藏”“葛城”四舰。其中的“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八舰是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它们的“硬件”——舰体年龄、锅炉状况、军舰船速、大中口径火炮射速、弹药威力、发射药性能等都大大领先北洋海军的主力舰。尤其是“吉野”舰,北洋海军没有一艘军舰可以与之相媲美,舰速超级快(23节)、大中口径速射炮非常多(12门),还有最先进的测距仪器(通过使用类似望远镜一样的测距仪观测远方目标,当左右目镜调焦调实后,刻度表上就会自动显示出目标的距离[27]),攻得上、退得快、打得准,在接下来的丰岛海战、黄海海战、黄海护航封锁等行动中出尽了风头,这也正是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致远”舰管带邓世昌想近距离撞沉或鱼雷击沉“吉野”舰的原因所在。

日本联合舰队不仅在舰速、火炮、后勤补给等方面优势巨大,就是在战场机会的把握上也领先于北洋海军,究其原因,主要是舰队统帅职权的大小不同所致。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甲午战争期间的作战指挥可谓是处处受制约:职责上,其受清廷苛责,时刻面临免职治罪之祸;海军作战上,其战略、战术,甚至舰队与舰只调动、后勤补给等诸多方面皆受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直接指挥与约束,丁汝昌几乎成了“传话筒”,其自身的真实想法大多无法付诸实践。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其拥有完全的自主作战的权力,无论是调动还是维修、补给,伊东祐亨都可直接下令,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虽为其上司,但更多的是参与制定海军作战的战略、协调陆海两军的联合作战和协助伊东祐亨心无旁骛地作战,统帅职权上,伊东祐亨和丁汝昌之间可谓天地之别。

日本海军以所安岛权为根据地。……实在全罗道海南县南海……又移隔音岛。既而仁川近海无清国舰队,复以古今岛权为根据地。距全罗海岸马岛镇不远……及第一军攻平壤,海军诸将亦勠力牵制清军。于是又至大同江畔,权以渔隐洞为根据地。渔隐洞无风波之患,虽有冬季冰结之虞,而夏期最宜下锚,即日本舰队据此,以至占有大连湾及旅顺口之时也。[28]

北洋海军的步步后退而不反击,致使日本联合舰队轻松地获得前进基地,联合舰队的驻泊地不断前移,从所安岛到隔音岛,再到古今岛、渔隐洞,最后到旅顺口和大连湾,步步为营,从而有力支援日军在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陆上战争,帮助其夺取了黄海的制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