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万国商团文献二种：1939-1941年的历史纪实

我决定将这三年放在同一章节中讲述，首先是因为我手中涉及1939年和1940年的文件（命令等）实在太少了，因此我对这些年的描述只得非常简短；其次，也因为这是我在万国商团正规军——白俄团服役的最后几年，各年情形非常相似。

到1939年，白俄团终于恢复了元气，不再担心被解散。

1939年，白俄团的队列操练和整个军事训练已经日臻成熟。

在上级视察或游行列队时，白俄团那量身定制的漂亮制服、英式新装备和“套装”，自成“一道风景”。

白俄团驻扎在外滩两栋设备齐全的“临时营房”（以前P&O汽船公司大厦和外滩拐角、位于九江路的道胜银行清算委员会大楼）。白俄团营房有着军队独有的整洁感，非常舒适。

这一切都得益于白俄团指挥官伊万诺夫少校的远见卓识，还有他旺盛的精力、坚强的意志、对待责任坚持且诚恳的态度。他不仅提前规划了白俄团的生活和工作，而且高瞻远瞩，知道如何挑选助手，用自己的想法吸引他们，维持后者“不变的激情”，虽然他有时也会对那些丢了决心、对待工作热情不高、一时表现出懈怠的人动用他的权威。

伊万诺夫少校是做事准确、执行有力的典范，不管形势如何，总是毫不动摇地追求既定目标。他对自己的下属亦是如此要求。

白俄团队员活儿很多，工作繁重，但是司令以不懈的关心减轻他们的压力。他们得以在辛勤劳动后，在“自家营房”舒适的家庭氛围中放松身心。

空气中“散发着强烈的战争气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开始动武，已经将武器对准欧洲和非洲一些软弱无力的国家。日本人在上海击溃中国军队后，自恃强权，越来越肆无忌惮，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输入大量部队，向中国北部、西部和南部内陆渗透地越来越远。

日本人在上海招摇过市，甚至不惧与外国人及其军队公开发生冲突。他们凭武力夺取了上海华界，自视为上海的主人。

意大利人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公共租界的外国驻军有两三个英军大队、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万国商团和日本军队，另外还有一个意大利大队——“第一萨沃伊手榴弹兵大队”（1-й Савойский Гренадерский Батальон）。

我得为他们说句公道话。无论从外形还是士兵组成来看，这都是一支很不错的队伍。士兵们穿着整齐的钢灰色制服，穿着皮短靴，头戴高高的帽子，上面有一个巨大的帽徽——“意大利之鹰”。这支大队的运动员很优秀，有足球、拳击和田径运动员。但大概除了北部的蒂罗尔人，意大利人都没有“运动员精神”，每次比赛失利总是少不了大打出手。有意大利士兵参加的比赛，总是有成百上千名观众——他们的战友前来观看，这些人人手一把刀子，在裁判做出不利于意大利队的判罚或者对手犯规时，随时准备拿出刀子“理论”一番。这是一种“体育流氓”行为，贬损了意大利运动员的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将成为军事对手的国家相互间的敌对情绪已经发展到顶点，这种情绪甚至笼罩了上海的运动场上。

不过谁都没有日本人做得过分，他们试图将公共租界工部局玩弄于股掌之中，但遭到了外侨们一致而坚决的抵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上海外侨为即将到来的（通常在5月）新一届工部局总董和董事会选举，即“纳税人会议”上的选举，发起了强势的准备活动。

我记不准是哪一年（可能是1941年），因为租界华人纳税人站在欧洲人一边，日本人确信自己在合法选举中获胜机会渺然，居然决定在会议当天放火烧掉举行新选举时老一届工部局成员就座的三个看台，好毁掉这次会议。这些看台是带顶的竹棚，就在跑马厅的围场中间、“观众席”的对面，“观众席”是纳税人选民所坐的地方。因为预计到此次会议选民众多，没有哪个礼堂能容纳下所有人，因此安排在跑马厅举行。

工部局的情报部门隐约意识到，日本人有意破坏这次会议，因此命令当时驻扎在跑马厅的白俄团守卫这三个看台和整个周边区域，以防止日本人在会议期间安装定时炸弹，或采取其他破坏秩序的恐怖手段。

在这次纳税人会议的前一晚，凌晨天还黑着的时候，一群日本人在离西藏路不远的跑马厅围墙上凿出一个豁口，开着汽车闯进跑马厅，熄了灯的汽车沿着跑道向看台方向疾驰而来。

白俄团哨兵隐约听到一阵发动机噪声，就朝发出噪声的方向察看。汽车在接近看台时开始减速，日本人从车里扔出了几个燃着煤油的燃烧瓶，想要把竹制礼台烧毁，接着他们沿着赛马圈全速前进，消失在夜色里。

哨兵向他们开了几枪，但因为天黑，没有击中目标。枪声触发白俄团“大门门卫”的警报，大火被立即扑灭了。

纳税人会议于同日午后举行，会场上人满为患。观众席上挤满了选民，全体老一届工部局成员在礼台就座，为首的是总董恺自威先生（他是英国怡和洋行的大班）。

当总董正在做工部局去年工作报告时，一名日本顾问（我记不得他的姓名）从他的位置上跳下来，就地向恺自威开了两枪，打伤了他的手臂。看台上的高级警官立即将日本人缴械，恢复现场秩序。会议继续进行。美国律师樊克令先生当选为工部局新一届总董。

早在会议开始之前，配备有柯尔特手枪的白俄团队员和巡捕就被安插在公众中，他们收到警示，各国人员（包括中国人和日本人）混杂的地方就可能发生事故。日本人公开表明他们对租界外侨的敌意，这比意大利人在运动中的“流氓行为”还要糟糕。

但是，外国租界赖以存续和假以统治的国际法依旧约束着日本人，他们还不至于太过目无法纪。这一时期，可用的外国军事力量（英国人、美国人和白俄团）实在太薄弱了，根本抵抗不了驻扎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大量日、意军队。

这几年里，上海租界的生活与平常无异，但我能感受到所有人都在等待大战爆发。

英军大队开始从上海转移到新加坡、欧洲。在万国商团、工部局警务处和其他部门任职的英军军官都离开了，上海当地的侨民马上补上了他们的职位。

警务处外侨巡捕失去了人员补充来源，那些“潜在的候选人”，即英国人（大部分是英军士官）需要回国参军报效祖国。因此，工部局决定用白俄侨民来填补外侨巡捕的空缺。工部局只接收白俄团队员填作上海巡捕，因为他们是“可靠的白人移民”，而且已有工作经验，受过良好的训练。

一名高级帮办处长和数名高级军官组成“特别警务委员会”，视需要定期在跑马厅的白俄团营房集会，测验白俄团指挥官举荐到警务处的候选人。实际上，这个委员会仅检测了工作必需的英语水平，其余考核部分，他们全部听取了白俄团司令的评价和推荐语。

工部局的这一做法进一步提高了白俄团的威望，因为在公共租界当巡捕的工资特别高，所以这份工作成为所有上海青年俄侨的“梦想”。白俄团长久以来忠实地服务于工部局，以身作则，因此赢得了为警务处提供“补充人员”这项特权。

位于戈登路的工部局巡捕房预备队是所有年轻欧洲巡捕的“培训基地”，预备队人员扩张后，被划分为一个单独的巡捕单位，受上一级白俄巡捕指挥。这个巡捕预备队本质上是“俄国式”的，因为它完全复制了白俄团营房的生活细节和很多白俄团的运行管理规则，创造了一个“营外之营”，好似白俄团的一个“独立连队”。警务处处长在巡捕队伍中运用“白俄团规矩”，意味着承认伊万诺夫少校制定的规章切实而具有价值。

上海的运动生活一如往常。“运动赛季”的一年日程如下：深秋和冬季是足球、曲棍球、排球、篮球、器械体操比赛；从春季开始，到热天到来前，有各种田径比赛；夏天举行网球、板球、水球、棒球比赛；初秋时节，天气特别沉闷，接着又是暴雨和台风的季节，运动活动暂时停滞，直到秋末冬初，如此年复一年。除了夏秋最炎热的那几个月，拳击运动几乎全年都很活跃，摔跤也不时流行一阵。

拳击和足球是英军最钟爱的运动，因此万国商团高层激励白俄团拳击手在上海业余拳击台亮相，还坚持出席白俄团“军团拳击赛”（полковый боксинг）。我们的比赛遵从军事纪律和军队规范，总以一种尤为美观的形式进行。

台上裁判、台下评判员及军方嘉宾身着漂亮的“军官礼服”[1]出现在拳击赛场，白俄团所有军官也同样穿着礼服前来，女士身着晚礼服，普通观众则大部分身穿黑色礼服。

在白俄团历史上，我们曾多次推荐拳击队参加所谓“团队拳击”，与某军队或某舰队的拳击队进行比赛。这类比赛一般依照英式军事拳击的规则进行。

尽管白俄团拳击队是从有限的450人中选出的佼佼者组成的——当时英军大队拳击队的候选人有近千人之多，但白俄团总能在拳赛中载誉而归。我尽量再对这段“历史”补充几件可以描绘当时白俄团生活的“故事”，其中当然也包括“团队拳击”。

1939年9月3日，欧洲爆发战争。希特勒的部队推进至波兰，而后者与英国签订了军事互助协约。于是，英、法对德宣战。

欧洲战争爆发造成公共租界外侨人人自危。其他欧洲人躲着意大利人（当时还没有参战）和德国人，“抱团”取暖。白俄侨民的状况开始转好，因为洋行和工部局机构需要大量白俄侨民做劳动力，而英军已经开始在欧洲作战，回乡入伍的英国人所空留的职位开始由白俄侨民所填补。

对于这些新入职的白俄职员来说，最好的推荐信就是白俄团司令部的推荐意见。白俄团一些队员，为了搞到一个好处更多的职务，陆续提出辞职。也有一些“鬼点子多的人”，他们加入白俄团不过是为了服役一段时间后以某个“充分的理由”辞职，在解职之际拿到必要的推荐信。

为了遏制这种反常现象，白俄团司令伊万诺夫少校在命令中宣布，坚决在全团执行以下规则：“介绍信”只发给自愿离开白俄团的队员，给推荐信并非白俄团司令的义务，仅是他的善举，他可以选择发放与否，而无须解释理由。该命令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白俄团人员“外流”为文职人员，定员人数得以维持。同时，万国商团总部充分了解现有情况后，亦要求从白俄团辞职的每个人都须说明原因。

以上措施可以维持白俄团的定员人数，但因为工作繁重，收入还很微薄，很难指望白俄团队员会珍惜这份工作。于是白俄团开始逐渐改善队员的物质条件，全体军官签署了一份特别的“任命书”，赋予队员等同于工部局其他正式雇员的所有权利。

英军从上海撤到了他们下一个目的地，我们的“老熟人”威尔士燧发枪团和我们互换了纪念礼物后，离开上海。我们送出一面小巧的白俄团团旗和一枚白俄团银质团徽，他们则送我们放大了几倍的银质军徽——镶嵌在精致盒子中的一枚“爆炸的炸弹”。在他们出发前，白俄团全体军官受邀去他们的“军官餐厅”参加送别酒会。

1940年，最后一个英军大队——苏格兰“西福斯高地”步兵队（Сифорс Хайландерс）离开上海。他们的驻地在跑马总会“旧大楼”，这是一个漂亮舒适且位于市中心的住处。很快，白俄团接到命令，进驻这一“营地”。

跑马总会大楼（新旧大楼集合在一起）大致沿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呈南北延伸，大楼南侧坐落着“旧看台”，已经划归白俄团，作为其营地的一部分。紧挨跑马总会大楼的建筑是为赛马观众所建的“新看台”和跑马厅秘书和高级职员的公寓，看台和公寓间相互连通。“新看台”是一个宽阔石阶梯围成的倾斜看台，沿着整个新旧大楼东侧从三楼的高度逐渐降低，直到地面“围场”高度。围场就在“赛马道（绿道）”旁边，有一条沙土的“工作道”围住跑马厅的内场。内场中划分出各种运动场，还有些玲珑的（网球、保龄球、板球等）“俱乐部”。甲级联赛（1-я Дивизия Лиги）的运动队从来都选在跑马厅举办最顶尖的比赛，平日这里在教打高尔夫球。

白俄团队员自在舒适地住在底楼，“继承”了一个占地很大的专用体育馆，白俄团随即配备各种体育器械，团中的拳击台也搬了过来。

底楼有“值班室”、给“大门门卫”所用的警卫室、拘留室、厨房、食品库房、军需库和理发室。公共厕所和淋浴间位于营房西侧的一个小院子里，紧邻连队所在地。

二楼的南端是白俄团司令部办公室、一个“访客等候室”、一个“保健室”和白俄团医疗站。

一道南北向的内墙将整栋跑马总会大楼的二楼和三楼分成两半，从二楼沿墙向上，可以通向一个从白俄团司令部延伸出来的露天的内阳台。在这个阳台上可以看到白俄团整个营地，沿内墙右侧（东侧）是一些小房间，里面住着连队的军士长、医士和文书。

二楼的北端有一个宽敞明亮的餐厅，餐厅窗户朝着马霍路，其中一个角落里布置出一座白俄团的教堂，带有讲台、祭坛和大量圣像、宗教用具。

这个“内阳台”的尽头是一个通向三楼——“军官走廊”的铁梯子，右侧（东侧）是几扇通向跑马厅“新看台”顶层的巨大玻璃门，沿着走廊的西墙安置着设备齐全的厕所、淋浴室、台球室、起居室、餐厅和供军官使用的独立房间。当军官值勤或因其他原因留在营房时，他们就会使用这些房间。白俄团司令、各连连长有自己的独立房间，士官则是两人一间。

整个营房的侧面（西侧）面向马霍路，东侧部分则面向跑马厅观众看台。从军官走廊看出去，是跑马厅的绝佳景色，还能看到周围的建筑群落。三楼南端安置了一个白俄团小酒馆，小酒馆东墙和军官走廊一样，是面向跑马厅，但现已紧闭的几扇玻璃门。只有两扇门还开着，人爬上看台台阶后可以通过这两扇门进入小酒馆。小酒馆的一部分划作白俄团图书馆，里面两个大玻璃柜展示着白俄团的战利品——各种比赛的流动奖杯。

这是白俄团历史上最好的营房，便利且舒适，整个团都能住下，而且在市中心、条件优渥，有整个跑马厅可用来训练，雨天时，连队房间也完全足够。

白俄团一直在这个营地中驻扎到解散为止。

正对白俄团营房的“围场”里，有足以用于检阅和游行的空间。该“围场”的唯一不便之处就是它的表面铺了沥青，与赛道形成一定的倾斜角度，这使得转弯动作，尤其是“绕圈”转弯，很难“干净利落”。

跑马总会秘书奥尔生（Олсэн）先生领衔的跑马总会管理局和白俄团司令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并尽一切可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在赛马日里，只有一个矮小的便携式铁护栏将观众看台（即“新看台”）与白俄团驻地内相连的看台分开，白俄团队员和客人们可以坐在“自家的看台”上免费观看赛马，想赌马的人可以去总会中下注。站在护栏旁边的俄国保镖们毫不阻碍，护栏的目的大概是不允许闲杂人等进入白俄团，不过可以让白俄团队员从这个小型拒马通过。全体军官都可以毫无障碍地“直达”主看台。

1940年，白俄团顾问伯克-墨菲少校返回英国，但没有任命继任者。所有万国商团司令部的正规军军官都撤离了，替补他们职位的是上海侨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前英军军官。

1940年11月，白俄团全体军官受邀参加了工部局总董和董事们特意为他们举办的鸡尾酒会。在这次酒会中唱主角的是与英国政府关系密切的工部局的真正领袖，多年来担任工部局总办的费利溥（Годфрей-Филлипс）。酒会期间，白俄团营地中长久流传的谣言得到证实。这个谣言不仅受到军官，而且受到所有队员的热烈讨论——白俄团[2]应从万国商团中调离，纳入工部局警务处之中。

在发生对日战争的情况下，万国商团作为一个由各国连队组成的军事单位，内部已经相互敌对，存在的必要性与依据已经消失。公共租界仍然保有万国商团，其存续与否是因为与世界各个大国有利害关系，而与各国所处阵营无关。公共租界应该且只能由其“民用警卫队”——巡捕进行防卫。

因此，由于预期对日战争行将开启，工部局（可能英国并未外交介入）决定将白俄团移交给警务处，仍保留其军队建制之整体性。工部局利用这项法案，保留这支可靠的作战部队，当战争出现对英国有利之结果时，可以再次使之变作当地义勇军的一部分；就这样，工部局将租界保护权移交给了这支部队，虽然它在警务处还是新手，但已凭借有纪律、有秩序的精神面貌和模范工作赢得各方信任。

“告别酒会”在悲伤的气氛中举行。工部局总董、总办和董事们不吝言辞地称赞白俄团，白俄团军官们心痛地接受现实——毕竟，对他们来说，这是“十二年军旅生涯的终结”，虽然他们有特殊地位，终究也变成“巡捕”了。

为了表扬白俄团为公共租界所立下的功劳，工部局为白俄团全体军官保留了他们所获得的军衔和勋章。

1940年11月24日，万国商团团长为全体团中军官组织了一场鸡尾酒会，这也是为即将离开万国商团行伍的白俄团所举行的告别酒会。

1940年12月5日，万国商团团长葛利安上校[3]在他组织的鸡尾酒会上，和白俄团及整个万国商团进行最终的告别——他即将去英国了。他的继任者曼恩上校是上海外侨，澳大利亚军队的一名退役军官，同时也兼任星加坡路拘留营卫队长的职责。

即将调动到警务处的白俄团，在物质方面得到很多好处——薪水更高，工作更轻松，纪律更宽松。

对于“老百姓”来说，在警务处工作是一种诱饵，但对白俄团而言，这种转变会消磨真正的军人精神。白俄团军官和士兵们早在1927年就入伍了，继续他们在祖国时就已开启的军旅生涯。这些职业军人不仅已习惯严格的军事纪律，而且已与军差相伴的种种艰辛融为一体，他们热爱这种军事秩序，并珍惜自己作为“军人”的称号。对于他们来说，过渡到“巡捕”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是他们不争辩，因为知道争辩也没有用。

1941年1月15日，根据万国商团命令，白俄团脱离万国商团，正式归工部局警务处处长包文（Борн）少校差遣。

第二天，即1941年1月16日，白俄团更名为“上海工部局警务处俄国辅助队”（Русский 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ый Отряд Шанхайской Муниципальной Полиции）。

白俄团的内部生活并没有改变，但是在操练大纲中，除了通常的队列操练外，引入了学习《巡捕守则》的内容，所有队员都通过了训练课程和柯尔特手枪、汤普森冲锋枪射击课程。白俄团军官们结队前往巡捕基地（Полицейское депо）出差，在那里接受比列兵队员更为广泛的巡捕课程。

物质条件得到改善。由于预计战争将要爆发，工部局变得更好说话了，警务处处长包文少校对他的新队伍表现出特别的关心，那就是——加薪，除了“编外”人员（在工作6年后解职），其他人还获得特别“奖金”。每名队员有每月两次“全天请假”的权利。

很快，辅助队队员们收到了新的深蓝色巡捕制服，肩章上有银色的镂空图案——“Р. В. О. Ш. М. П.”（上海工部局警务处俄国辅助队）。军官们收到了巡捕军官制服，上面仍带有他们在万国商团中获得的“星标”[4]——白俄团司令收到警务处高级帮办处长的制服，上尉收到帮办处长制服，中尉收到督察长制服。制服是用上好的料子精心量身缝制的。带帽檐的军官制帽上绣着宽阔的银饰线（根据军衔而定），上面有一颗又大又厚重的银色星徽，星徽上面有珐琅制的“Ш. М. С.”（工部局俄文首字母缩写）图形。士兵们收到了警务处统一样式的警棍，这根短光漆小棍代替了原先的“枪架（Стэк）”，作为他们的“冷兵器”。

队员们的步枪上交到万国商团仓库，取而代之的是从警务处仓库——“军需库”领取柯尔特30型手枪和汤普森冲锋枪。军官领到手的是柯尔特45型手枪。

辅助队的值班室变成了警务处的“审事间”（Чардж рум，Charge room）。“军械库”（армори）就安排在那里，辅助队队员在出门工作时，从那里领取手枪和子弹，当他们值勤返回时，则将武器交回此处。

在“审事间”又宽又长的柜台上，有一个幅面很大的“警务事件簿”（книга происшествий），值班军士在上面记录俄国辅助队队员在岗期间发生的所有事件。每天早上，这本簿子被上呈给辅助队司令部，副官（当时预备队副官是我）对重要事件进行汇总，并将情况编写成特别的报告表。接着大概每天上午9点，警务处总部专门派来一名摩托车手前来收取报告表，将之送交警务处最高长官查看。

俄国辅助队就像一个独立的巡捕站点。警务处司令部特别指派了一名正巡官（Чиф-Инспектор）来联络俄国辅助队。联络官是英国人塔茨托尔（Ф. Тэтстолл），他全日都在预备队。

俄国辅助队的直接上司（我们司令的上级）是警务处的高级帮办处长之一——罗伯逊（Робертсон）先生，他同时“号令”着所有警务处预备队、培训基地和印度巡捕。

警务处高级官员们对俄国辅助队关怀备至、极为友善。他们非常明白，挂名在俄国辅助队下、听由他们差遣的，实际是一支最为可靠、有纪律且训练有素的部队，是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俄国辅助队的警官很快和正规巡捕警官建立了良好关系。说到这段关系的结成，辅助队在“军官餐厅”举办的鸡尾酒会、玩台球或在我们军官餐厅的吧台“偶尔来杯伏特加”的活动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正规巡捕中的“中等级官员”（巡官、副巡官和巡长）对俄国辅助队警官的态度大为不同。他们无法容忍这样一个事实，即白俄团军官们到了警务处以后，可以保留已经获得的星级，马上穿上“军官制服”，而他们在警务处工作了几十年，却要一如往常地安于巡长或者巡官袖章，佩戴最长的警棍。

不过，俄国辅助队警官几乎天天和他们在各个巡捕房打照面，辅助队军官餐厅中的热情接待起了作用，这些不愉快渐渐消散了。

正规巡捕警官对俄国辅助队队员的态度非常友善。他们乐意为后者解惑，并原谅队员因经验不足造成的一些小失误。

巡捕工作和懒散自由的态度大大压缩了队列操练的时间，辅助队队员们开始丢失其堪称模范的仪态，纪律性逐渐下降。俄国士兵素质再高，也需要“严厉长官的鹰眼”盯着，但现在这种监督作用几乎不存在了，因为每个出勤的辅助队队员都有单独任务，值勤警官在岗时，在每4小时一次的轮岗中，最多看到队员一次，而且照面时军官只是坐着摩托车顺路检查值勤而已。

渐渐地，俄国辅助队队长伊万诺夫少校不得不再次应用“军队式的严格要求”，采取措施将纪律性提高到以前的水平：加强对过失行为的处分，引入“黑板”制度[5]来应对恶意违反纪律和规矩的人，对过失者施以“罚练”，对于尤其顽固和不收敛行为的人给予辞退警告，也有一些人按军规被开除了。

与此同时，营房配备的设施日益增多。为了满足队员的需要，小酒馆内甚至安装了两台电话，一名值班员守在电话旁，负责接听“城里”捕房打来的电话。

随着纪律性下降，加上队员又有了大量空闲时间，队员一般会去城里休假。许多队员是原白俄团运动队或是弦乐团和合唱团的成员，他们到警务处工作后，开始将这些原本的义务看成非必要的兴趣活动。辅助队的运动队和弦乐团面临一种窘境，若它们不解散，水准自然也会降低。根据辅助队新命令（当然，该命令取得了警务处长官们的许可），队长申明，该队的“运动队和乐团”和日常工作、队列操练一样，仍是义务活动。

随着苏德战争开启，苏联已成了英美两国的盟友，上海俄侨中的红色宣传愈加强大！

苏联特工试图以各种借口将白俄侨民拉入他们的阵营——不是参与红十字会，就是呼吁帮助德占俄国地区受难的人们，诸如此类。上海的俄国侨民一分为二——上演“赤”“白”之争（两边势力大致相当）。

两边各有广播站、报纸，两边都在宣传鼓动。苏联“假爱国者们”的衣襟上系着红色花结，他们不仅打扮成这样出现在街头，还出现在公共场所，甚至试图渗透进俄国辅助队位于跑马厅的营房。

得知此事后，伊万诺夫少校发布了一项严厉的命令，重申进入辅助队（白俄分队）之“基本条件”，即“要求”：必须是白俄侨民，并且与苏联没有任何联系。这个命令在“并且”上加了着重号，如此一来，继续和苏联保持联系的队员就使自己陷入一种困境中——当他被征入辅助队时，他提供了虚假信息，因此他将被立即解雇。

在战争结束前，这项措施有助于保持辅助队“一心向白”，但“红色瘟疫”还是成功地在白俄团广大队员中扎下了根，导致悲惨事件发生——在战争迫近的年代，即日本人在东方挑起战争时期，白俄团队员被捕，以及大量前白俄团队员听信苏联宣传，在1947年“回到祖国”。只有军官和老干部们没有“屈从”于苏联的影响，对如同国旗般的白俄团团旗“矢志不渝”。

我将拿出一些命令从“官方”角度证实上述文字。这种命令很多，在白俄团（分队）的整个生涯中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我仅保留了其中一小部分，不过它们已非常具有代表性。

1939年5月4日白俄团第124号命令第2条

收到1939年5月2日万国商团总部222/14号信件及公共租界警务处处长1939年3月1日命令，兹公布该命令内容（译自英文）：吸收俄国国民进入上海工部局警务处任职。

警务处处长下令执行以下命令：

今日起，任何曾在万国商团白俄团或俄国义勇队（三连）服役的俄国国民，如受到白俄团司令适当举荐，本人有意进入上海工部局警务处任职，都可被接纳吸收。

签名　警务处帮办处长　费尔本

1939年8月3日白俄团第215号命令第3条

到目前为止，我向解职的队员发放白俄团工作证明，并不因为这是队员之权利，也不因为我应承担法律义务。

这是由于我出于个人礼貌，真诚希望对已辞职队员的工作表达我的感谢，并希望通过评价他们的行事作风和工作成绩，为他们未来的去向提供哪怕一丁点帮助。遗憾的是，实践表明，很多辞职的队员不珍惜我的善意，辜负我给予他们的信任。在过去半年中，我确信，许多在这段时间服务于白俄团的队员，不理解我以人性、真诚的态度对待他们，试图以行动破坏我之事业。

我不在白俄团队员中谋求廉价的人气，也不贪图市井名望，我追求的是保卫白俄团，增强其威望。

许多人忘记了一点，我不是白俄团的独裁者，也不是白俄团的主人，而是和所有官兵一样的职员。唯一的区别是，最高当局委托我来指挥白俄团、管理白俄团队员之生活，享有命令和依法惩处的权利。

兹向全体白俄团队员宣布将来之规定：

1. 对以下人员不再发放白俄团工作证书：

（1）在合约到期之前辞职的队员，因健康问题被医疗委员会解雇的队员除外。

（2）被强制解雇——在收到我方通知后解雇的队员。

（3）由于合同期满，提出个人自愿离职申请的队员，但其提出日期晚于1933年8月13日白俄团第226号命令第2条所规定之期限——超过合约期两周。

（4）经我鉴定，其行为为他人做了恶劣示范或对白俄团有害之队员。

2. 对以下人员不发放推荐信和各种证明：

（1）根据处分清单或经我鉴定，其行为举止不可借鉴或品行不佳的队员。

（2）从军团离职后，其言行举止表达出对白俄团敌视态度，或以行为玷污自身身份的队员。

我再次提醒，是否发放白俄团工作证明是我的个人权利，而非法律意义上的义务。希望以上命令作为我所安排的众多措施之一，在生效后能提高队伍的纪律性，开导某些放纵过度的队员。

上海白俄团1941年1月15日第15号命令

第2条

根据万国商团1941年1月14日的一项特殊命令，自1941年1月16日起，我所指挥的万国商团白俄分队[6]（Отдельный Русский Отряд）转至上海工部局警务处部门工作。

第3条

1. 1932年2月16日，通过合并白俄分队（1927年1月17日成立）与万国商团俄国义勇队（1928年10月13日成立），建立了万国商团白俄团（“丙”营）。为了奖赏白俄团的特殊功绩，1932年4月3日，工部局授予白俄团一面团旗。

1941年1月16日，白俄分队和俄国义勇队（三连）分离，白俄分队转入工部局警务处，这一命令中止了万国商团白俄团（“丙”营）的历史。

鉴于白俄分队队员资历老、人数多，工部局在1940年7月26日第1821期工部局报刊中公开发布命令，保留上海白俄团受赏的团旗，并维持其传承的权利不变。

根据工部局的这项决定，自1月16日起，团旗及法令授予团旗的自然权利与法律权利转归白俄分队所有，白俄分队从指定日期起转入工部局警务处工作。

由于万国商团白俄团不复存在，我作为团司令的功能亦消失，我认为我有责任向全体军官以及各级别的士兵们表达我的满意之情，不管他们曾于何时在白俄团工作，感谢他们为白俄团之荣耀、为社会之福祉、为不辜负当局的信任所付出的诚实劳动。

令我感到骄傲的是，无论是统治阶级代表，还是外国侨民，当然包括俄国侨民和上海本地居民，在以往14年间，都没有为信任万国商团白俄团而感到后悔或抱怨。

白俄团在上海史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它的标志就是俄国的三色国旗和他们作为俄罗斯的儿子与生俱来的优秀品质——道德秩序感和军事荣誉感。

2. 随着白俄分队调动到工部局警务处，白俄分队失去了和万国商团义勇队（三连）的工作联系，而后者为维系白俄团的威望及上海俄侨的好名声做出了不少努力。

白俄团义勇队（三连）作为万国商团的一员，志愿服务上海租界侨民，和其他外国侨民平等履行公共职责，为上海的俄侨群体提供了莫大帮助。

在与义勇队（三连）切断工作联系之际，我想对其队长萨维奥洛夫（К. П. Савелов）上尉、全体官兵表达诚挚谢意，感谢他们在9年间作为白俄团的一员，表现出认真尽职的态度和为公益牺牲的精神。这个训练有素的军事单位在万国商团中代表了上海白俄侨民群体。

我将白俄分队和仍留在万国商团的义勇队（三连）分离，但我相信，曾经的精神纽带会将白俄团两个组成单位的所有队员紧密地联系，未来他们的友谊和信任不会改变。

我衷心祝愿义勇队（三连）队长暨全体官兵生活幸福、仕途亨通。我毫不怀疑，他们将尽一切努力将该队的声望和高尚精神维持在应有的高度。

3. 14年间，在万国商团行伍之中，白俄分队无论从外形还是从工作性质来看，都是正规军事部队。

不管是万国商团命令、工部局总董的信件，还是工部局的年度报告，都多次提到白俄分队的大致情况，夸赞其队员勤恳认真。有时白俄分队的工作是在极其“微妙”，甚至是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但是队员们虔诚地保存着旧俄军的传统和遗风，光荣地承担所有工作重担，他们是谦虚、服从和纪律的模范。

随着白俄分队转移到警务处就职，队员的工作性质、外在形象有所变化，但其内核——服从命令、谦虚谨慎、纪律严明、热心工作的俄国士兵，这是从来不变的。

公共租界当局将白俄分队调派到警务处，他们相信俄国士兵的精神是毫不动摇的——这种精神并非有特定的形式，当局还通过保留白俄分队传承1932年赏赐的上海白俄团团旗的方式，坚定队员们的精神信念。

团旗的旗面上有帝俄国旗作为“国家”的标志，旗子两面绣有“工部局”的字样，这是最高当局的标志。受工部局召唤，保卫并贯彻当局法律的白俄团，将会参加工部局警务处的所有阅兵。

这面旗帜的存在就是白俄分队独立性和民族性的表现。对白俄分队队员而言，这是神圣且长久的激励，鼓励他们为军队之荣誉和社会之福祉诚实履行职责。

白俄分队司令部的组织和权利，管理机关、军官和士官组成保持不变，只是在武器、制服和工作性质方面发生变化。

感谢我麾下的全体队员，感谢他们在14年间为保持白俄分队的鲜明特点做出的努力。正是这些特点，令白俄分队获得优秀部队的荣誉。

我同样希望，在工部局警务处的新职场中，他们不减勤奋。

上帝保佑！

第4条[7]

从1月16日起，万国商团白俄团（“丙”营）不复存在。

万国商团白俄分队转入工部局警务处，受警务处处长节制。

义勇队（三连）继续留在万国商团的队伍中，并直接受万国商团团长节制。

1941年1月16日工部局警务处俄国辅助队1号命令

第2条

根据1941年1月11日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总部第162号通函，今天，我所指挥的万国商团白俄分队转入工部局警务处。

第3条

在转入工部局警务处工作后，我指挥之白俄分队被命名为“上海工部局警务处俄国辅助队”。

根据我所任职位，我被称为“上海工部局警务处俄国辅助队队长”。

上海万国商团团长洪璧上校的特别命令（译自英文）

1941年1月13日，星期二。

第1条　白俄分队转至上海工部局警务处

自1941年1月15日午夜开始，将移交万国商团白俄分队至工部局警务处。

万国商团失去了这支优秀部队，深感遗憾，它自1927年成立，就在维护租界和平与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万国商团和整个上海滩都视白俄分队为骄傲。无论如何，白俄团在工部局警务处辅助队的新角色，仍旧会让我们以之为豪，因为他们会让承载了辉煌过去的芳名在新环境中继续闪耀。

万国商团以最美好的祝愿伴随您。

1941年3月28日俄国辅助队第72号命令第2条

从今日起，取消原白俄团用于定义每一队员职务状况的“士兵”一词，代之以以下名词定义：辅助警员、辅助代理下士、辅助下士、辅助中士、辅助军士长。

除了全体军官，所有队员总体被称为“队员”。

依据：警务处处长1941年3月27日命令。

1941年4月25日俄国辅助队第100号命令

第2条

4月24日下午4时，在跑马厅观众看台前的空地举行阅兵和赏赐仪式，工部局警务处向俄国辅助队旗帜赠花环带，并向队员赠工作奖章。在1月16日转入工部局警务处之前，原白俄团曾作为万国商团的一员连续工作了12年以上。

工部局警务处处长包文少校观看了阅兵，并举行了花环带和奖章授予仪式。

阅兵进行得非常成功。

阅兵结束后，警务处处长视察了辅助队的住处。

警务处处长对原白俄团队员漂亮的外形和良好的住所感到满意。

我要代表官方感谢全体军官和队员，感谢他们的努力。他们姿态端庄、步伐整齐，出色地完成训练动作，展现出英勇的面貌。感谢他们整理营房，为准备警务处处长视察付出劳动。

第3条

我祝贺辅助队队员们收到了工部局警务处处长和全体警官赠予团旗的花环带。

我希望，辅助队队员们不辜负工部局警务处处长和全体警官的信任。这种厚望已通过赠予花环带的行动体现出来。

警务处处长命令

1941年4月24日

工部局警务处全体警官怀揣良好的祝愿，在俄国辅助队加入巡捕行列之际，满心欢喜地亲手递交工部局警务处敬赠给俄国辅助队旗帜的花环带。

我们相信，在请俄国辅助队接受警务处赠予鲜花的同时，警官们会幸福地意识到，俄国辅助队在履行职责时，以其极具特色、忠诚有益的工作，不仅增添了白俄团的荣誉，同时也增添了工部局警务处的荣誉。

1941年8月4日俄国辅助队第201号命令第2条

根据上海工部局为我指挥之俄国辅助队所制定章程，在其运作期间（自1927年1月21日到现在），辅助队应由俄国人组成，且必须有俄罗斯民族的政治信念（“反布尔什维克”）。

依此规定，根据既定的青年入队手续，每个新入队者，除了需出示规定的身份证明文件——如护照或公证，还应向辅助队呈交上海俄侨委员会的证书，以证明其政治可靠、与任何反民族主义的政治圈子无交集。

如此一来，如果不伪造、犯罪或像变色龙般隐藏自己真正的政治面貌（奸细们卑鄙下流本性的固有特点），俄国布尔什维克是不可能渗透到辅助队中的。

另外，我也不允许任何队员在辅助队工作期间改换政治信念、转换到对白俄侨民充满恶意的布尔什维克分子阵营中。

因此，辅助队的全部生活与工作必须立足于白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俄国东正教信仰为原则，坚决抵制一切异教思想及一切与俄国民族精神相异之物。

辅助队政治意识形态的自我表达就是，白俄团旗帜和俄国国旗承载旧俄帝国的俄罗斯民族色彩，而精神生活则体现为信奉东正教教义，遵循古老的俄罗斯旧习俗。

在俄国国旗庇护下的辅助队队员，受俄国侨民社区合法代表保护，并受俄国东正教教会照管，每个队员都应是模范士兵，是在沪白俄侨民的重要成员，是布尔什维主义思想上的敌人，特别应该是苏联政府的敌人。

因此，我坚决严禁队员对布尔什维克尤其是苏联政府表现出好感、同情或友好，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以哪种表现方式，不管是唱歌、演奏苏联歌曲、佩戴徽章，还是捐款、印刷和阅读报刊、前往具有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色彩的地点，更别说作为成员或访客前往这些地方。

违反此禁令将被视为侮辱辅助队的意识形态的行为，是故意损害辅助队名誉、贬低工部局警务处声望的举动，将损害上海工部局的威名。

有此过失者将根据辅助队《处分章程》第4条、第5条和第8条受到纪律追责，并根据既定的诉讼程序受到惩罚。

1941年10月21日俄国辅助队第279号命令第2条

我建议全体军官和各级队员，今后为方便起见，平日里不要佩戴勋章、绶带，只佩戴1937年参与防卫上海而获得的绶带，以及万国商团服役期满奖励的勋章、绶带（如有）。

在阅兵或有命令时才佩戴勋章、绶带。

本命令并不意味着所有俄国勋章、绶带失效，仅出于实际目的，建议采用此新的佩戴规则。

[1]месс дресс，英mess dress，是军队、警察、消防及其他公共服务人员在特定典礼、集会及其他公私场合穿着的一种特殊半正式制服。

[2]这里实际指的是白俄团中领薪资的常备军，包括一连、二连和四连。作者仍称白俄团，有概念混淆。但文件中明确了实际区别，转移至警务处的这部分部队称白俄分队（意即编制上纳入白俄团的俄国义勇队除外），随着转移完成，白俄团不复存在。

[3]原文有误，此时离任的万国商团团长是洪璧。

[4]此指代表军衔的星状标识。

[5]“黑板”制度从字面意义理解，应为将违反纪律者写在一块黑板上予以公示。

[6]此指白俄团中，除却义勇队（三连）的白俄分队。随着白俄分队转入警务处，白俄团亦不复存在。

[7]原文“第3条”，疑误，应为第4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