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共租界俄国人：1927年的历史文献

在大批俄国难民自滨海地区去往上海之前，从贸易往来上看，几乎没有俄国人在上海做生意，除了俄国茶商巨头在汉口建立的分公司，俄国人在中国没有其他买卖，更别说设厂搞实业了。

即使从1896年存续至今的华俄道胜银行（Русско-Азиатский банк）也并不具有显著意义，因为在这段久远的岁月中，它所服务的仅是生活在上海的几十个俄国侨民。

那时，汉口的俄国茶商巨头古布金-库兹涅佐夫（Губкин-Кузнецов）、莫尔恰诺夫-配恰特诺夫（Молчанов-Печатнов）、利特维诺夫（Литвинов）团结成一股坚实的俄国商业力量，每年有数百万交易额。

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相当多的俄国军人出现在上海，于是俄国人开始做些小生意。但随着战争结束，俄国人重回故乡，这种活跃景象马上就消逝了。

1908年前，除了华俄道胜银行和义勇舰队（Добровольный Флот）办事处，一些俄国私人企业已经在上海立足。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人迎来第二个贸易活跃期。大量俄国生意人、政府采购代理和供应商此时涌至上海。与此同时，上海开始建造海参崴港口所需的破冰船，大量原料——麻袋、橡胶等从上海发往俄国。

活跃的贸易往来自然导致上海的俄国侨民，尤其是侨民中的工商阶层增加了。

在1917年俄国革命期间，俄国难民纷纷逃到上海。此外，“白俄政府”在上海采购大量军需物资。这一时期的贸易活动由俄国驻沪总领事馆下属的商会管理。1924年，领事馆和商会关停。

1919年前，上海已有近1 000名俄国人、几个俄国贸易行。

1920年9月23日，中国总统[1]颁发了撤销俄国驻华领事机构的法令。

同时，中国总统将所有旅华俄侨置于中国法律的管辖范围内。

俄国公使库达舍夫（Кудашев）男爵审时度势，并未抗议中国政府剥夺其外交代表权，但他坚持保留俄国人的治外法权。

各国外交代表支持库达舍夫的主张，因为他们担心中国单方面破坏对俄协约可能会创下于己不利的先例。

中国政府最终颁布了在中国法庭应用外国法律的临时条例，并组建俄侨通商事务局（Бюро по русским делам）。曾经的俄国领馆人员被录为中国官吏，但不向中国政府领薪。

俄国领事官同时有协商之权利、执行之义务。俄国人此后开始按照中国法律注册登记，并由前俄国领事陪审官和中国法官在会审公堂共同审理俄国人相关的案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4年5月中国承认苏联政府为止。

苏联政府拒绝承认俄国人的治外法权，同时宣布，对于所有没有申请苏联国籍的俄国旅华公民，将剥夺他们的俄国公民权，拒绝提供任何庇护，拒绝代表这些人的利益。

俄侨通商事务局被裁撤，中国交涉公署（Китайский Комиссар по Иностранным Делам）全权负责处理对俄事务，在没成立公署的地方，由中国省长和警察厅（Китайские Губернаторы и Полиция）负责处理。

中国政府在形式上终结了它与前俄国外交人员的关系，但出于私交，中国政府官员们看在以往情分上，多多少少会以个人身份提供帮助。

亦因此种情形，在前俄罗斯帝国驻沪总领事维克多·费多罗维奇·格罗斯（ВикторФедорович Гроссе）的倡议下，1924年7月，“保护上海俄难民权利委员会”（Комитет Защиты Прав и Интересов Русских Эмигрантов B городе Шанхае）成立，格罗斯任委员会主席。

起初，进入委员会需受格罗斯本人邀请，但在格罗斯和格列博夫（Ф. Л. Глебов）将军发生冲突后，委员会吸纳当时成熟的社会组织之代表，进行了改组。

在1925年那场旨在“钳制外国利益”的总罢工[2]中，改组后的委员会大力投入到维护城市秩序的事业中。

沪上外侨赞赏委员会的工作，投入大笔金钱以满足其慈善事业所需，格罗斯则受邀进入工部局主持“志愿服务管理处”（Добро-вольческие службы），享有丰厚薪金。

格罗斯与（沪上）俄侨团体之间分歧不断。1926年，格罗斯和全体董事会受到公开弹劾，分歧演变为彻底分裂。

成立上海俄侨普济会（Эмигран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и Другое 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ое Общество）后，格罗斯离开了“保护上海俄难民权利委员会”，由此形成了两个声称代表并保护上海俄侨权益的组织并存的局面。一个延续了前俄国驻沪总领事馆机构，另一个则以选举的社会组织代表为核心。

尽管它们的内在架构有所差异，但它们都为白俄的共同利益奔走，很难说，哪一个组织助益更大。

两个组织都有近似领事馆的功能——任何白俄侨民都能通过它们办理证件。在需要俄国人统一表态的场合，两个组织则召开联席会议，为共同事业友好合作。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完全没有为难白俄侨民，充分信任其代表机关。

白俄驻沪代表机关为中国政府和外国势力所共同承认，这一既存事实为沪上白俄的生活提供巨大便利。

白俄侨民的法律地位确定如下：他们可以不受干预地在心仪的工作场所工作，对其私人动产和不动产、私人学校、教堂、医院享有所有权，有言论和出版自由，并享有召集集会和组建社会组织的权利。

在中国的法律框架下，所有这些权利都为当局所允许。

上海白俄侨民不曾有过无权利的状况。

大部分白俄侨民仅支付住房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每个俄国纳税人和其他外国纳税人一样，有权参与上海公共租界的“事实政府”——工部局的选举。

在“滨海边疆地区白俄政府”被摧毁后，1922年11月中旬，“阿穆尔河地方自治军”（Приамурская Земская Рать）[3]余部撤离俄国，分三条路线逃往中国：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人数相对较少，队伍中几乎没有难民，他们通过绥芬河站（Пограничная）逃往“北满”，历经多番灾难后，逐渐散失在中东铁路（К. В. Ж. Д.）沿线，转化为“白俄侨民”；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为军队主力，以行军队列撤离，在靠近朝鲜边境的城市珲春（Хунчун）越过中俄边境。这些白军残部及跟随部队而来的难民共计7 000人，根据中国“东三省”都督张作霖元帅的指示，他们被安置在吉林城（Гирин）。后来，这些人逐渐散失在中国北方，主要还是在中东铁路沿线。

远东白军的其余部队及大量难民，总计9 000人，乘坐30艘军舰、汽船和快艇通过海路从海参崴（Владивосток）撤离。

这支“舰队”的第一个落脚点是距海参崴最近的朝鲜港口元山（Гензан）。该舰队的部分士兵在海军将官斯塔尔克（Старк）的指挥下，从元山出发前往上海。

“舰队”使用的大多是单薄小船，不适宜长途海上航渡，因此从海参崴到上海的路途变得尤为艰难。猛烈的海浪、淡水和食物的缺乏、超载的“乘客”，加之从元山港刚一出发就遭遇的暴风雨令局面岌岌可危。

在距离上海不到100英里的地方，这场暴风雨导致“阿亚克斯”（Аякс）号扫雷舰和“德德莫夫中尉”（Лейтенант Дыдымов）号炮舰覆没，船长连同一班士官生遇难。

1922年11月底，斯塔尔克“舰队”的其余船只在靠近上海的吴淞口下锚。

斯塔尔克历尽千辛万苦将这支成分复杂的“舰队”带到上海，迎接他的却是沪上外侨和俄国官方人士阴气沉沉的脸。在漫长的谈判过程中，“舰队”对船只进行了必要修理，补充了后备物资。谈判结果是，租界当局坚持要求所有船只离开上海，仅仅极为勉强地允许了乘客和两个士官武备军团（鄂木斯克和哈巴罗夫斯克军团）的青少年学员自愿登陆。

斯塔尔克的“舰队”随后离开上海，启程前往菲律宾。

同一时期，另一支由军事运输船“鄂霍次克”（Охотск）号、“蒙古盖”（Монгугай）号和巡逻艇“保卫者”（Защитник）号、“普什卡里”（Пушкарь）号组成的舰队，在海军上将别祖阿尔（Безуар）的领导下，从海参崴出发，在元山停留至1923年8月。

这些军舰上除了难民，都是格列博夫中将麾下的远东哥萨克军团。

包括难民在内，大概有6 000人乘坐军舰离开海参崴。滨海地区统治者、地方自治军军政长官季节里赫斯将军发放了6 000日元的预支款，交由部队指挥官格列博夫将军调用。6 000人花6 000日元！能用多久呢？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谁曾料想到这种情况呢？！

在元山停留的9个月里，格列博夫将军和日本当局搞好关系，令部分远东哥萨克军团人员帮助当地开凿灌溉渠，并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供养资金。他设法将难民送往“北满”，后来这些人在哈尔滨、海拉尔和长春落脚。船上仅剩大概850名年轻人和流民。

1923年8月7日，格列博夫将军和这批人动身离开元山，前往上海。

1923年9月14日，大概下午5时，由3艘战舰组成的舰队挂着俄罗斯帝国军舰的旗帜，在吴淞口的港外停泊场下锚。

一个不复存在的强国之武装船只出现在上海水域，桅杆上悬挂着三色旗和安德烈海军旗，岗哨上站着武装哨兵，这一景象在上海引起轰动。

这些人是谁？他们意欲何为？那些日子里，上海似乎已经倔强地将自己与任何战争、破坏及类似的灾难隔绝开来！来到这座庞大、富饶的城市，他们需要什么？

他们是白俄远东哥萨克军团余部。究其历史，可追溯到滨海地区格罗杰科夫军的部队，1922年6月，这支队伍改组为远东哥萨克军团，归格列博夫将军统领。

上海租界当局立即建议格列博夫将军在48小时内离开港口，态度极为不善。

在祖国历经艰难困苦，又经长途跋涉到达上海的俄国人，原本期望身心得以暂歇，却毫无预兆地再次跌进不幸深渊。

上海租界当局提出48小时内离开港口的要求犹如晴天霹雳，是一次出人意料、震人心魄的打击！俄国人顿时萎靡不振，生出无处可去，宛如飘萍之感。

但格列博夫将军凭借与生俱来的果敢，断然拒绝了上海租界当局这一要求，在他看来，这无异于要这些人遇难丧生或饥饿而死。

上海租界当局还有一个要求——降下俄罗斯帝国国旗和安德烈海军旗并缴械。但格列博夫将军认为这和俄国军事荣誉观念相冲。属下士兵亦坚决表示，拼死也不接受这一要求。

格列博夫将军拒绝执行上海租界当局的命令，尽管这一命令更像是威胁——英国军舰就停在“格列博夫舰队”不远处，并将炮火对准他们。

格列博夫将军和他的部队将船停在原地，保持封闭状态。他们所表现出的坚定，令上海租界当局不得不妥协。

两周后，格列博夫将军设法获得允许，部队以24人为一组上岸。法租界为这些“休假者”租赁了专门的公寓，接受门诊治疗的人员也陆续入住于此。

但是，整支队伍的处境并没有多少改善。这座城市依旧对他们大门紧闭，船上的生活难以为继，有人因为饥饿和营养不良诱发疾病而死。

在吴淞口（距上海大概20英里）外停留1年后，尽管未得上海租界当局允许，但格列博夫将军仍下令船只开进吴淞口、驶入黄浦江，只为了改善这些人的处境，哪怕争取一点点好转。

船只进入黄浦江并停留在吴淞口和上海之间，处在检疫站对面。部分人得以登岸，居住在当时空置的检疫区病房（棚屋）中。这是未经当局允许的“擅自”行动。

格列博夫将军的果敢和坚定意志迫使上海租界当局进一步让步：单身的军官可以“退伍”下船，在城里寻得一份职务或差事。

远东哥萨克军团在上海水域驻留了40个月！营养不良、疾病和令人苦闷的单调日常将这群人逼散，各寻出路：有人去城里挣钱；有人加入张作霖元帅的军队，和中国南方的革命军队作战；还有大概40人死于疾病，也有神经错乱和自杀的情况发生。

前奥伦堡哥萨克军（Оренбургское Казачье Войско）阿尼西莫夫（Анисимов）将军鼓动他的部队投靠布尔什维克，发动反对格列博夫将军的起义。于是，1925年3月10日，“蒙古盖”号战舰被阿尼西莫夫引到苏联去了。

原来，船队抵达上海不久，阿尼西莫夫就不满艰苦的生活条件。满腹牢骚的他开始在下属中“挑唆骚乱”，接着又和当地的苏联驻沪领事馆代表取得联系。

格列博夫将军一注意到“蒙古盖”号上有“谋图不轨”之事，就立即下令“鄂霍次克”号守住这艘船舰，如果“蒙古盖”号意图逃跑，立即向其开火。

这时，阿尼西莫夫已经获得了几名苏联特工的帮助，他们灵活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蒙古盖”号离开的时机真是“千载难逢”——此时格列博夫将军正病殃殃地躺在上海公寓里，而且这场病正是被人下剧毒[4]所致。

正是利用格列博夫将军不在的时机，阿尼西莫夫下令砍断连接“蒙古盖”号与“鄂霍次克”号间的钢索。

“鄂霍次克”号上立即响起警报，陆战队携带武器在甲板上就位。“鄂霍次克”号船长伊万诺夫（С. Д. Иванов）上校（即后来的万国商团白俄团司令）多次尝试召唤阿尼西莫夫谈判，但未获成功——阿尼西莫夫躲在船舱里不出来。“鄂霍次克”号向“蒙古盖”号开炮，后者回击，战斗就这样发生了，最后造成“蒙古盖”号7人死伤，“鄂霍次克”号因尝试通过小艇靠近“蒙古盖”号而导致陆战队中2人受伤。

这时，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亚历山大”（Александра）号港务船靠近“蒙古盖”号，将它拖到上海的一个船坞进行修理，好继续前往海参崴。船上240人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阿尼西莫夫，前往苏联追求幸福。后来查明，这艘港务船是阿尼西莫夫特意预先租用的，当时由一名共产党人指挥。

为了筹集部队薪资，“守卫者”号军事运输船被变卖给张作霖元帅。护舰北上的白俄团队由27名陆军军官、3名士兵和仅仅2名专业水手——俄国海军中尉维希曼（Б. М. Вихман）和1名机械师组成，在他们的作业下，1924年11月26日至12月29日，船只从上海出发，途经大连到达天津，完成了最后一次悬挂着俄罗斯帝国国旗的航行。

11月27日，意外遭遇暴风雨的“守卫者”号险些沉没，多亏维希曼中尉的镇定、机智、强大的指挥能力以及整个团队的英勇，“守卫者”号成功抵达“罗斯”（Росс）岛的一个小海湾，躲过了飓风的打击。12月4日，在威海卫到大连的路途中，“守卫者”号再次遭遇暴风雨。事故过后，“饱经沧桑”的“守卫者”号带着一脸“倦容”——折断了的桅杆、冰雪覆盖的船身现身大连，在大连修理好锅炉后，顺利抵达天津，交付买家。

“鄂霍次克”号军事运输船则于1926年11月26日被变卖给上海的船主埃迪（Эдди）先生。从那天起，远东哥萨克军团的剩余60名成员在港务当局的许可下定居在检疫区，其中一些人去了城里挣钱。

上海领事团和工部局不愿让几百个侨民登陆上海，实则是他们早已慌了神，这几百个俄国难民既没有钱，又不懂英语，拿这些看起来毫无用处的人怎么办呢？

尽管如此，城市的大门一打开，就关不上了——上海街道上开始出现衣不蔽体的白俄侨民，大部分是穿着破旧俄国军装的人，他们和精心打扮、脸上充盈傲意的外国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开始，这些俄国侨民在上海的处境尤为艰难——外国洋行不让他们做“黑工”（черные работы），因为在外国人看来，这“损害”了欧洲人在中国人眼中的“尊贵形象”。更不要说在体力劳动上和“毫不挑剔”的中国人竞争有多么困难了，为着几个铜板中国人可以没日没夜地干活。不懂英语也阻碍了白俄侨民做“正当的工作”（чистые работы）。

上海的俄国老侨民把这些新移民看作“穷亲戚”。新侨民毫无物质保障，又难以适应当地生活条件，老侨民害怕随着他们的到来，违法乱纪之事多发，可能损害俄国侨民整体的声誉。

但是一年后，所有当初担心犯罪率上升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尽管白俄侨民面临极端贫苦的境地，他们却勒紧裤腰带，坚决拒绝一切诱惑，宁肯饿着肚子也不走歪门邪道，竭尽全力地从事繁重、低薪且不稳定的工作，但总归是正当的劳动。

1923年至1925年间的公共租界警务处和法院的统计数据证明了以上的真实性。统计表明，白俄侨民群体并未作恶。直到一群职业犯罪分子从哈尔滨和苏联流入上海后，法院的卷宗里才经常出现俄国人的姓名。

一开始，上海外侨完全不了解这群白俄，既不信任他们，又质疑他们的诚信和工作能力，经常不雇用他们或（在极少数利用俄国劳动力的情况中）只付给他们相当于中国劳力的薪水。

为了挣几个钱，白俄侨民给汽船卸过货，当过月薪25元、每天工作12小时的看守人，做过锅炉工。总的来说，比起犯罪所得，几个铜钱的诚实劳动也更令他们乐意。

这种对工作执着、尽责的态度逐渐开始打破外国洋行对白俄侨民的疑虑与冷漠。白俄侨民在上海洋人的眼中，俨然已是诚实的劳动者。

1925年，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在上海发动了旨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这座城市的中国职员、承包商人、几乎各个工种的工人都参与了罢工。汽船上没有工组，电站和水站没有锅炉工，公寓女仆和司机也罢工了。外国洋行和侨民焦头烂额之际，他们寻求“保护上海俄难民权利委员会”和此时相当于俄国领馆作用的“上海俄侨普济会”的帮助。该组织的主席、前总领事格罗斯在所有公用事业的重要站点——电站、水站、燃气站、汽船公司都派有白俄劳动力。

除了可以得到不错的工钱，还能有反制罢工组织者——共产党人的机会，白俄侨民乐意至极，积极响应号召。

上海发生罢工的消息很快传到哈尔滨，那里的年轻白俄纷纷前往上海，追求可观的收入，上海俄侨立马迅速增至2 000人。

（上海）罢工者最后坚持不住，重返工作岗位。运动的组织者被解雇，他们的职位往往被表现良好的俄国人替代。虽然罢工结束后，临时雇用的白俄大多又被解职，但仍有几百人留在了工作岗位上。之前总是忽视俄侨的外国人对他们刮目相看，和他们更加亲近了。俄国新侨民有了一些知名的外国朋友和同情者，其中就有工部局副董事贝尔（Бэлл）将军。

中国南北内战激荡了数年，到1926年和1927年之交，华中、华南几省重镇爆发了一场残酷的战争。第三国际的特工抓住这一时机，变被动的宣传集会为主动，从鼓动中国人反对外国势力，变为号召他们“敲诈抢劫”外国人。

“胡作非为、恣情放纵”的中国无产阶级“强占”了汉口、九江、南京的外国租界。当地居民所经历的“恐怖”传得世人皆知，迫使其他城市中的外国侨民寻求“保护”人身安全和个人财产的手段。

在中国拥有租界的几个大国很快派遣军队来“保护”本国百姓及其财产。但军队仍在远征途中时，上海的形势已迫在眉睫，“有组织的抢劫”像浪潮一般威胁吞噬这座城市。

在苏联顾问（鲍罗廷Бородин、加拉罕Карахан）和教官们的协助下，新生的国民政府组织和训练了一支军队，1927年1月，军队自南逼近上海。

指挥“南方军”的蒋介石将军没有掩藏他对外国人的敌视态度。这些军队公开的行动目标是进行“北伐”——打倒张作霖元帅及其安插在上海的走卒孙传芳将军，这掩盖了他们真正的目标——用类似夺取汉口的方法占领上海。

中国青年学生和工人在革命宣传员的“鼓动”下，预备在南方军入城的时刻，伺机发动“恐怖行动”，在上海这座富裕的城市“纵情肆虐”，同时为1925年的“五卅惨案”“报复”外国人。

公共租界工部局动员了万国商团和巡捕，所有听其指挥的自卫武装力量远不足以保护外国租界，前来支援的外国军队又远在天边。

1927年1月16日，工部局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保护租界”的问题。工部局副董事贝尔将军提出一个建议方案，由格列博夫将军利用远东哥萨克军团的军官作为骨干，建成一支白俄侨民组建的俄国军队，并将之纳入万国商团的建置中。

从元山到上海，一路走来，格列博夫将军展现出的果敢和坚定为他赢得了好名声。他的士兵在俄国国内战争中积累了新近战斗经验，是一种可贵的资源，由他们组成的部队必将骁勇善战。

但这时，格列博夫将军不久前拒不降旗和缴械的行为亦引发了质疑：“如果暂时把武器交给俄国人保卫上海，在和平时期，我们还收得回来吗？他们会不会利用武器谋求俄国人自己的利益？”

工部局副董事贝尔将军亲自担保，这些俄国军士不会违反法律、破坏秩序，一定会服从当局的要求。最终贝尔占了上风，工部局决定立即组建“俄国队”，含两个连、一个机枪排，队伍加入万国商团，受团长戈登节制。

1927年1月21日，俄国队在海军上校福明（Н. Ю. Фомин）的领导下成军。同日，福明上校向俄国队发布了1号指示：

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决议，万国商团团长戈登上校批准，即日成立俄国队，万国商团即日接管，并对其进行指挥。

爱尔考克路（Алкок род，今安国路）是汇山码头（Вейсайд）附近的一条狭窄的街道，位于关押中国人的市立监狱（即提篮桥监狱）旁，是一个贫民区。路上一座老旧的三层砖砌仓库，最先是被改建为中国少年犯的教养所，1927年1月21日上午匆忙腾空，装修成俄国队的营房。

今天，这条平时安静的街道上变得喧闹起来。万国商团的“前程”（Карьеры）牌卡车（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军的交通工具）从营房狭窄的大门进进出出个不停，运送着床铺、褥垫（准确地说，是褥垫套和枕头套）、填充褥垫的稻草、旧制服、厨房和餐厅用具、枪支弹药等。

年龄、官阶和境遇各异的白俄侨民或单身一人，或三三两两，从四面八方集结过来。除了失业者，原本拥有体面职务的人也抛弃了工作，再次站在白俄军队中和共产党人做斗争。尽管南方革命军公开宣扬的是“民族主义”运动，但所有人都对他们的共产主义倾向确信无疑。

远东哥萨克军团的队伍从检疫区被转移到军营时已是晚上了。在入住军营后，他们成了两个连队、一支机枪排的骨干。

新来的“士兵”在司令部办公室接受问讯后，立马被指派到其中一连或机枪排中。

军官和士官相继委任妥当。前俄军军官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加入“军官排”，每连第一排为“军官排”。

剩余各排大致均匀地安置有不同年龄、身高和体格的人，务使做到各排战力均衡。大部分士兵还是年轻人。毕竟，别忘了，那是在1927年1月，前白军士兵的平均年龄为23—27岁。

看着这些涌入爱尔考克路营房中的义勇战士，令人不由自主地忆起普希金的诗歌《强盗兄弟》：“服装、面貌、种族、方言和身世，光怪陆离地混杂在一起！”这一现象在军官排尤为明显。我记得，在俄国队成立的第一天上午我便被任命为排长，被安排在一连一排“军官排”。我还能回忆起老宪兵上校帕特里克（Патрик），[5]他已经50多岁了，体格虚弱，矮小，其貌不扬；还有俄国骑兵上校涅斯捷罗夫、骨干军官尼古拉耶维茨（Николаевец），他们放弃了马术学校待遇优厚的职位，又来为“白俄事业”效力；另有一个年轻些的骑兵——骑兵上尉库尔琴科（Курченко），他在内战中受伤后腿有些跛，也放弃了很好的职务；几个伊热夫斯克和沃特金斯克分子[6]——老兵索尔达托夫（Солдатов）上校（伊热夫斯克工厂工人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和马特罗索（Матросо）上校；还有吉洪诺夫（Тихонов）上尉，他体格健壮，当过兵，是位沉着冷静的军官；步兵中尉沙文斯基（Щавинский），他在哈尔滨学完牙医后来上海见习，是个职业好手，却弃医从戎，准备重新和共产党人战斗；头脑机灵的准尉约翰逊（Иогансон），一张娃娃脸，不过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还有很多很多其他人……

所有人都行装简便，所提的小箱子里头只有一两件内衣、小枕头、毛巾和两块手帕，有些人直接把行李捆在一起。对很多人而言，这就是他们难民漂泊生涯中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了。

各排、各班的士官接收到队员后，匆忙为他们安排领取制服、分配床位的事宜。快速吃完午餐后，人们开始忙碌。一些人乘车去万国商团仓库领取新的物资和制服，其他人安置厨房和各排的住处。大家就这样度过了两天。

队伍很快充实起来。穿上制服，所有人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军人。

训练接踵而至。大部分军官和士官曾在哥萨克军团骑兵和炮兵部队，或是在海军服役，因此他们不了解步兵的队形，需要特别注意。

次日晚上，以俄国队司令官、海军上校福明为首的全部军官在宽敞的餐厅集会。连长、校官和尉官、司务长、排长和个别士官，所有人“按高矮”排成一个横排。前莫斯科团一名真正的步兵（经历过卫国战争的莫斯科团军官）波洛尼科（П. К. Поронник）上尉（我所属的一连一排排长）从最基本的知识开始，向这些长官们教授步兵队形。第二天，军官们领导自己的队伍进行操练。格列博夫将军作为官方“俄国队教官”出席训练。就这样，接下来几天，军官们晚上学习，白天训练自己的队伍。

俄国队成员的录用要经过严格挑选，到2月5日，队伍的规模已超过150人。

一连由伊万诺夫上校指挥，二连由马里宁上校指挥。这天，在修士大司祭马卡里（Макарий）主持下，俄国队营房中举行第一次祷告仪式，所有房间都灯火通明。

几天之后，万国商团团长戈登上校对俄国队进行了第一次视察。戈登上校对俄国队的军容、军纪和训练都颇感满意，下令将装备的武器发到队员手里——这批武器此前暂时保管在俄国队仓库里，本计划只在必要时刻才能发放。

1927年2月19日，俄国队接到了第一个重要任务——守卫工部局电站。同一天，部队拿到步枪用的实弹。卫队由1名军官、3名士官、21名士兵组成。

上海电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电站之一，坐落在城郊的杨树浦路（Янцепу）、黄浦江边。在电站位于江边的巨大的混凝土建筑群落中，（我们）又匆忙修建了一间“警卫室”。这是一座竹子搭成的小棚，墙和顶是草席铺的，里面备有用来换岗“休息”的行军床、桌子和给换岗人、卫队长、士官、岗哨派班员用的长凳。

我有幸作为卫队士官，和卫队长波洛尼科上尉一起，最先被派往电站。卫队由我们一连一排“军官排”组成。

那是上海潮湿、寒冷的冬天，寒意渐渐从河面侵入，没有军大衣，又旧又破的制服被连绵不断的细雨浸湿了，一点也不暖和，站岗的人很快会被冻僵，因此晚上每隔一小时哨兵就换班，白天根据章程规定每两小时换班。

队员严格按照俄国边防章程履行职责，遵从每一个细节要求。派班员按岗位分配轮班，根据规定调换哨兵，从岗哨上换下的人坐在警卫室桌旁休息，等待上岗的哨兵可以在床上躺着休息。

但刺骨的寒风穿过小屋，躺着休息是不可能的。电站管理处给卫队供应了大量电炉子，却因为草席铺的墙壁和屋顶不耐热而不敢用，所以队员们用了俄式取暖法——在炉子上煮一杯沸腾不止的茶水。卫队一般上岗一天，第二天正午时分轮班。

交班后的卫队队员乘坐2辆卡车回到位于爱尔考克路的营房，他们可以在这里休息到第二天早上。上午一般是列队训练和整理内务等事务。

1927年2月25日，万国商团总司令命令俄国队全员列队前往位于今虹口公园的靶子场内的工部局营房。行军展示军威后，俄国队接手负责防卫和华界接壤的整个租界北部——闸北和通往吴淞炮台的铁路。

虹口是日本人扎堆居住的区域，不过，那时他们的武装力量还很薄弱。因此，作为公共租界“最危险”的郊区，俄国队是唯一可靠的军事力量。

俄国队住进万国商团设备完善的砖砌营房中。因为万国商团连队只在周六日进行射击和野营集训时使用这些营房，所以平日里营房通常都是空置的。如今整个商团都被动员起来，因此射击和野营集训都被取消，营房完全交给了俄国队使用。

俄国队住得非常舒适，立即投入工兵作业——在靶垛上挖出用于站立射击和安置机枪巢的深掩体（位于吴淞口方向，距离营房大约1 000码）。这是我们的第一条防线，通常设有一个哨卡，由1名军官带一个排、架有1挺刘易斯机枪值守。

第二条防线就在我们营房的窗外，是一串可以火力互联的小型掩体。此时，俄国队已装备4挺刘易斯机枪。

转移到工部局靶子场营房后，俄国队依然继续肩负守卫电站的职责，每天派遣卫队步行（5英里）前去值守一整天。同时，俄国队还要在虹口公园区域不停地巡逻，并且在营房相邻的极司菲尔路（Диксвель род）巡捕房设置夜间卫队。

我们工作繁重，休息却很少，但依然抽出了些工夫进行操练。俄国队还在继续扩充，军官23人、其他各级人员278人，几近于队伍的定员数。

到1927年3月初，俄国队基本扩充到定员数，队伍情况如下（以下提到的都是旧俄军队军阶）：

俄国队司令部：

司令员——海军上校福明

副官——海军校官比柳科维奇（А. А. Билюкович）

总务主任——步兵上校斯捷潘尼谢夫（Н. М. Степанищев）

医师——达达-达达耶夫斯基（Р. С. Дадай-Дадаевский）大夫（远东哥萨克军团军医）

差使校官——步兵上校温捷尔贝尔格（Унтербергер）、哥萨克军中校克拉斯诺佩罗夫（Н. М. Красноперов）

差使尉官——海军准尉科兹洛夫（Козлов）、海军准尉菲利波夫（Филиппов）

总计：军官8人，士兵4人。

所属作战单元：

一连

连长——炮兵上校伊万诺夫（С. Д. Иванов）

校官——哥萨克军团上校戈尔博夫斯基（А. М. Горбовский）

尉官——步兵上尉克柳恰廖夫（Ключарев）、步兵上尉波洛尼科、哥萨克军上尉埃米希（А. Эммих）、骑兵少尉帕德列夫斯基（М. Падревский）

司务长——步兵中尉索洛维约夫（Л. Соловьев）

排级士官——哥萨克军中尉克拉斯诺乌索夫（Е. М. Красноусов）、哥萨克军中尉波波夫（К. Н. Попов）、哥萨克军中尉克洛特科夫（Д. К. Кротков）、步兵中尉巴尔京（Балтин）

班级士官——8人

列兵——112人

二连

连长——哥萨克军上尉马里宁（М. И. Мархинин）

校官——哥萨克军中校博洛戈夫（Г. К. Бологов）

尉官——哥萨克军中尉加尔金（П. Н. Галкин）、骑兵上尉加帕诺维奇（П. И. Гапанович）、哥萨克军上尉库罗奇金（А. И. Курочкин）、哥萨克军上尉马克耶夫斯基（С. Макеевский）

司务长——哥萨克军中尉瓦西里耶夫（А. А. Васильев）

排级士官——步兵中尉斯米尔诺夫（М. П. Смирнов）、哥萨克军少尉哈林（Н. В. Харин）、哥萨克军少尉科尔尼洛夫（В. Ф. Корнилов）、哥萨克军少尉克拉斯诺佩罗夫（В. М. Красноперов）

班级士官——8人

列兵——112人

机枪队

队长——步兵上校弗多文科（М. М. Вдовенко）

尉官——2人（缺）

排级士官——步兵中尉戈洛夏波夫（Н. Голощапов）

班级士官——3人

列兵——20人

此外，编外职务“军需官”由哥萨克军上校科尔尼洛夫（А. В. Корнилов）担任。

所有班一级以上的士官都曾是俄军军官。对长官的称呼也是依俄军军衔而行。很多军官如今是普通义勇士兵，组成各连的第一排——“军官排”。

这支队伍90%的列兵具备俄国卫国战争和内战的战斗经验，因此这样一支队伍不必担心士兵无法执行战斗指令或在严峻的战斗环境下畏葸不前。

此时，载有部队的英美军舰陆续抵达上海。危险日渐减少，公共租界又换上了平日的“祥和模样”，生活逐渐回到正轨。

1927年3月13日，上海万国商团举行常规“年度阅兵”——“拉练”（Рут марш，英Route March），俄国队全队参与了这场“拉练”。

英国远征军司令邓肯（Дункан）将军参与了此次游行活动。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次有独立的俄国军队参与的行军。

尽管俄国队制服简陋，他们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天，上海各大报刊都给予俄国队特别关注，称赞其身姿矫健、步伐整齐、仪态威武。

万国商团团长在给俄国队司令的信中写道：“列队身姿矫健、步伐整齐划一、军容整洁，表现非常出色，您及俄国队昨天带来如此美好的印象，我在此表示祝贺……”

工部局副董事贝尔先生就此次游行致信俄国队司令：“所有的报纸都对您的队伍大加赞赏，俱乐部里都在谈论俄国队的良好风范。当你们经过观礼台的时候，我听到掌声响起，心生愉悦。除了你们，没有哪个队伍荣膺这般荣誉。俄国队有资格为所取得的成果骄傲……”

同样在1927年3月13日，在上海主教西蒙（Симон）的祝福下，经工部局同意，叶甫根尼·亚洪托夫（Евгений Яхонтов）被委任为俄国队神甫。

3月21日，万国商团总部指示，卫队从工部局上海电站中撤出，随后命令卫队守卫苏州河上的几座桥——该河将北部城区和租界中心隔开了。

当天一大早，我们就听到京沪铁路[7]上海北站方向（和苏州河仅隔几个街区）有大炮、机枪和步枪猛烈射击的声音。张作霖麾下的一队俄国士兵正在装甲列车中徒劳无功地阻止南方革命军进攻。

“上海北站”就位于租界和华界的边界线上，和苏州河——租界中心只有三四个街区的距离。虹口公园附近靶子场内的俄国队营房，及其毗邻的整个华界地区（闸北），炮弹横飞四溅。俄国队在自己的防线就位，准备打退从吴淞口方向进攻的敌人，却在此时收到万国商团总部的指示：“俄国队一连紧急乘坐卡车从靶子场转至苏州河。”在车队沿着四川北路（一条和闸北平行的街道，和闸北华界只隔一个街区）行进期间，不止一次遭到狙击手的射击，所幸我们都毫发无伤地通过了。

连队到达苏州河后，立即分成10—15人一组的卫队，占据苏州河所有桥梁的南岸，此刻北岸已经空无人烟，不见任何动静。

我的卫队在中央位置，右边是带领“军官排”另一半人手的排长波洛尼科上尉。根据工部局工务处的指示，连队往桥上运送沙袋和铁蒺藜所做的拒马，我们立即着手装备我方阵地。不久，在战壕里的隐蔽者等待上海北站附近的战斗收尾。看来，南方军队已经打败了张作霖军，炮弹声、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仍零零落落地响起，装甲车的声音已经听不到了。

正午过后，从苏州河北部的空荡街道、上海北站和闸北方向零星走出几个人，接着大批张作霖军的士兵丢掉武器，从身上拽下军章，为了躲避追击的南方革命军，跑向租界寻求庇护。

俄国队驻桥岗哨接到指示，搜查并没收逃兵武器后让其通过。这样的“筛查”持续几个小时，在此期间，数百名士兵（其中有在张作霖元帅军中效力的俄国人）通过俄国队岗哨进入租界。

南方革命军并没有尝试强闯租界，或许他们有些担心和外国人产生武装冲突——后者已经向他们展现了抵抗的决心。

上海北站（闸北）和苏州河北部之间的租界区域再次沉寂下来。

俄国队驻桥岗哨通宵值守，严密监视着河对岸的南方革命军，担心可能的进攻，但当晚无事度过。

第二天早上，有几个人想要从租界过桥到苏州河北岸。他们是昨天抛离家园和大队北方士兵一道过岸的居民，今天想要偷偷溜回家，想从南方革命军的洗劫中挽回些财物，哪怕希望渺茫。

苏州河北岸的闸北这一土地看起来依然是“无人区”（но мэн'с ланд），既没有南方革命军，也没有外国人，平日居住在此的中国贫民很快恢复正常的日常生活。桥上的俄国队士兵继续搜查为数不少的来往行人。根据哨卡长官收到的新指示，俄国卫队除了常规搜查之外，还应阻止学生和工人游行示威，搜查所有可疑人员，没收武器、走私物和毒品。

俄国队各连轮流执勤，每次值守一周，执勤期间，在厦门路工部局关押欧洲人的监狱外院宿营。另一连队和俄国队司令部继续守卫虹口公园附近的工部局靶子场。

3月的上海最为多雨。户外满是泥泞和污垢，旧帐篷布湿透了，潮湿的木地板上铺着稻草填充的褥垫和被子，帐篷里燃着炭火盆（хибачи）[8]，多次造成煤气中毒，甚至引发小型火灾。人们和衣而眠，随时准备紧急出防。

环境潮湿、寒冷又脏污，好在饮食健康且有营养，加上长官允许在休息时间（由饮酒者自费）适时地“来杯伏特加”，这让俄国队队员免受了胃病、感冒和各种流行病的侵袭。

白天休息的时候，如果没有下雨，大家成群结队晒太阳、唱歌、玩“跳山羊”游戏、掷铅球（在监狱院子里找到的）、弹奏弦乐器、组织即兴音乐会。

我们的“演员”夏温斯基（Щавинский）和科利佐夫-布洛欣（Кольцов-Блохин）在令人难受的、湿冷的休息时间中，为同事们带来了很多快乐。朗诵、配乐朗诵，甚至是他们就着户外的监狱大楼背景设置的几个小剧场，不仅让连队士兵感受到极大乐趣，也让监狱管理人员们十分欢乐。

只是，帐营里没有办法真正地休息，队员在桥上放哨时休息得更好。每座桥附近的中国小店铺或“办事处”都备有一个岗哨室，不管好歹，这里可以避雨，并且比较暖和。

万国商团总部长官、英军少校斯图尔特（Стюарт）几乎每天都来探望位于厦门路的帐营。他看到白俄官兵精神焕发，观看他们悠闲的消遣活动，聆听他们的音乐和热情奔放的歌声时，感到十分惊奇。这位英国老军官常常这样抒发自己的想法——“是的，俄国士兵很坚强，他们可以在任何境遇中生存下去”。

不过，“桥上站岗”的任务很快失去紧迫性，因为蒋介石军队占领上海之后，华界日渐恢复秩序，租界已经没有和华界隔离的必要了。看来，南方革命军决定保持租界的平静安稳，和外国人进行正常往来。此时，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简直快被陆续从各个殖民地乘船而来的各国军队塞满了，外滩对面的黄浦江口停泊着大大小小几十艘军舰。

不过，外国军事司令部及工部局当局深知苏联共产党人在这一事件中一直以来所起的作用，因此尤为关注苏联驻沪领事馆的活动——该领事馆1925年以来把持着位于黄浦江边、花园桥（Гарден Бридж，英Garden Bridge，今外白渡桥）附近的前俄国驻沪总领馆大楼。

1927年3月7日，俄国队接到任务，安排1名军官和17名士兵组成的卫队紧急封锁苏联驻沪领事馆。卫队职责是协助工部局巡捕对所有进出领事馆大楼的人员进行搜身，拘捕所有晚上11点到凌晨4点间进出领事馆的人员。4月9日，因为俄国队接到守卫租界变电站的任务，前一任务被转派给万国商团美国队执行。

1927年3月25日，根据工部局决议，上海骑警军士、俄国近卫军上校格尔曼·格尔曼诺维奇·季梅（Герман Германович Тимэ）被任命为俄国队队副（помощник начальника），军衔定为万国商团上尉。

1927年4月19日，根据万国商团命令，所有俄国队军官任命获得批复，并取得万国商团相应军衔与荣誉。

同日，海军上校福明退休，季梅上尉暂代俄国队司令一职。4月22日，季梅上尉获准担任此职。

1927年4月24日是俄国队的第一次复活节。在节日即将到来之际，俄国队队员获允离开岗位庆祝神圣周六（Великая Суббота）[9]。晚上，在苏州河值守的一连，步行前往司令部和二连所在的工部局靶子场。

所有家具都被搬出营房餐厅，整个连队在餐厅里集合，现场挨肩迭背。叶甫根尼·亚洪托夫神甫带领大家“总忏悔”，接着举行复活节晨祷，在此期间泰恩（Тайн）神甫为所有俄国队队员分发圣餐。

这次“总忏悔”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叶甫根尼神甫是一位出色的传道者、令人尊敬的随军牧师，曾获得卫国战争“圣乔治勋章”[10]。

他非常坚定地讲述着每个东正教徒在生活中进行忏悔的意义、令人心灵沉重的罪孽。他说，发自内心的真诚悔过使心灵得到它所渴求的释放，并使人“充分地通过圣餐领会神圣的奥秘”。

俄国队全体深深鞠躬，念祷叶甫根尼的“宽恕和放弃罪孽”祈祷文（他说，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名字祈祷）。人们走出营房，在院子里短暂休息和茶歇，然后阅读“守则”（Правила），再次短暂休息后进行复活节礼拜。俄国队匆忙组建的合唱团在演唱，尽管这里的环境与东正教教堂一点也不相像，但人们仍在紧张且恳切地祈祷。

晨祷之后是开斋。军官在一个单独小屋里举行开斋仪式，有很多正式来宾到访。士兵在公共餐厅举行开斋。到凌晨3点左右，一连再次步行前往厦门路，6点已在苏州河接班值守。

4月25日，变电站的卫队被撤回，接着安排了2名军官、35名士兵组成的新卫队守卫工部局大楼。“只要有颈脖子，就能找到马套！”[11]工作一茬接着一茬，简直没有时间感到无聊。

整个4月，俄国队队员继续搭着帐篷住在厦门路欧洲人监狱的外院里。在此期间，按照每排共用一间房子的设计，在院子里修建坚固的木屋。

到4月26日，木屋已经建好，整个俄国队都转移到厦门路的驻扎地。营地总共修建了12间屋子，其中8间由各排使用，1间作厨房，1间作军官宿舍，1间作餐厅——由连队轮流使用，最后1间屋子作医疗站、俄国队司令部和仓库。另外还修建了有12个隔间的浴室、有12个水龙头的盥洗室和1个大卫生间。

队员住得相当宽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单人床位。

从厦门路到平时进行队列操练的跑马厅很近。营房大门（通常都大门紧闭）口外安排了一支俄国卫队，通常还有一名监狱警卫在此值守。

没有值班的连队在早餐过后马上出发前往跑马厅进行操练——步伐、枪法、散兵队形、刺刀搏斗、全体体操，各个项目交替练习，不知不觉就到了12点——午餐时间到了。午餐后，“卫队交接班”，指派去值守的人员（参加了上午操练）分别和自己的卫队交接班，其余空闲的人员在短暂休息后，下午2点开始学习“语文”，学完俄国军事条令后，进行射击准备练习。

训练时间紧凑，但必须如此坚持，毕竟俄国队需要随时准备接受检阅、参加游行。

人数最多的一排可以在训练时使用从监狱正门延伸到营房大门的“主道”，其余人则挤在木屋之间。下午2点到5点，不断传来教官的命令声、步枪栓“啪嗒”的撞击声、踏步的拍子声、劈开稻草人时发出的各种“嘎巴”声音。那时队员在饭后训练时杀了很多稻草人，研究如何（根据英国人“刺刀搏斗”的教导）“对着肚子”“对着胸部”“对着喉咙”进行“刺杀”。队员们满头大汗，一丝不苟地完成刺扎动作，同时又盼望着值班号手“停止号”的响起。

队员们散布在院子的各个角落。这边有队员躺在席子上瞄靶进行“卧射”练习，教官通过靶子来检验枪手；另一边，“盥洗室”旁装置了一个枪架，士兵按照俄国训练方法，瞄一个“三角形”。这是最令人不快的训练，因为教官（通常是军官或是该排的军士）看到“大三角”之后，总是派不走运的枪手做“额外训练”。要知道结果从来都很明显：被派上去的人总是瞄不准，连一个小三角都做不出来。

队员们聚在木屋里，围拢在本排军士的床边学习“语文”（即队内军事条令）。“什么是纪律？”“什么是长官？”“什么是哨兵？”“什么是旗帜？”军士们还会提出其他一些“棘手”的语文难题，令人昏昏欲睡。你却得努力打散睡意，不然可能会得到“免假”、“额外”执勤或者工作的惩罚。根据俄军条令，士官有资格安排惩罚。

步枪和枪械零件的机械原理同样是在令人疲倦、昏昏欲睡的氛围中习得的。要是在下雨天，包括队列操练在内的所有训练都在营房中进行，房间的墙壁上挂着用于瞄准的靶子。

终于到了下午5点，喇叭中传来嘶哑的响声——“停止号”。

“起立！”——一声响亮、令人愉悦的口令传来。队员很快站起来，以立正姿势肃立。“解散！”“休假的人都登记休假！”

小屋立即像蜂巢一样嗡嗡作响。队员们很快将枪支擦拭干净，堆成一个塔形的枪架，将制帽放在地板上，脱了衣服奔去浴室或盥洗室，准备休假。军士拿着“休假者”名单和“执勤表”去见本连的司务长，敲定第二天的执勤组。根据确定的名单，司务长（军士长）找到连长，将休假者名单送上请他签字，之后将签好字的名单转交给营房大门警卫室的值班士官，因为所有的休假者和“出差”者都要从这里进出，而且值班人员会记录他们离开和抵达的时间，并注意他们是否穿着制服、形象整洁。

晚上7点——号手发出“晚餐”信号（“拿上勺子，拿上碗，还不快快跑，面包就没了”），队伍以排列队，前往餐厅。

8点30分响起新的号声——“例行检查和晚祷告”。军士长中的职位较高者给予必要的指示，提醒火警发生时值班排队员的职责，下令进行人员点名，全体在场的俄国队队员据其指示在主干道上整队、看齐。军士或副排长像谷仓里的鹅一样发出响声，大声喊出该排成员的姓名，回应“到”声随即响起。点名结束后，各排军士就地向军士长报告该排情况。

“立正！”“号兵，吹就寝号！”——军士长的命令传来。连队“天使般的”号手吹响了“晚号”，在这短促、嘶哑的号声中，队员以立正姿势站好，军士长站在前排“举手行军礼”。号角停止。“脱帽祈祷！”——军士长发出指令。大家团结又默契地唱起了《我们在天上的父》和《上帝拯救》。“戴帽！”“解散！”军士长向值日军官汇报。人群慢慢散去，仿佛很不情愿似的。工作日结束了，没什么紧要事情，一个半小时后（10点钟），营房熄灯，只留几盏小夜灯，直到早上6点前都是一片寂静。到了6点，嘶哑的号声再次响起，排长有力的声音传来——“喂，喂，起床了，别闲躺着，赶不上操前洗漱了”。

人们不情愿地从床上爬起来，整理好被子和床单，然后去洗脸。“列队做操！”——值日士官的声音传来。通常是整个连队一起做体操，由一名军官或军士长指挥，“自由体操”“体操回合”“原地跑”——因为根本没有地方跑。半小时后，运动结束，队员回到营房，准备就餐。早餐后，刮胡子，清洁胸徽、铜号牌、帽徽、靴子，擦拭步枪，“拉绳子”来检查床是否对齐，甚至把被子上的条纹对齐，等待“检查”。一般该排的军士先做检查，然后排长再做检查。

检查之后是短暂的休息时间。8点，连队开始列队出发前往跑马厅训练。到达后“各横列”先进行操练；接着“各排”操练，“全连”操练；最后是“散兵队形”——队员不断跃进，像石头一样倒地（移动），步枪栓“咔嚓”作响，队员嘶哑地叫喊着“万岁”（很热，水壶里的水都喝光了），“掩护”身边的队友跃进，转入进攻，猛烈地“劈砍空气”，最后聚拢在一起打退敌人的反攻，并在暗中瞟一眼静安寺路（Бабблинг Уэлл，英Bubbling Well Road，今南京西路）上基督教青年会大楼的大塔钟，时钟的指针已经逼近11点45分了。

号手吹响“停止号”。连队整队并获允“稍息站立”“解手”“抽根烟”。

整个过程很快结束，因为包括军官在内的所有人都想就餐了。“熄烟”——连长的命令传来。“停下！”“看齐！”“立正！”命令一个接着一个，连队向右转，分成两列，枪“上肩”，在通向跑马厅出口大门的路上排成纵列。“预备，唱！”——连长指挥道。整个连开始歌唱“翱翔吧雄鹰”。[12]连队唱着歌进入喧闹的静安寺路，印度巡捕殷勤地阻断车流让连队通过，并微笑着向连长致敬。队伍从静安寺路拐到西藏路，接着又转向厦门路。俄国队队员的一天就这样度过了。

城市被前来“保卫公共租界”的外国军队占满。电影棚、学校、仓库被快速改造成兵营，这些英式的木屋中驻扎了冷溪队（Колдстрим гарде，英Coldstream Guard）、苏格兰队（Скотч гарде，英Scotch Guard）、格林霍华德队（Грин Хоуарде，英Green howard），以及几个从印度来的旁遮普人（Пэнджабцы，英Punjabis）和廓尔喀人（Гуркас，英Gurkhas）的队伍。[13]石头搭建的舒适营房中住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联队。穿着钢灰色的制服、黑色半靴的“萨沃伊近卫兵”（圣马克队Сэн Марко）来自意大利，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虹口的大街上到处可见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和水手，他们驻扎在虹口公园附近。法国人也明显增加了法租界的驻防军。

到1927年6月，上海已然完全平静下来。革命的威胁已经过去，有些部队甚至开始四散，返回他们在各个殖民地的常驻地。

动员万国商团所费不赀，支付俄国队300名队员工资可能给公共租界带来巨大的财政赤字，工部局计算了盈亏后感到左右为难。甚至有一些报刊评论认为，维持俄国队已无必要，应该解散，以减少开支。

一些界内居民担心维持俄国队会拖垮他们的钱袋子。但是万国商团总部对这件事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深信，俄国队是公共租界发生新的军事冲突或骚乱时唯一真正可靠的军事力量。大部分工部局和外国（英国）陆军部成员也持此观点。

但是“当家做主的是人民”——纳税人的意志是工部局无法置若罔闻的。各方最终达成妥协，根据工部局第3150号决议，1927年6月9日，俄国队人员削减到5名军官、120名士兵的规模。所有被解职的队员可提前领取1个月的薪水，在6月15日前，寻找工作期间，可以得到俄国队的给养。被辞者可以保留部分工部局发放给士兵的财物，比如靴子、床单、枕套和被套。

工部局这一决议并没有令人感到痛苦，因为在宣布后，很多队员自愿离职，他们认为，他们为俄国队鞠躬尽瘁，履行了为城市服务的义务。只有15—20人以行为不端或健康状况不佳为由被强制解职。

从1927年6月11日起，俄国队保留原来的名称，合并为一连。

改编之后，连队休息了整整两周，无须训练，也无须工作。但这次休息后，紧张的军操——更加密集的军事训练再次启动。

8月24日，病倒不起的俄国队神甫叶甫根尼·亚洪托夫去世了。葬礼进行得很隆重。这是一次“军葬”，万国商团各个部队抽调队员组成仪仗队，神甫的棺木放置在炮架上，由俄国队全员共同扶柩。

俄国队减员后，队医达达-达达耶夫斯基离职，因为根据新编制，已无此职位。俄国队病患平日在公济医院（Дженерал Госпиталь）就诊，实际上这一安排极为不便。因此经季梅上尉请示后，11月1日，工部局录用五品文官、医学博士巴里（А. Э. Бари）教授担任队医，并擢升为上尉军衔。

俄国队成立的第一天起，直到1927年4月19日工部局颁布《万国商团俄国队章程》，在此期间俄国队队员领取的都是“烟草钱”而非正式“薪俸”，因为万国商团全员都被看作不领薪俸的士兵。不过，从4月19日起，俄国队队员开始正式领取“薪俸”（还是那些“烟草钱”）。工部局每天给俄国队队员发放50分钱作为津贴，按这个数目，队员已经可以吃饱喝足。不过遗憾的是，那时俄国队没有厨师，饭菜是炊事兵准备的。虽然可以吃个饱，但总是千篇一律，菜式太过简单。

俄国队缩编为一个连之后，在连队军士长（哥萨克中尉瓦西里耶夫）的倡议下，经季梅上尉批准，成立一个士兵小组，由瓦西里耶夫主持，负责研究如何改善伙食。这个小组寻来了好厨子、食材供应商，从士兵队伍里挑选了西莫尔多夫（А. А. Шимордов）上尉担任军需兵一职——他曾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庶务长”。这个小组还负责改善士兵日常生活。根据小组的建议，连队里开设一家小卖部（兼小酒馆），俄国军残人士同盟（Союз Русских Военных Инвалидов）受邀主持经营。万国商团团长批准该小组的建议。自1927年11月26日起，连队引进新的饮食供给方式。同日，小酒馆开张，售卖士兵所需的各类生活用品及饮品，而且经长官的特别允许，可以在严格规定的时段内售卖伏特加。

根据帝俄军队的惯例，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节日”，[14]季梅上尉选定显灵者——圣尼古拉·米尔里基斯基（Николай Мирли-кийский）作为俄国队守护神之后，从1927年10月起请求设12月19日为俄国队队日。[15]

万国商团团长了解俄国士兵的心灵需求之后，批准设立了这个节日。俄国队队员筹集了120元用于修建圣像，士兵（原俄军中尉）普梁斯金（В. А. Пляскин）具体负责——他得到了西蒙主教的祝福，得以在主教的身边工作，受主教本人的监督。圣像的神龛是由中国的木工作坊根据士兵帕诺夫（Панов，原俄军哥萨克上尉）绘制的草图制成。

1927年12月19日，俄国队举行了圣像祝圣仪式，并进行了队日第一次祷告。万国商团团长携司令部成员，以及很多外国友人、俄国友人出席了祷告仪式。

祷告结束后，万国商团团长依次走过队列，祝他们节日愉快，并希望他们：“在返回祖国前，一直为工部局服务。受全世界民众尊敬的伟大显灵者尼古拉曾祈祷，俄国终将回归‘秩序’，召唤她忠诚的儿子为她效劳……”

仪式结束后，所有俄国队队员和客人共享一场丰盛的早餐会。他们在连队小酒馆就餐，酒馆以各国国旗（包括帝俄国旗）和鲜花精美装饰。早餐过后，受万国商团团长所请，士兵合唱团演唱了许多俄国民歌和军歌，3个士兵跳起了潇洒的戈帕克舞曲。[16]

第一次俄国队队日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1]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

[2]即五卅运动。

[3]“军政长官”季节里赫斯（М. К. Дитерихс）将军统治这一边疆区时，滨海边疆区白军的称谓。——原文注

[4]据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研究，“是日，格列博夫将军突然食物中毒，离船回上海的寓所去休养”。

[5]原文中，作者暂用旧俄军队军衔称呼军官，直到万国商团确定新军衔。

[6]指1918年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伊热夫斯克和沃特金斯克起义的参与者。

[7]此为上海到南京的一条铁路线，原称“沪宁铁路”，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后定都南京，因此在1928—1949年间曾称“京沪铁路”。

[8]一种开放式的中式取火炉。——原文注

[9]圣周六，又称神圣周六、耶稣受难节翌日、复活节前夜（Easter Eve）、黑色星期六（Black Saturday），为耶稣受难日的隔天、复活节的前一天、基督教圣周的最后一天。

[10]后圣一乔治天。勋章最早由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69年设立，为沙皇俄国时期极高的军事奖励，分为四级，授予竣工的军官和将军，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也开始授给作战勇敢的士兵和士官。金质的勋章上标有“服役与勇敢”字样，表面覆盖白珐琅十字章，绶带上为黑色和黄色纵向相间的丝带。

[11]俄国俗语，意为只要愿意工作，总有工作上门来。

[12]沙俄时期的一首民间军歌。

[13]这支部队为“上海防卫军”（Shanghai Defence Forces）。1927年，北伐军发动战争，英国在汉口的租界被收回，为应对形势变化、“保护在沪欧洲侨民”，英国政府派遣了这支由约翰·邓肯少将领衔的部队驻留上海，到1927年底确认英国利益不受威胁后撤离。

[14]各级部队都有自己的节日，队有“队日”，连有“连日”，团有“团日”。

[15]俄国东正教教堂在12月19日缅怀圣尼古拉。——原文注

[16]戈帕克舞曲是起源于乌克兰的2拍子民间舞曲，具有灵活的速度、活跃、勇猛和欢愉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