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队的成军：上海万国商团历史背景与影响

2023-09-25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905年大闹会审公堂案是中华队成军的直接原因。谈判结果是，工部局虽预设了很多限制条件，但最终批准万国商团增设一支中华队。1907年3月18日是万国商团中华队的成军之日，这一天83名训练有素的队员在市政厅正式注册参军。中华队这些练兵课目如今已是大大精进了。中华队应该感谢这两位表现优异的士官。因为前任升职，胡筠秋也适时随之不断晋升，先是中华队队长，继而调任万国商团司令部，担任华顾问。

所有内心与万国商团同呼吸、共命运的人们心中，这个连队的地位很高。中华队的出色表现，甚至可以说已远远超出了初创者们对这支部队最高的预期。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整个连队，这群衣冠楚楚的中国青年步兵迅速赢得了许多荣誉。而这些奖赏皆是实至名归，无论大小，都不会引起其他团员的非议。万国商团的历次列兵检阅中，中华队几乎都是表现最好的那支，每名队员的动作都像是久经沙场的老兵那样娴熟。

要加入中华队当个队员并不容易，入伍者必须详述身世和经历，要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做担保。即便具备了这些条件，还得达到作为一个新兵的很高要求后，才被正式吸收；即使批准入伍，仍旧要一直保持着那种高要求高标准，才能保证自己不被淘汰，稍有怠慢，就会有不少仍未有机会加入的人切望着取而代之。这就是中华队能够保证全员出席，表现出色且一如既往的秘诀所在。

中华队队员全是在公共租界内从业的“一腔热血”的青年人，他们有志于“平靖”可能危及中外商人利益的“捣乱因素”。微妙情形不是没有出现过，但是中华队还是赢得了寓沪外侨和中国人的共同拥戴，这或许亦可证明他们做人做事的良好初衷和出色的工作能力。

对万国商团添设一个华人连队，很多人都曾心存疑虑。但中华队成立后，我们都没有为这一决议产生过哪怕是一丝悔意，相反的是，都认为当时决策英明极了。

1905年大闹会审公堂案是中华队成军的直接原因。虞洽卿、袁恒之（Yuen Hung-kee）、胡寄梅（Woo Kee-may）代表发起，邀集各业有影响的商人共同筹款组织，决心是时候中国人应该出一份力，在社会动荡时一起维护华洋的共同利益了。一呼百应，于是而有华商体操会创立。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一所庙宇前有平地，辟为练兵场，又添设体操房和操练厅各一间。中国商人踊跃捐款。华商体操会最初混合而有一个营的兵力，计有四队步兵、一队轻骑兵，装备步枪和其他精良之武器设施，另有一支军乐队。

他们全力以赴，维持战力，但是历史记录证明，一年后，中国青年商人志愿参军的热情已难以维系了。创始者们认清了中国商团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组织存在的现实，但也不愿就地解散队伍，于是这些睿智老人在不违反初创原则的基础上，开启了与工部局的合作商谈。谈判结果是，工部局虽预设了很多限制条件，但最终批准万国商团增设一支中华队。这些限制条件在以后历史中因为中华队的表现优异而被一一取消。

1907年3月18日是万国商团中华队的成军之日，这一天83名训练有素的队员在市政厅正式注册参军。工部局委任一名担任团练事务已有17年的老兵——柯毕特上尉担任中华队队长。与此同时，柯毕特仍兼任海关队队长，但最终证明一人无法兼顾两队，遂辞去海关队队长。柯毕特队长辅以葛雷烈（G. Grayrigge）中尉、水克（R. M. Saker）中尉2名副官，共同训练中华队，练了第一堂兵。中华队这些练兵课目如今已是大大精进了。

柯毕特上尉在中华队成军初期，做了大量前期工作，亦受人敬佩。毋庸讳言的是，相比较他的贡献，葛雷烈少校才是中华队最为尊敬的外籍指挥官。1907年至今，葛雷烈少校始终保持与中华队不间断的联系，为中华队的建设投入了大量精力。

成军时中华队有5名士官，其中2位是徐通浩（T. A. Zee）中士和胡筠秋（B. Y. Woo）中士，他们作为副官，是葛雷烈上尉特别得力的左膀右臂（Sam Brownes）。[23]因为工部局最初为限制中华队有种种歧视政策，徐通浩先生每次晋升都显得格外困难。或许正因如此，他会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职务任命。彭司中校于1913年、白雷中校于1914年、屠鲁门少校于1915年连续3年举荐徐通浩后，工部局才最终同意了他的升职。有了这一先例，水克中尉1917年退休时推荐胡筠秋军士长（Colour-Sergt.）[24]，工部局并没有为难他。

中华队应该感谢这两位表现优异的士官。徐通浩上尉后来接替了葛雷烈出任中华队队长，后被委任为万国商团司令部华顾问，继而晋升为校级军官。在汤慕思上校卸任万国商团团长后，直到1934年葛利安上校正式接任期间，徐少校作为商团的高级军官，被工部局任命为过渡时期的临时总司令。因为前任（如葛雷烈和徐少校）升职，胡筠秋也适时随之不断晋升，先是中华队队长，继而调任万国商团司令部，担任华顾问。

1907年万国商团中华队成军以来，其历任队长如下：柯毕特上尉、葛雷烈少校、徐通浩少校、胡筠秋少校、郝伯阳（C. G. Hoh）上尉、张廷荣（T. Y. Chang）上尉，以及王衍庆（Y. C. Waung）上尉。

陈时侠（Z. Y. Chen）上尉于万国商团中华队参军是在1919年，至1932年时他已经晋升为中华队队长。在他的指挥下，中华队无论是在和平时代还是战争时期，规模、战力等许多方面都取得较之以往更加优异的记录，因此也获得了万国商团乃至所有公众对该连队更多的尊敬和仰慕。

除了队长外，以下多名士官皆由工部局任命，曾担任过中华队队长的副官，其中历史上的副官有水克中尉、博萨斯托上尉、雷氏德（A. M. Lester）上尉、屠开泰（K. T. Doo）上尉、杨文卿（V. C. Young）上尉和军医官牛惠霖（W. L. New）上尉；现任副官为副队长余显恩（H. E. Yu）、李玉书（N. S. Li）、周庆恩（C. E. Chow）、张尔云（D. K. Chant）和王志仁（A. T. Wong）5位中尉。

中华队队史大事将按时间前后排序，一一展示如下。1909年，在成军仅2年后，即赢得了全团射击比赛“脑维斯杯”（The Novices Cup）。全队队员参加了英国圣约翰急救会（St. John's Ambulance Association）培训项目，部分队员[25]通过所有考试，获得结项证书。

几年来，与万国商团其他连队在各项激烈竞赛中所获得荣誉如下：

“各队竞赛盾”（Inter Company Challenge Shield）：1922—1923年度、1928—1929年度、1934—1935年度和1935—1936年度；

“英国杯”（British Cup）：1918—1919年度、1927—1928年度、1928—1929年度和1933—1934年度；

“称职银盾”（Efficiency Shield）：1924—1925年度、1925—1926年度、1928—1929年度、1932—1933年度、1933—1934年度、1934—1935年度和1935—1936年度；

“日本杯”（Japanese Cup）：1927—1928年、1933—1934年度、1934—1935年度、1935—1936年度和1936—1937年度；

“机关枪杯”（Lewis Gun Cup）：1923年、1926年和1933年；

“屠鲁门杯”（Truemen Cup）：1924年、1926年和1928年；

“段鹏杯”（Durban Cup）：1926年和1927年；

“白雷杯”（Bray Cup）：1924年；

“棚赛杯”（Inter-section Cup）：1928年；

“葛雷烈杯”（Grayrigge Cup）：1924年、1926年、1927年、1928年、1929年、1930年、1931年、1933年和1937年。

成军以来，中华队参与了万国商团所有的出防动员，以维护公共租界的“和平与秩序”，主要者有1911年、1913年、1914年、1918年、1919年、1924年、1925年、1927年、1932年和1937年。

为感谢他们的出色表现，工部局向中华队中许多团员颁发了“长期服役奖章”和“奖章横条”（Bars）[26]，另外几乎所有队员都被授予1937年的“紧急时期奖章”。

中华队的成军：上海万国商团历史背景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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