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万国商团：和平繁荣时期的努力和荣誉

公共租界的纳税人一定是认可万国商团在1914年至1920年“饥饿期”的整体表现，在预算方面表现出慷慨的一面，批准了开支增长的申请，于是1922年团长（曼埃强生上校）获得了115 000两银的拨款。1922年，装甲车队脱离了初创阶段，从最初的1辆车扩增到了6辆车，不过仍然隶属于机枪队，而非一支独立的作战单位。是年，曼埃强生上校提出改善靶子场的问题，建议设置一个可供200人膳宿的永久性的营房，并附有可拴100匹战马的马厩和一个大检阅场；另外，还要提供一处铁甲车演习和机关枪实习的空地。1922年，工部局未动用万国商团。团长表示希望“他能成为在动乱时期虽未接到工部局采取军事行动的命令，但仍感特别荣幸的第一位万国商团团长”。

万国商团需要制作一面新“团旗”，以代替之前部队那面破旧的旗子。工部局批准了这项经费支出。

目前使用中的万国商团总会位于工部局大楼中，是由工部局董事经营的，于1922年12月18日正式开张。开业时，约有500名团员加入了该俱乐部，成了万国商团总会的会员。

“长期服役奖章”设立首年，万国商团中共计有123人获授勋章。

是年，曼埃强生上校一直忙着在工部局大楼中安顿万国商团司令部。与此同时，他发现部队中有不少“不成文规定”，为此起意修订《万国商团章程》。他又花了约2年时间，调查出万国商团中所有“惯例”。他“为了继任者不再碰到自己同样的困惑，故而决定将这些自己知晓的惯例，全部列入《万国商团章程》之中”。

很快到了曼埃强生上校在万国商团任职的最后一年，他对属下这段时间内的配合表示感谢。在总结自己万国商团最后一年工作时，他自豪地写道：“纳税人在优秀的万国商团身上花了那么多钱，而且从未吝啬过，如同支付了一笔可靠的保险费一样。（我相信）今后他们也不会吝啬的。”在他1922年底正式离职时，万国商团规模达到1 394人，1922年总支出是120 000两银，储备物资约有100 000两银。

1923年2月，工部局在与曼埃强生上校告别时，赞颂他的“功绩”：“在您担任指挥官期间，万国商团在装备、组织、人员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您离任时，竟能使万国商团达到1853年组成以来武力最强的状态，工部局感到相当满意，您也一定同样感到满意。这样一支商团是保护租界社会安宁、维持良好秩序的无价财产。一旦不幸发生‘骚乱’或‘暴乱’等情况，它是一支完全信得过、可依赖的武力。”

1923年10月，万国商团收到了新团旗。万国商团的旧团旗是约50年前由一些上海淑女们制作的，在行军打仗时冲在一线，后来它被放置在了市政厅大楼中，以表尊敬，现在它仍然飘扬在那里。

万国商团美国骑兵队在1923年9月[28]成立。新团长戈登上校的评价是，该连队“状态良好，是万国商团中非常出色的新增力量”，他还同时提出需要新增更多装甲车。1923年，团员总人数达到1 530人，其中267人是后备队团员。

男童公学还成立少年队（即童子军，译者按），有78名少年参加。

工部局乐队（Municipal Orchestra and Band）的指挥评价了新近组建的万国商团军乐队。他认为，军乐队表演完全满足了听众的需求，既有音乐性，亦可兼顾其军事功效。军乐队一直维持到1932年才被解散。1924年，万国商团的年度预算是136 200两银。

戈登上校的任期是一段动荡的岁月。1924年9月8日至10月24日进入“紧急状态”，在这么长的出勤时间里，万国商团一直坚守着它所分派到的驻防区域。万国商团各级官兵共计1 376人参与了此次动员。是年底，万国商团规模达到1 695人。这一年，意大利队得以重新组队；一个新“丙”队组建成军，来自荷兰、瑞士、斯堪的纳维亚的侨民得以参加商团。万国商团因紧急状态期间的贡献受到各方表彰。10月31日，在一场与上海巡捕共同参加的特别检阅式上，工部局总董和董事们公开表扬了万国商团。英国驻华公使在北京通过驻沪总领事转达了他的谢意。华商总商会（the Chinese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和纳税华人会（the Chinese Ratepayers' Association）为酬谢万国商团，送来许多精美的纪念品。是年末，日本侨民赠予万国商团一个珍贵的银杯，以表谢意。

英国政府又主动送来一联四门山炮（mountain artillery）[29]，该炮的炮兵由新成立的“丙”队队员担任。

为提高未来万国商团的战斗力，戈登上校极力主张万国商团需要任命一名来自正规部队的副官。在他1924年报告的结尾处，他提出万国商团规模要达到2000人，才能令其满意。

上海历史上的1925年比前一年更加动荡。一月风潮后，“五卅惨案”（“May 30”incident）让万国商团戒严、值勤、巡逻了89天，战斗任务一直持续到8月28日。正因如此，戈登上校得以在报告中如是写道：团员们时刻保持战斗力，展现了军人气概，完成了所有的任务，秉承了万国商团的优良传统。是年，万国商团规模在1 681人。

戈登上校要求配备一名常备副官的主张在1926年的预算中得到认可（开支达到146 850两银）。1926年，万国商团“海员队”解散；海关队也因裁撤外籍职员的关系，人数缩减为一个排，“随时可能被全部解散”；铁甲车倒是增加到了8辆。

万国商团的第一个领取薪金的副官于1927年初到任。他是安格尔西-桑德尔斯（Anglesea-Sandels）上尉，来自英国皇家火枪队（Royal Welch Fusiliers），曾获授“员佐勋章”（M. B. E.）[30]、“军功十字”勋章。这一年，万国商团异常忙碌，被预警集合了好几次，于3月份动员值守，其中13天为全团动员，10天为半团动员。列强诸国皆有派出军队登陆上海驻防。英国防卫军司令邓肯（Duncan）少将在参加了一次万国商团阅兵后，这样写道：“万国商团这次出动，[31]不论是骑兵队，还是步兵队，均不亚于英军任何正规队伍……公共租界有充分理由为它拥有这样一支义勇部队而感到自豪。”万国商团规模升至1 887人，因此在戈登上校担任团长的最后一年，他看到2 000人的目标很快就能实现。海关队在“光荣”服役27年后被解散。装甲车增至9辆，“与英国登陆‘上海防卫军’[32]的装甲车队一起坚守（上海租界）”。万国商团成立一支菲律宾排，附属于美国队。俄国人组成的作战单位被第一次提及，1927年1月由福明（N. F. Fomin）上尉指挥，4月时由季梅（H. H. Thieme）上尉接任领导。

饶家驹（S. J. Jacquinot）神父因他在1927年3月纷乱中的勇敢表现，疏散并救助了许多闸北修道院的修女与儿童（the Institute of the Holy Family in Chapei）的性命，被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授予配银星的“英勇十字”勋章[33]。

戈登上校致万国商团的告别信，值得刊登于此，他写道：“万国商团使命必达，值得信任，它的‘万国商团精神’是崇高的，讲究实效，忠心耿耿，值得引以为豪。……在近4年的‘暴乱骚动’时期中，我们结下了友谊，如今即将与之分别，本人不胜惋惜……若有人问我万国商团的格言是什么，我会说‘忠诚’二字。”

1928年，万国商团支出估计超过165 000两银。

1928年，沃德罗普（Wardrop）检阅万国商团，他在祝贺公共租界拥有一支如此武力时，也有微词。他呼吁万国商团急需招募新团员，同时强调上海靶子场是他见过的装备最好的靶子场之一。万国商团的规模为1 663人，此外，247人在白俄分队。亚本派曼上校接替了戈登上校，成为万国商团的司令官。他的目标：不包括后备队，万国商团的规模至少达到2 500人。炮兵队成立50年来一直是用战马拖拉，而在机械化后，大大提高了总体的作战力和机动性，并减少了成本。意大利队在1928年没有活动，该队指挥官声称，因在沪意侨人数不多，要保持活跃、维系战力一直是件难事，至1929年该队宣告解散。俄国队人数今年增加到250人，并得到了肯定的评价（本书对该队有独立报告，故而在此不复赘述）。有趣的是，1928年，工部局总董樊克令（Cornell S. Franklin）担任万国商团非军职（civil）指挥官，他于1928年12月28日在美国骑兵队接受过授衔令，被编入后备之军官（Reserve of Officers）。

1929年，整团开支超过400 000元。

说到1929年预算跃升至303 890两银，必须要提白俄分队。白俄分队的成立使得1929年预算与1928年相比增加了136 970两银。

1929年，万国商团总人数1 405人，后备队295人，白俄分队250人。

原属英军诺思安普敦郡团（The Northamptonshire Regiment）的欣奇克利夫（J. W. Hinchcliffe）上尉接替安格尔西-桑德尔斯，担任万国商团带薪副官。俄国队（志愿兵组成，有别于白俄分队）人数由68人增至112人。1929年被认为是“平安无事”的一年。

1930年，上海苏格兰队受到了严厉批评。万国商团团长认为“他们明明可以做得更好……这些年几乎没有任何一点进步……大部分成员对该队的成功与社会责任漠不关心”。白俄分队当年费用增加至180 000两银。

万国商团预算账单的数字正在急剧攀升，1931年的预算总数将近500 000两银，各类开支如下：

1931年，汤慕思上校接任亚本派曼，担任万国商团团长，他再一次强调了增强商团实力、扩大规模的重要性。他说在“租界防御计划”（Settlement Defence Plan）中，万国商团负责防守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这个任务极其重要，它应该足够强大才能完成，但现实状况并非如此。中日争端导致了在上海的中国人发起抵制日货运动。1931年9月至12月，这种情况尤为严重。租界内的中国人与日本人多次发生冲突，在1931年的团长年度报告中，汤慕思既表扬了中华队，也表扬了日本队，认为他们“秉持所谓的‘正确’和‘忠诚’态度。两个连队有高度的纪律性，承袭了万国商团最好的传统，值得最高的褒奖”。

1932年当然是值得纪念的一年。1月28日，由于闸北地区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战斗冲突，万国商团动员出防，整团规模由1 500人激增至2300人，但新成员“完全缺乏训练，尽管如此，全体官兵还是表现神勇”。此一战事应对过程中，万国商团中应成立一支单独的运输作战单位成为共识。运输队成立后，现已成为万国商团最大的连队之一。另外，万国商团司令部急需改编重组，并增加人员配置，相应改革迅速组织实施。1932年底，万国商团总规模达到军官191名、其他团员1 943名，因此戈登上校2000人的标准已被超过，整团规模正朝着汤慕思上校2 500人的目标迈进。

在“一·二八”事变中，万国商团新成立的连队有：

（1）菲律宾队

（2）美国机枪队

（3）美国后备队

（4）运输队

（5）通讯联络队，后名“通信队”[35]

（6）翻译队[36]

（7）防空队

美国后备队团员在“一·二八”事变后迅速缩减，至1934年时已降至19人，随后宣告解散。除此之外，其他连队都保留在万国商团的建制之中。

1933年的支出预算超过580 000余两银。白俄分队的军力增加至322人。

1933年，汤慕思上校写了他最后一份针对万国商团的短小精悍的工作报告。他引述了佛莱明（Fleming）准将当年检阅报告中的话，认为万国商团最好是与外国正规军协同驻防（上海）。感谢万国商团的效忠，他说万国商团有牺牲精神，付出一年多出一年，这让他心生无限敬佩。他提议任命一位靶子场管理人员，并再次呼吁大家应对参加万国商团保有热情。

1934年，因预计团员人数有所增加，故而一般支出预算提高了60 000元，达到432 700元。常备俄国分队预计费用为400 000元。万国商团需付薪金给表格上的外国人员，除了团长与副官外，另有2名参谋官、2名军士长、2名军需军士官、1名办事员、1名速记员和1名靶子场看守主任。这的确与克拉克、温格罗夫和屠鲁门那个“黄金时代”有很大不同。万国商团的年度支出从19世纪的2000两银，到如今已将近850 000元。万国商团实际上只雇用过1名专职参谋，他也是直到1935年，在第一位副旅级（brigade major）军官履职之后，才同时到岗的。

葛利安上校1934年1月1日接替汤慕思上校，担任万国商团最高军事指挥官，直至1937年底。“新官上任三把火”，葛利安上任的第一年，对万国商团实施了不少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他增加了司令部的工作人员。经他提出，由工部局核准，给常备白俄营增派1名军事顾问和2名中尉。后来，1名中尉受雇到岗，但在他离职后，一直无人接替其工作。葛利安上校另对万国商团采用“旅队编制法”（Brigade Group organisation），引入了一套分散指挥权的新体制。他还主张新增1名欧洲军械师。他为商团军官们发起了一系列讲座，有超过150名军官和士官参与讲座，效果很好；与此同时，复制演讲提纲，在各连队中流传。毫无疑问，葛利安上校的首年任期是异常忙碌的。当年，万国商团举行了一次动员演练，炮兵被派往香港训练。他在1934年报告的结尾指出，万国商团需要再增加100名英国兵和美国兵。本年，万国商团总规模达到军官185人，其他级别人员共计1 941人。

1935年，葛利安的报告中写道，“旅队编制法”运转良好。万国商团仓库增加了管理人员，全团官兵的冬、夏两套军装都得到了保障供应。一名副旅长，即道格拉斯（Douglas）少校，于1935年3月到任，与曼乐夫（Manlove）上尉一道，共同作为参谋官，加入万国商团。一名训练有素的军械师也如期加入队伍。另外，他与工部局警务处处长共同拟定一种计划，规划上海地方如发生重大纷扰时，万国商团当如何与警务处密切合作，予以协助，以资应付；并试验一种全团动员时用汽车运输粮食的办法。他还对司令部大楼进行了扩建和修复，安排军官和军士们学习指导性的和战术方面的课程，万国商团此时“显示出很高的热情……迫切需要的是租界外的训练场所，因为只有在那里，理论文字才能转化为实战经验”。

1935年，万国商团维持在1 950至2 100人的规模。对于新招募的团员，葛利安上校发表了如下见解：

“据我推论，除去警务处特务股人员（Special Police）和业已加入本团之英、美籍团员外，余下可以征募之适龄外侨，为数已经不多。各商号外籍职员均经裁减，而外籍青年来沪者又为数殊少。但万国商团一定要维持现有人数，才能完成任务。目前队伍中英、美两国的作战单位已不能认为是由‘男孩’组成的。除非有新团员加入、老团员退出的稳定机制，否则未来会出现这样一种窘迫情况，即大部分团员年龄会同时达到上限，当他们都失去当义勇兵的兴趣时，纳新速度却跟不上，必然造成整支商团人数突然减少。我预估，上述窘况可能在1939年就会发生。”

“（解决这一难题的）答案是贸易上的复苏，这样自然就会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到上海。”

“我不赞同1932年时的做法，一旦动员，万国商团无论何人一概齐整出勤。倘若动员时，的确需添用人员，也当严格挑选才是。这是万国商团各级负责人之一般见解，我完全同意。”

1936年，超过28名教官从英、美两国的正规部队中被借调到万国商团，教授武器培训课程，其大部分内容有战术课、相关讲座以及实地练兵。1936年11月，万国商团炮兵队不复存在，其中轻型野战炮部分（Light Battery）改组成为一支机枪队，而榴弹炮部分（Howitzer Battery）正式解散。

考虑到经济衰退和上海总体商业环境的不稳定性，万国商团的规模未有很大变化。1936年1月1日，全商团作战人数达到2 085人，年末时为1 943人，大量“无用之人”（deadwood）从英、美两国作战单位的花名册中被剔除。

[1]George Lanning，S. Couling，The History of Shanghai，Vol.Ⅰ，Shanghai：Kelly & Walsh Limited，1921.

[2]另有中译名“来复枪”，是步兵使用的制式长管枪械，前身为鸟铳（musket）、线膛鸟铳（rifled musket），步枪初期是前膛枪，后期至今是后膛枪。步枪主要发射步枪弹，有效射程通常为500米左右（依种类和性能分别会有所不同），可以配备瞄具、激光、手电、脚架等战术配件，也可装配刺刀以便近身格斗。有的步枪还可以发射枪榴弹，具有一定的面杀伤和反装甲的能力。

[3]上海的第二跑马厅兴建时，在道契上注明的用途就是“公游之所”，即公共游乐场所。第二跑马厅建成以后，被称为“新公园”，先前所建的第一跑马厅被称为“老公园”。

[4]Recreation Ground.1860年，4位英国侨民，分别是麟瑞洋行大班安卓布、宝顺洋行大班典题（又有译为颠地，H. W. Dent）、琼记洋行大班希尔德（A. F. Heard）、怡和洋行大班惠托尔（J. Whittall），通过向寓沪西侨公开招股的方式组织集资，集得股份138股，每股50元，得股金6900元（合银5365.5两）。他们用其中4421两银子购得“新公园”中空地34.5亩，建立了一个开展各种体育活动的运动场，称之为公共运动场。

[5]Order of Bath是英国的骑士团荣誉勋章，成立于1725年。名字来源于中世纪骑士授予仪式中的“洗礼”（Bathing，有净化、圣洁之意味）环节，勋章共分为三级：Knight Grand Cross、Knight Commander、Companion。K. C. B.为其中第二级Knight Commander荣誉勋章的缩写。

[6]全称Agra & Masterman's Bank Ltd.，该银行在1866年因为全球性金融风暴倒闭。

[7]施耐德步枪，全称为“施耐德-恩菲尔德”（Snider-Enfield）步枪，是由英国皇家轻武器工厂（RSAF Enfield）配合雅各布·施耐德（Jacob Snider）设计的按侧面装弹式枪机研制的一种后装式单发步枪。本枪为英国历史上第一种发射类似现代定装弹的制式步枪。为了节省成本，加快大量装备，英军透过转换工具把1853年型恩菲尔德前装线膛步枪改装成施耐德样式的步枪，并一直服役到1871年，最后被“马提尼-亨利”（Martini-Henry）步枪所取代。

[8]Police-Constable，是香港警察职级（参照英国警衔）中最低级员佐级职级，为初级警务人员的级别，位阶在高级警员之下。

[9]卡宾枪，音译自英文carbine，原意骑兵步枪，又称卡宾枪、马枪、骑枪，是构造和普通步枪基本相同，但枪管短于一般步枪、射程略近的轻便步枪。该枪起源于19世纪拿破仑战争中法国卡拉宾骑兵（法语：carabinier）所使用的一种短铳。多数情况下，卡宾枪只是同型普通步枪的缩短型，以牺牲精度和威力来换取机动性。

[10]性此。处O. C.是Officer Commanding的缩写。

[11]据译者考证，1891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杨树浦一带越界筑路，扩充租界，引起当地农民纷纷起来反抗。

[12]多管枪是欧美国家在19世纪60至80年代用于作战的高射速军用枪，是单发枪向机枪过渡的速射枪。它的创制和使用，是轻武器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传入中国的多管枪，包括美国加特林（Richard Jordan Gatling）少校在1862年创制的手摇6管枪，美国人诺登飞（Nordenfeldt）制造的10管枪，以及法国枪械师哈齐开斯（Hotchkiss）在1871年创制的5管枪。由于多管枪枪体笨重，在战场上不便机动，不久便被射速更快、机动性更好的机枪所取代。

[13]李-梅特福步枪（Lee-Metford rifle）出现于1889年，该枪起名缘于采用了詹姆斯·李（James Paris Lee）旋转后拉式枪机和可卸式弹匣，辅之以威廉·梅特福（William Ellis Metford）所创新设计的七条槽道的步枪枪管。它的出现取代了“马提尼-亨利”步枪，但仅服役了很短时间，即被相似的“李-恩菲尔德”（Lee Enfield）步枪所取代。

[14]原文“VIVAT REGINA：VIVAT IMPERATRIX. DOMINE SALVAM FAC VICTORIAM”为拉丁文，这句话来源于中世纪欧洲的经文歌。魁北克征服之后，天主教徒开始为英国君主祈祷，由此传播到英格兰的天主教徒中间，他们会在周日弥撒结束时演唱此曲。

[15]原文为“Major”，疑误，为“上尉”。

[16]马克沁机枪由英国爵士马克沁（Hiram Stevens Maxim）发明的第一种全自动式的机枪，被认为是“英帝国全球扩张最得力的武器”。马克沁因在射击步枪时肩膀所受到的后坐力冲击获得灵感，开始研究以后坐力来让自身子弹上膛的自动枪械，于1883年6月至7月注册专利。马克沁机枪成名是在1893—1894年的第一次马塔贝勒战争中，英军以50人操作4挺马克沁机枪击退了5 000祖鲁人的进攻。

[17]“维多利亚十字勋章”（The Victoria Cross），是英联邦中的最高级军事勋章，奖励给对敌作战中最英勇的人。它可以授予军中担任任何职务、处于任何级别者，以及在军事命令下担责的平民。“乔治十字勋章”则只授予平民，程度较低一级。在英国，它一般由国王或女王在白金汉宫亲自颁给获勋者或其直系亲属。在其他英联邦国家或者地区，则由总督颁发。最初在1856年由维多利亚女王提出，以奖励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战斗英雄。

[18]英文原文为O. Moore Creagh，是书写错误。

[19]即1905年的“大闹会审公堂案”。

[20]此处不确，事实上所关押的只有一位，是已经去世的广东籍官员的妻子——黎黄氏。

[21]万国商团与巡捕开枪镇压抗议之中国民众，造成多人死伤。

[22]快射炮（Quick-firing gun），顾名思义，特点在连续快射，于19世纪八九十年代引入战场。英国传统上习惯以所用炮弹的最大重量来指称小型武器。据评估，该枪能够发射最大重量为15磅（6.8千克）的弹丸，而实际上该枪使用弹丸的重量在14磅（6.4千克）。

[23]Lord Kitchener，全名为Horatio Herbert Kitchener，1850年6月24日生于爱尔兰，英国陆军元帅，第一代基奇纳伯爵，参与过多场英国殖民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扮演了重要角色，于1916年6月5日因船触雷遇溺身亡。

[24]原文European War，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主要是欧洲诸国的混战，故而当时被称为“欧战”。

[25]Army Council，译为“英国陆军委员会”，成立于1904年，是英国所有陆军的最高级行政机构，1964年重组为“英国陆军局”（the Army Board）。

[26]榴弹炮是一种火炮，最早发明于17世纪末的瑞典，火炮身管口径比较大，弹道较弯曲，初速较高，能采用多级变号装药获得不同弹道曲线，并不适合直接射击水平目标，是地面炮兵的主要炮种之一。

[27]原文Lewis gun，又称为Lewis automatic machine gun，或是Lewis automatic rifle，由美国陆军上校艾萨克·刘易斯（Isaac Newton Lewis）于1911年发明，但美国陆军并未首先采用，而是在1914年英国伯明翰轻兵器公司（BSA）买下刘易斯机枪在英国生产特许专利后，使得刘易斯机枪在英国军队中被广泛运用、发扬光大。刘易斯机枪的特色是独特的枪管冷却罩、由顶部进弹的圆形弹鼓，陆军型较早退出现役，但空用机枪版本一直运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甚至是朝鲜战争中仍有运用。

[28]原文为1922年，对照前后文之史实，译者认为是1923年之误。

[29]山炮是火炮的一种，设计用来进行山地战和其他重武器难以进入地方的战斗，大约在19世纪开始出现。山炮的设计虽然与步兵炮类似，但口径是野战炮标准，特色是短炮身、低初速，弹道特性偏向榴弹炮。由于它们能拆成小的部件装入袋中，所以也称为打包炮及便携榴弹炮，在美国内战中又被称为山地榴弹炮。山炮的角色到20世纪中期逐渐被迫击炮取代。

[30]“大英帝国最优秀勋章”之员佐勋章等级。

[31]应对的是北伐期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32]Defence Force，又称为“Shanghai Defence Force”，笔者译为“上海防卫军”，是北伐期间英国政府为稳定上海租界局势而派出的一支武装力量，由邓肯少将领衔，驻军至1927年底，撤出上海。

[33]“英勇十字”勋章（法语：Croix de Guerre，有时法文小写Croix de guerre意为[Cross of War]），1915年法国所设置的军事勋章，被授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或在其他冲突中，有英勇功勋的军人、民众和城市，还颁发给对法国有贡献的外国人。勋章颁发时，因授勋者的不同身份配有6种不同的特别装饰，分别是配青铜星、银星、鎏金银星、青铜棕榈、银棕榈、鎏金银棕榈。

[34]原文为The 1932 Troubles，直译为“1932年的麻烦”，本文统一处理为“一·二八”事变。

[35]另八”有事译名变。为“通讯队”或“信号队”等。

[36]另有译名为“译员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