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高职的特色：强化创业教育

人类社会的发展若以经济状况为依据，可以分为先后相继的三个时代：首先是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以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等）为基础；其次是工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以机械、电气、能源和资本为基础；然后是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以知识的生产、处理、传播和应用为基础。1996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首次正式在国际组织文件中使用了“知识经济”概念，使这一概念在全球范围内流传开来。据该组织分析，“知识经济”中的知识分为四类：一是事实知识，告诉人们“是什么”；二是原理知识，告诉人们“为什么”；三是技能知识，告诉人们“怎么做”；四是人力知识，告诉人们涉及“谁知道和谁知道如何做某些事”的信息，即关于管理的知识和能力。第一类和第二类知识称为归类知识，可通过读书、听讲和查看数据库而获得；第三类和第四类知识称为缄默知识，一般难从书本、传媒获得，主要通过实践或以师带徒等特殊途径获得。由此可见，“知识经济”里的知识，包括知识和能力两个方面，包括科学和技术两个方面，科学又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总之，知识经济中的知识，包括科学、技术、能力、管理等。知识经济是以这四类知识为基础，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经济，其发展趋势显示四大特征：

其一，开放化。知识经济系统的开放是全方位、大幅度的，不仅是系统内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子系统相互开放，而且是世界各国、各地区构成的区域知识经济系统也相互开放，如跨国公司的兴起、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全球化、金融市场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国际化等。WTO规则的核心就是开放贸易，各国拿其最佳产品和其他国家的最佳产品作交易，各方面都有优势的国家和某方面相对只有较小优势的国家都可以从开放贸易中获利。

其二，智力化。职业的科技含量加大，使许多职业劳动呈智力化趋势。20世纪初，发达国家的工厂里90％的人从事体力劳动，50年代仍占多数，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人占到80％以上。1991年至199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25～64岁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由55％迅速增加到65％，其中高等教育程度的比例由19％增加到25％。据专家统计，现代社会知识的半衰期已缩短到5～7年，终身学习成为必然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经济也是建立在劳动者知识化和学习终身化基础上的经济。[1]

其三，信息化。信息是知识经济的“血液”、“生命线”，知识经济的发展速度取决于信息化程度和信息资源的利用程度，信息已与物质、能量并列，成为人类可以利用的最基本的三项资源。计算机的问世极大地推动了信息科技的发展，计算机问世以来，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大型计算机，关键是信息处理；第二次浪潮是个人计算机，关键是信息获取；第三次浪潮是交互式网络，关键不仅是信息的获取，而且包括信息的传输、交流。环球网络已成为科学家的环球实验室，成为人们获取和交换各方面信息的重要渠道。20世纪80年代出现智能计算机，模仿人的思维功能，并有声音和图像的识别能力，称为机器人。从此，信息技术的发展由电脑时代、网络时代进入机器人时代。

其四，新颖化。知识和技术的新颖程度、创新速度体现经济增长的力度，应用新知识和开发新技术的能力水平是经济竞争力的核心。西方称当代为“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更新的周期变短，学者拥有的知识，过去在校时学习80％，毕业后学习20％就够了；当代80％的知识靠毕业后继续学习。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周期在18世纪为100年，19世纪迅速降低到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仅为7年。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形成面向市场的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机制”。1998年初，他在中国科学院《迎接知识经济，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上批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科技的发展，知识的创新，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

创新原是一个与市场紧密联系的经济学概念，被公认为世界创新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最早提出创新理论，首次将创新概念的内涵界定为“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新华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知识经济的创新战略》是我国第一部知识经济的权威译著，作者是美国的艾米顿女士，她将创新概念的内涵界定为“一个价值系统”，其核心是“把思想推向市场”，其过程是“把理论推向实践”，她认为知识经济时代“成功的关键因素不仅是新想法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这些想法的实现”。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形势需要，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开展创新教育，高职则要大力开展创业教育。什么是创新教育？它与创造教育、素质教育、创业教育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创新教育不是某种层次或某种类型的教育，而是普遍适用于各级各类学校的一种新的教育思想、新的教育原则、新的教育活动，它通过教育创新过程，使受教育者树立创新意识，弘扬创新精神，增强创新能力，成为创新人才，从而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教育需求。创新教育是教育创新的阶段性成果和最终的结果，与创造教育、素质教育、创业教育是四个相关而不相同、相异而不相斥的概念。[2]我国教育界对创新教育与创造教育的关系存在认识上的大同小异，原中央教科所所长阎立钦教授1999年7月接受《教育研究》记者王磊专访时，谈到创新教育与创造教育的异同时指出：“一是时代背景不同。应该承认，国内外不同时期创造教育的提倡者都是站在那个时代的前沿，用很先进的思想提出的，并取得一定的成绩，应充分肯定。但毕竟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不相同，我们面临新的时代，有其特定的时代特征。二是研究目的、内容和重点不同。过去的创造教育在实施过程中更多侧重在操作层面上，如动脑、动口、动手，搞小发明、小制作，或开展思维训练，发展和培养思维能力。对于这些，创新教育也应重视，但光有这些还不能真正地培养创新人才。创新教育不仅仅是教育方法的改革或教育内容的增减，而且是教育功能上的重新定位，是带有全面性、结构性的教育革新和教育发展的价值追求。”“着重强调要营造人才成长的‘土壤’和良好环境”，“两者不矛盾，在很多方面甚至在一些基础方面都是相通的”，“创新教育可以说是创造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和升华”。创新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是突出重点和全面发展的关系。创新能力是知识经济时代人最重要的素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阐明素质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推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彻底转变，必须深化教育改革，进行教育创新，包括教育观念创新、教育目标创新、教育结构体系创新、教育组织形式创新、教育任务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创新、教育外部环境创新等。没有教育创新和创新教育，不能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突出素质教育的重点，有利于以点带面，把素质教育落到实处。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后，将获得“第三本教育护照”作为教育改革和研究的项目，在中国、印度、印尼、菲律宾等国进行实验。我国作为该项目的参与国，将这种教育理论指导下的教育活动称为创业教育，从1990年下半年起，在江苏省、北京市等6个省市进行实验。创新教育与创业教育的关系是奠基与增值的关系。创新教育是分阶段持续进行的，每个阶段各有重点，随着重点的转移而实现阶段性与持续性的统一。基础教育阶段是创新教育的初级阶段，学生所创之新只对人的发展具有奠基价值，而对社会发展没有经济价值；高等教育阶段是创新教育的高级阶段，为学生提供把新思想转化为新产品乃至新产业的时空条件，像美国艾米顿女士在《知识经济的创新战略》一书中写的那样：“把思想推向市场”，“把理论推向实践”，从而实现创新教育的增值即由一种价值（奠基价值）增加到两种价值（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甚至多种价值（经济价值、技术价值、美学价值等）。创业需要培养创新人才，没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人，不可能在职业、事业和家业的现有基础上，不断创造新成就，创造新业绩。由此可见，创新教育是创业教育的前提和基础，不通过创新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创业教育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高职具有双重属性，其中的职业性要求高职的创新教育把创意孵化为创业，其中的高等性在知识经济时代强调针对性。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归纳现代大学的三大新理念：针对性、质量观、国际化，其中的针对性理念是指“应以高等院校的作为是否符合社会的期望来衡量。这里就包括伦理标准、政治公正和批评能力，同时需要在实现社会目标和满足社会需求的基础上，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并更紧密地与就业结合，使个人能够在各种不断变化着的环境中生存，并能适应职业的变动”。据此看来，高职的创新教育必须落实为创业教育，实现教育的本体价值（育人价值）与工具价值（社会价值）的统一，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

当代大学生应当是创业者，国内国外，没有例外。1998年10月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通过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宣言》提出：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观点，培养学生的创业技能，使毕业生不再仅仅是求职者，而首先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这就强调本体价值（育人价值）与工具价值（社会价值）的统一。在高职工具价值的认识上要走出三个误区：误区之一，错误地认为提倡高职的工具价值就会贬低其本体价值，其实不然。两类价值是一物两面，两者统一，不可分割。高职的本体价值是工具价值实现的前提，不能脱离培养人的活动去实现工具价值；工具价值是本体价值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不能为社会直接提供有效服务的高职在知识经济时代没有立足之地。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本体价值与工具价值曾经交替占据主导地位，这是社会根据现实需要作出的有所侧重的正确选择，并不是扬此抑彼。误区之二，错误地认为重视高职的工具价值就是“工具论”，其实不然。《高级汉语大词典》诠释“工具”一词有两个义项：一指工作时所用的器皿；二指为达到、完成或促进某一事物的手段。高职的工具价值即外在价值，是相对于本体价值即内在价值而言的。当代中国高职的工具价值，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表现出来的价值，绝不是“工具论”中的“工具”即工作时所用的器皿。“工具论”的谬误在于：有用即真理，真理只是工具，完全从属于价值。我国教育曾经出现工具价值混同于“工具论”的现象，如“文革”期间把教育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造成了恶劣影响，必须防止这类绝对化和片面性的认识。误区之三，错误地认为发挥高职的工具价值就是狭隘的功利主义，其实不然。1822年，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组织“功利主义学会”，出版了《功利主义》一书，构建了一种资产阶级伦理学说即“利益支配着我们的一切判断”，导致唯利是图甚至见利忘义。发挥高职的工具价值确实讲求功利，但不是狭隘的功利主义，而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正如“形式”一词不等于“形式主义”，“功利”也不能与“功利主义”划等号。从哲学高度看，价值是人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用马克思的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3]这就是说：价值不单纯是客体的属性，也不单纯是主体的需要，而是客体属性和主体需要之间的现实关系，它表示客体的属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主体的需要。作为客体的高职具有双重属性，这是客观的；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也是客观的，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关系中，必然产生也只能产生相应的需要。作为客体的高职既有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又有科学价值、道德价值、美学价值、经济价值等；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既有精神生活的需要和物质生活的需要，又有求真、求善、求美、求富的需要。作为客体的高职双重属性，其内涵随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更受社会条件的制约。总而言之，高职的工具价值不但有客观性和多样性，而且有历史性。

回顾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墨两家并称显学，墨子的教育主张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第十五》），“生天下之大利”（《墨子·兼爱下第十六》）。为此，对“农与工肆之人”传授实用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使各从事其所能”（《墨子·节用中第二十一》），并且高度重视能力培养，“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第三十二》）。清朝教育家颜元主张培养有实学实用、能实习实行的人才，追求教育的功利：“以义为利”，“利者，义之和也”，“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方是圣贤”（《习斋言行录》卷上）；“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习斋言行录》卷下）。他特别强调“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因为这“三事”关系经济与政治：“天下皆读书、著述、静坐，则使人减弃士农工商之业，天下之德，不唯不正，且将无德；天下之用，不唯不利，且将无用；天下之生，不唯不厚，且将无生。是之谓曲学，是之谓异端。”（《习斋记余》）1912年2月，蔡元培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首次正式提出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宗旨。在阐述实利主义教育时指出：“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也。”1917年5月，蔡元培、黄炎培、陶行知等发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陶行知倡导“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生利有二种：一曰生有利之物，如农产谷，工制器是；二曰生有利之事，如商通有无，医生治病是。前者以物利群，后者以事利群，生产虽有事物之不同，然其利群则一。故凡生利之人，皆谓之职业界中人；不能生利之人，皆不得谓之职业界中人。凡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得谓之职业教育；凡不能养成生利人物之教育，皆不得谓之职业教育。”[4]现在，许多发达国家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我国还以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为主，知识经济仅仅初露端倪，科技欠发达，生产力较落后，综合国力还不强，提倡重视并充分发挥高职的工具价值，大力开展创业教育，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大学生创业活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3年，美国奥斯汀德州大学首次举办大学生创业大赛，诞生一批企业。1997年，我国清华大学开展“创业计划大赛”；1999年元旦，我国把高等院校培养创业人才正式列入《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高职的创业指创造就业岗位（主要是中小型企业）、创造从业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及三者之间的循环效益）、创造职业生涯价值（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当代中国高职不但存在这方面的必要性，而且具备这方面的可行性，后者表现为社会有利条件和高职自身优势。21世纪是社会需求多元化、个性化、自主化的时代，导致新职业、新工种、新产品不断涌现，使得长期大量生产同一标准件的大企业面临新问题，而以多品种、小批量、新工艺生产为主的中小型企业面临新机遇。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全国人大将此载入宪法。当时的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要求“探索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有效途径和相应的政策措施，通过政府设立贴息贷款，或借助社会风险投资基金等方式，扶持大学生开办、承包和改造企业，特别是小型科技民营企业”。这为高职生创业提供了社会有利条件，同时，高职院校具有技术人才荟萃、科技信息灵通、实验设备先进、生产基地较多等优势，党政群重视的高度、工青妇联系的密度、经科教统筹的强度、产学研结合的深度、人财物集聚的力度、产供销沟通的速度，是其他院校难以比较的。因此，不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高职创业形势大好，前程无量，而且西部地区的高职创业也切实可行，行之有效。《中国教育报》2004年2月19日第3版报导：广西农职院抓住各地兴建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的机遇，主动与自治区农业厅合作，把学校400亩的实习农场建成了现代农业技术展示中心，成为了现代化高科技的产学研结合的教学实践基地。这个高科技农业示范园，利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用现代科技武装农业，用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试验、示范、推广的方式，展示了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展示了农业的新技术、新品种和新成果，引导农民向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发展，为培养高素质应用创新型农业人才奠定了良好基础。目前，高科技农业示范园区已建成果园、花卉、温室瓜果蔬菜生产展示区，以及工厂化育苗、露地高效农业生产示范区，还配套建设了植物组培车间、生物有机肥厂、沼气池、产品处理配送中心。示范园区的建成，不仅对引导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为学院4000多名在校生提供了良好的教学实习场所，对提高教师、学生的实践技能，理解现代农业，培养综合素质产生了重要影响。新疆农职院从用人单位的岗位需要出发，提出了教育的适应方法，提出了对准市场设专业、对准岗位设课程、对准实践抓教学、对准创业育人才的办学方针。他们根据新疆育种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开设种子专业，针对畜牧业、林果业大发展强化了畜牧兽医专业和园林绿化专业；创新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模式，每一个专业与一个行业企业群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展产学合作，实现了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零距离，学生学习与就业岗位零距离，专业教师与技术岗位零距离，兼职教师与讲台零距离。这些专业一经开设，生源、就业两旺，成为职院的主干专业。为使职院融入社会、服务社会，他们在校园建设中，把图书馆、实验实训大楼、网络中心规划为社会资源共享区，与当地政府合资共建，既利用了院外资源建设职院，又使教育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广泛为社会服务，还使职院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他们创新办学模式，由用人单位根据人才需求的规模和质量，向职院提出培养计划并参与培养的全过程，进而创造了院与乡、院与企、院与县、院与院联合办学的新模式，有效地解决了教育与就业相脱离、教育与经济发展相脱离的问题。高职的创业不是单纯地突出其工具价值（社会价值），而是在创业的过程中同时实现其本体价值（育人价值），这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必由之路，也是当代高职在改革中发展的必然选择。《光明日报》2004年2月19日第2版报导：目前，人才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瓶颈。因此，国家教育部确定在35所高等学校试办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实行两年制，力争在五年内为国家培养出20万左右的软件蓝领人才。软件蓝领不是狭义上的软件编程人员，他们将来所从事的职业可以是软件的编程、测试、行业主流软件的应用，甚至可以延伸到软件产品的营销和管理以及软件产品的后续服务支持等。大连东软信息技术职业学院的办学口号是“教育创造学生价值”，就是在加强和巩固学生基础理论的同时，又从专业理论、动手技能、沟通表达、从业经验、科技视野等多方面提升学生价值。这个过程是学生内涵不断丰富、不断增值的过程。教育创造学生价值，就是把培养学生的社会竞争能力、社会生存能力视为职院的最大价值，保证受教育者及其家庭在教育投资上的高回报率，从而实现“学生创造社会价值”，形成职院、受教育者、社会的价值链。大连东软信息技术职业学院的“教育创造学生价值”和“学生创造社会价值”证实了教育的本体价值（育人价值）与工具价值（社会价值）是统一的，这种创造就业岗位、创造从业效益、创造职业生涯价值的教育即高职创业教育，是高职的时代特色。

高职大力开展创业教育有四项主要任务[5]：第一，树立创业意识，包括创业的需要、动机、兴趣、理想、信念。第二，完善创业个性，包括创业的使命感、责任感、义务感、道德感和独立性、敢为性、坚韧性、缜密性、适应性、合作性等相对稳定的个体心理品质。第三，掌握创业知识，包括初级的知识形态即实践经验、完备的知识形态即科学理论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知识形态即技术知识。第四，增强创业能力，包括创造性思维能力、技术操作能力、技术迁移能力、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等。上述四大要素即创业意识、创业个性、创业知识、创业能力构成高职学生的创业素质，前两个要素属于非智力因素，在创业实践活动中分别起导向作用和增力作用；后两个要素属于智力因素，在创业实践活动中分别起稳定作用和奏效作用。创业素质与基本素质、职业素质、专业素质相比，有五大特性：其一，综合性。是基本素质、职业素质、专业素质的综合，提高到新的水平，重在创新。其二，实践性。在创业实践活动中自身养成并对创业实践活动发挥作用，使创新落到实处，收到实效，贵在务实。其三，连贯性。心理过程和行为过程基本一致并互相连贯，推动创业实践活动不断进行，从一次创业到持续创业，从单项创业到多方创业，从个体创业到群体创业。其四，整体性。四大要素互联互动，整体地作用于创业实践活动，四者不可缺其一，否则就会阻滞整体结构的优化和整体功能的发挥。其五，发展性。个体的创业素质在教育活动、环境作用、自身努力的三重影响下发展，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同步发展，人与社会协调发展。江泽民同志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讲过“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这句话启示我们研究教育问题要应用系统科学，进行立体思维，开辟多元思路，兼顾各种因素。

高职创业教育作为一个系统，既可以从时间上划分为四个子系统：基础教育阶段、职业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成人教育阶段，前一个子系统为后三个子系统奠基；也可以从空间上划分为三个子系统：学校教育方面、家庭教育方面、社会教育方面，前一个子系统为后两个子系统导向。学校教学、生产、实验基地各种活动是创业教育的第一课堂；家庭自办企业和承包田土，水面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是创业教育的第二课堂；社会中小型企业特别是毕业生创办的企业是创业教育的第三课堂。第一课堂与第二、第三课堂比较，具有五大特性：专门性、系统性、高效性、规范性、稳定性，突出的表现形式是按照课程开展创业教育，但是，高职创业教育的课程与学校教育现行的课程有五点不同：其一，课程设置不同。不是单独设置具有较强系统性和理论性的课程，而是采取依托现行课程、开展社会调查、进行实验操作等方式设置课程。其二，课程形态不同。不是学科课程，而是包括活动课程、综合课程、潜在课程在内的开放型课程、设计型课程、操作型课程、竞赛型课程等多种形态。其三，课程内容不同。不是专门的科学文化知识或职业的一技之长，而是创业教育的内容，如创业意识课、创业心理辅导课、创业知识研讨课、创业技能训练课和职业指导课等。其四，课程教学的组织形式不同。不是班级授课制，而是以学校、家庭、社会的实践活动为大课堂，以小组活动和个体活动为主渠道。其五，课程评价的指标体系不同。按照高职创业教育创造就业岗位、创造从业效益、创造职业生涯价值的内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这五点不同，显示高职创业教育的特色，既是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又是人才评价标准的创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人才资源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肖鸣政教授认为[6]，人才标准是引导人们朝什么方面开发和如何开发人才资源的驱动力。“文革”期间，人才以政治条件为标准，大家都想争当贫下中农，把阶级成分当作人才资本。1980年以后，人才以学历为标准，于是大家都去上学，追求学历文凭。1990年前后，有的单位以资历为人才标准，某些人就熬年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现在，有的单位看重年龄，某些人就大动脑筋把自己的年龄变小。有的行业看重资格证书、职称，许多人又趋之若鹜。2003年12月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提出了不惟学历、不惟职称、不惟资历、不惟身份，不拘一格选人才的科学人才标准，基本上属于一种人力资源观的标准。在这里，人才是指那些具备了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的知识与技能，并且为社会做出了一定贡献的人。肖鸣政教授将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提出的“四个不惟”概括为以能绩为衡的人才标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才规格，高职创业教育按照这一标准开展教育活动，按照这一规格培养创业人才，是高职的时代特色。

当代高职大力开展创业教育，培养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创业人才，必须把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结合起来。为此要研究解决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人文教育呢？ “人文”的英语单词humanities直接来源于拉丁文humanitias，这一拉丁文继承了希腊文paideia的意思，即对理想人性的培养、优雅艺术的教育和训练。我国“人文”一词出自“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易经·贲》），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即一方面强调人之为人的修养，另一方面注重礼乐仪文的教学，与国外有异曲同工之处。在不同的时代，人文和人文教育各有不同的内涵。现代人文教育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价值层面，学会做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及其指导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尊重他人，关心集体，热爱祖国，善待全人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增强社会责任感。具备人所独有、动物没有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二是知识层面，做文化人。不但掌握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而且，更注重学习先进的人文学科（文史哲等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知识，通过内化（吸收）、固化（巩固）、外化（应用），又带动新的内化和固化，如此循环往复，将人文学科知识转化为自身文化素质。

第二个问题，高职创业教育为什么要把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结合起来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科学技术是由人掌握并应用的：合理地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就能由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非法地应用到对他人的损害中，就会变化为社会的破坏力；疯狂地应用到非正义战争中，就会恶化为人类的毁灭力。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但是，它本身无罪，罪在应用者的私欲膨胀甚至灭绝人性。人才是创业之本，高职创业教育以应用科学技术于创业实践，培养技术型创业人才为己任，必须引导学生首先成人，然后成才，否则就会使技术在应用中步入禁区，蜕变成骗术、邪术甚至成危害人类社会的权术，其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个问题，科技能不能与人文结合呢？回答是肯定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7]：首先，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成果，是人类探索未知世界这种生存和发展方式的产物，意味着人类的自我实现与自我完善。其次，科学技术是人类最高价值追求即“真”、“善”、“美”的载体，不仅以求真为其使命，而且以改善社会生产和美化人类生活，臻善、达美为其成果和意境。再次，科学技术的进步靠人文精神的弘扬，包括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勇于怀疑、不断否定的批判精神，敢于创新、超越现状的进取精神，坚持真理、造福人类的献身精神等。科技蕴含的人文价值远远不止这三个方面，科技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创造精神文明，在追求真理与繁荣经济的同时也在追求人类自身的发展与进步，在征服自然和开发自然的同时也在解放人性并肯定人的价值。

第四个问题，高职创业教育中怎样把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结合呢？答案是无穷的。一方面，科技教育人文化。要把育人放在创业教育的首位，防止和克服管事不管人、见物不见人的偏向；要在科学教育和技术训练中发展人的主体性（包括自主性、自为性、能动性、创造性等），不能把人异化为物（标准件或机器人）；要在传授科学技术的同时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不能挤压人文学科知识的教学；要在创业过程中以人为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尊重人才”），不能因为追求产值和利润而损伤人性和人情；要促进创业实践的产品人文化，不能只重产品的实用价值而无视产品的审美价值等等。另一方面，人文教育科技化。教育目的包括发展现代科技，为此，教育内容要渗透现代科技，教育方法要运用现代科技，教育手段要推广现代科技，教育组织形式要依靠现代科技，教育管理评价要凭借现代科技等等。总之，在高职大力开展创业教育时，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互联互动，相辅相成，两者结合的方法层出不穷，可以从中展示高职的时代特色。

[1]中央教科所.创新教育——面向21世纪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抉择.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15页

[2] 黄中益.创新教育论纲.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3.21～4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06页

[4] 陶行知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3页

[5] 彭钢.创业教育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112～138页

[6]肖鸣政.确立以能绩为衡的人才标准.中国教育报，2004-02-17

[7] 唐斌.科学教育与人文精神.教育研究，199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