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高职：主动适应当地需求的地方特色

地方是相对于中央而言的行政区划的统称。与教育国际化观念并行不悖的教育个性化观念，要点之一是承认教育的地方差异，“许多国家正在把它们的国家策略分散给地方去制定，并出现了多样化，让地方共同体有相当广泛的行动自由”。[1]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基础教育，很长一段时期是大一统的教育：千万所学校一个样，千万本教材一个版，千万位教师一个腔，千千万万学生无特长。直到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后，才开始基础教育地方化。与此明显不同，职业教育一开始就有地方性，因为职业教育是区域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联结点，科学技术通过职业教育由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成为当地经济建设的主力，使当地直接受益，地方是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和利益主体。职业教育的地方性不但是自身内在的，而且是区域经济的特殊性决定的，这种特殊性是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地理条件、文化技术水平、民族生活习惯等等方面各不相同所造成的。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关于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关系的论述，对于发展区域经济具有指导意义。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扩大了地方经济管理自主权，发挥了地区自然经济优势，增强了区域经济的内部活力。1985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讲：“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此后，贯彻梯度推进的经济发展战略，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经济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按照1985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划定的“三大经济带”的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山西、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安徽9个省，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10个省、市、自治区。东部地区传统的产业结构是“贸工农”结构，以“贸”为龙头，用内贸和外贸带动工农业生产。由于沿海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的有利条件，历史上就已与国外有经济技术合作，科学文化事业发达。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特区的辐射下，引进了大量的资金、设备和先进技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发展工农业生产，特别是按照国际需要和国际标准发展外向型工业和外向型农业，形成了外贸优势，实现了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中部地区传统的产业结构是“农工商”结构，以农林牧副渔业为基础，兴办加工制造业，带动商业服务业。这个地区是我国粮、棉、油的重点产区，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由单一的种植业转化为多业兼营，粮食生产由片面追求数量的速度型转化为质量型和效益型；工业充分利用能源资源和矿产资源，由原料输出型转化为原料加工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提速，商业服务业日趋活跃；交通运输和科技教育有长足发展，劳务经济成为新的亮点。西部地区传统的产业结构是“农林牧”结构，这个地区疆域辽阔，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比较落后。改革开放以来，面貌有很大的改观，改变了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粮食生产，实现了农林牧综合经营和良性循环，具有资源优势的矿业、能源业、建材业、林畜产品加工业逐步发展。每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制约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等，与当地产业结构相适应的职业教育专业结构制约课程结构、教材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等，因而形成职业教育的地方性。我国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已大体上明确是地方性事业，高职机构的设置审批权已下放到省级政府，目前大量的高职院校是由大中城市自行举办的，院校利益与地方利益完全融为一体。它们由地方投资建设，接受地方政府的指令，以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宗旨。近几年来已有部分高职院校由区县一级政府举办，与当地关系更为密切。

高职的地方性外化为地方特色，即主动适应当地的需求，具体表现为主动进行当地人才的需求预测，按需施教。人才需求预测是合理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基本原理有以下三条：[2]

（一）惯性原理。当客观事物的发展尚未发生突变时，保持自身原有的性质和动向，了解它的过去和现在，可以预测它的未来，这一惯性原理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的持续性。现代工业社会将进入知识经济社会，这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大趋势。美国是世界上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后，2/3的从业人员与信息工作有关。1997年45％的家庭有电脑，大约4人就有一台个人使用的电脑，因特网用户（含单位和个人）占世界用户的54％，率先进入知识经济时代，20世纪90年代10年的经济保持109个月的高速增长，获益于信息技术，对我国不无启示。新世纪初，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信息的收集、加工、处理和应用形成惯性，信息业将会超常规发展。如果按照劳动者的1％计算，至少需要600万名信息工作人员，高等职业学校的计算机应用、信息工程等专业要扩大招生规模，加快发展速度。为了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势必提速，这一惯性将激化人多耕地少的矛盾，需要进行农业的战略调整，向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现代化转变。其新思路是改造传统种植业为立体型绿色农业，创建以微生物工厂化生产为特征的白色农业，发展海洋养殖为特征的蓝色农业。高等职业学校将适应“三色”农业的需要，更新专业设置，辐射信息技术，推广“订单农业”和“旅游休闲农业”，推动农业由传统的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延伸。用专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形成产业布局合理、整体功能完善、增长方式先进的农村经济结构。

（二）因果原理。客观事物的发展是普遍联系的，其中最常见的是因果联系。根据客观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我们可以按照已有的原因预测未来的结果，这一因果原理反映客观事物发展阶段的关联性。许多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多种原因造成一种恶果即生态失衡，环保业在20世纪应运而生，成为一支劲旅。90年代初，德国有68万名职工从事环保业，环保产品出口额达350亿马克，远远超过了传统出口行业即出口额为230亿马克的钢铁制造业。如果按德国90年代初环保业从业人员比例计算，我国需要环保业从业人员1000万人，环保技术人员按环保业从业人员的5％计算，需要50万人，据此看来，高等职业学校的环保专业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增长点。生物技术在农业、工业、医学、环保领域有广阔的经济前景，能产生一因多果的效应，即为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食物、能源和环境三大危机发挥重要作用。2000年，日本的生物技术市场收入达15万亿日元。我国入世后，从事生物技术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的人才需求将呈几何级数增长，由此可见，高等职业学校的生物工程专业大有可为。入世后的相关贸易协定将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一因多果的效应，对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不同：食品加工业、纺织业、服装业、建筑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产业将直接受益，而汽车工业、机械和仪表行业的就业人数将减少，电讯、金融等国家垄断和保护的行业将面临挑战。这些产业、行业的人才需求形势，可以作为高等职业学校调整专业设置的决策参考。

（三）类推原理。在客观事物的发展中，当一种现象出现时，常伴随另一种现象发生，两者存在相似的联系，据此可以预测某些现象的即将到来，这一类推原理反映客观事物发展条件的相似性。调整产业结构有两项重要的经济指标：三大产业从业人数在从业者总数中的比例和三大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日本和德国是世界上两个长期保持外贸顺差的国家，日本1977年第三产业人数由1947年的23％提高到53.3％；20世纪70年代，西德的出口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这两个二战战败国不到半个世纪就在一片废墟上建成经济强国，其相似之处是第三产业特别是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腾飞。我国在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上与其相似，1992年以来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与其相似，入世后将以全新的市场理念极大地拓宽国际市场，彻底打破国民经济封闭循环的旧格局。根据类推原理可以预测，第三产业特别是出口导向型企业将有史无前例的发展。高等职业学校要审时度势，大批量地培养第三产业特别是外向型经济人才，包括出口创汇的生产部门、流通部门、管理部门的人才，为此可增设外经外贸、涉外会计、国际市场营销、国际企业管理等专业。根据上述三条基本原理进行人才需求预测的同时，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制定高职的发展计划，因为不同地区经济、科技、教育的基础不同，产业结构调整的实施方案不同，即使在同一时期，人才需求也不同。

东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好，科技水平较高，高职发展较快。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三个世界级的制造中心都在东部地区，这三个区域的人口总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5.45％，国土面积不到全国的10％，却创造了57％的国内生产总值和66％的工业总产值，在对外贸易方面更是占据了全国85％以上的份额，外资的利用也接近全国利用外资的80％。[3]这三个区域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制造基地和制造产品，无论是重工业、轻工业，还是传统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这三个区域都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三个区域的高职把开发人才资源作为第一要务，努力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为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技术人才支持。整个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比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密集型行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工业化进程大体处于高度加工化阶段，高新技术产业正逐步取代传统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199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比1997年增长10.7％，其中东部地区为12.2％。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要求从业人员能把科学发现转化为工艺流程，把宏观决策转化为微观管理。既要掌握必要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理论知识，又能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不但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组织生产的能力，而且有较强的实际动手能力。这类从业人员必然由高职承担培养任务，是高职主动适应当地需求的客观依据，也是高职形成地方特色的社会条件。1998年，上海市举办高职教育的院校有43家，共设130个高职专业点，按高职专业点数计算，其中3.9％为第一产业，46.9％为第二产业，49.2％为第三产业。上海市的高职从城市功能定位出发，以产业结构调整的比例为依据，按照不同行业对人才规格的不同要求培养人才。如第二产业进行结构调整后，确立了汽车制造业、通讯信息设备制造业（含计算机制造业）、钢铁制造业、电站成套设备及大型机电设备制造、家用电器制造业为支柱产业。1999年高职工科类专业招生数比1996年增加了21％，经济类专业招生数比1996年增加了96％。适应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些传统专业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更有一批新兴专业相继产生。1999年，上海市信息产业增长率为20.6％，高职的电子信息技术类的专业点达24个，在第二产业 专业中占18.5％。其中，计算机及应用专业1999年招生数由1997年的1775人增加到2626人；装潢设计专业1999年招生数由1997年的260人增加到473人；商务英语专业1997年未招生， 1999年招生225人。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东部地区的高职教育层次逐步高移，已有不少本科层次、研究生层次正在增加。北京市中关村的从业人员，博士、硕士占7％，本科生占20％，专科生占20％多。1992年台湾省的三所技术学院除有本科在校生7725名外，还有硕士、博士研究生1155人。[4]2001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要求：“提高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东部地区要在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继续走在前列，有条件的地方争取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优化产业结构，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出口产业。发展外向型经济，广泛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促进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增加创新优势，进一步发挥环渤海、长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区域在全国经济增长中的带动作用。发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以此为据，东部地区的高职将主动适应当地需求，着重培养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和外向型经济方面的人才，使本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

中部地区的经济、科技、教育的基础介于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进入新世纪后，大力推进了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是地区经济由农业占主导地位向工业占主导地位，以大机器生产取代手工操作的现代工业发展过程，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过程，是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工业化的指标一般采用工业产值占工农业产值的比重或制造业中消费资料工业与生产资料工业的净产值比例。全面考察工业化的程度，其指标体系应包括：工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工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比重、工业和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农业的生产效率、人均收入水平等。农业产业化是农业领域的生产、加工、储藏、运输、销售和其他为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企业实行一体化，形成产业链，在稳定和提高农业生产质量和效益的同时，大力发展以乡镇企业为载体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提高非农业产值的比重。乡镇企业向提高科技含量、开展规模经营、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形成合理的、有竞争力的产品结构，通过社会化服务和完善流通设备，使之货畅其流，形成一大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带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城镇化又称城市化、都市化，三个概念都译自同一英语单词urbanization，该词的词根urban既表示town（城镇），又表示city（城市、都市）。但在汉语中，“都市”的“都”从古至今泛指大城市或指国家行政首府，城镇专指城关镇、建制镇等大型的镇而不包括大、中城市。城市化是伴随19世纪初欧洲（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而出现的，工业化必然带动城市化，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引起大量“城市病”之类的社会问题。我国城市化的基点是重点建设中心城镇，根据各地特点分类指导，中部地区则提城镇化。城镇化是中、小城市数量和范围的扩展过程，即由乡村社会、乡村文明逐步转变为现代城市社会、城市文明的自然历史过程，具体含义包括：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为主逐步转变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劳动力结构和人口分布结构由以农业、农村为主逐步转变为从事非农产业、居住城镇为主，文明性质由自然经济封闭、落后的传统农业文明转变为市场经济开放、先进的现代城市文明，居民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文化素质全面提高和逐步现代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城镇化存在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关系，以工业化为主导。美国经济学家按照人均收入水平将工业化分为六个阶段，我国2001年人均GDP（人民币）为7156元，折合为908美元，为工业化初级阶段。从工业化程度看，东部地区大都实现了高度加工，高新技术产业取代传统工业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为工业化的中级阶段；中部地区的工业占主导地位的是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具有优势的行业，为工业化的初级阶段。1997年，中部地区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在全部独立核算的工业总产值中占8.8％，比东部地区低9.1％。199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比1997年增长10.7％，中部地区为10.6％，比全国平均增速低0.1％。[5]以商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也以工业为基础，从而拉大了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以中部地区的湖南省和东部地区的广东省为例，《湖南日报》1999年12月30日比较两省1997年的差距主要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差距：第一产业只相差134.1亿元；第二产业相差2480.9亿元，与1980年相差25亿元比较，差距几乎扩大了100倍；与第二产业密切相关的第三产业也相差1701.6亿元。中部地区许多省处于江河、铁路的交通枢纽地带，交通便利，土肥水足，气候宜人，矿产、水利、旅游等资源十分丰富，农业剩余劳动力最多。因此，中部地区的高职农科类专业积极拓展传统的专业范围，把种子工程、生物工程、温室工程等一系列高科技兴农项目和乡镇企业生产经营项目作为重点，努力移植和推广东部地区先进的技术和工艺，为农业产业化培养人才。同时，主动适应当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需要，实施个性化、多样性、开放式发展战略。如湖南科技职院的皮革工艺、革制品设计与制造、塑料工艺、玩具设计与制造、人工烟火技术等专业均为全国极少开设的专业，具有独特的发展优势。该院根据长沙煤矿安全培训中心的理论与实践创办安全工程专业，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趋势与怀化市、衡阳市联合培养电光源、旅游等专业人才，与广东顺德汉达集团、湖南三一重工及中联重科等大型企业联合举办工民建、物业管理、旅游与酒店管理、电子电器、机电一体化、计算机、模具设计与制造等专业，并与印度最大的软件教育机构NIIT（印度国家信息学院）和湖南软件生产的龙头企业创智科技园合作，在全国高职中率先引进国际领先的NIITE点通课程，以学历证书十国际权威软件工程师证书的课程模式，致力于培养湖南省紧缺的IT专门人才，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长沙民政职业学院的办学指导思想是“立足民政，面向社会，适应市场”，特色主要在“立足民政”上，设置了民政管理、社会保障、社区建设与管理、老年人服务、现代殡仪技术与服务、假肢矫形器设计与制造、戒毒与康复等专业，体现了当地人才需求的“长线”、“短线”、“缺门”等。该院靠特色求发展，2003年学生人数由1994年的1300人增加到一万多人，现还在大兴土木，扩大办学规模，加快发展速度。[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要求“加快中部地区发展，充分发挥中部地区承东启西、纵贯南北的区位优势和综合资源优势，加快发展步伐，提高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巩固农业的优势地位，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区域性、专业化、大规模的农产品生产、流通和加工基地。加快调整工业结构，改造传统产业，建设能源基地，发展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搞好大江大河大湖治理，继续加强交通、通信、仓储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以长江、陇海、京广、京九、京哈等沿线地区为重点，壮大沿线城市规模，充实中心城市，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经济带”。以此为据，中部地区的高职将主动适应当地需求，着重为“三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城镇化）培养人才，加快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

西部地区的经济落后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1998年，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仅比上年增长8.02％，比全国平均增速低2.68％，比东部地区低4.18％，比中部地区低2.58％。农林牧业的科技含量不大，交通运输设施不够，贫困县和文盲半文盲不少。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比较，高职的个人需求不足，办学条件较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从实际出发，积极进取，量力而行，统筹规划，科学论证，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力争用五到十年时间，使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有突破性进展，科技、教育有较大发展。要开拓新思路，采用新机制，着力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积极吸引社会资金和外资参与西部开发和建设。”“加快水利、交通、通信、电网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突出抓好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节水和开发水资源等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工程。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保护天然林资源，因地制宜实施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推进防沙治沙和草原保护，注意发挥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巩固和加强西部地区的农业基础，发展有特色的农牧业、绿色食品、旅游、中草药及生物制药等，推进水电、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钾盐、磷矿等优势资源合理开发和深度加工，加快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推广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有重点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依托亚欧大陆桥、长江水道、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干线及中心城市，以线串点，以点带面，实行重点开发，促进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和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的形成，提高城镇化水平。”以此为据，西部地区的高职主动适应当地需求，形成自己的特色专业、拳头专业、精品专业，培养适用人才，大有可为。如四川省从2001年起先后审批设立了20多所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其中，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认为“办学要扬长避短”，“特色就是生命”，“学院有没有特色，直接决定了它有没有生存的空间，有没有一席之地”。该院将建设类专业作为自己的拳头专业、精品专业，形成了三大特色。特色之一，校企合作，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借企业之手，探市场之路，学院与企业看重的是“双赢”。特色之二，定位准确，办学思路清晰。在扩大招生规模和专业设置上，不跟风，不盲从，走自己的路，培养把设计图纸变成建筑物的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特色之三，学生成才率高，毕业生特别适用。全国很多建筑集团认为：“要适用的建设类学生，到四川建院。”自2000年以来，该院毕业生一次签约率均超过90％，历届毕业生就业率均为100％。[7]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证明：西部地区的高职只要形成地方特色，主动适应当地需要，就能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逐步缩小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甚至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间的差距作出重大贡献。

我国国民经济的梯度发展战略，旨在用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也就是由地区经济的非均衡发展逐步走向相对均衡发展。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要求“东部地区要加强与中西部地区全方位的经济技术合作，支持和参与西部开发，更好地发挥对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与国民经济的梯度发展战略相适应，高职的地方特色是主动适应当地需要，由此而产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省、市、自治区内各地区之间高职的非均衡发展，即高职发展在速度、规模、质量、效益上的差异。这种非均衡发展可以有效地摸索和逐步地积累高职发展经验，形成一些“增长极”，培养一批示范点，以点带面，加强宏观范围内高职发展的实践指导，避免高职发展步入误区，防止高职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教育资源的浪费现象，减少高职大面积发展的代价或成本。但是，高职长期的非均衡发展会拉大高职的地区差距，造成教育不公平，对经济、科技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造成不良影响。因此，认识高职的地方特色要克服片面性、绝对化的形而上学观点，主动适应当地需要并不排除为其他地区培养人才和对兄弟地区的高职发展提供帮助。当高职非均衡发展经历一段时间，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应追求地区之间的高职相对均衡发展，由国家鼓励和支持相对滞后的地区发展高职，实现后发展效应，即从先发展的地区得到启发、借鉴和援助。由此可见，高职的非均衡发展和相对均衡发展是先后相继、相异而不相斥的关系，是完善高职地方特色的双重任务，不能厚此薄彼、扬此抑彼甚至顾此失彼。就现阶段全国高职的发展状况来看，由于历史基础的差异、自然条件的差异、区域经济的差异和普教水平的差异，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包括高职在内的高教已达到严重失衡的程度。东部地区面积相对小些，人口总数多些，人口密度大些，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积共130多万平方公里，只占全国总面积的14％，1999年的人口近5.1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0％。西部地区1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积共54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56.7％，1999年的人口仅3亿，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5％。1999年，我国共有高校1071所，其中东部地区512所，占47.8％；西部地区203所，只占18.9％。东部地区平均每校在校生数为4022.66人，西部地区平均每校在校生数为3632.83人，相差389.83人。当年全国平均每万人中高校在校生数为32.8人，东部地区为850.17人，西部地区只751.54人，相差近100人。[8]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资源开发上的差距必然造成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2004年2月17日《光明日报》第2版发表朱玲珑的《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一文，披露我国贫富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发展的不平衡性日益突出。首先是城乡差距。200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703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476元，前者是后者的3倍多。其次是地区差距。据2002年各省、市、自治区人均（DP排行榜显示，最落后的省份人均GDP只有3121元，而最发达的省份人均GDP达到15822元，是最落后省份的5倍多。最发达的直辖市人均GDP更是达到32258元，是最落后省份的10倍多。再次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一些私人企业主个人资产上亿元，但全国农村还有3000多万人口未解决温饱问题，其中80％在西部地区；城镇还有2000多万人口处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其中70％以上在西部地区。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包括高职在内的高教严重失衡的状况必须改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贯彻“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五个统筹”契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经济中心论、部分先富论的继承和创新，都是既突出重点论又坚持两点论的典范。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努力实现协调发展，也指导我们追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高职相对均衡发展。为此，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西部地区的省、市、自治区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把高职列为高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像湖南省建设岳麓山大学城一样，在城市与高职之间搭建一座交流的桥梁，既发挥市区普通高校对高职院校的辐射功能，又为科教兴市创造条件。同时，选择西部较发达的城市作为高职的“增长极”，由“根据地”发展为“网络式”，最终提高西部地区的高职整体发展水平。如现阶段陕西省西安市的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较好，特别是民办高等教育与北京市、上海市并称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三大基地，可以作为西部地区高职的“增长极”，带动西部地区各省会城市作高职的“根据地”，实现“网络式”发展。另一方面，中央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时应引导高职相对均衡发展，对西部地区高职实行优惠政策，如扩大高职招生计划，降低高职新生录取分数线，增加贫困学生的生活补贴等。其次，国家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幅度，指导西部地区调整地方财政的支出结构，使地方财政拿出更多资金办高职。再次，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开展省际、院际的对口援助，包括人力、财力、物力的支持。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均衡的，均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能照搬东部地区的高职经验，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省域之内各地级市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都有水平差异，因此，高职要立足本地，形成地方特色，靠特色求发展。

高职怎样体现非均衡发展与相对均衡发展统一？怎样做到共性与个性结合？怎样办出地方特色？美国的社区学院对我们不无启示。美国伊利诺依州杜培郡学院院长Michael Murphy博士在我国江西省2001年职教国际周的演讲中介绍：[9]美国的社区学院始于100多年前的初等大学或两年制大学，那时，美国工业化迅速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大大增加，传统高等院校已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因为大部分的传统高等院校都不在人口集中的地区，为适应这些公民的需要，很多州开始拨款创建社区学院。这些州的共同目标是为每一个公民在其短程交通所至之区域内（中国的走读范围内）提供高等教育，至少提供最初两年的教育。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自1965年以后，美国的社区学院蓬勃发展起来，有段时间，全美国几乎是一个星期就创建一所新的社区学院。从美国的教育制度来看，美国的宪法从未直接涉及教育，因此，为其公民提供教育机会的责任就成了现在的50个州的州政府的责任。联邦政府的总预算内，只有1.7％是用于教育的，这点预算经费相当于全美教育实际开支的6％，大多数教育经费来自于各州政府与地方政府。可以说，在美国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教育体制。每一个州的教育体制都是独立的，但与其他州的教育体制相比，又有共同点。虽然州与州相比，它们的教育体制都很相近，但是，它们绝不是相同的，社区学院也不例外。它们灵活机动，从当地需要出发，在州政府所订的笼统的规定之内，各社区学院可教授各种对当地有用的课程和课目。依利诺依州共有49所社区学院，市区的社区学院就不会教与农业或兽医有关的课，而在乡村的社区学院就不会教工业制造或房地产产业的课。六七十年代社区学院的先驱者们有一种高瞻远瞩的理想，有明白社区需要的先知先觉，有敢于冒险的勇气，还有因地制宜的创造力。当时，他们在传统高校教育者的眼中是不足挂齿的，现在，这种看法大大改善了。从Michael Murphy博士的这番话中可以了解到：适应当地需求，因地制宜办学，是美国社区学院的成功经验。

我国中西部地区，高职适应当地需求会不会制约发展空间呢？不会！可以湖南省为例。湖南省从业人员的素质状况与全国大体相当，并在许多指标上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全省从业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只有4.66％，是全国19个不足5％的省份之一。目前，全省工业内部，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性大的制造业产值比重仅为17.1％，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6.4％个百分点。省委省政府制定的工业化具体目标之一是：到2005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30％以上。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提高全省工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根据全省部分工业行业的人才需求预测，2003年到2010年，这些行业需增加大专学历以上的技术人员18万人，学历提升20万人。全省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明确提出，高教大众化的主体是高等职业教育，必须继续调整高等教育结构。目前，全省高等教育在校生中，普通高等院校和高等职业院校在校生比为1∶0.8，这种结构是不合理的。根据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地区高等教育结构与地区经济发展结构两相匹配的经验来分析，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中，应用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的数量比大约是4∶1。湖南省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到2010年，全省高等学校全日制本专科生将达到80万人，其中高等职业院校在校生达到30万人。今后，普通专科教育要逐步转向高等职业教育，一部分工科类本科院校要转向培养应用型人才，通过这样的调整，使全省高等教育结构逐步趋于合理。湖南普通高校连续几年扩招，本科生均教育资源已经相当紧张，一些重要指标的生均占有量已连续4年下降，继续扩大规模的潜力不大，而高等职业院校将是高教规模扩张的主体。[10]对湖南省作案例分析足以证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高职适应当地需求，实施“需求型”发展战略，用人才需求拉动人才供给，既能使高职主动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又能使高职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218页

[2] 黄中益.新世纪初我国高等职业学校的特色.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职业技术教育，2002（4）

[3]姜涛，李德刚.中国制造业的区域结构特点.未来与发展，2002（6）

[4] 唐艳平.产业结构调整对职业教育的影响.职教论坛，2002（12）

[5] 袁玥.区域经济特征与区域职教发展模式.河南职技师院学报职业教育版，2001（1）

[6]段志坚.个性化、多样性与开放式——关于高职院校发展战略的思考.湖南职教，2003（1）

[7]胥茜.高职高专院校发展缘何冷热不均.中国教育报，2004-01-08

[8] 彭泽平.当前我国东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区域失衡的几点比较.比较教育研究，2002（5）

[9] MICHAEL MURPHY.美国社区学院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关系.职教论坛，2001 （6）

[10] 许云昭.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明确方向，准确定位，促进我省高等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湖南职教，2003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