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流式

“日新月异”观念主要包含人们的变革和创新意识,其中关于“时”的观念,尤其值得人们深思。强调“时中”、“与时偕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日新月异”观念与简单机械的进化论不同,反映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精神。

“日新月异”观念涉及的内容很丰富,比如中国哲学思想中对宇宙、事物变化、人性生成、理气关系等多方面的考察,也是体现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和永不衰竭的文化活力的重要途径。

一、　“日新月异”理念与生生不息

中华民族世代绵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在历史变迁中,中华文化始终保持着巨大的生机和活力,从未中断,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表现出极强的整合性、稳定性和创新性。它反映了日新月异的中华文化理念。

日新月异的理念源远流长。商汤的《盘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意思是:要天天除旧更新,不间断地更新又更新。这个铭文中蕴藏着日益创新和不断变革的精神。它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进取精神。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更新,主张每天都要有新的收获,要不断日新,而不能沉迷过去,贪恋陈旧,不知变化,体现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变革求新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在现代社会,仍为人们所推重。

日新月异的理念从侧面折射出中国古人眼中的世界图景,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社会及其关系的基本看法。

在人们眼中,世间万事万物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它充满着生机和活力,而且这种生机和活力并非来自事物外部。“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诗经·大雅·旱麓》)就生动地描写了这种情状,它后来成为理学家表达理学思想和人生境界的重要凭借。空中飞鸢翅击长空,水底游鱼欢快地跳跃。俯仰之间,一幅自由生动、生机勃勃的景象跃然目前,透显出万物并生、生意盎然的生命洞察和广阔胸怀。

四季运行不息,万物欣欣向荣,事物本身永不停歇的生化过程,正是“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理念赖以产生和演变的基础。天地自然没有意志、默默无言,春夏秋冬四时自然更替,万物生长变化,这就是自然世界。在古人看来,自然界中蕴含着运动规律,道家人士称之为“道”。比如,他们认为:“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生。”(《庄子·至乐》)天因为无为而清静,地因为无为而安宁;这二者的无为相互交合,万物由此变化生成。庄子学派主张自然无为是天地的本然状态,正是由于天地的自然无为,万物顺其本性而自然生成。天地之所以伟大,正在于它们自然而然,没有任何的意欲和目的,如此恰恰成就了万物,使万物按照自己的本性,化生不已。

关于日新月异的内在动力,古代思想家也有探讨。殷末周初形成的《周易》一书认为,阴和阳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推动,构成了事物不断运动变化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大约在战国时期形成的《易传》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天地的至上品德就是生养万物。天地间阴阳消长、刚柔相济,造就了一个万物竞生、生机盎然的世界。因此,“生”是事物自然运动变化的基本性能;在“生”的支持下,整个宇宙便处于不断流动变化、创新不已的过程中。

宋明理学家继承上述看法,将事物运动变化的动力形象地概括为“生意”。“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万物生机盎然是世界上最奇妙的现象,这就是“元为四善之首”的原因,这便是所谓的“仁”了。“元者善之长”出自《周易·文言·乾卦》“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将“乾”之“元、亨、利、贞”规定为君子的四种德性。宋代理学家又从万物生长化育的角度,给予“元、亨、利、贞”以新的阐释。程颢认为《周易》之所以将“元”作为四德之首,恰恰在于“元”代表了万物初生,蕴育着生命,具有无限的生机,体现了宇宙生生不已的气象。“仁”的本义在于生物,所以观天地间的各种生物便可体会“仁”了。这不仅是程颢认识“仁”的特殊理路,而且也是当时理学家们的共同方法。理学家们都善于从自然现象出发体察宇宙的法则与价值。周敦颐不除窗前草,说与自家意思一样,张载观驴鸣,程颢喜鸡雏初生意思可爱,程颐观游鱼欣然自得,均是观物以体会生意的写照。

“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近思录》卷一)心就像稻谷的种子,它生长的本性就是仁。理学家认为人与万物是一体的,但又高于贵于万物,其中的原因在于人能够自觉体认到万物生生之理,能够认识到仁是生命的本性与本原。仁就像种子一样会发芽、长大,仁将不断扩充,直至充满整个宇宙。“仁,浑沦言,则浑沦都是一个生意。”(《朱子语类》卷六)仁,是一个浑沦的话,浑沦就是万物的生机气象。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把本来标志人的伦理性、精神性品格的“仁”范畴与《周易》的生生易道结合,把“仁”提升为本体范畴,指出生生之谓仁,具有“仁”就能够参赞天地生生万物的活动。人是天地生生不息精神的担当者,人能自觉体认并顺承生生不息的天理流行,便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对儒家传统的“人能弘道”思想的新解释。

正是这样一种有机的宇宙观,结合天地运行之道来认识和探究伦理道德的本质和规范,将自然和社会、人生结合起来,使天人关系在相互联系中得到展现,反映了古人认识和解决天人关系的朴素辩证思维。日新月异的理念便是人们在漫长的历史中,通过对自然万物的运行变化、社会人伦的反思省察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沉思中逐渐形成的。它不仅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且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历史过程。

二、　“日新月异”理念的思想内涵

“日新月异”涉及自然观、社会观、人生观等领域,包括宇宙生成和事物变化,社会人文化成、人性日生日成等。

首先,揭示宇宙的“生生之理”,以解释事物不间断的更新变化。

“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周易·系辞上》)乾坤、阴阳的闭合或张开叫做“变”,往来不断,变化无穷,叫做“通”。“阖”、“辟”指阴阳的开合变化。秋冬时节,万物肃杀沉寂,阴气聚集,天地之门关闭;春夏季节,万物复苏生长,阳气升腾,天地之门敞开。在阴阳的开阖变化中,万物生消变化,荣枯兴衰。能够体认这种自然变化,并将其贯彻和体现于人事活动中,使人事活动与自然变化相协调,便是“通”。“通”使自然与人事、阴与阳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通”是一种大变,是变与不变的统一,也是世界万事万物通过变而达到的相互联系的结果。自《周易》开始,变通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及中国人为人处世的一个重要特质;其具体内涵就是原则性下的灵活性。变通使中华文化具有了极强的兼容性和创新能力。面对外来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往往能够进行融会贯通,变通改造,将其吸纳于本土文化中,促进了外来文化的中国化,使外来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推动了原有传统文化的突破和发展,从而使中华文化生生不息、日新月异。

“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穷。”(《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凡物有生便有死,旧事物消失了,新事物会不断地产生出来,这个新旧不断更替的过程永远不会停止和中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程颐给予“息”以全新的理解,指出“息训为生者,盖息则生矣。一事息,则一事生,中无间断”(《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将“息”解释为“生”的一个环节,被看成事物运动变化的一部分。这就排除了静止地看自然、事物的可能性。旧事物终结和新事物产生的新旧交替,是生命延续的过程,“息”即新生。

其次,强调“明明德”,重视人的德行日新不已,“止于至善”。日新的内容表现在道德修养上就是重视德行的不断完善。像曾子那样“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不断砥砺和陶养德性,形诸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成为切实的移风易俗、变化气质的途径,在个人的修养与社会活动中发挥作用。

《礼记》中的《大学》记载,“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其中的“亲民”,如果按照程颐、朱熹的理解,“亲”即新,“民”即人,“亲民”即新人,使人不断更新。明明德是使自己更新,亲民是使他人不断更新,至善是新新不已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样,“明明德,亲(新)民,止于至善”本身也是德行日新不已、渐臻理想境界的过程。明末清初伟大思想家王夫之提出了著名的人性日生日成主张,肯定人性正是在现实的生产生活活动中逐渐更新生成的。这样的人性生成,他也称之为“有而富有”、“有而日新”(《周易外传》卷二《无妄》)。这种主张强调无论是做人还是从事其他活动,都要精进不已,奋发向上。可见,在古人看来,人类社会的生命力就在于这种不断创新的活力;如果思想僵化,缺乏创造性,社会的进步就难以保证。这是很深刻的见解。

最后,日新月异重视“时中”,倡导当止则止、当行则行,从而循时处顺,顺应历史与时代发展的潮流。《周易》强调的“与时偕行”的思想更加辩证地揭示了人们的理论实践活动与社会时势的密切关系。

“时中”观念蕴含有深刻的理论思维内容,见于《周易》《艮》、《渐》等卦卦爻辞与传解,甚至《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的卦爻辞都可以视作是对是否能做到“时中”的反映。什么是“时中”?简要而言,就是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力争做到随时而处中。“时中”意味着:第一,人们在实践活动基础上认识和掌握了事物的运动规律,能够效法天道,“善假于物”,“制天命而用之”,而且做到无过、无不及;第二,在此基础上,自然和社会获得了统一,达到了天人和谐。马克思认为,自然和社会在人的实践基础上获得统一,这个过程是自然人化、人自然化的社会历史过程;在这个统一活动过程中,人通过实践活动而化自然力为人力,人性得以丰富、确证和实现。人类社会实践的过程,也就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辩证过程。遵循辩证运动规律而推动文明史前进,用古代中国的概念表示,就是随时而处中,即“时中”。当然,古人在讨论“时中”时,比较注重就个人的修养立论,注意到事物的利咎变化取决于人们是否能做到当止则止、当行则行。在儒家与道家学者看来,恪守时中,顺应自然,不强作妄为,无为而无不为,才能使事物达到理想的发展,这也是使日新月异观念克服简单化、肤浅化的应有之义。

可见,在历史观上,日新月异蕴含着发展史观的因素。这些因素,如创新、革新等,可参见《周易》中的《革》、《鼎》二卦等;如荀子、韩非等就提出“法后王”主张,反对泥古而行,注意到历史不断变化这一现象。“日新月异”是反映中华文明不断前进的古代历史观念。正是在日新月异等理念的支持下,中华文明才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自然发展进程的文明模式。

三、　“日新月异”理念的历史发展

日新月异的理念至少在商朝时期已经产生了。商汤的《盘铭》就说到“日日新,又日新”。

古人对变化的永久不息、变化的形质差异的认识,为日新月异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西周末年的伯阳父(史伯)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不同的要素结合产生万物,相同因素的聚合则不会产生新事物。可见,古人在很早就认识到多样性的统一是事物得以生成、运动、变化的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易传》等为代表,人们将这种多样性的统一进一步归结为阴阳二气,认为阴阳二气聚散开合、相互作用促进了事物的生成变化,“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事物由对立性因素组成,对立面之间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作用,互相转化,从而产生了万物,推动了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发展。《周易·系辞上》强调“生生之谓易”,“生生”肯定变化,并主张变化中时时有新的东西产生。此后,“生生”成为中华文化的基本范畴之一。

北宋张载进而揭示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对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辩证规律。这种思想既体现了中国古代辩证法的优点和特点,也促使日新月异观念进入新的阶段。同时期的理学家如周敦颐、二程等继承《周易》思想,从宇宙辩证运动的功能角度强调“生生”为宇宙的根本法则,认为“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太极图说》),主张阴阳二气互相作用感通,化生天地万物,万物生而又生,变化无穷。二程则明确地指出天地自然之道在于化生不已,“道则自然生生不息”(《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南宋著名思想家朱熹在《观书有感》中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源头活水”生动地描绘了日新月异、活泼盎然的状态,它也使灰色的理论显示和保持了生机与活力。王阳明继承了二程以来以生生为宇宙法则的思想,同时吸收周敦颐的二气交感化生无穷思想,认为“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传习录》),进一步指出阴阳之气变化无穷使宇宙生生不已。宇宙万物化生不断,天地自然变化不已。这些都丰富了日新月异理念的内容。

明末清初王夫之认为以日新的眼光和变化的视角看待事物,应跳出拘泥于形式的藩篱。他从对张载“日月之形,万古不变”解释入手,提出“质日代而形如一,无恒器而有恒道也”(《思问录·外篇》),深刻地指出事物的变化不仅有外观形式的变化而且更有内在实质的变化。指甲和头发每天都在生长,都有新的出现而同时旧的不断在消亡,这是人所共知的。肌肉每天都在生长,都有新的出现而同时旧的不断在消亡,对此人们却不知道。人们只看到形体没有改变而不知道本质已经改变,往往以为现在的太阳和月亮就是过去的太阳和月亮,现在的肌肉即是当初初生时的肌肉,这样的人怎么去和他讲每天都在发生着的变化呢?王夫之批评那些仅仅从形式、外在现象上理解变化的人,这些人只承认外在形式的变化,而不懂内在本质的变化才是更重要的。

因此,日新月异的观念并不只是外在形式的变化,而且也是事物运动规律的丰富和展开。事物的发展永不停息,但表现出来的性状可能是渐进、稳定或微妙复杂的。“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尚书引义》)新的和旧的互相推移更替,新的每天都在不断生成,永不停滞。王夫之虽然坚持气化日新,人性日生日成,但并不否定后来的新是前面的旧的延续,也不主张新是横空出世的,而是主张新是在旧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事物发展无限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因此,新与旧密切相关,新是在与旧相推相替中出现的,“推故而别致其新”(《周易外传》),新旧的更替是一个生生不已的过程。这样的认识,揭示了在日新月异的表象背后,自然和社会统一于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体现了王夫之实学思想的深刻性,也推动我国古代的日新月异观念达到高峰。

近代,随着历史形势的巨变,日新月异理念在吸收进化论思想以后焕发出新的活力。近代思想家们大多将日新月异理念当作维新变法或革命等政治主张的理论根据。

康有为认为宇宙间任何事都是“善变而能久”,无论是天道还是人道。“变”是事物存在的规律,是新陈代谢的过程。“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上清帝第六书》)社会在变,群体的利益和要求也在变,因此,道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随着时代、世势不断改变。维新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梁启超也主张固守旧道德,不能应时而变是不明智的。“万国蒸蒸,大势相逼,变亦变也,不变亦变也。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饮冰室合集·变法通议》)梁启超考察西方列强近代发展的历程,指出以变求强是大国发展的经验。

严复主张以变革保种图存的思想,在当时起到了鼓舞民众的作用,对现代人也是一种勉励。“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严复集·天演论》),严复由生物进化的道理推及人类,指出人类社会也是进化而存,退化而亡,虽然在理论上还有些许不足,但以此强调自强保生、抗争发展的道理,面对民族艰危的历史困境则有振聋发聩的感召力和震撼力。只有自己努力奋斗,不断进化,才能生存和发展,否则就要被淘汰而归于灭亡。

其他如邹容《革命军》、鲁迅(1881—1936年)《摩罗诗力说》、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等无不尽力讴歌变革与创新的活力和意义,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当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传入中国后,日新月异观念真正获得了科学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支持;从此,中国进入新社会,现代化进入新时期。

可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日新月异与民族救亡图存的伟业联系起来。它不只是个体的道德修养,尤其延伸到民族、国家的层面,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发挥着重要作用。

经过历代不同思想家的阐发,日新月异的理念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一个基本特质,它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面貌,同时也成为中华文化保持长久活力、绵延不绝的内在原因。

四、　“日新月异”理念的现代价值与意义

重视创新、与时俱进一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之一。它不仅涉及德行、科技,还与国家、民族、个体的生存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日新不已的活力和动力在文化上体现为一种“文化活力”。文化活力就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能力,它体现了文化的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和与时俱进的功能。

首先,日新月异有助于振奋人们的精神,奋发图强,自强不息。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百姓的生计在于勤劳,勤劳了就不会匮乏。国家要富强和繁荣,离不开人们的辛勤劳作。人民辛勤劳作,才会创造出社会财富,推动社会历史、民族国家不断前进和发展。否则,人民不事劳作,整个社会盛行虚浮懒散之风,将会导致经济亏空,财富匮乏。中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各朝各代甚至民间家族都主张勤俭治国、奋发图强。

《周易》强调君子应当自强不息,有为奋进,这是君子的立身之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永不停息,君子们应当效法自然,具有自强不息的刚健性格。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天代表的是阳、刚,古人认为天化生万物,刚健有为是天的基本品性。君子自强不息,即使遇到艰难险阻,也要奋勇前进。正是由于有了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中国人才能在一次次的困难面前站立起来,顽强地克服和战胜各种困难;也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在危亡时刻,团结起来,英勇奋斗,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使中华文化绵延不绝。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5000余年,维系中华民族生存、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首先就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生生不已的奋斗和变革精神。

其次,日新月异有助于增强人们克除旧习、积极向善的主动性。

“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尚书·商书·咸有一德》)更新自己的德性。要始终如一,时时刻刻如此,这样才会每天都有新的修养,取得新的进步。这是伊尹告诫太甲的话。伊尹强调要天天修德,不能懈怠,特别是要德性纯一,这正是“咸有一德”的意义。只有每天不断地更新和完善自己的德性,且始终如一,才能使国家每天都有新面貌。伊尹给予太甲的忠告对现代社会的管理者也是一种劝勉和建议。不管是政府管理者,还是企业管理者,要能够服众,维护自己的地位,除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个人能力外,自身的道德修养和素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管理者只有不断更新自我、完善自我,国家或企业等才会有新的气象,才会有不断发展的光明前景。

“积思勉之功,旧习自除。”(《象山语录下·包杨所记语录》)积累思考勤勉的工夫,旧的积习必然会去除。由不好到好,由不良习惯的摆脱到良好习惯的形成,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人只要勤勉用功,就能实现由不好到好、由不良到良的转变。“‘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更新而趋时尔。以向者之过为悔,于是而有迁就、补缀之术,将终身而仅给一过也。”(《思问录·内篇》)君子的过失,就像日食月食一样,要改过而处于新的状态,以赶上时机的变化。如果为过去的过错悔恨,一味地只知去迁就、弥补过去的错误,这样将终身只改了一次过错而已。王夫之告诉人们,错误人人会有,但不要一直为一个过错而悔恨。要及时改过,更要面向未来,抓住前面的好机遇才是更重要的。如果错了一次,那么就不要一味后悔,否则可能错误不断。只有勇往直前,发挥和调动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改正错误,才能避免重蹈覆辙。这也是“日新月异”的应有之义。

再次,日新月异所蕴含的“时中”原则,提醒人们应顺时行止,趋时而中,不被表面的变化所迷惑。

“虑善以动,动惟厥时。”(《尚书·商书·说命》)考虑好了,再行动,行动一定得随时而变。“哀乐失时,殃咎必至。”(《左传》庄公二十年)如果悲哀、喜悦不符合时机,则祸害灾难必然会到来。“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周易·系辞下》)阳刚阴柔,是卦得以确立的根本;变化会通,就是要跟随时势变化而变化。“《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易的意思是穷极了就要变化,变化了就会亨通顺畅,亨通顺畅了才会长久。这种穷极而变,变而通畅,通畅而长久的以变革求发展的精神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近代以降,随着旧中国的败落以及西方列强的崛起,中国一次次面临亡国灭族的危险境地,但又一次次绝地重生,正反映了这种穷极而变的精神。现当代,中国正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如何保持生机和活力,仍然在于不断求变。所以,改革在中国从未止步。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只要不断求变、不断创新,明天就会更美好。

事物在变,综合了事物两端的中也在变,因此,“时中”、“尚中”是一种动态的选择,是随时间、条件改变而不断改变的择优策略。“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周易·损·彖》)删减和增益,充盈和空虚,都是跟着时机一起变化。事物到底处在怎样的状态,是增加还是削减,是饱满还是虚弱,是由时机和当时的情势所决定的。此处的“与时偕行”是说人的行为和活动与时间一起变化、与时机相适应,突出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时”的独特性。在中国文化中,“时”的人文和价值色彩较浓,多指人的行为、活动的合适和适宜。人们在生活和社会实践中仿效和践行这一原则,“君子时诎则诎,时伸则伸也”(《荀子·仲尼》)。君子随着形势的变化,该屈时就屈,该伸时就伸。君子处事随时而变,充满了灵活性,能够根据情势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僵化和静止不变是君子所反对的。荀子主张君子屈伸自如,体现了为人处世的灵活性。

“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新书·过秦论》)君子治理国家要观察前代的事情,并用当世的事情加以检验,还要用人事加以验证,考察盛衰变化的道理,审视权变与情势是否合宜,去除(不合时宜的)并接受适宜的,因时变化,这样才能实现社稷的长治久安。“若夫大变之应,大约以权决塞,因宜而行,不可豫形。”(《新书·匈奴》)如果要应付大的变化,大概应该是用权变解决困难,按照适宜的方法去行动,而不可能事先预计好情形。贾谊的这种因时而变、灵活的治国理念在现代仍有借鉴意义。

但是这种随时应变,“时诎则诎,时伸则伸”并不是没有原则的随波逐流与放任形骸,“随宜应变,在中而已”(《河南程氏易传·震卦》),随着时宜而相应的变化,追求的只是中罢了。所以,表面各种权变和变通,本质还是要实现“时中”,体现了一种动态的发展理念。“中”是对僵死不变和任意妄为两种极端做法的超越和警惕。

“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以预先定一个规矩在。”(《传习录》)中就是天理,仅仅就是变易。随时而变易,怎么会有偏执?必须要依循时机采取适宜的行动。它是很难预先确定一个不变的规矩。王阳明一语中的地指出,“中”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仅仅是指称变化罢了,指人们干任何事情要随着时间、时机变化而变化,不顽固,不拘泥,灵活变通。因此,“中”与“时”是内在统一的,不重“时”,不会有“中”;而没有“中”,“时”就没有了方向和原则。“时”、“中”的有机统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知得过、不及处,就是中和。”(《传习录》)知道了过度、不及之处,就是中和了。

“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易汉学》)《周易》的道理真深啊!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时中。清代著名易学家惠栋强调变易,不管是象数的解释还是义理的阐发都以变化为核心,而变化不是无序的、混乱的,而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就是趋时而中,根据时机、情势的变化而向中迈进。

最后,日新月异的理念告诫人们变化是永不停歇的,连续的。

“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天地的变化,是以往的已经过去,后来的又相继相续,没有片刻的停息,这就是道体的本然状态。朱熹认为道体的本然即常态就是流变不息,万物也都是如此。变,是宇宙万物的基本特点。这种认识与早前思想家的理解是一致的,朱熹的高明之处在于对“变”的理解,他认为“变”不仅在化解过去,更表现在开辟未来。“变”将过去、现在、未来贯通起来,它是一个连续性的序列。宇宙万物无不在变化迁流之中,生生相续,永不止息。正是基于对“变”的这种过程性理解,中国古代虽然重视变化,但从不是孤立地、断裂式地理解变化,而是在前后相继中,将事物视作一个整体。

“终不是已往之阳,重新将来复生。旧底已自过去了,这里自然生出来。”(《朱子语类》卷五十九)终不是已往的阳的重新开始和复生。旧的已经过去了,同时新的自然又会生发出来。朱熹给予终而复始以新的理解,他认为“一阳来复”不是原初重复与返归,而是新的诞生和更始。因此,人们应该不断求新,面向未来。

“天下亦变矣,所以变者亦常矣。相生相息而皆其常,相延相代而无有非变。”(《周易外传》卷四)天下也是在变化的,(以变化观点来说)变化是(事物的)常态。事物间互相产生、互相止息都是它们的常态,相互延续、相互替代,没有不变化的。王夫之认为天下任何东西都处在发展变化中,变化才是事物的真实状态,王夫之称此为“常”。在一定意义上,不动、不变反而是非常或反常。与以往思想家相比较,在运动变化观上,王夫之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承认运动变化的普遍性,而且将这种普遍的运动变化上升到规律的高度,视为事物的本质属性,赋予变化以规律性。要认识事物,就必须认识运动变化。

总之,“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周易·系辞上》)。丰富充实就是伟大的功业,不断更新、每天都有新的进步是最大的品德。因为富有,所以才说业绩伟大;因为日新,所以才称德性隆盛。宇宙的运动时刻不停息,日新又新。宇宙是一个生生不已、新新相续的创造领域,人道之本即在于领悟并实践这新新相续的生命境界。没有宇宙生命的富有和恒久更新,也就没有了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周易·杂卦》)“革”卦,重在去除旧;“鼎”卦,重在追求新。这是成语“革故鼎新”的出处。“革故鼎新”旨在强调坚持变革,去旧更新,表达了中国先哲们重视变革、不断求新的思想要求。这种不断变革、积极求新的进取精神,鼓励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在落后时奋起,在保守时求新变革,形成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顽强拼搏精神,这是五千多年文化绵延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21世纪是文化和科学技术全面创新的世纪,在新世纪中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倡导与理性自觉相联系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激发文化和科学的创新活力,这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新要求。